李叶

王海宇，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兼任民政部中国社区发展协会专家组成员，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社会设计在中国”系列课程联合发起人并参与本科课程“社会设计的视角与方法”联合授课。长期关注城乡社区治理、城市更新、乡村规划、自组织培育等领域；曾在北京前门大栅栏胡同中生活两年开展社区营造与民族志研究，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跟踪参与为期两年的乡村振兴与新农村规划工作，先后赴全国十余个省市自治区近百个区县开展居民生活状况综合调查（CSS）。发表相关研究论文十余篇，其中一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主持相关省部级课题两项。2022年获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第八届“栗林论坛”优秀论文奖，2021年度被中共北京团市委、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授予“首都大学生社会实践先进工作者”，2021年获评中共北京团市委、北京市教工委等“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2020年获北航学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

《设计》：社会学是如何定义社会设计的？

王海宇：在聊社会学对社会设计的定义之前，我想先阐明一个既往的误解——社会设计所说的“社会”与社会学所指代的“社会”并不完全相同。

今天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学，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在内社会科学，大多数都遵循涂尔干以降的“实证主义”，即将“社会”视为一个外在于研究者的客观对象，用事实说话；同时，秉承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在研究中尽量少地掺杂研究者个人价值判断。基于“实证主义”与“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与实验室中开展的自然科学有循着相似的逻辑——研究者在社会之中或实验室里获得数据材料，便转身忙碌于课题申请与论文发表。

但以人作为构成的社会并非冰冷的实验室，所以今天有许多声音都在质疑“价值中立”与“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比如《新京报书评周刊》曾发文《在今天，社会学与社会有多远的距离》，其中的批评令人印象深刻：作为大众认知中无所不包、最接地气的社会学，事实上与社会之间存在着距离。

当然，社会学领域还有一派主张在认识社会的同时还要改造社会，学者应广泛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这一主张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我们熟悉的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巨擘式人物，如图海纳、福柯、米尔斯等，都将参与社会、改造社会视为学者的使命，并付诸于实践。

2004年时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麦克·布洛维在美国社会学年会的演讲《公共社会学》（For Public Sociology）明确了参与社会、改造社会在社会学知识谱系中的位置。布洛维将社会学内部分为四类：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与公共社会学。专业社会学面向学界内部听众，直接生产可供知识积累与学术讨论的概念与理论框架，并提供可操作化、可供检验的研究方法。政策社会学则面向学界之外，尤其为政府部门就某一问题开展调研与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批判社会学的目标并非达到一种具体状态或得到一个确定答案，而是对那些已经存在且不容置喙的知识与观念进行重新思考，以发现其中的沉默、偏见、排斥与压迫。公共社会学则要求学者直接参与到面向大众的，具有反思性的社会干预。

明确了社会的意涵之后我们再回到社会学视角下社会设计的定义。其一，社会设计与马克思“改造社会”的基本假设相同，属于公共社会学范畴的，面向大众展开干预的设计实践；其二，社会设计立足于社会的逻辑，其有别于科层制与市场化的逻辑，将“地方性知识”与“主体性视角”纳入考察的范围；其三，社会设计在开展干预实践之前，有必要把“社会”视为获得经验材料的对象——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以发现问题，深描现实，做出解释，继而通过社会设计的干预以实现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设计》：您从何时开始关注、实践社会设计？

王海宇：与社会设计的联系，可能贯穿了自己整个求学生涯。

2004年进入郑州大学读本科，因为高中邻家学长的推荐，我成为全班唯一一个高考第一志愿填报“社会工作”的学生。那时候开始就会接触许多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志愿服务，这些一方面让我确认了参与现实世界的学术使命，同时也开始对其中的设计元素产生了兴趣。

直接与社会设计产生互动，是2014～2016年参与的社区营造工作。在我的博士导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的指导下，我与项目组同仁在前门大栅栏的胡同中居住了两年时间，推进大栅栏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的主要面向包括了“人、文、地、产、景”五个方面，很明显，仅靠社会学者的力量是无法实现这些目标，于是就有了更多的跨界合作。比如：我们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合作，开展面向老北京手工艺品的“重生设计”；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合作，开展居民生活空间与社区公共空间的改造；与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合作，围绕老北京胡同中的京剧发源地进行拍摄；与专业NGO合作，设计更多提升居民参与的日常活动……我想，这些社区营造的尝试都可以被视为社会设计在社区中的落地。

正式认识社会设计并参与其中是2021年暑假，在朋友的引荐下第一次听中央美术学院周子书老师向我介绍“社会设计”的概念以及他的“地瓜社区”实验。此时我才发现，过去很多看似无关甚至是有些“碎片化”的经历，都能够以社会设计为线索被串联起来，这种感觉非常奇妙。

《设计》：社会设计的基本元素都有哪些？社会设计的价值如何体现？

王海宇：这个问题我想以《“商品化”浪潮下社会设计的独特价值与四个元素》这个主题来回答。

有许多学者都讨论过社会设计的价值，我想对既往讨论做一些补充。这里借用“比较分析”的一个方法，即通过与其他设计分支学科的比较，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发现社会设计的价值所在。以今天我们比较熟悉的工业设计、产品设计作为对比对象：这些设计分支更多关注于作品的使用价值与可复制性，尤其要符合大工业时代的流水线作业，符合商业盈利的目标。籍此，今天设计行业获得了蓬勃发展，设计师的职业声望也获得了提升；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需要我们对既往的设计进行谨慎的反思。

上述设计毫无例外都遵循着市场逻辑，也拓展了“商品化”的范畴。“商品化”是政治经济学、经济社会学讨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来源于波兰尼的巨著《大转型》，指那些本不应该成为商品的劳动力、货币等被标上价码，放到市场中交易。“商品化”存在必然的风险，其可能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社会阶层的断裂，资本主义及其利益集团的权力不受约束，社会正义崩塌，底层生存状况持续恶化。

今天，无处不在的“商品化”同样弥散于设计领域，上文提及的工业设计、产品设计大多都遵循于此。因此，在设计领域中，也需要有人来扮演“吹哨人”的角色，时刻提醒我们警惕设计领域的“商品化”风险——社会设计便肩负着设计领域“吹哨人”的使命。

那么，在上述前提下，社会设计应该包括哪些基本元素？在我来看至少包括四个：人、故事、媒介与过程。

首先是人，包括设计师与直接和间接的受众群体。直接的受众群体是社会设计项目所直接面向的群体，而间接的受众群体则是社会大众——通过社会设计作品以拓展大众的认知范畴。社会设计的创新在设计师与受众群体的互动中形成，并在互动中赋予社会设计作品以更为多元的意涵。

其次是故事，因为社会设计不仅要满足之前设计所需要达到的使用价值及审美需要，同时还要让设计师与受众群体之间形成互动与认同。而认同的形成一定不是靠居高临下的布道或灌输，而需要通过打动人心的故事来实现。

再次是媒介，即设计师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讲故事，可能是一个装置，或者是一段影像，一个音频，一场活动等。在这个领域，央美的老师与同学们给我的启发更多，每次旁听老师们的授课或是同学们的展示，总能让我大开眼界，了解到更多有趣的媒介。

最后是过程，社会设计过程的本身才是其目标所在。之前参与胡同的社区营造，会有不少朋友问道：如何评估你们这些工作的效果呢？之前每次听到这个问题，我总会特别尴尬——多了一些便民设施，或多了一些人流量，又或是多了一些地标性建筑，就意味着社区营造的成功吗？似乎并不然。所以似乎很难用量化的标准去评价这些工作的成果；而在社会设计的干预过程中，面向多元主体的认知改造或许才是社会设计的目标所在。

《设计》：您如何理解社会设计？社会设计和社会创新？

王海宇：这个问题我想以《社会设计在设计创新中的位置》为主题来讨论。

首先梳理一下既往传统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社会设计中“设计创新”的三条路径。

其一，是在材料与工艺层面的创新，即伴随着材料、生物、纳米等领域的技术发展，今天设计师在材料与工艺方面突破既往的限制，为设计产品赋予更多的呈现形式与应用场景等。

其二，是在设计师与受众群体之间的交互创新，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实现更好的信息采集、模型优化、供需交互、资源配置与产品体验。

其三，是在创作过程中的创新，尤其强调与设计相关的多元主体开展联合设计（co - design），且在设计项目的立项、评估、规划、落地、评价与结项的全过程中进行参与。

不可否认的是，上述三种路径为我们带来了更多极具创新性的设计作品，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有趣。但上述三条路径还有一些共同的假设：我们设计出来的产品一定是有使用价值，且都符合可被量化估计的“商品化”逻辑。同时，上述三条路径更多关注于“外在工具性”的一面，而忽视了设计师与受众群体“内在反思性”的提升——用传统中国哲学的理解就是重“器”而轻“道”。

此时，社会设计在设计创新中的位置便显得更加清晰：设计是一门改造社会的学科，既往设计创新的改造面向现实世界，而社会设计的改造则面向主体认知。对于主体认知的改造包括许多，如：从过去的不知道到知道，从过去的一知半解到明晰洞察，从过去的单一化理解到多元化视角……

《设计》：社会设计在国内的设计教育及实践中是怎样的现狀？

王海宇：说实在话，我只是社会设计的“票友”，让我来评价社会设计在国内的教育及实践，远没有资格。但是，有几点积极的方面是我一直都想表达的。

其一，社会设计的学术共同体方兴未艾。中央美术学院的相关领导与老师所发起的《社会设计在中国》系列课程，收获了比我想象中更大的社会影响力。给我最直接的感触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新兴学科的热情。无论是直接参与其中的授课教师，还是参与筹划的领导、学者、设计师、社会活动家、青年学生，当然还有互联网上近百万人次的观众，学者之间的交流只谈观点，不论资历与出处；观众的留言与提问充满真知灼见且不乏尖锐批评，令人大开眼界。我想，社会设计的魅力源自于其根植于现实社会，而现实社会则是活力与创造的来源。

其二，社会设计的现实实践根植于沃土。我经常会跟学生讲，中国过去二十余年的快速发展，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其他文明都不曾经历过的“爆炸式”发展时期，而“爆炸式”发展必然带来更多新的社会现象，这些为我们社会设计的实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选题空间；同时“爆炸式”发展也使得我们的人民具有更强的适应新事物、开拓新认知的能力，这无疑为社会设计提供了更好的群众基础。

其三，社会设计的教学与科研顺应时代。党中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那么，如何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我想仅靠我们自说自话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与西方既有理论展开对话。目前西方社会设计的理论大多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假设，非常欠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同时，构建“话语体系”仅靠学者面向学术群体的写作远远不够，社会设计作为饱含多元形式且充满叙事性的表达方式，必然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的有效途径。

《设计》：您认为，新征程上，中国需要怎样的社会设计和社会设计师？

王海宇：“新征程”需要社会设计和社会设计师具有如下几项基本品质。

第一，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快速发展的中国必然带来更多的新群体、新现象、新议题，这需要社会设计在实践中始终保持对中国社会真问题的探索欲，用实践探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设计师参与社会、干预社会的路径。同时，对话而非照搬西方设计与社会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用中国经验拓展既有的人类文明发展模式。

第二，掌握科学的调查研究工具。2023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将社会调查视为我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传家宝”。这里，重视调查研究的科学性显得尤为重要，其中的每个环节，包括：筹备选题、研究设计、开展调查、归纳材料，形成结论都有一套可供参考的方法论框架。

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视角。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視角？

首先要怀抱一个参与社会、保持客观但拒绝冷漠的价值使命；其次是对资本主义及其话语体系，尤其是“商品化”的全面批判；再次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前景的美好向往；最后是将人的全面发展置于核心位置。

第四，立足社会并拓展设计可能。社会设计必然需要立足于社会，这与既往服务于科层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设计实践截然不同，其面向的主体是人与社会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需要将更多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纳入考量，同时需要从每个主体的自身境遇出发以理解其行动逻辑。当社会设计师将立足点放在了社会，更多的自组织逻辑、地方性知识、主体性视角随之而来，设计创新便有了更多的可能。

《设计》：如何开展健康、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并加强社会责任意识？

王海宇：从今天的垃圾分类、低碳生活等具体工作来看，健康、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意识仅靠法律法规与行政指令的约束很难完全实现。当然，另外一种讨论会倡导通过提升道德与价值观以推进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

在我来看，上述法治与德治的两个取径都非常必要，但似乎又有些抽象。所以我想聊三个概念来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共同体（community）、认同（consent）以及身份符号（identity）。

我们先来设想几个场景。一个人在小区中丢弃垃圾的时候，并不会按照指示进行分类丢弃；但在自己的家里，即便家中的物品摆放在外人开来杂乱无章，但屋子的主人一般能够很快便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意味着其在家里建立了物品与摆放空间的联系。同样，一个人或许对路边绿化带中的火苗熟视无睹，但一定不会留下家中燃烧的燃气灶而出门远行。为什么会有这些行动上的差异？

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共同体（community）。最早提出共同体概念的滕尼斯先生，将共同体与现代社会相对应，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构成的冰冷社会，而共同体则是人类休戚与共的精神家园。共同体更像是一个人社会关系中的“内”群体，个体会主动投身于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并肩负社会责任；而对应的“外”群体则与己无关、束之高阁。必须说明的是，共同体的边界是弹性的，根据具体情境随时做出调适。

那么，共同体如何形成？在我看来，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在于——认同（consent）。基于认同而形成的共同体，每个成员可以心甘情愿且不计回报的为共同体做出贡献。这里有两个关键：一是心甘情愿，不是依靠外在的强制力，而是出于内心认可而主动行动；二是不计回报，这与精于算计投入回报的工具理性明显不同。

最后，认同又如何形成？简单来说，让一个人觉得自己与所在的共同体成员共享着相似的身份符号（identity）。既往的研究认为，共同的血缘、地域、生活经历、社会阶层等都可以赋予个体以身份符号；同时身份符号也隐藏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举手投足之间，就像是在对暗号，暗号对了，就是自己人。

那么，在上述概念之下，社会设计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之中能够做出哪些贡献？我觉得是通过更多的项目与活动，形成更多个体之间身份符号的认同，继而拓展共同体的范围与领域。

《设计》：如何构建义务式公民参与和参与者参与的有效模式？

王海宇：任何一个群体都必然存在“沉默的大多数”，提升成员的志愿参与是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都会面临的困境。许多管理学与心理学的研究与实践，都提出了解决这一困境方案。这里我不想从学科的视角出发去进行建议，而是想突出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游戏（play），或许会为未来社会设计的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设想一个场景：今天一位社区志愿者登门拜访，请您为下一届社区业主委员会以及未来计划签约的物业公司进行投票，您会怎么选择？我就遇到过类似的情景，即便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理应属于我的研究领域，当时我却说，“对不起，我真的有急事要出门。”所以，那些我们理应参与却最终没有参与的公共议题并非不重要或者与我们无关，而是组织过程中的方式方法需要改进。

“游戏”在我看来是参与动员的核心，但既往我们不仅忽略了“游戏”的重要性，甚至将其污名化为不正规、不严肃、不合法的形式。其一，“游戏”的过程是一个相对自由的过程，可以尽量减少参与者的各种顾虑，对个体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其二，“游戏”的场景介于日常生活与正式仪式之间，比日常生活多了一些游戏规则，同时比正式仪式少了一些规定动作，更容易就某一议题达成群体共识。其三，“游戏”一般与利益无关，或者仅有微薄的物质激励，容易让参与者在游戏过程中形成价值认同。

《设计》：如何考虑本地文化和传统文化观念，构建有效的社会设计活动？

王海宇：这里我想先介绍两个概念——“地方性知识”与“主体性视角”。“地方性知识”是相对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知识”而言的，是特定历史与情境之下形成的知识体系；这里所提及的“地方”并不以地理为边界，而是指共享文化认同与符号的群体。“主体性视角”是指当我们想要理解一个人的思想或行动，需要回到这个人所身处的环境，了解其过往经历，才能做出判断。

社会设计如果要立足于社会，并将人置于核心，就必须关注“地方性知识”与“主体性视角”。但通过上述定义，我们发现二者很难通过一次或几次问卷与访谈就能实现，需要我们长期扎根于田野之中以获取真知。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构建有效的社会设计项目，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其一，建立信任是一切的关键；其二，开展前期文献搜寻并建立一定的假设；其三，对那些与假设不符的现象展开深挖；其四，对意外收获保持开放心态与敏感性；其五，在项目进程中重视“地方性知识”与“主体性视角”，尤其避免以设计师的视角去揣度受众群体的感受。

《设计》：您印象最深刻的国内外社会设计项目有哪些？项目的哪些特质吸引了您？

王海宇：其实我了解的社会设计项目并不多，其中印象深刻的项目一个是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墙上的“跨国跷跷板”，另外一个是北京望京花家地地下空间中的“地瓜社区”。这两个项目对于社会设计领域的朋友来说应该耳熟能详，所以对他们的细节介绍在此不表，重点聊一下这两个项目的意义所在。

首先是一个悖论——按照常规的判断标准，“跨国跷跷板”与“地瓜社区”似乎并不算成功。一方面，这两个项目都没有创造太多的经济价值或使用价值。“跨国跷跷板”只有三块，镶嵌于美国与墨西哥漫长的边界墙上，且美国的一侧并无太多居民居住，因此真正的使用者非常有限。“地瓜社区”虽然在空间功能、视觉效果、居民互动等方面加入了许多设计创新，但由于地下空间的限制以及居民自身所面临的生活压力，该项目对于居民实际衣食住行的提升有限。另一方面，这两个项目持续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地瓜社区”始于2013年，但仅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新的地下空间与流动人口管理办法出台之后便处于停滞状态；而“跨国跷跷板”仅存在了一天便被当局勒令拆除。

那么，为何二者都收获了业内的一致认可，并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跨国跷跷板”获得了2020年伦敦设计博物馆最佳设计奖，在项目落地之初引起了互联网与自媒体平台上广泛关注，一时间成为各大媒体的热点新闻。“地瓜社区”则获得2018年度Beazley全球最佳設计之一，DFA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全场大奖，并成为今天国内社会设计的典型代表。

所以，我想用一些新的角度去理解“ 跨国跷跷板”与“ 地瓜社区”，尝试回答他们何以成功。其一，以改造认知为面向的社会设计。工具理性标准下这两个项目或许难以获得认可，但其重要的价值在于改造认知——将过去存在于我们身边，与我们关系密切，但又被我们忽略的社会议题，从幕后放至前台。“跨国跷跷板”通过一个边境墙上的玩具提醒我们，即便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国家间的断裂与不平等依旧存在，且被统治集团用物理强制的方式不断强化。而“地瓜社区”让我们看到，在快速城市化的今天，城市中存在着为数众多的流动人口，他们提供基础生活服务，但又很少享受公共服务，甚至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其二，以大众为干预对象的社会设计。如果说社会设计的重要面向是改造认知，那么是改造哪个群体的认知？社会设计干预对象的范围不止于学术领域内的听众，也不限于社会设计的直接受众，而是社会大众。“跨国跷跷板”在互联网与自媒体上的传播与讨论，为在边境上仅存一天的跷跷板提供了持久的生命力。设计师坦言，“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个作品中看到他们想看到的，并做出自己的理解与解释”。“地瓜社区”则向大众展示了一个真实生活版的“时空折叠”，不同阶层群体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存在时间与空间的断裂，我们生活的“附近”还有更多熟悉的陌生人。

其三，以“游戏”为载体的社会设计。两个项目都在不经意间将“游戏”作为项目的主要载体。“游戏”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与自由度，且“游戏”的过程更容易达成共识，形成价值与身份的认同。“跨国跷跷板”通过一个最普通的跷跷板玩具，便击碎了边境墙铜墙铁壁所形成的物理区隔，让两个民族国家的居民产生了简单直接且生动愉快的交互。“地瓜社区”则通过垃圾投票车、私人电影院、动画广告牌等一组玩具，让居民体验到社会设计、社区参与、民意投票不再遥远。

其四，作为一种“叙事”的社会设计。为何这两个项目会如此打动人心？单纯地提升设计美感或优化项目流程势必无法带来更多共鸣，而将一个个真实人物的故事加入其中才能够收获更多的认同。“地方性知识”的考察与“主体性视角”的分析有助于社会设计的叙事发掘现实议题，展示真实世界，剖析社会问题并憧憬美好未来。同时，有别于既往文字、声音、图片、影像、装置等的单向叙事——即叙事者讲故事、观众听故事的模式，社会设计的叙事强调多元主体全过程参与的共同写作。

《设计》：请分享一个您参与过的社会设计项目。实践中，设计师带给您怎样的启发？

王海宇：我深度参与其中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设计项目，应该是在清华社会学系读博士期间参与的前门大栅栏社区营造项目。社区营造所指的社区，和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的社区居委会还有一定差别，后者是一个国家基层治理的单元，而前者则是由一群人组成的、共享一定文化与认同感的共同体。社区营造关注的是共同体之中的人、社区自组织、社区在地文化、社区空间、社区产业以及社区整体景观，也就是我们今天常听到的“人文地产景”。

2014-2016年在前门大栅栏抬头巷七号居住的两年时光中，我们团队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社区自组织孵化，为那些初具规模但缺少自我管理、自我造血、自我规划的社区自组织提供项目经费、系列课程、公共空间与跟踪辅导；二是社区文化复兴，包括面向本地居民开展老北京文化讲座，面向社会各界举办胡同文化沙龙，与设计师与青年创业者一道对老北京手工艺进行“再设计”，围绕“京剧发源地”百顺社区展开一系列研讨与交流会；三是社区空间改造，包括面向胡同居民生活空间的改造以及面向胡同公共空间的改造。

其中必然遇到很多困难。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获得居民认同、动员居民参与的困境。首先，在传统老旧社区，作为“陌生人”的我们必然很难获得居民的认同；其次，国有城市投资公司主导的腾退工作在过程中与居民之间产生摩擦，为“陌生人”入场带来了又一层障碍；再次，团队成员多为非北京籍学生，理解老北京居民的“地方性知识”需要花费不少功夫；最后，参与到我们各个项目之中的社区居民几乎是同一批人，即社区积极分子。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尴尬：这些困境似乎在我们离开之前也并未获得根本的解决。同时还有一个尴尬是来自外界的质疑：你们如何评估社区营造的成果？有一组可供打分的评价体系吗？事实是，我们很难用一组量化指标对社区营造的效果进行评估。

上述这些尴尬是我自己多年以来的困惑，直到接触了社会设计，看到更多经典案例之后才恍然大悟——如果将社区营造视为一种面向整体社区的社会设计，我们所追求的营造效果或许并非是具体的使用价值或量化成果，而是在社区营造过程中所形成的潜移默化的改变。

通过社区营造的干预过程，将过去不被人关注的普通胡同与老北京居民呈现出来，将外界的刻板印象进行重描，让胡同居民感觉到被重视且拥有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空间，让社区营造的理念渗入到社区场域各个行动主体的日常逻辑。

在基层街道社区层面，街道办与社区干部的社区治理理念已经悄然发生了转变，多元主体、全过程参与已习以为常。其中一位街道办工作人员通过了清华大学在职社会工作硕士的公开考试，其毕业论文被收录于《清北人三校社会学优秀硕士论文集》。

在国有城市投资有限公司与私营企业的商业化层面，既往那种一味“复制粘贴”其他成功商业模式的景象在减少。今天重访大栅栏，我们会看到更多尊重胡同“地方性知识”与居民“主体性视角”商業经营，看到更多为本地居民提供便利的服务设施。

在社会公众认知层面，参与过大栅栏社区营造的成员如今已经完成学业并进入各行各业，他们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公开演讲、课堂教学、论文撰写等形式，让更多社会公众认识胡同、走进胡同，继而形成对旧城更新、文化保护、空间改造、自组织发育等议题形成新的观点。

还有更多社区营造的相关主体也在发生着改变。比如“ 社区营造”在大栅栏居民心中不再是一个神秘又陌生的词汇，社会组织（NGO）的活动设计不再是简单的流程复刻……社会设计带给我的，是对既往研究与实践“再反思”的契机。

《设计》：对刚刚开始从事或者准备投身社会设计的人，您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助其顺利开展社会设计实践？

王海宇：我只能从自己粗浅的认知来给出一些建议。

首先，拓展单一的工具理性化。工具理性化思维，即凡事都要去进行投入回报计算的思维。其实工具理性很好，可以带来巨大的效率；但不要把工具理性视为唯一的行动逻辑，让自己的思路多元化一些。

其次，警惕浪漫主义的理想化。社会设计是一项崇高且伟大的事业，其鼓励我们参与到真实世界去关注弱势群体；但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设计、田野调查等方面，还需要科学的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体系的引导。清华社会学师生都非常喜欢的来自米尔斯的一句话也非常适用于社会设计的定位“保持客观，但绝不冷漠（Be objective，but not detached）”。

再次，拒绝简单线性因果逻辑。何为社会设计中的简单线性因果逻辑？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策划一个社会设计项目，我们会尽可能的完善细节，让每一个干预都能够收获我们期待的效果。这样的简单线性因果假设在社会科学领域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人类社会可能没有那么多因果变量的直接相关，我们在设计中要留给偶然性以更多的空间。

最后，谨慎反思既往话语体系。今日横扫全球各个角落的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行动逻辑，上文所提到的工具理性化、线性因果关系等都是如此。但上述反思仅是在本文有限篇幅之下的介绍，社会设计需要秉承马克思质疑一切的精神气质，尤其是对于我们日常实践中不容置喙的行动逻辑展开谨慎反思；这恰回应了马克思对“艺术生产”的警示：“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