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旭东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明中叶的嘉兴经济繁荣、人文荟萃。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绿香泉图》卷后有18位文人题咏，是这一时期嘉兴文人诗文唱酬、翰墨交游的典型见证。此卷原为清内府旧藏，《石渠宝笈》将之著录为“明邹衡《绿香泉图》”[1]1027。邹衡是明代成弘年间的嘉兴府诸生，然未见文献记其擅绘事，且关于此图的作者另有不同记载，因而须加以探讨。另外，邹衡于正德年间编修完成了《嘉兴志补》（后文简称《志补》），这是嘉兴较为重要的地方志之一。而《绿香泉图》卷后的题咏大半见于这部对当时文人唱酬记载较多的《志补》中，将图卷与《志补》相对照，并进行梳理、考证，不仅能订正以往文献记载的谬误，还能还原绿香泉被塑造为一处“文化景观”的过程，同时也可探讨此期嘉兴文人的交游与题咏唱和活动。

一、《绿香泉图》卷、《志补》与绿香泉的景观塑造

《绿香泉图》卷（图1）引首书“绿香泉”三大字，图绘城门外有村居一处，右侧树石之间一名文人侧坐于书斋中，画中央绘一口井，以砖石砌成井栏。（图2）在画后的同张洒金纸上是《绿香井泉传》，款署：“弘治十年（1497年）夏六月望，东丘邹衡汝平识”。隔水之后是一篇《绿香井泉辞》，款：“弘治戊午（1498年）二月二十一日，双湖居士戴经孟常甫书于环翠轩”，其后依次有伍常、屠勋、赵迁、吕常、文湛、沈良、唐寅、梅江、郑纬、冯兰、伍公矩、钱祚、董沄、郁能、薛应祥、张时泰、钱福等共十八家题咏。这些题跋者中，较著名的是明四家之一的唐寅、弘治三年（1490年）状元钱福及与吴门文人唱和《落花诗》的吕常。

图1 《绿香泉图》全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 《绿香泉图》卷画心

由《绿香井泉传》可知，邹衡在嘉兴营建东丘居别业，当时正值“盛暑亢旱”，而居中之井泠泠出泉，“汲而烹之，其色绿，其味香”，于是为之取名“绿香泉”，并“既序其事而传之矣，又从而歌之”。结合“淡庵”“嘉兴邹衡印章”“汝平”“东丘”四印，考文献可知，邹衡字汝平，号东丘、淡庵，嘉兴人，为“宪庙末诸生”[2]431。该传中言：“余昔承方伯吴公、怀柏郡侯徐公命，纂《语溪志》”，这与他纂修的《志补》序中说自己“自弱冠时，伏遇宪宗宾天，上承浙蕃方伯吴公、郡侯金溪徐公檄委，纂府邑志”[3]219的记载是一致的。“宪宗宾天”即1487年成化帝驾崩，此时其弱冠，可推其生于1467年前后。“浙蕃方伯吴公”，或指1486年升任浙江布政司左参政的吴绎思①“方伯”泛指地方长官，明清用于对布政史的尊称。查阅史料，此期在浙江布政司任官的吴姓长官即吴绎思，字思周，福建莆田人，天顺元年（1457年）进士，曾任惠州、潮州知府，升浙江布政司参政，寻升右布政史，弘治三年（1490年）致仕。与陈献章交好。。“郡侯金溪徐公”即嘉兴知府徐霖，“字用济，抚州金溪人，由进士历官刑部员外郎，成化十七年（1481年）升嘉兴知府致仕”[4]755。可见，邹衡年轻时就受命参与地方府、县志的编纂。

嘉兴古称“檇李”，方志修撰起步较晚，最早的郡志由南宋张元成草创，但明后已佚，后又有知州岳珂主修的《嘉禾志》，亦不传。而元代徐硕编修的《至元嘉禾志》，记载丰富翔实。至明代，方志的体例、品类、内容等更为成熟，正统前所修志书已佚。弘治五年（1492年），知府柳琰监修、诸生曾春纂辑成《嘉兴府志》（后文简称《弘治志》）三十二卷。而邹衡认为此志有所遗漏欠缺，特别是人物、碑碣、遗文、古迹诸方面遗失不少，于是取宋元诸志与《大明一统志》的材料，并结合见闻，加以考据，于正德元年（1506年）修撰完成《志补》十二卷。因编写时与《弘治志》逐一核对，见于其中者便不采用，而是补其未备，所以称《志补》。一般修志的主要资料是官府的文书档案，还有私家笔记著述等，更需要修志者博学广智、实地考察。邹衡是本乡人，对本土人文风物甚为熟悉，且“学甚博，艺无不达”[3]319，又有修志经验，所以考订精细而翔实，且对《弘治志》的谬误也有纠正，因此《志补》也被后世志书如《（康熙）嘉兴府志》等大量引用。[5]64

再看《绿香井泉传》，开头言：“井名绿香，非古也，自余肇也”，又说明其位置：“居吟香阁之下，锦带河之浒，乘骢坊之东，东丘居之内，去府治西北百步许”，表述之详，体现出方志作者严谨考据的素养。其次强调绿香泉之“异常”：“方盛暑亢旱，而井之泠泠出泉者，则汹汹混混，昼夜不息……抑天地鬼神有以相吾吉而固美于前欤？”“其色绿，其味香，异于常品，岂《诗》所谓‘冽彼寒泉’，而《易》所谓‘井冽寒泉食’者欤？”引用《曹风·下泉》和《周易·井》，意即以喝干净凉爽的水来比喻刚正的君主任用德才兼备的人，赋予了绿香泉一定的儒家道德文化内涵。最后又自信地宣扬为之定名的合理性：“夫天地间名山胜境，万有不齐，有地灵而人杰者，有地赖人而重者”，“自今伊始，名以余而传，余以井而用矣”。“既勒之石，树之井旁”是将此井建设完备，“仍绘图潢卷”是便于向他人展示，更关键的是“乞诸名公诗文以颂之”，既是向他人传扬，更是邀请这些文化名流作诗文题咏、颂扬，以提高绿香泉的知名度，增加其风雅的文化内涵。可见，此传意在将绿香泉塑造为一个“文化景观”并进行宣扬，而制成的画卷还具有文人间的社交属性。

“文化景观”即“人文景观”，一般指“人类为满足某种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有意识地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了人类的创造而形成的景观”。[6]69其实明中期有不少对人文景观进行描绘和塑造的书画诗文合卷，仅以文征明为例，他有《石湖清胜图》《金焦落照图》《拙政园图册》《东园图》《虞山七星桧图》等作，也多具备时人题咏。而这些自然风景、名胜古迹、斋馆园林乃至古树名木，在作品制作前已然名著，文人的创作只是使其文化内涵更加丰满。但对绿香泉的塑造，几乎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尝试，这在当时颇为少见。此泉不过是邹衡居所内的一口旧井，为之定名、作传并征求题咏，大大增强了其人文属性，至于特意强调其地理位置并加以建设，又是强化了其作为景观的物质属性，使其具备更高的观赏与文化价值。作诗文记述、赞颂乃至请名人题咏，确实可盛传一时，但邹衡目的明确，即“物之异常者，宜有传以昭不朽”，因此他在编集《志补》时，特将《绿香井泉传》收录于第十一卷《题咏》，而图卷后的十八人题咏有十人也被录于《志补》第八卷。在清人编修的地方志如《（雍正）浙江通志》《（光绪）嘉兴府志》中，已将“绿香井”作为“古迹”收录，可见绿香泉已被成功塑造为嘉兴的“文化景观”，并有一定的影响。

《弘治志》收录的“题咏”数量较少，而《志补》所录则有四卷之多，且主要集中于成弘年间。邹衡虽只是一介诸生，但从他发起绿香泉题咏以及《志补》中收录的唱和来看，他与此期文人多有交游，其中不乏乡贤名士，而他在题咏唱和中担任了主持者和编集者的重要角色。编修志书还需参阅私家著述、走访父老贤才，正因邹衡与诸多名士乡贤的交游关系，才得以将《志补》编修得丰富完备。通过《绿香泉图》及《志补》，可考察他们之间的交游唱和情况。在此之前，须对此图的作者及题跋者进行探究。

二、《绿香泉图》作者之辨

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延续《石渠宝笈》著录，将《绿香泉图》定为邹衡之作，然而卷后众多题跋者都是吟咏绿香泉和主人翁邹衡，均未评价画作，更未提到画的作者。其实这是明代“斋馆别号图”或“送别图”等有主角和纪念意义一类作品的特点。主人请人作图纪念某事，更会请文人贤士作诗文题咏，但题咏内容即是针对主人及其事，几乎不会提及图画与作者，即使著名画家如文征明《东园图》、唐寅《毅庵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亦是如此，甚至如《贞寿堂图》（故宫博物院藏），是先有记序和题咏，后才配上图画，毕竟作品的主要功能是诗文宣扬和纪念，图像是其次的。因此无款的同类画作有时难以判断作者，如《忠孝堂图》（上海博物馆藏）作者至今无考，且这类画也容易被添款改为名家之作。

那么此图是邹衡所绘吗？其实无论是画史还是嘉兴诸志，均未记载邹衡能作画。而清初姚际恒《好古堂家藏书画记》记此图为“朱宗儒《绿香泉》卷”，并言：“山水初不经意，草草而成，绝类沈石田。前于鹏书‘绿香泉’三字。弘治中，嘉兴邹汝平归东丘，掘古井，得泉甘冽，名‘绿香泉’，乞名人为图，及诗文题咏其事，凡十有九人，今录其九”[7]28。他之所以定为朱宗儒作，是因图左上角有“朱宗儒”白文印，从钤盖位置看，不像是收藏印，应即作者之印。然查画史，并无名为“朱宗儒”的画家，明代有一人名为朱崇正者，字宗儒，嘉靖间徽州人，有医学著作传世，是位医学家，并不会作画。[8]147

查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江南胜概图》山水长卷（图3），引首陈淳题“江南胜概”四字，图以粗笔绘山川、人物、房屋，笔墨粗放，用披麻皴、刮铁皴和斧劈皴，接近沈周的“粗沈”面貌，但浑厚不足，肆纵过之。卷末落款：“朱宗儒□于檇李凝香阁，弘治甲寅（1494年）孟秋既望。”将之与画风“绝类沈石田”的《绿香泉图》作对比可见（图4），两作皆用粗笔湿墨，碎石多勾勒呈三角形矾头状，枝梢作鹿角枝，草草点画；而点苔与点叶亦多卧笔横点，学自吴镇与沈周；还有房屋、城墙楼台、减笔人物的画法也有一致性。由此基本可推断《绿香泉图》的作者“朱宗儒”应即《江南胜概图》落款的“朱宗儒”，两图均为其作。

图3 朱宗儒《江南胜概图》全卷，故宫博物院藏

图4 《绿香泉图》（上）与《江南胜概图》（下）局部对比

从《江南胜概图》款识可知，朱宗儒活动于弘治年间的嘉兴（檇李），这与邹衡一样，因而二人应相识，邹才请其作《绿香泉图》。由两图分析朱宗儒画风，该作既有“粗沈”的意味，又有浙派劲爽豪纵的笔墨特点，显然是受到吴门画派与浙派的共同影响，个人风格介于两派之间，时代特点鲜明，这是当时的画坛风气使然。然而这样一位颇具特色的画家，文献中为何无记载？其实邹衡编的《志补》卷五《艺术》记：“朱崇儒，字辉之，号忆云。善水墨人物、山水，草草挥毫，略不介意，自得天趣。”[3]250《（万历）秀水县志》还记朱崇儒：“初从羽士沉酣老庄，已复潜心周孔，为博士弟子，寻弃去，岩游川观，或游戏笔墨间，摹山川、草木、人物，皆入神品。为人豪宕，睥睨尘世，滑稽似东方朔，志虑似郭有道，高洁似徐孺子，或谓其有简兮玩世之风，具戴经传。”[9]344这也载于《（万历）嘉兴府志》中。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和俞剑华《中国绘画史》均将朱宗儒之名列入，前者将之归为“兼长山水人物者”[10]306，后者归为“师承不明者”[11]153。

又查《中国历代画家人名辞典》记《朱崇儒》：“浙江嘉兴人，字辉之，号忆云。善画水墨人物、山水，随笔挥洒，似不介意，而生动自然，风格与沈石田相近。弘治中曾为邹汝平画经香泉图卷（按：原文如此）获得很高评价。”[12]740其引用来自《志补》和《秀水县志》，但不知说他为邹汝平作《绿香泉图》以何为据，而“风格与沈石田相近”可能就是据《绿香泉图》而言的。

朱崇儒是嘉兴府秀水县人，在《绿香泉图》卷后题跋的秀水人戴经还为之作过传，惜已不传，但可知他也活动于成弘年间，是一位颇有名望和影响的画家，且“为人豪宕”，作画“草草挥毫”。邹衡收录他，应与之相识。而以上信息都能与朱宗儒及两图的风格对应起来。虽然两图钤印和落款均是“宗”而非“崇”字，但由上可推论，朱崇儒很可能就是朱宗儒，或许朱宗儒亦名“崇儒”，或更名“崇儒”，也未可知。若今后有更多材料进一步佐证，可补画史之不足。

三、《绿香泉图》卷题咏者考

参与《绿香泉图》卷题咏的大部分文人也有诸多诗文见于《志补》收录，依据《志补》且结合其他文献，可逐一考证诸人身份，并修订著录文献释读的谬误。首先是引首“绿香泉”三字，《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和《石渠宝笈》皆记款署为“于鹏书”，然“于鹏”此人无考。其款识下有“云丘冲叟”和“郡博士之章”二印，后一印表明他或是嘉兴府学的学官。《志补》收录的《思乐堂记》署：“将士郎嘉兴府儒学教授萧子鹏撰”[3]262，《弘治志》记：嘉兴府“教授萧子鹏，江西新淦县（今为新干县）人，由怀才抱德，弘治四年（1488年）任”[4]505。因而引首落款可能是“子鹏”，即萧子鹏，而非“于鹏”。子鹏字宜冲，初师理学家吴与弼，后卒业于陈献章门下，有《云丘子集》。另，《志补》还收录陈献章《与嘉兴郡博萧云丘留别》，可知“云丘”是子鹏别号，正符合“云丘冲叟”之印。陈献章书法挺拔沉雄，生峭涩辣，自成一格，开白沙书派。而此作引首题字行笔迅疾雄拔、强健有力，明显受白沙影响，亦证是子鹏书。萧氏“交于白沙、东白、一峰、东海诸公，亦与镜川、云东相酬和，诗专学击壤体”[13]203，可知除陈献章外，他还与张元祯（号东白）、罗伦（号一峰）、张弼（号东海）、杨守陈（号镜川）、姚绶（号云东）等文人官员交游唱酬，在当时较为活跃。

第一段题跋是戴经书《绿香井泉辞》，款“弘治戊午（1498年）二月二十一日，双湖居士戴经孟常甫书于环翠轩”。戴经字孟常，秀水（今属浙江嘉兴）人，成化丙午（1486年）举人，正德戊寅（1518年）任泰安州知州，居官廉政仁爱，清苦自持。

其后为“岭南伍常”，钤“科目中人”印，《志补》录其诗时注为“广东人，司训”[3]295。

后为“东湖屠勋”，钤“元勋”“大司寇印”“东湖”三印。屠勋（1446—1516年），字元勋，号东湖，平湖人，成化五年（1469年）进士。据《明实录》知其1487年任南京大理寺丞，1498年升刑部左侍郎，官至刑部尚书。著有《太和堂集》《屠康僖集》。《志补》录其《宁庆巷》《筠翁桥》等诗。

后为“夏汭赵迁”，钤印“木峰”，《志补》注其为“教授，湖广人”[3]295。

后为“九柏山人”，钤“九柏山人”“秉之”“太常卿”三印。“九柏山人”即吕常（1449—1511年），字秉之，秀水人，成化七年（1471年）举人，1486年任南太仆少卿，1496年升南京太常寺卿。其诗“藉甚朝野”，《志补》录其《表贤祠记》《咏徐行孝》等诗文。1504年前后，曾与文征明、徐祯卿、唐寅等吴门文人参与唱和沈周的《落花诗》，作《和石田先生落花诗十首》。文征明赞：“其文尤严整有法，无愧作者，而诗名大噪，遂用掩其所长。”[14]589

后为“秋江文湛”，即海盐天宁寺僧人文湛，俗姓顾，字秋江，擅诗，其诗风清澈，辑有《江海群英集》，著《芦苇亭稿》。

后为沈良，钤“第五桥边一草堂”“沈良”“秀州居士”三印，《（康熙）嘉兴府志》记其为嘉兴府学正。[15]306

后唐寅题诗，应与戴经等人一样题于1498年前后，是年其二十九岁，八月在应天府乡试中解元。题诗言：“闻说一杯甜似蜜，与君相结赋沧浪”，表明此时才结识邹衡。唐寅与文征明一同乡试时，应去拜访过吕常，文得以“给事左右，窃闻余绪”[11]153。而邹衡与唐寅结识，或许就因吕常这位同乡的引荐。值得注意的是，唐寅早期书迹传世较少，此跋是其少见的早期代表作。该跋行笔方硬遒劲，结体瘦硬欹侧，灵逸秀劲，显然有学欧阳询和李邕的意味，这对于研究其书法的师承与发展脉络有重要意义。

后署“冰雪山人梅江”，钤“文渊”“绣衣骢马”二印。梅江，字文渊，嘉兴人，成化己丑（1469年）进士，始授庐江令，1474年擢南京御史，后任四川提刑按察使司佥事，蜀人以“梅镜”称之。《志补》录其《万寿山纪游》《瓶山》等诗。

后署“新淦郑纬”，钤“恒庵”“录径”“乡闱备选”三印，《志补》注其为“江西人，司训”[3]295。

后署“雪湖冯兰”，钤“雪湖”“佩之”“己丑进士”三印。冯兰，字佩之，余姚人，己丑（1469年）进士，历任江西提学副使，按察司副使，与李东阳交往甚密，各有乐府咏史创作，号为新体。

其后为“七十四翁伍公矩”，钤“赐进士”“公矩”“江南迂叟”三印。《石渠宝笈》作“任公矩”，实误，由《志补》知是伍方。伍方，“字公矩，嘉兴人。景泰甲戌进士，官武冈州牧，谪戍柳州。有《柳庵集》”[16]722，与同年丘濬（字仲深）、张宁（字靖之，海盐人）最契，常有诗文唱酬。

“华亭钱祚”题诗，钤印“与孝”，钱祚为弘治五年（1492年）壬子科举人，“介之，弘治庚戌进士福弟，知县”[17]947，是本卷最后一位题跋者钱福之弟。

“海宁萝屋董沄”题诗，董沄（1457—1533年），字复宗，号萝石，海宁人，擅作诗，年近古稀而拜比自己小的王守仁为师，被传为美谈，是浙中王门弟子的代表。

“海槎郁能”，钤“海槎山人”“吟余华底月”“良臣”三印，年款署：“戊午（1498年）立春前一日，汝平持《绿香井泉》卷索诗。”《檇李诗系》卷十记：“郁能，能字良臣。”[18]248然其身份无考，应也是嘉兴府的学官。

“长洲薛应祥”，薛为苏州人，正德年间岁贡，任训导。[19]231

“西洲张时泰”，并钤“云间”“吉父”“醉乡侯印”三印。《弘治志》载：“训导张时泰，松江府上海县人，由监生弘治三年任”[4]182，可知其为秀水县训导。此外他还刻印过自撰《续资治通鉴纲目广义》十七卷，于嘉靖中进呈。

最末一位题咏者是“华亭钱福”，钤“华亭”“与谦”“皇明第七叶龙飞第一科第一甲第一名进士钱福印”三印。钱福（1461—1504年），字与谦，松江（今属上海）人，弘治三年（1490年）中进士第一，任翰林院修撰，弘治六年（1493年）任会试统考，后托病告归，不再出仕，著《鹤滩集》。《志补》录其《大云寺与僧侣喆》《泊皂林驿》等诗。

以上题跋者除唐寅堪称书家外，余者皆书史无名，然于此可一览此期文人书法的多样风貌。如赵迁、吕常、冯兰等，行笔劲健厚重，结体趋于扁平，受颜体影响较深，跌宕扁肥处又有东坡遗意。而屠勋、伍方、郁能、张时泰、钱福等则又是飞舞爽健的草书，时而流露章草笔意。这可联想到宋克，其影响从明前期持续到中期，直到张弼出现，元末明初的草书风格才得以转变。《志补》中收录有张弼若干首题咏，可见他对江南文人书风亦有影响。而上述诸人当又介于二者笼罩之下。

从题跋顺序看，最前的戴经年款为“弘治戊午（1498年）二月二十一日”，而排后的郁能题于“戊午（1498年）立春前一日”，可知邹衡陆续向诸人“持卷索诗”后再拼装成卷，因此题咏并非同时。而《绿香井泉辞》应是邹衡特意请戴经作，又裱于最前的，起到序言的介绍之用。辞曰：“天地间一泉一石，遇贤者而后有名。苟非其遇，虽有盛美不传，物亦有幸不幸哉。余喜绿香泉之遇东丘也，欣然走笔赋此”。他如屠勋诗“好事东丘增盛事，地灵还藉主人贤”，吕常诗“地灵可为东丘子，病渴相如最系情”，均赞扬了邹衡因“贤”而使绿香泉之名显。董沄诗更是借用柳宗元将冉溪更名“愚溪”的典故，赞誉邹衡此举“地因人胜”。这些题咏主要颂扬了邹衡的风雅贤能和绿香泉“清冽”“甘甜”“寒香”的品质内涵，而通过展示与征求诗文，邹衡既完成了对绿香泉的景观塑造，也促进了这些不同身份的题跋者对本地人文的认同，其实这也是他积极将自己塑造为“地方文化名人”的过程。

四、《志补》所见的文人题咏唱和

除主导绿香井泉题咏之外，邹衡还发起了另一项诗文唱和活动——《山雨楼阻雪》，“倡和凡一十九首”，皆载于《志补》中。因“阻雪于武塘丁家之山雨楼”[3]309，邹衡言怀作《山雨楼阻雪》七律一首，表凄凉之意、思乡之情。后钱福次韵追和，作五律。吕常见之，题曰：“云间钱翰撰虽次其韵，特更为五言律，以字数之，却欠汝平十六个字。予不敢负债，只依元体作七言，他日会钱，当坐遏十六字债，斯劳逸均也，见之当一捧腹。”[3]309钱福看后果真又依原韵补了十六字，并言：“汝平嫌锦带轩之隘，而好出游，有作，予尝和之，而吕太常公责予有十六字之补，故仍其韵补之，且期其后显高门，又多十六字矣，福识”[3]309。文人间的谐谑溢于言表，而从“福识”可看出，这原本也是一件诗文长卷，文人们作诗并题写。最先次韵的是钱、吕，随后邹衡还拿给其他文人观看且依次唱和，这与绿香泉的征求方式一致。参与唱和者还有冯兰、戴经、郑循、梅江、钱祚、江吉、孙壁、周珍、沈周、周泽、包鼎、薛应祥、周明、沈良、胡昺、曹琛，其中的不少人也参与了绿香泉题咏。

依据身份和籍贯，参与邹衡主导题咏唱和的文人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嘉兴籍文人士夫，如吕常、屠勋、梅江、冯兰、戴经等，他们都考中功名而赴外任官，或因丁忧、致仕、乞归而回乡，是有名望的乡贤，常被邀请作记、序、铭一类的文章，如吕常《表贤祠记》、戴经《碧梧秋月诗序》，有的还被制为碑碣，如屠勋《嘉善刘侯去思碑记》等。他们对本乡风物有深厚眷恋和特殊情感，因而对嘉兴古迹如三塔翠岩、本觉寺等多有唱咏。同时他们与邹衡这样的本土学子、文人有着共同经历和心理共鸣，梅江和诗“遥忆郡斋诸学子，此身何处滞他乡”[3]309就体现了这一点。此外，曾任监察御史的姚绶（1422—1495年）也是嘉兴乡贤，更是书画名家，《志补》录其《东桥与邹汝平留别》二首，可知其与邹衡为忘年交，但因逝世早，未能参与其两次唱和活动。

第二类是到嘉兴为官的他籍文人，如萧子鹏、郑纬、张时泰、郑循等，多是学官，担任府、县学的教授、学正、训导等。他们与本地乡贤士子唱和，是最寻常、直接的交游方式，而吟咏嘉兴的风物古迹，既是寻求归属感，也能更好地融入本土文人圈，获得他们的情感和身份认同。

第三类是未到嘉兴为官的他籍文人，如苏州的沈周、唐寅、薛应祥，松江的钱福、钱祚兄弟等。苏松文化昌盛，又毗邻嘉兴，三地文人的交游更是密切。沈周与钱福留有不少吟咏嘉兴的诗文，应是多次到过嘉兴。沈周是吴门大家，次韵邹衡，足见邹在文人圈中的影响。钱福中过状元，诗文敏捷，性情坦率，淡泊名利。邹衡与钱氏兄弟最契，《志补》录三人曾同游范蠡湖，钱福有《范蠡湖同邹东丘对景》，邹衡作《奉和钱太史韵》，随之钱祚也有和诗。《志补》还收录钱福的《跋东丘书法》，言邹衡门人“得其诸家书以为终身法也”[3]319，看来邹衡作书喜临学诸家，但就其《绿香井泉传》来看，用笔拘谨，稍显板滞，并不算有成。

未参与邹衡题咏唱和但见于《志补》收录的文人更多，不乏当时名士大家，如张弼（1425—1487年）、陈献章（1428—1500年）、李东阳（1447—1516年）、王守仁（1472—1529年）等，他们或到过嘉兴，或是应嘉兴籍友人而作。这交织成了一张巨大的交游网络。一般方志收录的诗文或题咏多是对本乡风物古迹的颂扬，《志补》亦以此为主。咏风景的如胥山、南湖等，咏祠庙的如宣公祠、表贤祠、本觉寺、天宁寺等，咏古迹、陵墓的如筠翁桥、苏小小墓、羞墓等。有的还形成了系列诗，如永乐时任东宫侍读的嘉兴人金景西作《嘉禾八景》，以及知府徐霖作题咏十四首。此外还有吕常、包鼎等人的《咏徐行孝》，是咏本乡的孝义人物。除题咏外，《志补》还收录其他类别的诗文，如张弼《答施南安》、沈周《庭户江山为嘉善庠士吴益赋》是寄赠诗，许章《要津留别送行诸公》、李东阳《送姚用章父质庵封君还嘉兴》是送别诗，徐霖《郡学斋居偶成》又是言怀诗。而唱和诗包括罗伦《和邑博林南川韵》、梅江《凤鸣寺和徐郡守韵》等。这些题咏大大增强了汇聚于嘉兴的不同身份、籍贯的文人们对地方文化的认同，使他们获得归属感或自豪感，而相互唱和也增进了彼此间的情感认同。

结语

事实上，明代成规模、有组织的文人诗文唱和活动以结社为主，而明中叶嘉禾地区迎来了第一个结社高峰，诗社活动日趋频繁。在嘉兴与邹衡同时、较为著名的文人结社是项忠主导的“檇李耆英之会”，梅江、伍方、包鼐和萧子鹏等就主要参与其中，“会始于弘治戊午（1498年）春，所赋诗文，文渊汇为一集，府学教授新淦萧子鹏序之”[13]181。其后又有正德时期的项元淇结社，万历时期的周履靖、朱大启结社等，这是文人群体意识大大增强、集团化趋势愈加明显的体现。项忠、周履靖等人皆一时名士，召集唱和的规模自然非邹衡所能及。由此来看，邹衡发起的题咏唱和只是嘉兴的文坛一隅。然而因修撰地方志的经历，酝酿了他对乡土风物的深厚情感，也铸就了其与汇聚于嘉兴的不同身份文人们的特殊交游方式。《绿香泉图》和《志补》的流传，使我们得以了解此期文人诗画交游的风雅盛况，也起到补充书画史、修订文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