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市场国家“去美元”的阵容更为强大，主要原因还是新兴市场国家所遭受的美元危害更深，摆脱美元的束缚也就更具紧迫性。

在中国和巴西日前达成的合作协议中，两国约定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而是以本币直接开展贸易与金融交易；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印度与马来西亚已同意用印度卢比进行贸易结算；不仅如此，如何减少金融交易对美元的依赖并转向以当地货币结算也被上升到东盟1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正式会议的首要议题来讨论。新兴市场“去美元”的步伐正在加快并渐成集合群带之势。

突破传统国际结算机制的

“去美元”

作为全球贸易与投资的重要结算工具，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目前汇集了200多个会员国的上万家金融机构，虽然在定位上SWIFT强调自己是一个中立的非营利性的银行间组织，但由于基本上采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实际上SWIFT已经完全被美国控制与主导。而更重要的是，由于SWIFT在国际银行间跨境汇兑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美国也经常拿它来对相应国家进行经济与金融封锁和制裁。对此，摆脱SWIFT的控制并自建贸易交易机制就成为新兴市场国家一项试图集中创建的制度安排，主要有：

伊朗的INSTEX。在全球石油生产和石油出口排行榜上高居第四位和第二位的伊朗因核问题遭遇美国的制裁，而欧盟又是当时伊朗的第二大石油出口市场，于是，伊朗与欧盟联手创建出了名为INSTEX（贸易往来支持工具）的特别结算机制。INSTEX机制的实施初期，伊朗与欧盟只进行食品、药品等部分贸易，同时该机制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等经济主体开放。由于原油贸易不能在INSTEX机制下进行，伊朗同时与土耳其合作开发与设立一个新的特别结算机制，以绕开美国的制裁。

俄罗斯的SPFS。俄乌战争爆发前，俄罗斯就在国内打造出了自己的支付系统SPFS（金融信息传输系统），并向所有国际合作伙伴敞开门户。因俄罗斯的能源主要出口到中国、印度与日本等一些经济强体，SPFS具备了发力做功的空间。按照俄罗斯央行的统计数据，目前SPFS已拥有469个参与机构，其中包括14个国家的115个外国实体。

中国的CIPS和PVP。与俄罗斯创建全新贸易结算机制的步伐相并行，中国央行也创建了自己的贸易结算工具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截至目前已吸引参与机构1427家，覆盖全球109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如此，中国还为人民币和外币交易建立了支付—支付（PVP）系统，该系统不仅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直接结算，而且允许在两种不同的货币之间同时进行结算交易，并且该系统无需开设代理行账户，能够降低转款费用和所用时间。

金砖国家的BRICS Pay。作為域内去美元的一项重要技术基础设施，金砖国家在创建自身统一的支付系统BRICS Pay（金砖支付）的同时，各自也搭建起了服务支付系统的特别云平台，未来金砖国家的在线钱包以及类似Apple Pay的手机应用等都将整合到特别云平台上，“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与南非）的居民无论持何种货币，都可以在任何一个相应的成员国购物与支付，相关技术与合作问题有望在今年8月的南非“金砖五国首脑会议”上获得进一步探讨。

更丰富的路径选择

贸易结算工具对于各国来说是一个参与国际贸易的基础性平台，虽然平台搭建后在摆脱美元束缚方面具有釜底抽薪之效，但前提是平台上用于支付的货币必须得到贸易参与方的认可，否则就只能一厢情愿。另外，结算工具的创建还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拥有相应的科技金融开发能力的，对于那些短期内不能进入他国结算平台或者无法开发出自己结算工具的国家，其实也在努力开通绕开美元进行贸易的多种途径；同时，在搭建自身贸易结算平台的同时，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也在全力拓展“去美元化”的其他通道。

石油现货交易的非美货币使用。决定美元影响力的无疑是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尤其是日成交额超2.5万亿美元的石油市场，因此，促成“石油非美元化”的行动就首先提上日程，包括伊朗与俄罗斯达成了“石油换商品”协议，土耳其和与伊朗开启了黄金交易石油的新法则，另外伊朗与印度签署通过卢比开展石油出口的协议，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更是直接引入人民币、俄罗斯卢布和印度卢比等非美元币种，伊拉克接受与中国的石油等产品贸易直接以人民币结算，沙特阿拉伯也明确石油出口中接受美元以外的替代货币；另外，委内瑞拉还创建了支持石油进出口的数字货币“石油币”，萨尔瓦多公开宣布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流通货币，以方便本国的石油出口。

石油期货交易的非美货币计价。在石油现货交易中“非美元”动作四方乍起的同时，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石油期货市场也对美元的石油交易模式构成了不小的分解与冲击。如伊朗早在本国国际原油交易所开始使用欧元、伊朗里亚尔和其他一揽子货币作为结算货币已有10余年之久，俄罗斯在圣彼得堡国际商品交易所推出的乌拉尔原油期货中也采用卢布作为计价工具，而上海原油期货市场上人民币计价与计算机制也做得风生水起。

多种贸易领域非美货币的安排。非美货币充当交易结算工具并不仅仅拘囿于在石油进出口领域。本次与巴西达成以本币直接开展贸易交易之前，中国已与俄罗斯、阿联酋、伊拉克和新西兰等20多个国家达成了部分双边商品贸易采用本币结算的协议，与此同时，俄罗斯跟土耳其、土耳其与伊朗、印度与俄罗斯、印尼和马来西亚以及泰国等彼此之间的许多贸易品种都采用非美元货币交易。来自BWC中文网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已有64个国家采用不同的方法在经贸活动中积极展开“去美元化”的行动。

双边与区域性货币互换。货币互换协议无疑是国家双边贸易往来“去美元”的重要法律成果。目前除了中国与40多个国家达成了货币互换协议外，印度和阿联酋、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的货币互换协议也瓜熟蒂落。与货币互换协议更进一步的还有在更大区域范围内采用本土货币进行结算的战略安排。据悉，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以来，为强化《清迈协议》，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国家正在酝酿和开始探讨将域内主要币种作为金融危机时相互通融资金的对象货币，此举在形成区域内货币互换基础的同时，也有望在多国间建立不单纯依赖美元的资金供应体制，从而打造出应对与隔离危机的安全网。

抛售美元资产。在贸易环节全力挣脱美元束缚的同时，不少国家还选择在外汇储备中尽可淡化对美元及其金融产品的配置与依赖。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持有美债降至8594亿美元，创下了14年来的最低值；与此同时，俄罗斯目前仅持有6700万美元国债，相比10年前萎缩了2600%，而沙特阿拉伯的美债持有量也从10年前的1844亿美元降至目前的1110亿美元，净抛售率高达40%。此外，印度、巴西等都在不约而同地减持美国国债。受到影响，截至2022年底，境外官方部门持有美国国债规模降至3.68万亿美元。

央行持续买入黄金。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结果表明，最近10年全球各国央行都在开足马力购买黄金，而在增持黄金的央行大军中，新兴市场国家格外抢眼。数据显示，2022年各国央行黄金净购入量达1136吨，创下了1950年以来最高年度需求，其中新兴市场央行购金占了大部分，包括土耳其央行增购黄金148吨，中国央行购金62吨，埃及47吨、卡塔尔35吨、伊拉克34吨、乌兹别克斯坦34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5吨，印度央行的购金增量虽有所减少，但仍呈净买入状态，黄金储备升至787吨。

摆脱痛苦唯有更大力度

“去美元”

从全球范围看，“去美元”的行动并不只局限在新兴市场国家。20多年前，欧元的出世，本身就带有与美元抗衡的诉求，而在与伊朗合作开发INSTEX之前，欧盟还独自建立了一个名为SPV（特别目的机构）的法律实体，目的是绕开美国的制裁与中东国家开展能源贸易；此外，日本、英国、加拿大以及欧洲央行已经共同组建了一个联合开发加密货币的小组，希望以此绕开美元结算，同时瑞士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储备量在全球仅次于俄罗斯。只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市场国家“去美元”的阵容更为强大，主要原因还是新兴市场国家所遭受的美元危害更深，摆脱美元的束缚也就更具紧迫性。

首先，美元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美元升值意味着非美货币的贬值，结果是推动相应国家物价上涨，同时由于国际大宗商品用美元计价，后者贬值必然带动前者价格的上升，输入性通胀便蔓延至新兴市场。而更重要的是，掌控着铸币权的美联储面临着“特里芬困境”，即在短期国内目标与长期国际目标之发生冲突的情形下，美联储只会顾及自己的经济目标而不会考虑美元的外溢效应。正是如此，在经过了几轮量化宽松释放出巨量流动性从而创造了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后，美联储借着自去年至今的连续大幅升息引致非美货币集体受挫，几乎所有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没有逃脱恶性通胀的侵蚀。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本币竞争力十分羸弱的新兴市场国家被迫选择美元作为国内主要流通货币，在通胀面前失去了货币政策的相机调控权，因此，像委内瑞拉、萨尔瓦多、阿根廷等就成为了屡次美元价值变动下通胀最为严重的国家。

其次，美元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实现国际贸易平衡的主要羁绊者。一国国际贸易平衡由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两大因素所左右，前者包括商品与服务贸易，后者包括资本输入与输出。对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经常项目主要表现为资源的出口与商品和服务的进口，虽然美元的升值可以提振出口，但同时也会带来进口价格的提升，于是很多情况下出现进口大于出口的逆差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资源出口而言，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不仅本国制造业基础薄弱，而且服务供给能力也不够充分和强大，同时自我资本存量非常有限，由此既形成了对进口商品与服务的强烈依赖，也对资本项目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保持着较强需求，这样，在美元升值情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始终难以收获到贸易顺差的成果；另一方面，美元的贬值带动新兴市场主权货币升值，更是直接构成了其商品出口贸易的抑制，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可以通过外汇市场干预来推升本币從而改善出口，但抛售美元必然弱化外汇储备家底，对市场构成看空预期，进而可能引致国际资本流出，并加大资本项目逆差的压力。因此，全面地评判，美元影响之下，绝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至今都未能实现国际贸易收支的平衡。

第三，美元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危机的首要酿造者。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结构优化程度，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弱于发达经济体，因此，从货币价值的竞争角度而言，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自然要弱于美元和欧元等强势货币。另外，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主权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一般都很低，信用程度也不高，相比之下美元在全球的投资、贸易、外汇交易以及外汇储藏方面则占据着独特的支配地位，并且美元的信用级别更易获得国际评级机构与市场的认可，发行美元债于是成了新兴市场国家对外融资的最主要方式，特别是美联储政策趋于宽松和美元贬值的市场窗口，往往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大举对外融资的时间周期，但正如前面所指，美联储其实很难挣脱“特里芬困境”，如果货币政策转向和美元抬升，美债收益率拐头向上，新兴市场的偿债成本就会加大，同时美元的升值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必须用更多的本币来兑换美元，这会推动本币贬值，反过来也必然削弱应有的偿债能力，而一旦偿债压力超出自我极限，新兴市场国家只能被动地选择违约，并且反观经济历史也不难发现，一般美元剧烈波动期，恰好是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大面积违约期。

最后，美元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的麻烦制造者。按照“不可能三角”理论，一国金融政策只能在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三个目标中选择两项可实现，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美联储不可能放弃前两个目标，因此也就不能保持美元稳定，这就意味着，美元出现升值，新兴市场货币相继贬值，资本加速流出，本已流动性短缺的新兴市场国际金融市场不得不承受“失血”之痛；美元出现贬值，新兴市场货币升值，资本可能短期流入，但同时会制造资产泡沫，国际资本高位套现逃离，最终往往在金融市场留下满地鸡毛。不仅如此，伴随着美元与非美货币利差地走阔，投机资本获得了在利率市场、汇率市场与债券市场腾挪与作祟的空间，尤其是新兴市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本就相对羸弱，监管能力也相对缺乏，更容易成为国际资本单边做空与恶意攻击的对象，而资本的快进快出也势必加大金融市场起落的频率与幅度。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