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臻,刘 贤

(西藏民族大学 外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生成语法自1980年代被应用于中介语习得发展研究以来,一直以特征理论视角下的原则与参数作为理论框架,探讨二语习得、三语习得者中介语发展过程中的形态-句法变异性成因[1]。然而,无论是在二语习得,抑或在三语习得研究领域,国内外研究者们在特征理论视角下提出的假说愈来愈多,呈现出庞杂、繁冗的景象[2-7]。这一趋势有悖于当前最简方案以解读具有生物属性的器官—语言官能如何以最优化的方式对接其它生物属性器官,共同受制于第三要素原则支配,从而达到运算效率优先,超越解释充分性及描写充分性,最终实现最简化、最优化的理论框架搭建终极目标。[8]生成语法对形态-句法二语、三语习得发展规律的解释力亟需用一个同一性的理论框架,将形态-句法层面的中介语发展规律整合起来,对接最简方案最优化、最简化的理论目标。

一、特征理论视角下二语习得中介语发展研究弊端

当前生成语法框架下的特征理论视角二语习得研究致力于为“形式-形态分离观”与“形式-形态联系观”[9]②两派之争提供理据。两派争论之处在于中介语形态-句法变异性,究竟受制于可解读特征(interpretable features)与不可解读特征(uninterpretable features)不充分核查所导致的底层句法损伤,还是仅为表层形态-句法变异性损伤。

(一)“形式-形态联系观”与“形式-形态分离观”各假说

形式-形态联系观主张在下狭义句法运算过程中,中介语的形态-句法变异性应归咎于前句法的普遍语法特征库无法被再次激活,从而导致功能语类的不可解读形式特征受损,无法驱动可解读特征值进行核查,最终导致狭义句法运算失败。其中,表征缺陷假说[10]、无参数重置假说[11]、功能特征失效假说[12]、可解读性假说[13]、是特征理论视角下形式-形态联系观二语习得假说的典型代表。

“形式-形态分离观”主张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前句法普遍语法特征库可以被再次激活。在词库中完成词项(lexical items)屈折化的可解读性特征值。形态-句法表征在后句法阶段被“映射”(mapping)给功能语类。中介语表层形态变异性归咎于后句法阶段形态-语音表征受损。韵律迁移假说、形态-句法分离假说[2]、表层屈折缺失假说[14]、特征组装假说[3]以及不充分标注性假说[15]、语境复杂度假说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

然而,如果以生成语法框架下特征理论视角[1]两派观点争论二语习得中介语发展过程,就会存在以下理论之争的悖论现象。

(二)特征理论视角下两派之争悖论现象

不可解读特征、可解读特征语义值的同质化使得所有特征皆可及[6],两派之争意义荡然无存。其次,虽然两派之争均受制于词汇完整假说(Lexical Integrity Hypothesis)[16],两派之争的语言学理论背景不同[17]1138-1140。在屈折化词项上包含语音特征以及形式特征的前提下,基于词位主义(lexeme)[18]的形式-形态联系观主张词位是完整的词干,其内部结构与句法绝缘(insulated),词库中仅生成派生形态②。派生形态的功能语类屈折化发生在句法运算之中。因此,形式-形态联系观认为,中介语屈折形态的缺失直接反应了功能语类的缺失。形式-形态分离观则是基于分离假说(Separation Hypothesis)[19],主张“词-构型”与“句法-构型”受制于不同的机制,通过映射(mapping)关联句法与形态的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也就是说,中介语形态的缺失是由于形态结构层面与句法结构层面的非最优化映射关系所致(如图1、图2所示)。

图1 形态-句法分离观语言学理论背景

图2 形态-句法联系观语言学理论背景

综上,特征理论视角解读二语习得中介语形态-句法变异性的两派之争如同鸡同鸭讲,并未在同一个理论基础之上进行对话。这种理论构建无法统一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之下,无益于生成语法中介语变迁理论的构建。

二、特征理论视角下三语习得中介语发展研究弊端

21世纪初,基于特征理论的三语习得研究开始盛行。2011年1月《第二语言习得研究》(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设专刊关注生成范式下三语习得领域热议的研究问题。García Mayo &Rothman[20]梳理出国外学者针对三语习得形态特征值迁移问题所提出的四个“多语形态-句法迁移假说”(Multilingual morphosyntactic Transfer Hypothesis)。主要关注一语、二语形态特征值在三语形态-句法中介语发展过程中的迁移问题,以及在三语中介语发展过程中普遍语法UG的可及性问题。

(一)“多语形态-句法迁移”下的四个假说

多语形态-句法迁移假说关注的是三语习得初始发展阶段,一语及二语对三语习得发展过程的影响因素。其中包含的四个假说:L1全迁移假说(Absolute L1 transfer)[21]、L2地位因素假说(L2 status factor)[22]、渐强模式假说(Cumulative-Enhancement Model)[23]、以及类型优先模型假说(The Typological Primacy Model)[24]对三语习得中介语发展初始阶段,以及后续发展阶段的一语、二语的作用及影响从心理语言学、心理类型学、语言类型学等等角度揭示了习得者中介语变异性发展的原因。

(二)特征理论视角下三语习得假说构建各自为营现象

当前生成语法框架下特征理论视角的三语习得研究存在一定理论弊端。在L3习得初始阶段,L1全迁移假说、L2地位因素假说在争论有关L1、L2形态-句法特征值迁移问题时,其实是受制于继承语双语者③(heritage bilinguals)[25],以及L2水平的门槛效应(Threshold Theory)[26]限制及影响的。也就是说,被试的L1、L2熟练程度与L1、L2习得顺序不一定同步。借由仅存在于L2中,而不存在于L1中的功能语类形式特征是否迁移至L3习得初始阶段的研究,验证“UG-可及性”是否存在于非母语习得发展过程中的方法论,存在认识论(epistemological)方面的偏误[5][27]。

以上三语习得研究领域中,有关中介语发展初始阶段探讨的四个“多语形态-句法迁移假说” (Multilingual morphosyntactic Transfer Hypothesis)与不同的研究范式相互结合,如:心理学、类型学等等。结论各自为营,无法完全统一在生成语框架之内[7]。庞杂、繁冗的理论构建趋势无益于抽象、概况性语言学理论系统的构建。违反了“微观原则与参数方案”理论框架下,解决“描写充分性”与“解释充分性”之间张力(tension)的意旨[1]。更无法达到超越解释充分性,实现语言官能设计的最优化,进而与其它生物性器官外接口的目标[11]。

三、分布形态学视角下二语、三语习得形态-句法变异性的同一性理论框架搭建

依托微观原则与参数方案下的特征理论视角二语、三语习得研究,无论是二语特征理论立足于“形式-形态分离观”以及“形式-形态联系观”两派之争诠释宏观视角下的UG可及性问题,还是特征理论视角下三语习得依托不同理论视角构建理论假说,诠释L1 、L2语言迁移现象,都存在一定的理论构建弊端。具体表现为理论假说的构建不是基于同一个理论语言学基础,从而产生了纷争不断的现象。与此同时,理论构建冗余拖沓,违背了最简方案的理念。

在生成语法范式下搭建具有同一性的中介语形态-句法理论框架迫在眉睫。分布形态学提供的理论语言学基础,能够对生成语法范式下中介语形态-句法屈折化变异性的建立提供同一性理论框架搭建,将二语、三语形态-句法屈折化现象均囊括在同一个理论视角之下,达成最简方案框架下的理论构建过程最优化、最简化目标。

(一)外化于UG句法-语义结构的屈折化形态-句法特征值

分布形态学作为一种语法理论,取消了词项,词与短语实现了透明性(Transparency)接口。词的内部结构与句法的内部结构相同,受制于非对称性普遍语法特征值的驱动,呈现出形态-句法特征层级排序的同质性(features hierarchy)[28]。原本在特征理论视角下,词项的屈折化特征值不复存在。前句法仅保留了核心UG句法-语义特征值。拼读发生后,受制于“特征断裂”原则[29]138,在后句法PF形态层面屈折化的形态-句法特征值异质于前句法句法-语义特征值[28]291。这样以来,能够在确保UG核心句法-语义结构无损的前提条件下,探讨中介语形态-句法屈折化的变异性现象(如图3所示)。

图3 分布形态学—形态-句法屈折的后句法化

正如McCarthy[15]53所强调的一样,“我们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争论句法缺陷(syntactic deficient)并不存在于中介语语法之中,而是存在于具有层级结构的、形态层面之上的句法性质损伤”。基于分布形态学的语言学理论视角,搭建生成语法范式下中介语形态-句法变异性同一性理论框架,会使生成语法范式下各个假说变得可测、可量,而且可以将形态-句法的非系统性变异转化为系统性变异,中介语发展过程变得可预测,L1、L2迁移问题也随之不复存在。

(二)形态-句法中介语发展的系统性变异性

Ellis[30]136将二语习得发展过程的中介语变异性划分为:系统性变异(systematic variability)与非系统性变异(unsystematic variability)。中介语形态-句法变异性的预测对象是系统性变异性现象,可以对其做出可持续性、具有规律性的预测。然而,在特征理论视角下,词项上的屈折化特征值为无序集合的非系统性变异,不具备被预测的先决条件,无法成为中介语变异性的预测对象。如果采用分布形态学理论,词项取消,词项上由屈折特征组装所引起的非系统性中介语形态变异性不复存在。由于句法-形态是同质性的接口,各接口层级均为句法实体,后句法形态层面上的句法终端功能语素上的形态-句法特征值,以及后插入的词汇项上的形态-语音特征值的屈折化过程均转为了中介语形态-句法系统化变异性,非系统性变异性不复存在。

(三)L1、L2形态特征值迁移问题不复存在

特征理论视角下的二语、三语习得中介语形态-句法变异性归因分析,陷入了争论于这种变异性来自于L1或L2,还是普遍语法特征库UFI可及性的争论僵局之中。也就是说,纠葛于非母语习得者的形态-句法变异性究竟是受到归纳式(inductive way)特征选择性学习,还是演绎式(deductive way)特征组装习得影响的两难境地[31]。如果采用分布形态学理论视角,则可以将形式特征选择(feature-selecting)、特征组装(feature-assembling)均参数化于后句法的形态层面,解决了受制于UG的演绎性特征值参数化设置问题与L1、L2特征值迁移的归纳性问题之间非此即彼的矛盾。将特征选择与特征组装均纳入到了参数化框架之下。非母语中介语形态-句法变异性发展过程仅受制于UG,随用随取,在PF构件上屈折化参数,使得L1、L2特征值迁移问题不复存在。

(四)非等值性形态-特征值的预测力

Cowper[32]19主张词项(lexical items)并不会带来跨语言间的变异性。语言间的变异性是由于词汇项(vocabulary items)带有与狭义句法无关的语音、语义信息所引起的。而且,“词汇项”而非“词项”才是语言习得者能够直接观察得到的东西。因此,语言间的变异性是由后句法形态层面的词汇项屈折化所致。在分布形态学视角下,UG句法-语义特征构建了具有屈折系统的依存关系结构[32],由于句法终端功能语素是由充分标注的形态-句法特征集合组成,配对儿性后插入的词汇项可以进行非充分性标注(如图4所示)。

相较于特征理论视角下,词项上屈折化的特征值均有等值性④而言,分布形态学视角下的词汇项具有非对称性形态-语音特征值的标记性(markedness),可由普遍语法特征库中的句法-语义特征几何结构编码而成[32]。不同于特征理论视角下(Chomsky 1995),特征值无序组装于词项之上,分布形态学视角下的后句法PF构件上的词汇项是由具有依附结构、层级关系的屈折化形态-语音特征值构成。这一特质可用于量化UG-可及性的判别方法,使分布形态学视角下的中介语形态-句法特征值变异性具有了可预测的量化标准。

图4 分布形态学:非充分标注词汇项匹配性后插入示意图

综上所述,建立二语习得变迁理论模型的实质性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可被验证的、具有预测力的理论[34]323。本研究采用分布形态学作为理论基础,基于语言官能运算程序处理方式的不同,将中介语形态-句法变异性均视为后句法形态层面的形态-句法性质损伤。对生成语法框架下的中介语形态-句法变异性发展规律进行描述,用以搭建生成语法范式下将二语、三语习得中介语形态-句法变异性同一在一个理论框架下。以具有依附关系的屈折化非等值性形态-句法特征值,实现对中介语形态-句法屈折化形态变异性的系统性预测力。同时,进一步实现最简方案最优化、最简化的理论目标。

注释：

(1)Borer(2001:15-18)以“句法-形态同形模式” (syntax-morphology isomorphic model)与“句法-形态非同性模式”(syntax-morphology non-isomorphic model) ;White(2003: 182)以“形态先于句法(morpheme-before-syntax)”及“句法先于形态(syntax-before-morpheme)”命名两派之争。本研究认为“形式-形态分离观””与“形式-形态联系观”(戴曼纯、康悦 2009: 58)更加形象。因此,在这里加以采用。

(2)弱词汇论视角下的“词位”理论(Anderson 1992),仅将派生形态归为词库中生成,将屈折形态置于句法运算中生成。Halle(1973)指出屈折形态与派生形态具有共性。在这里我们认为弱词汇论视角下,词库中的词构型仍具有屈折化特征。

(3)个人最先接触到某种语言,但是由于主导语言的转换,导致并未完全习得该语言(Gass&Glew 2008:269)。

(4)Lardiere(2009a:215)指出的,“我们的设想是,(形式)特征做为原子式的初始要素(atomically primitive)是等值的(equivalent)。因此,可以作为最为有效的跨语言间的对比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