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磊,刘泽寰

(1.南开大学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2.南开大学 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天津 300071;3.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一、引言

新冠疫情给全球制造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疫情在世界范围的反复对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和延伸带来了持续挑战,复工人数不足、物流受限、原材料供应难等问题接踵而至。作为国家“六保”任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既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基础,又是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更是明确指出了要以高水平双向投资高效利用全球资源要素和市场空间,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保障机制,推动产业竞争力提升。

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库存(1)管理学中对库存(inventory)和存货(stock)有更为严格的界定,库存指的是存储的一系列物料;存货指的是商业组织中所有存储的、以备将来使用的物料和商品。本文不对两者进行划分,视为同义。)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非产成品存货是为了满足未来需要而暂时闲置的资源,其不但不能立刻创造价值,反而会占用企业资金等相关资源成本,从这个角度讲是一种浪费。另一方面,从现实来看,持有一定规模的存货又是必需的,这是因为存货的缓冲(buffer)作用可以解决生产过程中的“断顿”问题,降低各生产环节间的关联性。尤其当前全球价值链的不确定性较高,充足的中间投入品或原材料储备是企业在平滑生产、防止脱销、稳定产品价格等方面的重要战略资源(2)疫情下,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微观企业的要素投入和生产策略提出了新要求,中间投入品的稳定对企业来说成了当务之急,而保障中间投入品稳定最为简便和有效的策略就是持有一定规模的存货储备。。

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国际化征程不断向前,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许多学者也以此为题,来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所带来的各类影响。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关的一支文献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Cassels将产能过剩定义为潜在生产能力超过实际生产水平的倍数[1];董小君对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国际产业转移来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指出让产能集体“出海”,彻底释放外部消费需求,既能帮助庞大的外汇储备找到出口,也有利于“中国制造”走向国际[2];杨振兵和严兵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提升其产能利用率来达到“去产能”的效果[3],与温湖炜、李雪松、曹献飞和裴平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4-6]。但产能问题作为一个较宏观的概念更多是由于需求不足导致社会生产的闲置,而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更具微观特征,侧重于供给侧,反映出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调整。受新冠疫情影响,工业企业非产成品储备和供应稳定的问题尤为突出。以汽车行业为例,在“缺芯”的影响下2021年全球汽车市场累计减产约1020万辆,其数量相当于2020年全球汽车产量的13%。由于中国汽车芯片依赖进口,中国的减产量约为198万辆,占全球汽车累计减产量的19%。遗憾的是国内目前对于企业存货方面的研究仍十分有限。那么,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其非产成品存货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构建了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指标以捕捉行业和规模特征对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工业企业为样本对这一问题展开较为详细的考察,同时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精益程度这一结论进行深入研究。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研究资料,国内学者还没有从微观企业层面详细考察过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存货的关系。因此,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有三点:(1)采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关系,并进行了较为丰富的异质性分析;(2)从出口、中间投入品进口和全要素生产率三个角度出发,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机制;(3)从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出发,分析了非产成品存货增加对企业的影响。

全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构建存货精益指标并对所用数据进行介绍;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异质性分析;第六部分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和扩展性研究;最后一个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理论分析

存货控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7]。伴随生产分工的精细化发展及物流效率的提升,社会更是把降低存货视为企业管理运营能力提升的现实表现。不可否认,良好的库存管理是企业降低成本、优化生产、提升市场价值的重要途径。例如:TOYOTA、ZARA等跨国公司都具备业界顶尖的存货管理模式,并据此位居行业翘楚。Sharma、Hameri和Weiss也认为现代企业可以通过提升存货管理能力防止资金占用并增强自身在行业中的竞争力[8-9]。在库存控制的观念之下,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采用各种存货管理措施,以减少库存,改善成本结构[10-11]。但存货是平滑生产过程和保障供应稳定的重要储备,并起到了稳定价格水平的作用,没有了存货,商业组织间便无法有效运转。这一点在近些年尤为明显: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反复蔓延对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生产服务活动造成影响。全球价值链在疫情影响下表现出的脆弱性和低韧性既是微观企业需要直接面对的棘手问题,又是各国政府需要重新审视以保证本土产业安全稳定的重要课题。因此,存货研究的关键并非在于是否应当持有,也不是一味追求总量的减少,而应是基于确保企业正常生产前提下的最优状态。本文从价值链、贸易、技术获取以及市场预期四个视角就对外直接投资与非产成品存货的关系展开论述。

(一)OFDI、国内价值链调整与非产成品存货

根据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对外直接投资首先从本国的比较劣势产业(边际产业)开始依次展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全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在全球价值链(GVC)中具有重要并且独特的地位,最明显的特色在于,中国是衔接全球价值网络的中心枢纽(3)也有学者称之为全球价值链双环流体系。。作为枢纽的中间节点,一方面,中国通过吸引外资承接发达国家逐渐淘汰出来的部分生产工序,进口发达国家的高级中间品,并向其出口最终产品;另一方面,中国不断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将国内失去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转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并向其出口相对低端的中间产品,同时进口最终产品。工业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的提升,将会颠覆企业在本土的生产环节和分工布局,并对国内的生产规模产生影响。这种“破坏式”转变所造成国内生产环节的调整势必会对企业的内部存货管理能力提出挑战,原有的非产成品存货会因为现有生产的转型而产生积压,并且在调整过程中企业与上下游供应商所保持的业务合作与订单合同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予以消化。同时在生产转型的初期,企业需要打通新的中间投入品供应渠道。由于还未与新的供应商形成稳定合作关系,为降低不确定性,企业提升非产成品库存用来保障生产环节的连贯和稳定[12]。

(二)OFDI、贸易与非产成品库存

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两个重要特征,两者之间的关系更是国际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上看,两者间既可能是相互替代的[13-14],也可能是互补的[15-18]。企业出口规模扩大对自身非产成品库存的影响取决于正反两方面,出口增加一方面可以为企业过剩的产能和积压的原材料寻找到新销路从而降低非产成库存;另一方面出口增多也反映出企业所涉及市场范围、潜在需求以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产生需求扩张效应为企业带来 “订单压力”,这将迫使企业提高非产成品存货储备以应对需求增长。

此外,中间投入品是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效率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如果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增加了企业的中间投入品进口,这将会导致企业非产成品库存提升。周昕和牛蕊通过引力模型发现除最终产品外,中国对外投资与进口贸易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9],与袁一堂和王潇结论一致[20]。但是项本武基于引力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抑制了中国从东道国的进口[21]。

(三)OFDI、技术获取与非产成品库存

获取技术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22],现有研究大多支持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逆向技术溢出的目的,并对企业的生产率或技术进步产生积极影响[23-24]。技术获取类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从两个方面对非产成品存货产生影响。一方面,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是通过有利于要素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从而实现生产率的提升,则有助于企业集约化发展,减少非产成品存货规模。同时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市场份额并扩大企业的出口从而再次影响到非产成品存货水平,这又可能导致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增加。另一方面,国内企业通过向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接触并获取到技术后,通常还会利用当地的研发网络和高技能劳动力优势,生产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中间产品,并通过公司内贸易的形式将它们出口到母国[25]。这将会促进中国与投资国之间的中间产品贸易,并增加投资企业的中间投入品进口种类,从而最终导致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增加。

(四)OFDI、市场预期与非产成品库存

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并拓展海外市场业务的主动选择过程,通过与投资地建立“关联效应”从而获取和利用当地一系列的潜在“优势”。其中包括市场、技术、上下游供应商和中间投入品供应。企业获取到这些“优势”后将会对自己的未来业务发展和生产规模产生良好的预期,加大现有生产规模下非产成品存货储备以保障未来扩张的需要。具体来说,一方面以开辟境外市场为目标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后,预期自己将持续获得来自投资国当地的市场需求,从而主动提升非产成品存货持有规模为接下来的产能扩张做准备。另一方面,为获取海外高质量中间投入品供给并借此提升国内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后会加强对投资地原材料、各类中间投入品等非产成品的进口规模用来补充国内高质量中间品的短缺,同时投资后中间品供应的稳定有助于企业“提质增效”,巩固强化国内市场地位,并对未来的市场需求形成积极预期,从而进一步促使企业主动提升非产成品存货储备。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推断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从价值链关联、国际贸易、技术接触及市场预期四个方面对企业非产成品存货造成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不单是数量层面的,对中间投入品结构与质量的影响也尤为重要。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进行攀升并促进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26-27]。这种提升通常伴随着中间投入品种类、附加值以及专业化程度的增加。这一现象在高新技术产业尤为明显。以集成电路行业为例,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市场应用的推动下,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近些年快速增长,但由于技术障碍,高端芯片仍然主要依赖于国外进口(4)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1年上半年,中国集成电路行业的进口量为3 123.3亿块,进口金额约为1 978.8亿美元。。全球芯片供应短缺,国内相关部门成本不断上升,生产交货能力的下降已对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带来了阻碍。如果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关键产品供应链的稳定,则有助于为当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保障和支撑。

三、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一)基本模型设定

存货根据其用途,可分为产成品存货和非产成品存货(5)非产成品存货依据价值链中的位置又可分为原材料和在制品。两大类,前者为最终产品,用于销售;后者为中间投入品,用于生产[28]。换言之,产成品存货反映出企业在面向市场过程中的销售经营能力,而非产成品存货反映出企业在协调生产活动时的管理运营能力。在本文的后续研究中,我们重点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影响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非产成品存货占总存货比重很高,超过三分之二,同时非产成品存货包含了除最终产品外与企业生产活动息息相关的原材料及各类中间投入品,更能从供给角度体现企业在生产决策方面的调整。其二,非产成品存货的顺经济周期特性更加明显。这是因为非产成品的需求来自生产企业,在需求扩张时期,厂商可以更早地察觉并大幅度地增加中间投入品的购买,在经济收缩时期,生产者又会率先减少存货投资以防止积压。而最终产品的需求来自消费者,根据跨期理论,消费者的决策是追求效用最优,试图在各个时期平滑消费。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构建了存货精益指标用来衡量企业的存货管理能力并按照如下的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经验估计:

ELIit=β0+β1ofdi×post+β2ofdi+β3post+

αXit+σi+σt+σd+εit

(1)

其中,下角标i和t分别代表企业与年份,被解释变量ELIit是企业i在第t年的库存精益水平。ofdi和post分别为处理组与处理期虚拟变量,样本中所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其ofdi值为1,否则为0;同时,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后的所有年份中其post值取1,其余均为0。交乘项系数β1是重点关注的,如果大于0且显著,则表示对外直接投资会提升企业存货管理水平;反之,则表示将降低企业存货管理水平。控制变量矩阵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集合,具体的计算方法参见表1。σi、σt与σd分别是个体、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介绍

(二)存货精益指标

在引入存货指标前有必要强调两个事实。其一,企业的存货水平受到所属行业的影响。例如:纺织类行业的平均存货水平明显低于化工类行业。其二,企业的存货水平与其自身的生产规模密切相关。通常来说,生产规模越大,企业的存货水平相对越高。为此,我们参考Eroglu和Hofer的做法为样本中的每一家企业测算出存货精益指标(ELI)[29]。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第一步是按照式(2)将企业存货的对数对其总产值的对数进行逐年份逐行业的回归:

ln(inventorydit)=λdt+φdtln(productdit)+μdit

(2)

其中,下角标d代表企业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大类,可以看出式(2)实际上针对不同行业进行单独回归,回归后的系数Φ的经济学意义表示在某一特定行业内,平均而言企业总产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引发企业存货变动的程度。

在第二步中,提取学生化的残差μ并对其取相反数(乘以负一)所得结果即为企业的存货精益水平。不难发现,存货精益指标表示某一行业内企业的存货水平与该行业内相同生产规模下企业平均存货水平间的差异。存货精益指标越大则代表企业的库存管理能力越强(存货越少),反之,则越弱(存货越多)。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研究所采用的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工业企业数据库包含了工业企业详实的财务及经营信息,但同时存在指标缺失、指标异常、样本选择和测度误差等诸多问题[30]。我们参照 Brandt等的方法对工企库中的样本进行了重新识别[31],并结合既有文献的做法对合并样本进行如下处理[32-33]:第一,去除缺失重要财务指标[工业总产值、库存(存货)、固定资产总值、资产总值、实收资本、营业利润、销售额、利息支出]的样本企业;第二,去除雇佣人数在8人以下的样本;第三,去除财务数据存在异常的样本企业(如:固定资产值、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实收资本、工业销售产值、出口交货值小于0的样本企业);第四,根据一般会计准则(GAAP)去除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以及累计折旧大于当期折旧的样本企业;第五,我们将数据库中企业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统一到2002年版本 ( GB /T4754-2002)。

另一方面,本文选取《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2005至2013年中首次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作为处理组,剔除了投资到百慕大群岛、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等避税港企业后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合并,所得关键变量的统计特征汇报于表2中。

表2 主要变量统计特征

(四)倾向得分匹配

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非是一个随机过程,而是一种“自我选择”结果。如果总体上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与未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本身在库存管理和运营水平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则会产生较为严重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为此,本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为考察期(2005—2013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选取“情况”类似但从未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作为控制组,以构成一个拟自然实验。参考Helpman et al.及Hijzen et al.的做法,本文选取以下协变量进行特征匹配[34-35]: 劳动生产率、资本密度、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出口比率以及企业面临的 HS6 分位产品的加权进口关税。按照1∶4的标准匹配后,最终经过整理的数据包括了14 385家工业企业,其中处理组企业3 337家,对照组企业11 048家(6)由于篇幅限制,此处并未汇报具体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如有需求可以向笔者索取。。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结果分析

我们将PSM后的样本按照式(1)进行回归并记录估计结果(见下页表3)。被解释变量依次为总体存货精益水平(ELIT)、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ELIFG)以及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ELINFG)。可以看到(1)至(6)列交乘项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OFDI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存货精益水平。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此外,我们还将式(1)中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替换为总存货、产成品存货和非产成品存货的对数形式(用存货持有量加1的对数值表示)进行检验。根据表4所展示的结果,三列交乘项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同样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企业存货的持有水平。

表4 更换被解释变量为库存对数

更进一步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将导致企业总存货提升约为24%、产成品存货提升约为23%、非产成品存货提升约为29%。由于企业的存货由产成品和非产成品两部分构成,这意味着企业投资后非产成品存货的绝对水平不仅将会提升,并且在存货结构方面,非产成品所占比重也将升高。

(二)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隐含假设了处理组在受到政策冲击前的时间效应(趋势)应当与控制组企业相同。为检验该趋势,构造式(3):

α2Xit+σi+σt+σd+εit

(3)

其中,ELINFGit、Xit、σi、σt、σd和εit与前文一致,分别为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控制变量、个体、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以及扰动项。δ取值范围为[-5,5],yeari,ofdi+δ为一个二元虚拟变量代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前后的时间点。具体而言,若企业i在t年首次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同时year为企业i对外投资年份t前或后的第δ年,则yeari,ofdi+δ取值为1,否则为0。我们考察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前五年与后五年的库存变化,并将投资前一年作为参照去除。

根据图1中结果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前各年份交乘项系数均不显著,而投资后的系数显著为负,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三)安慰剂检验

除平行趋势外,安慰剂检验也是判断模型识别是否准确的有效办法。本文遵循唐宜红、林毅夫以及李广众等人的检验思路,通过将处理组的处理期提前,从而构建虚拟政策冲击进行估计[36-38]。表5中(1)至(3)分别将处理期提前1到3年,可以看出交乘项系数明显向0靠近,显著性水平也明显改变,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5 安慰剂检验

(四)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论不受匹配方法的影响,我们还直接对未经PSM的全样本进行估计,以及采用1∶1与1∶5近邻匹配进行回归。从表6汇报的三列结果来看,交乘项ofdi×post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保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6 其他稳健性检验

五、异质性分析

(一)投资类型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存在差异,不同投资类型对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我们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按投资类型划分为五种,并依次为每种投资类型的企业重新采用PSM法匹配样本组企业,回归结果汇报于表7。

表7 投资类型检验

表7中(1)至(5)列依次是资源获取类、研究开发类、商贸服务类、水平生产类和垂直生产类对外直接投资。第(1)列资源获取类投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一方面原因在于该类投资可以保障国内企业投入品供应的稳定,降低了原材料外部获取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可以减少非产成品存货的持有规模。另一方面原因在于企业所投资的各种矿产、原料等资源物资通常体积庞大且附加值较低,导致单位产品运输成本的比重较大。企业为节约运输成本,通常会将开采出来的资源以库存形式在当地存放,待积累到一定规模后再集中运输,因而导致国内非产成品存货的持有规模下降。

第(2)列研究开发类投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研发类投资降低了投资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正如机制分析中所论述的,“优势获取”与“优势利用”是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更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开展研发类直接投资的明显特征。通过向发达国家投资从而与当地构建产业关联[39],来获得高质量中间投入品以及机器设备,这将导致中间投入品进口增加并造成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的下降。

第(3)列商贸服务型投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商贸服务型投资目标在于寻求市场,主要职能包括提供进出口服务、产品推广与销售、接收订单、收集市场信息、培养客户资源与售后服务等。其中仓储服务是关键一环。将国内商品发送至海外仓储节点,创造当地需求后在投资国市场销售。因此,该类对外直接投资将通过拓宽企业的销售渠道,增加企业的仓储物流网点导致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下降。

第(4)列水平生产类结果不显著。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将国内工厂复制在投资国直接供给当地市场来替代出口,而且由于临近目标市场,还可以及时准确地获取当地市场的需求信息,保持更加持续稳定的销售网络和顾客资源。因此,这类投资可以使得企业更加有针对性地调整生产计划,不容易引起非产成品存货增加。

最后一列垂直型当地生产显著为负。垂直生产类投资符合国际分工的思想,将国内生产链条的部分链节转移到海外并通过国际贸易把各生产环节有机结合。随着我国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将国内的边际产业逐步向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发展中国家转移,并依靠全球供应网络和国际贸易将生产进行衔接。伴随着国际运输业的发展,跨境物流的效率与成本不断降低,但是相比于国内生产,运输时间和波动性都明显增加。更长的物理距离使得在途产品增加从而提升企业存货。同时,企业为了克服全球供应的不确定性往往会增加存货储备,以此来保障中间投入品的稳定达到平滑生产过程的目的。

(二)投资国家类型

根据前面的研究,我们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将导致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下降。现有研究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生产规模会进一步扩大,并显著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有理由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会对自身未来的生产能力和可能接触并获取的市场份额产生一种正向的预期。在这种积极预期的影响下,企业为了保障生产的连贯与稳定,主动扩大自身原材料、中间投入品等非产成品存货储备并最终造成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的下降。为此,本文引入三重交乘项对这一猜想进行验证。

1.与中国合作密切程度

中国与投资国经贸合作的紧密程度是影响投资企业海外市场拓展、跨国经营效率以及进出口业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倡议意在发挥机遇共享机制,构建国际区域范围内的“大分工”“大协作”体系,有助于两国或多国产业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互补优势。本文以是否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为标准,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划分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与非“一带一路”合作国家。通过构建了“一带一路”识别变量(B&R),对投资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赋值为1,否则为0,将B&R与处理组虚拟变量和处理期虚拟变量进行三重交乘,得到式(4)后进行回归。

ELINFGit=β0+β1ofdi×post+λofdi×post×

B&R+αXit+σi+σt+σd+εit

(4)

表8第(1)列中三重交乘项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负,表明相比投资到其他地区的企业而言,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非产成品存货增加的相对较多。这说明企业投资后非产成品存货规模受到中外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双边关系越为紧密就越容易使企业产生积极预期,从而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促使企业扩大非产成品存货的储备。

表8 投资国家类型与国内市场规模

2.投资国家市场规模

投资国的市场规模越大,意味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面对的潜在需求越大,企业也就越容易形成积极预期,从而提升非产成品存货。本文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按照GDP的大小分为两组:高市场规模与低市场规模,并对投资到高市场规模国家的企业赋值为1,否则为0。按照式(5)进行回归后的结果汇报在表8第(2)列,可以看到三重交乘项系数仍然显著为负,符合前文的分析。

ELINFGit=β0+β1ofdi×post+λofdi×post×

Fmarsize+αXit+σi+σt+σd+εit

(5)

(三)国内市场规模

更好的服务国内市场并提升国内竞争力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寻找高质量中间投入品可以保障国内生产供应的稳定。一般而言,企业国内的市场规模越大,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也越高,海外投资后更可能加大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导致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下降。为此,我们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前一期工业销售产值的对数作为衡量企业国内市场规模的指标,并与处理组、处理期虚拟变量交乘后按照式(6)进行回归。

ELINFGit=β0+β1ofdi×post+λofdi×

post×Dmarsize+αXit+σi+σt+σd+εit

(6)

根据表8第(3)列所示的回归结果,三重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国内市场份额越大对企业投资后的非产成品存货影响越为明显。

(四)需求周期

企业的存货规模受市场需求和生产者决策两方面影响,可能存在周期变动规律。那么,在需求周期的不同阶段,对外投资对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影响是否相同?我们以2008年作为需求周期的分界点,将对外直接投资按需求周期划分为两个阶段,分析不同需求阶段的OFDI对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影响。

表9中第(1)列以2005、2006、2007年三年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作为处理组来考察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处于需求高涨和补库存阶段中OFDI对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影响;第(2)列是把2010、2011、2012年三年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作为处理组来考察危机爆发后,处于需求低迷和去库存周期阶段OFDI对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的影响。我们发现,两列回归结果的交乘项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反映出OFDI对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影响更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生产方面的调整。

表9 需求周期

六、传导机制探讨和扩展性研究

本文的核心结论是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了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那么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是通过哪些方式增加的,同时非产成品存货的增加又将会对企业绩效和经营产生何种影响?我们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并给出了一些证据。在理论机制部分,推断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进出口贸易和生产率等因素对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产生影响。为此,参考任曙明和张静、尹志锋等人的中介效应检验思路[40-41],构造下述方程组并将之前的数据与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对企业的进出口效应与生产率效应进行检验。

ELINFGit=β0+β1ofdi×post+

αXit+σi+σt+σd+εit

(7)

empit=b0+b1ofdi×post+αXit+σi+σt+σd+εit

(8)

ELINFGit=β0+β1ofdi×post+λempit+αXit+σi+σt+σd+εit

(9)

impit=c0+c1ofdi×post+αXit+σi+σt+σd+εit

(10)

ELINFGit=β0+β1ofdi×post+λimpit+αXit+σi+σt+σd+εit

(11)

tfpit=d0+d1ofdi×post+αXit+σi+σt+σd+εit

(12)

ELINFGit=β0+β1ofdi×post+λtfpit+αXit+σi+σt+σd+εit

(13)

其中,式(7)作为参照与式(1)类似。式(8)中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的出口强度(用企业出口总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表示)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式(9)将出口强度加入解释变量中,通过观察估计结果来判断OFDI后出口与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关系。类似的,式(10)与式(12)分别把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企业的中间投入品进口强度(用企业中间投入品进口额占总产值的比重表示)和采用Ackerberg等的方法(ACF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42]。式(11)和式(13)分别将企业的中间投入品进口强度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入解释变量中来判断两种因素的传导作用。

检验结果汇报于下页表10中,(2)、(4)、(6)三列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出口和生产率均有正向促进作用,与多数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和生产率效应文献的结论一致[43-45]。在分别控制了出口强度和中间投入品进口强度后,第(3)和(5)两列中emp和imp系数均显著为负同时交乘项系数的绝对大小和t值明显降低,表明投资后企业进出口贸易的扩大明显降低了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而表10中第(6)列tfp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起到了正向优化作用(7)我们还用Levinsohn和Petrin提出的方法(LP法)测算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检验,其检验结果与ACF法一致。[46]。

表10 机制分析

适当的库存是衔接企业生产,畅通社会经济运行的关键资源。只有当库存过多而产生“积压”之后才会造成资金占用和资源浪费等后果。我们从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管理水平三个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式(14)和式(15)针对OFDI带来非产成品存货的增加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给出了一些侧面证据。

firmvarit=β0+β1ofdi×post+λofdi×post×

ELINFGit+αXit+σi+σt+σd+εit

(14)

ELINFGit=β0+β1ofdi×post+λofdi×post×cmpit+αXit+σi+σt+σd+εit

(15)

表11中的前三列按照式(14)进行回归,其中被解释变量firmvarit分别为企业的利润水平(8)用企业利润总额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表示。、流动比率(9)用企业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表示。和速动比率(10)用企业流动资产与存货之差除以流动负债来表示。,发现第(1)列三重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其余两列均不显著,并未看出投资后非产成品存货的增加会对企业的利润水平与短期债偿还能力造成明显的抑制作用。在最后一列中,我们还按照式(15)将被解释变量换为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同时用企业主营业务成本与管理费用比值来测度企业的管理能力(cmp),并与处理组虚拟变量和处理期虚拟变量构成三重交乘项进行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可以通过提升管理能力来降低投资后非产成品存货的增长。

表11 扩展性分析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采用PSM-DID的方法实证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库存精益水平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降低了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约0.06个单位,这一结论在采用平行趋势以及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方法后依旧成立。其次,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影响依企业投资类型存在较大的差异。资源获取类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精益程度,而研究开发、商贸服务和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再次,论文发现企业投资国家市场规模越大、与中国经贸合作关系越紧密,则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的降低程度越高。同时,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越大,对外直接投资后企业存货精益水平的降低程度也就越大。可能的原因是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后会对未来的市场份额和需求规模产生积极预期,从而主动提升现有生产水平下非产成品存货的持有量以便为后续的扩大生产做准备。此外,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投资后中间投入品进口规模的上升以及出口规模的扩张是导致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同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非产成品存货精益水平。最后,我们并未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增加会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产生负面作用,并且企业可以通过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来防止投资后非产成品存货过度增长。

在国际经贸关系愈发不稳定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本文启示意义在于:第一,理性看待非产成品存货的增长。中间投入品是稳定生产的重要资源,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保障企业关键投入品供应的稳定。中国应当以此为基础,构建高质量中间投入品供应网络,推动国内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二,预防存货过度增长。存货过度积压最终将对企业的经营效益产生负面作用。投资企业应对其予以警惕,通过加强自身管理能力保障非产成品存货的合理水平。第三,继续支持与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断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产能合作关系。建立“走出去”产业指导目录,捋清当前国内难以生产和具有较大需求的中间投入品。出台政策支持鼓励目录行业内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打造我国占据主动地位、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