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定珺,丁 密

在全球范围内,肺癌是男性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和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女性中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死亡率位居第2位,仅次于乳腺癌[1]。胸腔镜精准肺段切除是治疗早期肺癌的主要手术方式,相较于肺叶切除,其可在保障肺癌治疗效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保留肺功能[2-4]。然而研究表明,肺癌术后复发与不良生活习惯有明显相关性。因此,如何改变肺癌术后病人的不良生活行为习惯,提高病人的自我管理水平是近些年研究的热点。

跨理论模型是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以行为改变为目的的行为转变阶段模式,该理论将心理学理论精华有机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病人的不同需求制定具体的行为干预策略,并根据不同阶段实时转化策略,进而督促病人改变行为[5]。近年来,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行为干预方式在慢性疼痛疾病领域研究较为广泛,在促进病人预后转归方面有重要作用,但在癌症术后病人的护理方面研究却少之又少。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行为干预方式对胸腔镜精准肺段切除病人术后自我效能感及癌因性疲乏的影响,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0月—2022年5月在我院接受胸腔镜精准肺段切除术的108例病人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符合《中国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2015年版)》相关诊断标准[6],且术后病理活体组织检查证实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病理及临床分期均为Ⅰ期;术前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术前接受其他抗肿瘤治疗者;合并其他恶性肿瘤者;肺部含有多处结节需进行多部位肺部手术者;合并有内分泌系统、血液系统或神经系统疾病者;伴有明显认知功能障碍,不能配合完成相关量表调查者等。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54例。对照组男30例,女24例;年龄51～72(61.38±6.42)岁。观察组男32例,女22例;年龄50～73(62.10±6.91)岁。两组病人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该研究已获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干预方法

1.2.1 对照组 术后实施常规护理,指导病人术后体位摆放及有效咳嗽的方式,发放健康宣教手册,提醒病人按期复诊,出院后每1～2个月电话随访1次。

1.2.2 观察组 术后实施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行为干预方式。①成立干预小组:由胸外科护士长1人、责任护士5人、胸外科主治医师1人及心理咨询师1人组成干预小组,编制包含不同阶段干预策略的《肺癌术后自我护理管理手册》,组织肺癌术后病人进行学习。主治医师负责治疗方案的决策,心理咨询师负责对病人进行专业的心理疏导,护士长进行基于跨理论模型行为干预方式的培训及监督,责任护士负责具体方案的实施。②干预方案的实施阶段: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行为干预方式具体见表1,持续干预3个月。

表1 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行为干预方式

1.3 评价指标

1.3.1 健康行为自我效能感 比较两组病人干预前后健康行为自我效能感。采用健康行为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进行评估,该量表最早由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临床和健康心理学家Ralf Schwarzer教授于1981年编制,本研究使用的是由王才康等[7]2001年翻译的中文版本,用于评估个体在遭遇困境时所表现出的解决问题的自信心。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30,共包括1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总分10～40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越强。

1.3.2 癌症自我管理效能感 比较两组病人干预前后癌症自我管理效能感,采用中文版癌症自我管理效能感量表(Strategies Used by People to Promote Health,SUPPH)进行评估,该量表由钱会娟等[8]翻译修订,其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970,量表包括正性态度(15个条目)、自我减压(10个条目)、自我决策(3个条目)3个维度共28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每个条目从“没有信心”到“非常有信心”分别计1～5分,总分28～140分,评分越高提示病人的自我管理效能感越高。

1.3.3 癌因性疲乏(cancer related fatigue,CRF) 比较两组病人干预前后癌因性疲乏程度,即因癌症所致的疲乏程度。最早的简短疲乏评估量表(BFI)由德克萨斯大学MD.Anderson肿瘤中心的Mendoza等编制,专门用于评估肿瘤病人的疲劳程度。本研究采用的是由姬艳博等[9]于2016年修订过的中文版癌因性疲乏自评量表,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920,包括心理疲乏(4个条目)、躯体疲乏(3个条目)、认知疲乏(4个条目)和疲乏对生活的影响(4个条目)4个维度共15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无疲乏”到“严重疲乏”依次计0～4分,总分0～60分,评分越高表明病人癌因性疲乏程度越重。

2 结果

表2 两组病人干预前后GSES评分比较 单位:分

表3 两组病人干预前后SUPPH评分比较 单位:分

表4 两组病人干预前后CRF评分比较 单位:分

3 讨论

对于I期NSCLC病人,肺段切除和肺叶切除均是常用的手术方式,但肺叶切除术后病人肺组织表面脏层胸膜面积减小,肺脏对水和电解质的调节功能明显减弱,而肺段切除术并未损伤较大气道,剩余肺组织所需充盈体积相对较小,并不会影响其对水和电解质的调节作用,且肺段切除后所形成的胸腔残腔相对较小,术后不易发生肺部感染,故而已逐渐成为I期NSCLC病人的首选手术方式[10-11]。然而,即便是再精准的胸腔镜肺段切除,若病人不注重术后自身生活习惯的改变,仍可导致癌症复发,而加重治疗难度[12]。因此,对于早期肺癌病人来说,除了保证手术质量外,改变病人术后不良生活行为习惯、提高其自我管理水平对改善病人预后是极为重要的。

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行为干预方式是以跨理论模型为框架,在评估病人存在的不良行为及心理状态后,制定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帮助病人建立对疾病相关知识及护理的正确认知、树立健康的信念、增强其改变不良行为方式的自信心,引导病人逐步改善其不良行为并长期坚持健康行为方式[13]。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可以提高癌症病人对疾病的适应性,改善其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14-15]。韩梅梅等[16]研究也发现,基于跨理论模型的动机性访谈可有效提高肠造口病人自尊心和自我护理能力。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两组病人GSES评分及SUPPH量表正性态度、自我减压及自我决策3个维度评分比干预前均升高,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胸腔镜精准肺段切除病人围术期实施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行为干预方式可有效提高病人术后健康行为自我效能感和癌症自我管理效能感,促使病人摒弃不良行为,向正向的健康行为改变,这与相关研究[17]结果一致。这是因为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行为干预方式主要通过5个有序的阶段引导病人向正向的健康行为逐步改变并长期坚持,最后早日融入社会。这5个有序的阶段分别是前意向阶段、意向阶段、准备阶段、行动阶段和保持阶段,通过5个阶段的干预,使病人从认识自身存在的不良行为开始,到开始做出行为改变,并长期坚持将其变为自身良好的行为习惯。在此过程中,病人的自信心得以增强,健康行为自我效能感和癌症自我管理效能感也随之增强。

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行为干预方式是通过分析个体的“静止—活动—维持活动”过程,使病人注意到自身不良行为,然后诱导其向正向的健康行为逐步改变,并持之以恒、坚持下来的一种“知觉决策”护理模式[18-19]。癌因性疲乏是由于癌症本身及相关治疗引起病人长期紧张、无望和痛苦而产生的一系列主观感觉,在恶性肿瘤病人中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心理疲乏(沮丧、无助,甚至抑郁)、躯体疲乏(虚弱、无精打采)、认知疲乏(注意力及记忆力下降)及疲乏对生活的影响(不爱活动),严重影响病人日常生活[20]。邓雁等[21]研究发现,基于自我效能理论的护理干预模式可缓解食管癌根治术病人术后癌因性疲乏。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两组病人CRF量表心理疲乏、躯体疲乏、认知疲乏及疲乏对生活的影响4个维度评分比干预前均降低,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行为干预方式可有效降低或缓解胸腔镜精准肺段切除病人术后癌因性疲乏,这与相关研究[22]结果一致。推测是因为经过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行为干预后,病人良好的生活健康行为习惯逐渐养成,其战胜疾病的自信心得到有效提升,进而有助于缓解其癌因性疲乏。

4 小结

胸腔镜精准肺段切除病人围术期实施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行为干预方式可有效提高病人术后健康行为自我效能感和癌症自我管理效能感,促使病人摒弃不良行为,向正向的健康行为改变,还可有效缓解病人术后癌因性疲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