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琪

围绝经期是女性一生中必须经过的生理阶段,由于激素水平下降,女性在围绝经期可表现出一系列以自主神经异常、代谢障碍为表现的综合征,对女性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1-3]。临床调查显示,不同地域、人种女性在围绝经期表现存在很大差异[4]。由于对围绝经期症状认知不足、经济因素等原因,很多处于围绝经期发生相关症状的女性未接受规范治疗,对其远期预后产生影响[5-6]。杨青兰等[7]制定了围绝经期认知与行为调查表用于评估围绝经期女性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但其尚未在大规模人群中应用与检验,也未对围绝经期病人在该量表不同维度得分之间的差异特征进行分析。本研究基于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探讨了围绝经期病人围绝经期认知与行为调查表不同维度分布特征,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旨在为改善围绝经期综合征症状管理、提升病人认知水平和改善遵医态度方面提供有价值的研究基础,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1月—2022年9月台州市中医院妇科接受治疗的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就医前半年内存在围绝经期综合征相关症状,符合围绝经期诊断标准;②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上;③无听力或精神障碍。排除标准:①非自然原因停经;②合并认知功能障碍;③合并恶性肿瘤。本研究已经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

1.2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自行编制一般资料调查表,内容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月收入、工作状态、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合并慢性病和绝经状态。②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量表:该量表由杨青兰等[7]编制,包括社会关系、信念态度、卫生保健知识、求医遵医行为4个维度共24个条目,采用0～4分莱克特5级评分法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水平越高。总调查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93,4个因子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79(社会关系)、0.878(信念态度)、0.818(卫生保健知识)、0.919(求医遵医行为)。

1.3 资料收集 所有被调查者在问卷填写前均被告知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征得本人同意后在现场进行问卷填写和回收,对于问卷条目有疑问者当场作答,问卷回收后当场进行问卷质量评估,剔除不合格问卷。本研究问卷采用匿名方式填写,最终发放问卷162份,回收有效问卷156份,有效回收率为96.30%。

1.4 质量控制 在开始研究前确定2名固定调查人员,其中一人为组长,总体负责资料收集过程,2名调查人员均在研究开展前接受相关问卷培训并经过考核。数据收集完成后对调查表统一整理、编码,采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经唯一性检测并进行双份核对检查和逻辑检查,确保录入数据准确性。

1.5 统计学方法 使用Mplus 8.3软件进行基于潜类别增长模型(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LCGM)的潜在类别分析,从单一类别的初始模型开始,逐步增加类别数目来确定最佳模型。以艾凯克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样本校正的贝叶斯信息准则(adjust BIC,aBIC)、熵值(Entropy)、罗蒙戴尔鲁本校正似然比(LoMendell-Rubin adjusted likelihood ratio test,LMRT)、Bootstrap似然比检验(Bootstrapped likelihood ratio test,BLRT)作为模型的评价指标,其中AIC、BIC和aBIC越小表示模型拟合程度越高,Entropy取值范围为0～1,得分越接近1表示分类准确度越高,LMRT(P值)则用于评价潜在类别模型的拟合差异。

2 结果

2.1 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剖面分析模型拟合情况 以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量表的4个维度为连续型外显变量,分析结果显示2～5个类别的LMRT、BLRT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当模型被分为3个类别时,Entropy值最大为0.994,综合考量模型实际意义、可解释性和简洁性后,认为3个类别拟合程度最好,见表1。在此分类结果下将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分为“低认知、求医与遵医组”“中认知、求医与遵医组”“高认知、求医与遵医组”,分别占调查对象的24%、49%和27%,见图1。

表1 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剖面分析模型拟合情况

图1 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3个潜在类别各条目得分情况

2.2 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水平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水平与家庭月收入、居住地和受教育程度有关(P<0.05),而与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状态、合并慢性病和绝经状态无关(P>0.05),见表2。

表2 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水平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单位:例

2.3 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水平潜在类别影响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P<0.05的项目为自变量,自变量赋值方式见表3。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月收入、居住地和受教育程度是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见表4。

表3 自变量赋值

表4 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水平潜在类别影响因素分析

3 讨论

3.1 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潜在类别情况 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女性绝经年龄在50岁左右,由于激素水平、生育状况和合并疾病等因素影响,在围绝经期综合征症状分布上也存在较大差异[8-10]。研究显示我国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排名靠前的主要有疲乏乏力、焦躁激动、失眠、骨关节痛、性欲下降等,对病人生活质量产生持续性不良影响,也是影响女性绝经后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11]。许多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还可能伴有多种症状,对其症状管理水平提出较高要求。

临床实践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保健意识的不断提升,在围绝经期关注自身健康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但绝大多数女性出于对疾病认知不足、症状不严重认为无需就医等因素,常在病情加重到医院就诊时才能对围绝经期相关知识进行科学的了解,这对其求医与遵医行为产生很大影响[12-14]。本研究对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进行调查,并基于LCGM模型将其分为“低认知、求医与遵医组”“中认知、求医与遵医组”“高认知、求医与遵医组”,在此分类结果下,高认知、求医与遵医病人仅占27%,说明此类病人认知、求医和遵医行为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关干预相对不足,与预期研究结果一致。

3.2 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的影响因素 目前临床中提出包括饮食、运动和药物等多种方式在内的干预方法用于改善围绝经期综合征症状[15-16],但由于多种因素影响,病人对疾病、治疗的认知情况不容乐观。徐奕[17]对北京市某三级甲等医院围绝经期妇女临床症状认知的调查发现,不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工作情况、月收入、付费方式的妇女围绝经期临床症状均有明显差异。王岩等[18]调查结果显示,围绝经期女性骨质疏松知识水平较低,其中经济水平和文化程度对围绝经期女性骨质疏松知识水平有一定影响。本研究分析结果发现,家庭月收入、居住地和受教育程度是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进一步分析可知,家庭月收入较低者,出于经济因素考虑,主动求医和治疗积极性较低,导致其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水平较低;而居住在农村者由于农村信息相对闭塞,获取相关知识的渠道有限,造成了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水平较低[19]。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则由于自身认知、社交渠道限制等因素,限制了其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水平的提高,与既往研究[20-21]结果一致。基于本研究结果,后续应针对家庭月收入较低、居住地为农村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进行针对性健康教育,提升其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水平。

4 小结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围绝经期综合征病人认知、求医与遵医行为存在明显异质性亚组,对于家庭月收入较低、居住地为农村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病人应给予针对性干预。本研究局限性:由于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在病例选取环节可能存在一定偏倚性,需在后续研究中扩大样本量对研究结论进行完善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