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政捷 杨润芝

摘 要：通过对国内一线城市地摊经济管理模式思想渊源，执行状况，后疫情时代摊贩群体长期发展所需因素等的考察，我们认为福柯的全景监狱式治理与正规本位理性已不适于当代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发展模式。相应地，更科学的社会层面权责划分，解封后的配套公共空间规划，就业引导则较为必要。此外电子围栏建设，交易报备一体的在线平台建设及其他技术支持均有助于现存地摊经济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非正规经济，城市排除主义，有名商主体，区域规划，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713.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23）12-0000-00

引言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初步得到控制之后，重新开放地摊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试点手段被各地普遍应用。迟至6月，地摊经济被评价为“中国的生机”时，全民摆摊的趋势已形成。长期以来，流动摊贩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耿志等据已有研究统计[1]，中国城市摊贩数量占城市总就业之比为5.2%，占城市非正规就业之比为15.9%。

2020年度的《中国地摊经济行研报告》[2]将地摊经济定义为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而形成的经济形式，经营主要品类包括以小吃为主的早、晚市，各类农产品，日用品等，参与形式为流动商贩和街边占道经营，具有创业门槛低、失败风险低、商品价格低等优点，但也存在影响城市环境、交易无法监管等缺点。

尽管近期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已趋于缓和，摊贩长期以来作为非正规经济的主体和事实上的弱者被打压的现状并未改善。加之长期以来摊贩群体与城市管理者在空间与道德层面的争夺，学者们有必要自平民和顶层设计双重视角对此加以反思。

1 当前国内一线城市对于非正规经济的空间规制及其影响

1.1 理论渊源

1.1.1规划领域既有章程及其学术脉络

1933年签署的《雅典宪章》[3]将城市的四大功能定为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并引入了功能分区的城市规划思想。1977年，伴随国际建协（CIAM）分裂及数十年间的各类理论成果，规划业界讨论通过了《马丘比丘宪章》，提出城市是动态发展的，本质是个体间的关系。相比前者过分强调功能分区（导致城市功能空间割裂），后者更强调功能空间之为有机整体。在这些宏大的规划理念之下，更多细则围绕各种生活场景展开。

当前学界的共识认为城市集合了生产、生活和消费三大场景，且交通、基础设施等要素都可统合在这三大场景之下。其后的《内罗毕建议》，《北京宪章》等对上述理论体系做了进一步深化和前瞻。

1.1.2 空间正义观

1960年代起，随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空间问题成为西方学界研究的热点，（城市）空间正义的概念被提出并得到了跨学科热议。列斐伏尔改变了“空间静止”的观念，认为空间就是社会之产物。

城市社会运动是空间政治的另一批判性分析框架。社会运动既在特定空间中对抗权力，又为空间而斗争。卡斯特认为，城市是社会生活中不同向度的表现，空间、都市功能及其形式常被作为感觉的源泉。但当遇到不明确的力量时，人们倾向于对抗这一力量的外在物质形式。故社会运动在对抗异化和压迫的结构根源时，也对抗日常生活的特定空间形式。[5]

1.1.3 城市排除主義及全景敞视主义的管控

鲍曼[6]所述后现代秩序以消费主义为出发点，包含社会形态及生活模式的更新。此情景下人们首先消费，其后才从事必需的生产。此背景下城市政府为引资进行的空间美化造成了消费导向的城市排除主义，其结果常是非正规群体被长期忽略。纽约和突尼斯市是此类空间管理的典型。近年来，折中主义有所抬头，但缺乏更多实证研究。

不妨再次审视福柯对边沁式全景监狱的阐释：环形建筑内部被逐一分割以防犯人合谋脱逃，中央的监控塔发挥“形式监控”的职能，无论监管者是否存在。实践中，全景敞视机制可被巧妙地纳入于任何社会过程中并使监控更经济高效，同时它也常与举报机制结合，深刻影响了近现代的司法和管理制度实践。

1.2 现有主要管理模式及非正规零售经济现状

结合衡霞[7]、姜震[8]的相关研究，我们发现摊贩群体的存在对再就业有示范意义。上海交大邹砚文等对于曹路地区的研究认为，应对违规摊贩时，城管的惩罚手段已从直接没收商品转向教育劝导，变相带来了生存空间。同期北京市致力于推进三环内农产品市场和零售网点的多元化转型，并通过正负面清单等方式引导住区相邻地块向社区便民服务方向发展；广州市则将摊贩的卫生，惠民程度等纳入了民生指标。由此可见，在国家整体指导原则下，不同地区的工作模式可因地制宜。

但问题仍旧存在。魏程琳在《一线城市为什么拒绝“地摊经济”》[9]中分析认为非法经营的合法化实为从已有的市场服务份额中分出部分，无法转化为真实就业指标。常见的的政策优惠包括专门开辟新的经营空间（如商业综合体的节庆集市）供摊主使用或允许摊贩在特定时间、地点自主经营。但这些大多并非长期设置，新加入者需经市场筛选机制才能实现稳定就业。在已被确权的城市空间，新加入者极在街头冲突中利益受损。

固定经营者也并非赢家。统计数据表明通过官方鼓励，地摊经济的主体和范围有所扩张，但这使得非临街门店的客源相应减少，各项流水支出却逐年增加，一些经营者故被迫退出。

2 对非正规零售经济存续必要因素之考察

2.1现有非正规零售规划管理及其沿革

现有公共空间创收模式、政策及摊贩法律地位，城乡二元结构及收入差距、从业者自身择业观等对于各方行为逻辑，摊贩经济存续均有影响。《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些专栏文章认为中国忽视前述庞大的隐形就业群体将致1.3亿人失业。同时现有的2.3亿个体户也面对执法无确定标准等潜在风险。

随商业地产的独立和零售业对外开放，有关部门将大型正规商业部门视为未来城市经济的主要类型，故开始取缔原有的游商浮贩。尽管数十年来用地红线设置不断完善，规划区外经济行为与政策制定者的冲突仍是长期性的。孙璐[11]在对武昌区某文教组团的调研中发现不同时空区间对应的摊贩类型存在规律，并深受城管出勤周期，邻近人群需求，上下班高峰等影响。此外，流动摊贩与商铺间以人情往来填补了法律难以达到的末梢层面，反映出现代国家治理理性的某些局限。

此外摊贩的法律地位也需关注。金建增等的研究[10]结合商法理论和《个体工商户条例》的相关规定，指出了流动摊贩作为合格的有名商事主体——个体工商户的合理性。政府有权为公共利益对非正规经济活动进行必要规范或合理限制，但无权剥夺财产权（基本权利之一）。法治社会框架下，流动摊贩的合法化是宪法规定的基本公民权变为现实权利的标志，也有助于缓解目前冲突状态。

2.2从业者自身择业观

这部分我们以定量形式呈现。根据上一部分结论及CGSS2017中上海地区截取的部分数据，我们对于工作地自由（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赋值1-5），合同签订情况（从未签订到签订固定期限合同，赋值1-3），同事数量等变量通过Rstudio、stata等平台进行了回归分析，下文呈现研究结果，表2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coef可由右侧表达式定义（线性回归关系中，若变量y与x的关系满足，且f（x）=，则为其回归系数）。

如表2所示，“工作地自由”被作为主要因变量，在去除无效数据之后共取得6422个观察值，其均方误差为19.931.工作合同签订情况（稳定度）、兼职数量（工作现状）等被作为较具有代表性的自变量引入。由分析结果，合同签订情况与择业观间的回归系数达到0.05，可初步视为显著，同时集得的数据结果较为集中，落在拒绝域内的概率至千分位仍旧为0。之后对于“主观工作地自由”，“是否合同工”，“同事数量”（判断经营规模）等变量之间两两拟合的结果证明了在同事数量较多（趋近于100000，可判断为大型跨国企业员工）和极少（趋于零）的回答者群体对工作地自由有较为积极正面的诉求。表3中，通过asdoc命令的输出，我们发现工作的努力程度，（一定）教育水平，（较低）现阶段收入对数及乡村户口等因素与“选取地摊经济为业”有一定相关性。其中收入对数与选择地摊经济有最明显的正相关。

3 国内外代表性非正规经济规划对我国的镜鉴

在作品《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2]中，雅各布斯从街道开始，通过对邻里、人行道、交叉路口的研究探讨了基于众人所达成的街头协议的非正式城市秩序及由此维系的围观政治秩序，在她看来，有关的正式公开制度只有在丰富的非正式公共生活（如相互信任及满足个人或邻里需要的资源）支持下才能成功地发挥作用。

非正规经济治理实践中，以博弈取代行政强制可代表一种思路。在韩国，高人流量街区的小吃摊是马路文化的重要组成，且行业自律取代强监管作为主流存在。这种和平的现状建立于双方长期的谈判基础之上。80年代以来，汉城亚运会等国际活动也曾重创过街头经济。面对执法人员的打压，韩国的街头小贩们组建了全国联盟（NFKSV）与工会，并与政府就特定的问题进行谈判。从冲突到默许，韩国摊贩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整体逐渐得到改善。当前韩国城市街面可用空间一般划为3个大类：绝对/相对禁止区域的摆摊时长及经营范围都严格受限；而诱导区域（多位于远离住宅区的空地或传统市场）管理则较为宽松，仅限制营业时间和用地范围。

新加坡的治理模式则源于国家与国民的通力合作。2019年3月，基于以下原因，当地正式申请将“新加坡小贩文化：多元文化城市环境中的社区餐饮与烹饪习俗”列入UNESCO的非遗名录：培育居民身份认同感和文化延续性，引发对新加坡的感情联系；接纳多背景移民，促进包容性，为分属各民族、阶层和信仰的人群提供实惠的食物及为提供岗位。

欧美国家常基于契约原则鼓励相关管理人员自由裁量[13][14]。相应地，他们需提供信息和基础设施。以多伦多和纽约为例，铺面价格受日常管理支出、竞品的市场租赁费、收益率、通胀水平等影响而变动，此外价格指数也作为自变量被引入。随物联网与AI在各行业的展开，地摊车智能定位管理终端获得了广泛应用，其典型业态包括采集摊车位置数据及云端存储，结合电子围栏技术划定经营区域等。在此领域，以ArcGIS为代表的地理信息系统已较为成熟，它集成了基于实时数据的空间/地物分析，3D建模与编辑等功能，并因开源属性而广受好评。

上述国家的治理策略都体现了共治原则与新城市主义。整体而言，赋予弱势群体以适当的法律地位，基础设施，灵活的财务分配模式在推进此类小商品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历史街区的存量更新，进而复兴场所精神。这也是建筑与遗产保护从业者的愿景。

4 结论

结合各方研究，不难发现当前国内摊贩受法律地位不稳定的制约，獲取法定摆摊区域的准入权有困难，同业竞争也较严重。他们大多因产业转型等代表性社会事件而出现，城乡发展不平衡与所背负的家庭责任使他们甘受权力机构打压。地摊经济放宽看似利好，却给他们和政府造成了两难：或与门店经营者竞争分利，或与老地摊主竞争，在市场份额有限的情况下，这不免于引发新的失业或社会冲突。

藉由合法售卖区域划分，建设交易报备一体的APP或地理信息系统，地摊经济的存续有了一定保障。同时若经济增速恢复，即使此过渡性的商业模式退潮，从业者面对的困境也将得以部分解决。此外对经营主体，直播带货等商业模式的数字经济打破了区域经济的原有空间格局，具有溢出效应。同时互联网平台将带来与创业团队或互联网领域社会保障资金的更多接触，有助于提升业界自持力。

中国体制的特殊性使得效法他国经验时必须首先理论自洽，这在提高公民参与意愿地方管理主体积极性等方面均有体现。根据前述案例，管制与摊贩诉求之间的平衡多源于各种博弈，故尽管不应提倡冲突，我们仍需在一些时代背景下反思甚至悬置某些法条。此外，分时灵活收费，将“摊贩之为景观”加以申遗等做法皆表现出了对于社群而非管控对立面的尊重，这一愿景显然好过正规本位主义和陷入合法性危机的取缔-规避循环。

参考文献：

• 刘祎璠，李秀玲.左翼空间理论的激进化转向生成逻辑探赜——从列斐伏尔、福柯到哈维[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23（4）：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