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 刘婷婷

[摘    要] 中美关系是影响世界格局的最大变量，其发展态势与未来走向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的稳定。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和重要基础，而当前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却不甚乐观。自2008年以来，美国公众对华态度经历了曲折变化，中国崛起逐渐成为他们的普遍认知，也使他们的“中国威胁”意识不断增强。这些转变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既有中美关系变动、中国实力发展、美国精英舆论引导等原因的影响，又包括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基于美国公众对华态度趋于消极的现状，中国应准确定位美国对华态度不同群体，加强公共外交力度，推动政治精英理性对话，尤其是要牢牢把握和平发展这一根本主题，以更为积极自信的姿态与更有效的方式化解美国公众对华认知上的负面情绪和认知偏差。

[关键词] 美国公众；对华态度；中美关系；民意调查；大国外交；涉华舆情

[中图分类号] D8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3）05-0044-15

大国关系是世界格局重组与安全形势演变的最主要因素。中美关系是影响世界格局的最大变量，其发展态势与未来走向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的稳定。然而中美关系自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急转直下，陷入空前紧张，贸易摩擦、对高级官员进行相互制裁、香港和台湾问题导致地区局势复杂化，两国之间的摩擦已从贸易领域扩展到科技、金融、安全等多个层面。在此情势下，一系列民调报告显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负面态度在不断升级，美国和全球的新冠疫情更是加剧了这种负面态度。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近三年的全球态度项目显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每况愈下，据2022年4月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公众占比再创新高，达到了惊人的82%，其中40%为极端消极。

尽管传统观点认为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是政治人物和精英的专属领域，普通公众因缺乏理性、认知不全、具有情绪化倾向而被视为“局外人”1，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公众并非非理性，也非国际关系的“局外人”，他们对相关问题有自己的思考与判断，其态度和偏好会对国家对外政策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之下，公眾的态度影响民意表达，是对外政策正当性的重要源泉，政治家想要获得政治支持并稳固其地位，就必须及时回应公众关切。所以在当前中美关系复杂紧张的情势下，若要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除了深入探究美国上层政治生态的变化外，也需要仔细解析美国普通公众对中国的情感和态度的变化。为此，本文希望通过梳理2008—2022年美国公众对华态度的系统数据，把握其变化情况并考察背后的原因，为我国未来有的放矢地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有益帮助。

一、文献回顾

（一）作为美国公众涉华舆情研究数据来源的民意调查

民意调查是反映公众舆论倾向的一种重要途径，它通过抽样调查方式探询受访者对某些问题的情感或意见，并据此推测更大范围公众的态度。英国知名外交家、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 （James Bryce）在论述美国民主等议题时提出，当参与式民主政治向纵深发展时，将难以对“什么是占优势的意见”“谁代表公众舆论”作出判断，即获悉真正的民意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乔治·盖洛普 （George Gallup）是美国数学家、现代民意调查的开拓者之一，其创立的民意测验不但依循了布赖斯以谈话方式了解公众意见的设想，更凭借详密严谨的抽样技巧使持续性和全国性民意调查成为现实。盖洛普对民意调查的兴趣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1933年着手进行尝试性民意测验，并于1935年正式创建美国民意测验所，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美国民意测验所已深入人心。伴随民意得到重视以及民调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民调结果作为实施统治和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中国的崛起与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美国的各种专业民调机构，如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盖洛普（Gallup）、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等，几乎每年都围绕对中美关系有较大影响的议题在民间积极展开抽样调查，了解美国公众的态度。相对而言，国内的民调机构起步晚、发展缓，目前仍未有一家机构成长为世界一流、权威性较高的民调机构，而美国的民调机构已有着成熟完善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模式，能够为中美舆情相关研究提供强大支撑，因而学界在研究美国公众对华态度方面也更为依赖美国民调机构提供的数据。其中，成立于2004年的皮尤研究中心是美国著名的无倾向性独立民调机构，在中美舆情方面，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相对丰富且权威，一直是学者们开展相关研究时最常用的来源之一。就美国公众对华态度而言，皮尤研究中心拥有2005年至2022年的系统数据，这是本文选择该机构数据的主要原因。

（二） 美国公众对华态度的主要内容研究

就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与态度分析，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整体印象，二是美国公众对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议题领域的评价，三是美国公众对中美双边关系的认知与态度倾向等。

哈德罗·伊萨克（Harold R.Isaacs）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经历了崇敬时期（18世纪）、蔑视时期（1840-1905年）、仁慈时期（1905-1937年）、钦佩时期（1937-1944年）、幻灭时期（1944-1949年）和敌视时期（1949-1958年）六个不同阶段[1] 13-20。史蒂文·莫舍尔（Steven W.Mosher）在伊萨克的基础上，将1949年以来美国人对华态度的变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敌对时期（1949-1972年）、二次崇敬期（1972-1977年）、二次幻灭期（1977-1980年）和二次仁慈期（1980-1989年），这四个时期基本上与中美外交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相一致[2] 15-33，126。随着大量民意调查的展开，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有了更为直观的呈现。盖洛普1979-202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公众仅在1979年1月中美建交与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访华这两个时刻对中国展现出高好感度，此后对中国的印象急转直下，长期处于消极状态，2018年后显著恶化（见图1）。在考察美国公众对中国某些具体领域的看法时，中国崛起尤其是经济崛起的话题备受关注，曹永荣和刘康利用“美国公众对华态度”调查数据，发现超过一半的美国受访者认同“中国经济具有国际竞争力”[3] 116-123。张明新和游雯借助在美国实施的全国性问卷调查数据，评估发现美国公众普遍了解和认可“中国崛起”这一事实[4] 85-94。最后一方面包括了美国公众对中美敌友关系、中国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判断等。肖明等研究发现，美国公众大多认为中美之间是伙伴的关系，这对美国来说是好事，但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于美国而言是坏事，中国的军事力量将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5] 33-38。王缉思梳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和美国民调机构Prime Group有关中美两国公众如何看待对方的民意调查报告后指出，只有15%的美国公众对中美关系现状给出正面评价[6] 10-19。

（三） 美国公众对华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美国公众对华态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学者们对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现有研究通常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主要考察国际环境变化下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中美关系变动等对公众对华态度的影响；中观层面主要讨论的是中国实力发展和美国国内因素的影响；微观层面则是公众个人因素的影响，如价值观、认知水平等。

美国政界和社会长期存在的地缘战略思维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关键动因之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动以及中国综合实力、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随之改变，中美关系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美国公众往往从国家利益关系出发理性考量中美关系，对中美之间敌友关系的判断结果会左右其对华态度。譬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20余年间，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中美之间没有任何官方接触，两国关系具有很强的对抗性，大部分美国公众把隔海相望的中国视为美国的敌人；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美国对中国采取“接触”战略，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逐步深化，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也越来越积极。

正如Glaser所言，“中国的崛起很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故事”[7] 80-91，中国实力变化本身就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深刻影响。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也受其对中国综合实力认知的左右[8] 132-137，特别是在感受到中美相对实力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而大部分美国公众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领域知之甚少，相关信息获取主要来自政治精英以及新闻媒体。精英政客在借助新闻媒体向公众传递对外政治主张与见解时，通常以本国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至上为根本原则。而另一种精英舆论是指大学、智库和研究机构里精英们的主流看法，他们的观点会对美国决策者和公众产生深刻影响（见图2）。大众媒体在美国公众了解外国信息过程中亦发挥了突出作用，有关研究发现，美国媒体对一个国家的宣传报道越多，公众就越倾向于认为该国对美国非常重要；负面报道越多，公众对该国的态度也越消极[9] 364-377。

美国公众的社会经济地位、认知水平、价值观等因素也会影响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与态度。本杰明·福特汉姆（Benjamin O. Fordham）和凯蒂娅·克莱因伯格（Katja B. Kleinberg）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美国人对中国越不友好[10]。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美国人，对中国评价更为客观、正面，更倾向于与中国保持友好接触；反之，则越有可能把中国定位为敌人且倾向于遏制。公众对各种外部信息的解读和判断，还深受既有观念、价值观、信仰等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尤其价值观作为一种普遍而持久的标准，长期影响着公众的政治意见。在美国文化中，自由、民主等价值观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美国的一些政客精英以“人权”“民主”“自由”为幌子攻击中国时，便极易煽动起美国公众的仇华情绪。

总体而言，现阶段有关美国公众对华态度变化的研究成果仍旧不足，缺乏对态度演变过程及其原因的系统性分析。虽然也有一些关于美国对华舆情、美国公众对中国崛起认知的研究成果，但大都形成时间较早，难以反映近几年中美关系剧烈变动背景下美国公众对华态度的突出变化。同时，美国公众对华态度变化背后原因复杂交织，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特点不尽相同，有必要将各种因素进行整合和对比分析，以更准确地把握美国公众对华态度转变规律。鉴于此，本文拟借助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数据及相关资料，从整体印象、具体议题领域评价、双边问题倾向三个方面刻画最近15年美国公众对华态度的变化，并尝试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剖析背后的原因。

二、美国公众对华态度的演变历程

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项目自2005年开始持续追踪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为了保证一些具体问题数据的连续性，本文主要选择了2008-2022年间15次春季调查数据，部分年份未展开春季调查，则以夏季调查数据代替。

（一）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总体态度

美国受访者对华态度的变化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见图3）。第一個阶段是2008年至2012年，好感度有一定波动，浮动范围为39%—51%，总体上有好感的人数占优。2013年至2017年为第二个阶段，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美国受访者比例有较大幅度增加，几乎每年都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的印象不好。最后一个阶段是2018年至2022年，美国受访者对中国持不利看法的比例逐年攀升，到2022年时已高达82%，为历年之最。此外，皮尤研究中心还于2016年、2018年、2021年通过“感觉温度计”（feeling thermometer）的方式进一步评估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情感态度2。如图4所示，从2016年到2018年的美国受访者的对华感受中五个类别的比例未发生较大变动，而在2021年时却发生了巨大改变：对中国感到冷淡的比例由2018年的46%大幅攀升至67%，其中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感到“非常冷淡”；对中国感到“非常热情”的人数比例从8%降至4%。

（二） 美国公众对中国经济、军事、政治和国际影响力的看法

从2008年到2022年，皮尤几乎每年都对“当前哪一个国家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美国受访者的答案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上（见图5）。数据显示，2008年和2009年认为美国是世界经济主导力量的受访者比例为46%和48%，远高于选择中国的26%和35%；而到了2010年，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主导力量的受访者比例增加至41%，首次超过选择美国的比例，并且这种情况持续了5年。美国公众展现出对中国经济竞争力的高度认可，这或与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展现出的顽强的抗冲击力与有效的国家调控能力而较快走出阴霾密不可分。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复苏，美国公众逐渐找回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认同，在2015-2020年的调查中认为美国是世界经济主导力量的人数均多于选择中国的人数，2020年的比例最高，达到了59%。2022年的调查中，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的人数再度增加，同选择美国的人数相持平。

在军事方面，美国作为全球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在注重增强自身国防能力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其他国家的军力成长，尤其当某国的军事力量超过其预期水平时便会展现出极高关注度。在皮尤2017年的调查中，面对“你更关心中国的经济还是军事”一问，近四成的受访者选择了“军事”。皮尤研究中心于2016年、2020年和2022年就“当前哪一个国家是世界军事的主导力量”向美国公众进行调查，认为美国是世界军事主导力量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72%、83%和70%，认为中国是世界军事的主导力量的比例分别为12%、6%和19%。尽管在大部分美国公众的认知中，美国军事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但仍有一小部分受访者关注到中国军事实力发展的强劲势头，尤其自2020年以来上升了13个百分点。

在政治方面，主要涉及对中国人权状况和中国领导人信心两个问题的态度。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高度关注我国的人权状况，尤其步入21世纪后，中美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美国政府大搞人权政治化，试图在人权方面对我国施加压力。在这15次调查中，有8次设置了“中国政府是否尊重人民自由”这一问题，结果表明，长期以来至少有超过七成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持否定态度，在2021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90%；自2013年以来，皮尤对受访者关于“对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作出正确决策有多少信心”的关注增多。总体而言，美国受访者对中国领导人的信心水平一向不高，看好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表现的受访者比例长期低于40%，其中非常有信心的比例长期低于5%。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综合国力飞速崛起，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具有了越来越强的国际影响力。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74%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如今的中国同十年前相比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充分肯定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2022年皮尤再度就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进行提问，面对“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弱还是保持不变”这一问题，66%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在不断变强，仅有10%的受访者持相反意见。

（三）美国公众对中美双边问题的态度

（1）对中国的角色定位。于美国公众而言，中国是美国的盟友还是敌人呢？皮尤在2012年、2020年、2021年和2022年以“中国是美国的合作伙伴、竞争对手还是敌人”来获知美国公众的判断（见图6）。结果显示，2012年有近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而持中国是美国敌人这种极端观点和认为中国是美国合作伙伴的人数占比大致相当，分别为15%和16%。到了2020年，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敌人”“合作伙伴”的受访者比例变为57%、26%、16%。美国公众对中国角色定位的消极趋势在2021年继续增强：认为中国是美国敌人的比例大幅上升至34%，只有9%的受访者觉得中国是美国的合作伙伴。2022年情况有所缓和，视中国为美国敌人的比重下降9个百分点。

（2）对中国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感知。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公众对中国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他们对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威胁的认知也在不断变化。在2007年、2014年和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三次就“未来哪个国家或集团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最大”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中国未来会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受访者比例不断增加，分别为12%、19%、24%，尤其在2019年将中国视作美国最大威胁的人数比例以绝对优势成为最高，超过了选择俄罗斯（2%）、朝鲜（12%）、伊朗（6%）、伊拉克（1%）的总和。皮尤还多次以“中国的权力和影响力对美国构成什么样的威胁”一问直观了解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程度的判断（见图7）。调查显示，只有极少数受访者认为中国不算威胁，并且人数占比从2013年的13%持续下跌至2022年的4%。可以看出，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使美国公众产生了焦虑和危机感，普遍认同中国是美国的重大威胁。

（3）对外交政策目标的优先考虑。随着美国公众对中国对美威胁程度的认知的改变，他们在谈及外交政策时的优先考虑也发生了变化。皮尤研究中心分别于2018年和2021年就“考虑美国的长期外交政策目标时，什么应该是当务之急”一问进行调查，“限制中国的权力和影響力”是所提的20个外交政策目标之一。结果显示，2018年仅有32%的受访者认为“限制中国的权力和影响力”具有最高优先级，这一选项在20个目标中位列第十五位；而到了2021年，认为“限制中国的权力和影响力”是美国外交政策首要任务的比例上升了16个百分点，由32%升至48%，在调查提出的20个外交政策目标中跃居第六位（见表1）；相比于俄罗斯（42%）、朝鲜（40%）和伊朗（38%），更多的美国人认为限制中国的权力和影响力是首要任务。

三、美国公众对华态度变化的多重原因

自2008年至今，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经历了比较曲折的发展过程，不同阶段呈现出的态度倾向有所不同。这种演变受多种原因影响，长期原因如中美双边关系变动、中国实力发展、政客精英和媒体的宣传塑造等，短期因素则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见表2），如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20年初陆续在美国和世界流行的新冠疫情。

（一）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带来中美关系的转变

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首要任务是应对金融危机及国内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反恐战争亦进入新阶段。奥巴马政府基本延续了上届政府两面下注战略，既与中国保持建设性和合作性接触，又防范其他可能出现的危急情况。2011年5月本·拉登被击毙后，美国政府对华定位改变，将中国视为“亚洲的恃强欺弱者”“修正主义者”[11] 6-13。2012年初，美国《国防战略评估报告》中明确提出“亚太再平衡”概念，意图给中国崛起制造障碍。2013年以后中美间矛盾显著增多，如美国司法部以所谓“网络窃密”为由对中国军官提出起诉；奥巴马政府一再就台湾问题、南海争端问题指责中国， 操控国际舆论向中国施压。尽管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关系确实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其第二任期内中美关系的多次下行局面也非常明显。中美关系分值图直观展现了这些变化（见图8），2008—2013年中美关系分值总体呈上升趋势，在2013年时达到峰值2.07后便开始下降，到2016年时已降至0.33。

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尽管延续了对华“接触”战略，但其对中国的定位更具对抗性，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国是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修正主义国家”[12] 25，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13] 1。特朗普政府在具体对华政策上也更为强硬，例如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高关税、对部分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和技术管制、将亚太再平衡战略发展为印太战略以围堵遏制中国崛起。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根本性转变发生在2020年3月，美国成为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国内经济和就业受到严重影响。为转嫁矛盾，特朗普将中国当作替罪羊，声称美国疫情的源头是“来自中国的病毒”。自此以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实行“全政府”“全社会”的全面“反华、遏华、抗华”战略。中美关系分值（见图8）从2016年的0.33降至2017年的-1.43，到2020年时已暴跌至-7.63。

2021年初，拜登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上任不久便发布了《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该文件认为中国是21世纪唯一有能力对国际体系构成重大挑战的竞争对手国家。尽管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拜登政府更愿意利用多边手段解决双边问题，但其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仍更多继承和发展特朗普的强硬主张。中美战略竞争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推行“以竞争为主、兼顾对抗与合作”的三分法设计，其行动大致包括如下三方面：一是恢复和加强同盟友的关系以遏制中国崛起，二是强调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差异，就香港、台湾等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三是在经贸、科技、安全等领域制约和打压中国。中美关系分值有效反映了中美之间战略竞争性的持续加剧（见图8），从2020年至2021年，中美关系继续恶化，已跌至-7.99。

（二）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更好对接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以及融入世界经济大潮的步伐。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公众的注意力转到了经济发展问题上，经济实力迅速上升的中国得到了他们的高度关注。中国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GDP仍保持了9%的增长速度；2010年超越日本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中国也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蛟龙号海试成功，歼20试飞成功等。此外，中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向国际金融机构注资，同美国在经济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重大问题达成诸多共识，在以西方为首的国际社会中履行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等，均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2013年到2017年间，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中美GDP之比不断增大，从56.82%提升至63.20%（见表2）。同时，为塑造和彰显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国际话语权，中国积极开展主场外交，如2014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北京会议、2016年主办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中国还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努力在国际事务中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认同：2013年首次在外交场合提出“命運共同体”概念，倡导“一带一路”并付诸实践，倡议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于2016年正式运营。中国在不断提升自身实力的同时，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影响力不断凸显。

中国的全方位崛起持续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压力，引发公众忧虑。2018年中国和美国分别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6.1%和24.2%，远远领先于占全球经济总量5.9%的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形成中美经济独占鳌头的态势。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不仅防疫成效显著，而且表现出强大的经济恢复力，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此外，中国的国防军备力量持续壮大，军费支出稳步增加，从2018年的2325.31亿美元提升到2021年的2933.52亿美元3。中国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强化，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尽管在芯片制造、软件开发、航空等领域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差距，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以通信行业来说，全球四大通信设备巨头华为、爱立信、诺基亚、中兴，中国占据其二。

（三） 美国国内精英群体意见的变化与引导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美国的精英政客对中国仍抱有期待，包括媒体在内的精英舆论未过于尖锐。美国战略界在2008年至2010年左右针对中国威胁问题兴起讨论，越来越多人认可孟捷慕（James Mann）关于中国发展的“第三种前景”设想。孟捷慕是一名长期致力于中美关系研究的专家，在其《中国幻想》一书中对中国发展提出三种前景，第三种前景为中国会日渐强大和富有，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政治体制[14] 83-85。关于“崛起的中国”和“衰退的美国”的新叙事也逐渐兴起，中国威胁论再掀高潮[15] 119-124。但也有专家学者瞄准中国深陷经济下行与社会恐慌压力的情况，唱衰中国的发展。美国战略界开始变得焦虑，但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难以超过美国依旧是主流认知，所以此时美国国内仍有一种共识，相信中国会循着美国所信奉的“自由民主”道路发展，实现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民主转型。

然而，美国政治精英渐渐发现中国发展的方向未按照美国预想的轨迹推进，相反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使中国提出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愈发抵制西方的“普世价值”，于是精英共识逐渐转向“遏制中国崛起”。这一阶段，美国国内涉及对华不满的书籍、报告、文章大量涌现，2015年左右美国学界再次发生了对华战略大讨论[16] 21-37 155-156，主要观点分为两类，一类从理论层面指出，冷战以后美国对华“接触与改造”战略是失败的，如美国对华强硬派代表人物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 指出，美国长期的对华接触战略并没能促使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中国距离美国所期望的政治改革进程更为遥远[17] 90-91；另一类从现实层面强调，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并不成功，中国外交中体现出的大国自信对美国全球领导力构成了新的挑战[18] 63-70。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美国的精英群体基本形成更为负面的对华新共识。美国过去40年所奉行的对华接触战略遭到了严重质疑，甚至被批评是近70年“美国最大的外交政策失误”[19] 。2020年，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并持续恶化，特朗普政府为推卸责任和转移矛盾，蓄意污名化中国，许多政客为谋取政治支持，也都趁机煽动反华情绪。同时美国媒体受制于“政治正确”，宣传报道基本同政府的外交话语保持一致，接受并传播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的看法[20] 16-26。大部分的美国公众从未到过中国，对中国知之甚少，媒体报道是他们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再加上他们长期对中国文明持有疑虑，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偏见也是根深蒂固，因此很容易被精英共识说服，对华看法变得更加负面。

（四）美国公众个体特征和价值观的差异

美国公众自身特征和价值观的差异与变化都可能影响其对华态度。基于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项目的调查数据，选取性别、年龄、党派和学历指标进行验证。结果显示（见表3），在不同阶段，与50岁以上、具有共和党倾向的群体相比，年轻一些、具有民主党倾向的群体普遍对中国持更为积极的态度；从性别指标来看，男性群体对中国相对更有好感；学历指标相关数据显示，教育水平的差异在早期确实导致对华态度的显著不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中国的态度更为正面，但是这一指标对态度的影响逐渐减弱，甚至出现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中国态度相对更消极的情况，这表明受教育水平高低并不必然决定公众的对华态度。从价值观层面进行考察，基于“你认为中国人权政策对美国是多严重的问题？”“你认为中国海峡两岸局势对美国是多严重的问题？”以及“你认为中国政府是否尊重民众的自由？”这三项的调查数据（见表4），可以看出美国公众的价值观与我国存在显著差异，当他们认为中国现实与其价值观不符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就会增多。尽管价值观对美国公众对华态度的影响程度如何有待更为深入细致的论证分析，但毫无疑问这种价值观标尺是长期存在的，尤其在两国现实摩擦加剧时，意识形态分歧将被轻易唤起，进而影响他们对中国的态度。

四、中国的应对之策

中国日益成为美国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实力变化与发展潜能的认知不断加深，本文通过梳理和剖析他们对与中国相关议题的态度与看法，大致得到如下四点结论：（1）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表现为在一些非常时期可能对华态度明显回暖，也可能急剧恶化。（2）近些年美国公众对华总体观感显著恶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并非铁板一块，不同议题和不同群体的评价存在很大差别。（3）美国公众的对华态度与中美关系状况相符合，与中国的发展现实存在较大程度背离。归根结底是美中实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所致，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博弈日趋激烈，双边关系逐渐走向紧张甚至冲突。（4）美国公众的对华态度受精英舆论主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对中国实施舆论控制，任何在中国发生的小问题都可能被渲染成严重的安全威胁，使美国公众产生强烈的危机感甚至恐惧情绪，倾向于认同“中國威胁”。

主动引导并塑造美国公众对华认知，是中国当前对美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促进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理性认识，应首先区分出对华态度不同群体，准确定位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制定更具针对性应对策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从研究结论看来，不同群体、不同议题的对华评价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公众态度本身也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对此，可以通过构建态度数据库的方式，长期追踪并收集相关数据，以便于观察和分析各群体的态度变化情况，从而更好把握和理解美国公众的认知倾向与行为特征，为中国国际形象的构建和宣传寻找有力切入点。

其次，中国应充分发挥能动性，大力推动对美公共外交，加深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要向美国公众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讲好中国多彩的故事，必须借助中国政府、赴美代表团和考察团、外籍友华人士、各类自媒体平台等多元主体的力量，在国家层面采取举办国际论坛、推动学术研讨、开展国际援助等形式，在地方政府层面通过与美国的城市结为友城、促进旅游观光、开展专题考察学习等途径，在民间层面则借助艺术表演、体育比赛、非遗展示等灵活方式，站在美国公众的视角去构思公共外交的开展方式和内容，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再次，美国大多数普通公众缺乏同中国直接接触的经历，有关中国的信息主要来自于政府领袖、知识精英等群体，通过影响这些群体来间接影响公众态度可能是更为有效的方式。中国应借助各种对话机制向美国精英提供正面的、真实的、能为他们所接受的认知素材，消解其原有对华看法中的负面因素，增强双边互信基础。一方面，知识精英的基本共识是政治家理解中国的基础，中国应大力推动中美两国专家在中美问题上展开理性讨论，推促美国知识界对中国形成客观认识，就两国关系及其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建设性意见。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从战略高度与美开展对话的重要性亦不言而喻，尤其政治领袖间的良好沟通不仅有助于实现“两国共同目标”，还有利于化解双边矛盾与冲突，所以要加强中美高层交往、建立良性互动机制、积极寻求合作共识。

最后，中国要切实提升国际形象，向美国乃至世界各国公众展示真实、客观、完整的国家面貌，关键仍在于不断增强实力、稳固根基。当前美国涉华民调中负面情绪增多的情况，本质上是美国公众难以适应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反应，亦是中美之间战略利益矛盾加剧的结果。中国应对此现象有清醒的认识，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把握发展这一根基，从自身做起，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努力向世界展示一个更加繁荣、和谐、开放、包容的中国；要以我为主，主动出击，以更为积极的姿态争取国际话语权，形成与中国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体系，引导国际舆论走向客观公正评价中国以及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王立新. 试论美国人中国观的演变（18世纪—1950）[J]. 世界历史，1998，（1）.

[2]  韋路，吴飞，丁方舟. 新媒体，新中国？ 网络使用与美国人的中国形象认知[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7）.

[3]  曹永荣，刘康. “美国公众对华态度”实证调研——基于“中国经济具有国际竞争力”话题[J]. 南京社会科学，2013，（8）.

[4]  张明新，游雯. 美国公众的“中国崛起”认知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一项实证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5]  肖明，易红发，寇娇，彭继春. 从盖洛普民调看美国民众中的中国形象变迁[A].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2014中国传播论坛：“国际话语体系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讨会会议论文集[C].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2014.

[6]  王缉思. 中美两国公众相互认知调查报告综述[J].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20，（1）.

[7]  Glaser， Ch.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J].Foreign Affairs，2011， （2）.

[8]  王鑫，肖唐镖. 美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J]. 江苏社会科学，2015，（5）.

[9]  Wanta W，Golan G，Lee C．“Agenda Setting and International News： Media Influence on Public Perceptions of Foreign Nations”，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04，（2） ．

[10] Benjamin O. Fordham， Katja B. Kleinber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US Relations with China[J].Foreign Policy Analysis，2011，（3）.

[11]  刘惠华. 论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定位——兼论美国的对华政策[J].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4）.

[12]“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December 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13]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 Defense Department，January 2018，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14]  张春颖. 孟捷慕的《中国幻想》简介[J]. 国外理论动态，2007，（10）.

[15]  朱锋，周嘉希. 美国学界视野中的中美关系历史与未来——评《接触中国：五十年来的中美关系》[J]. 当代中国与世界，2021，（4）.

[16]  达巍. 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5）.

[17]  Aaron L．Friedberg，“The Debate over U.S.China Strategy”，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Vol.57，No.3，June-July2015，pp.90-91．

[18]  杨卫东. 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反思及其认知误区[J]. 太平洋学报，2016，（6）.

[19]  Robot Blackwill .“Trump＇s Foreign Policies Are Better than They Seem”，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B/OL]，April 2019，https： / / www．Cfr.org /report /trumps－foreign－policies－are－better－they－seem．

[20]  付随鑫. 美国对华民意的转变及其政策影响[J]. 太平洋学报，2020，（9）.

[责任编辑：朱苗苗]

[作者简介] 王冰（1974-），男，陕西长安人，管理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价值与社会发展研究；刘婷婷（1996-），女，四川内江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Abstract： Sino-US relations are the biggest variable affecting the world pattern，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and future trend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orld situatio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source and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 while the current American public '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is not very optimistic.Since 2008， the American public'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has undergone a tortuous change. China's ris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ommon perception among the American public， which also makes them increasingly aware of the ‘China Threat’. These changes are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many factors， including the change of Sino-US r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wer， and the guidance of American elite opinion， also includes the financial crisis，novel coronavirus epidemic and other major emergencie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American public '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tends to be negative，China should accurately position different groups with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China，strengthen public diplomacy， promote rational dialogue among political elites， and firmly grasp the fundamental theme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take a more positive and confident attitude and a more effective way to address the negative emotions and cognitive biase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towards China.

Keywords： America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Sino-US relations; public opinion poll; great power diplomacy; China-related public opi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