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上坡梁，我身上多了九颗苍耳，两颗粘在裤腿上，三颗粘在袜子上，四颗粘在鞋带上。这小东西很黏人，长得像枣核，浑身带刺，一到秋天，就像地雷般埋在草丛里。我蹲下身，每摘下一颗，手指就刺痛一下。我早已习惯了这种疼，就像习惯了这道坡梁一样。

这道坡梁，横在梁西村和梁东镇之间，一上一下十二里。自从到梁东镇中学住校后，除了假期，我每周都要爬两次坡。周五是开心的日子，我的书包里除了作业，大多时候不会有其他东西，爬坡时虽然是黄昏，也格外轻松。我像一只欢快的田鼠，很快上到坡顶。坡顶是大口喘气、大声呼喊的地方，站在那里，会看到一轮将要熄灭的日头，还有火红的梁西村。村里有三十多户人家，除去封门闭户的一半，另一半里，只有我家的烟囱在冒烟。我能从那缕孤独的炊烟里，嗅到山药鱼子的味道，那是母亲特意为我准备的晚饭。周一是难过的日子，我的书包被母亲塞得鼓鼓囊囊，十张起面糖饼，一大瓶腌芥菜，一小瓶蘑菇酱，爬坡时虽然是清晨，却格外费力。到达坡顶时，梁东镇已经发亮，但我会回过头，看一眼还在深灰色中沉睡的梁西村。好几次，我动了原路返回的念头，想钻进被子睡个回笼觉，日上三竿时再起床，可这种待遇，只有假期才有。

我把摘下的九颗苍耳，放进敖包的石头缝里，这群鬼头鬼脑的小东西不再烦人，成了献给山神的祭品。敖包是老羊倌堆的，所有石头都来自这道山坡。老羊倌一边放羊，一边捡石头，长年累月，山坡上裸露的石头几乎被捡光，那些被压迫的花草就快乐地生长。敖包也在生长，一天比一天高大，晴天时，站在梁西村，可以望见坡顶冒出个尖，像是奶嘴一般。老羊倌放羊时，敖包边放着一个编织袋，袋子里装着散落在山坡上的各种垃圾，有路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有大风刮来的塑料袋，还有莫名其妙上了坡的废木料。我怀疑那些木料是棺材板，劝老羊倌不要捡，他摇摇一头的乱发，把木料装进袋子里。这道方圆几十里的大山坡，被老羊倌收拾得干干净净，除了花草，就剩羊群。粘在羊身上的苍耳，也一颗颗被摘下来，放进敖包的石缝里，老羊倌说，这小东西进了石缝就像羊进了圈，不再满山乱跑了。

老羊倌是我每次爬坡必遇的人，无论我周一起多早，也无论我周五回来多晚，都能在山坡上看见他。他夏天也穿一件棉军衣，天凉后也是这件，记忆中，从未见他换过衣服。那件本来是军绿色的大衣，被穿得油黑发亮。虽然总是碰面，我竟然没注意过他的鞋子，只记得他的头发又乱又长，与胡子连在一起，这就使他的眉眼也像鞋子那样容易被人忽视，以至于我站到敖包前，也没想起他清晰的模样。或许是他乞丐般的样貌引发了我的怜悯，或许是共处一座空旷的山坡有点同病相怜，在某个周一的清晨，他远远地向我打招呼时，我快步走过去，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糖饼递给他。老羊倌没接那张饼，为了说明不接受馈赠的理由，他敞开肩上的挎包。包里像是有许多东西，我只看清有馒头和酒瓶。老羊倌顺手从包里拿出个小笼子，是用马莲编的，由于是深绿色，等笼子里发出“吱吱”的叫声，我才看清里面有只同样是深绿色的蝈蝈。下坡时，我捏着那根马莲，马莲下吊着的笼子摇摇摆摆，蝈蝈一定是饿了，“吱吱”叫了一路。走到坡底时，我感觉有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我回头看见，老羊倌站在敖包边向我挥手。

老羊倌十年前捡起第一块石头时，一定对放置地点做了精心选择，站在敖包旁边，既能看到梁东镇也能看到梁西村。梁西村里，冯八家的房子清晰可见，那是老羊倌的住处。冯八一家在天津做生意，长年不回来，房子没人看，羊也没人放，就把二舅老羊倌请来打理。老羊倌是后草地人，从小给人放羊，没成过家，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说去哪儿抬脚就走。外甥有求不能不帮，就这样，一帮就是十年。十年里，梁西人不断外出谋生，空房子越来越多，没人照看的羊也越来越多，老羊倌的羊群便越来越壮大，有了五百多只。

自从老羊倌落脚梁西村，冯八家就乱成废品收购站。院子里无法下脚，堆着捡来的旧轮胎、废木料、破衣服、碎玻璃、空酒瓶、塑料袋等等。从院门到屋门，只留一条狭窄的过道，而就是这条仅有的过道，依然可以踩到旧鞋底、废纸片之类的东西。屋里更让人傻眼，地上柜上且不说，仅一盘大炕，就铺摊得面目全非，被子、电饭锅、插座、枕头、改锥、火盆、褥子、羊鞭、饭碗等等，我甚至想过，老羊倌或许不需要下炕，就能把日子过下去。

听母亲说，老羊倌不需要捡垃圾和放羊也能过活。就在去年，后草地那边给他办了低保和医保，他另有三十亩耕地，退耕还草后，每年可领到一笔不菲的补贴。但老羊倌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捡垃圾和放羊，看见垃圾不捡他的手会痒痒，看见羊不放他会浑身难受。偶尔有阴天下雨，老羊倌不能外出，就憋在家里来回走动，急得抓耳挠腮，恨不能把羊赶进屋里放一放。我有时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的宿命是背着书包来回爬坡，老羊倌的宿命是放羊和捡垃圾，说白了，他就是为羊和垃圾而生。所不同的是，我厌倦了爬坡却不得不爬，而老羊倌完全可以放弃羊群和垃圾，他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就像一个网瘾少年迷恋电子游戏那样。

日复一日的坚持，真能让人成瘾吗？这次，当我即将结束爬坡的宿命，要和山坡说再见时，切身体会到了老羊倌的感受。我驀然觉得，这道山坡像是一块磁铁，每走一步，都有新的发现。苍耳找到合理归宿后，我绕着敖包走了一圈，忽然想到，每次匆匆赶路，与敖包擦肩而过，竟然没站上过它的肩头。爬上敖包，四处望去，竟然看到了梁西村的青石碾盘。我出生时，碾盘就放在冯八家院墙外面，我却从未在山坡上注意到过。自从冯八买回了磨面机，他家的磨坊就更新换代，磨盘被“请”出院子，成了村民闲聊的“座位”。磨盘边，一度是村子最热闹的地方，地皮被磨得发亮，常年有烟头和瓜子皮。退耕还草后，村民不种大田了，拿到补助后，纷纷外出打工。冯八也卖了磨面机，去天津做起了小本生意。磨盘边逐渐冷清起来，由于没有掉落的葵花籽，鸡都不再过来。偶尔有某个夜晚，磨盘上会亮起一点火星，那是老羊倌坐在那里抽旱烟。烟火一闪一闪，像是在讲述他孤独、单调的人生。老羊倌对我说过，黑夜坐在碾盘上抽烟，是他一天最松快的时候，那个时候，羊都进了圈，一只不少，一只不多，不用再点数。老羊倌不识数，他点羊时全靠记性，放了一辈子羊，他能根据每只羊的细微差别，认出群里所有的羊。他群里的许多羊，也便有了名字，比如楞头、瘸子、欢实、歪脸等等。

老羊倌站在敖包边大声喊“歪脸”时，刚好是一个周五的黄昏。我顾不得和老羊倌打招呼，就跑过去看那只出了群的羊。我蹲下身仔细看，也没看出那只羊脸是歪的。老羊倌鞋底磨着草皮走过来，一边把歪脸赶进群，一边对我说，放学了？每个周五，走进梁西村的地界，我听到的第一句问候总是这三个字。老羊倌的口音很重，一直把“学”说成“宵”，这是他与梁西人不同的地方。我站起身，从衣兜里摸出一块电池，用食指和拇指捏着，递给老羊倌。那是一块非常小的圆饼状电池，放进老羊倌张开的手掌里，有些难以辨认。老羊倌的手掌很长，掌心呈酱紫色，横七竖八全是深纹。老羊倌感觉电池放进手心后，就紧紧握住拳，慢慢坐到草地上，盘起腿。他的另一只手放下羊鞭，从怀里摸出一块手帕。他把手帕铺到草地上，再把电池放进手帕里，一只蚂蚁窥探到草地上的动静，伸着触角闯过来。老羊倌摘下手腕上的电子表，用树根般的手指抠后盖，双手不停抖动。

老羊倌说，他浑身上下就这块电子表值钱，那是在后草地坐场放牧时，从货郎手里八块钱买的。那时的八块钱，要放半个月羊才能挣到。那一年，他还年轻，后草地流行起很多东西，许多小青年下海归来，穿着喇叭裤，戴上蛤蟆镜，手提录音機，腕子上戴着电子表，满脸的傲气。他别的都不羡慕，就爱戴个电子表，那东西套在手腕上，像母亲的镯子一样，可以贴身带进棺材。更神奇的是，安上电池就不停地走字，就像身边多了个会说哑巴话的伴儿。老羊倌头顶天、脚踏地，一个人独来独去，白天尚好，身边有一群羊，夜里就实在难熬。有了这个贴身伙伴，睡觉都踏实。老羊倌看不懂数字，也不需要数字，日头就是他的钟表，有了电子表的他，依然靠日头出工放羊。

我帮老羊倌换了手表电池后，肚子咕咕叫起来，趁着太阳的余晖，一路小跑回家。好在是下坡，到家时饭还没凉。当晚，老羊倌挪进我家院子，轻轻敲了敲玻璃，在屋里灯光的映照下，窗户框子里那张笑脸像是一幅木刻画。老羊倌是稀客，这么晚来必是有事，我和母亲迎出去，往屋里让。他死活不进屋，说一身的羊骚气，鞋底上还粘着羊粪，还是在外面说话自在。他说话时低着头，躲避着我母亲热情的眼神，吐字时有些结巴，样子像是来赔礼道歉似的。简短说了几句话后，他把一串干蘑菇硬塞给我母亲，扭头匆匆走了。母亲捧着蘑菇，嗅出是上好的口蘑，颇感意外。我解释说，我帮他从镇上捎了块手表电池。母亲摇着头说，这老爷子，平时看着傻傻乎乎，原来还挺有心。

忘年交就这样一天天结成了，就在这个敖包下，老羊倌把酒壶递给我。我摇摇头，表示我是学生，不能喝酒。老羊倌推了推酒壶说，就喝一次，喝了这次，朋友就算交定了，咱爷俩这辈子有缘，能在这荒郊野岭遇见不容易。我接过酒壶抿了一口，学着电影里的样子说，好酒！

那天不是周一，也不是周五，而是周日。我随母亲去了趟梁东镇的新家，回来的路上，遇见老羊倌，母亲打声招呼就先回旧家了。梁东镇的新居是二层小楼，那是为梁西村所有村民准备的。母亲挑好了日子，下周二搬家。其实，所谓搬家也很简单，只是把梁西村家中的那口锅搬过去，其余家当早就提前摆进了梁东镇的楼房里。按照坝上的乡俗，只要锅不搬就不算搬，锅搬了，新居就算敲定。空了心的梁西村，不久会被全部推平，还原为耕地。

我和老羊倌坐在敖包下喝酒，一人一口，酒壶在两个人手中轮流传递，不久我的脸就变成“公鸡冠”，兴奋得想要打鸣。我要求和老羊倌同唱一曲，算是对这座山坡的告别。我点了几首曲目，老羊倌都不会，只能各唱各的。我站起身来，从老羊倌的编织袋里掏出根树枝，跳大神似的舞动身体，唱了周杰伦的《双节棍》。老羊倌也站起身，很认真地站直身体，手拿羊鞭对着坡西村，放声唱起了《东方红》。我打断了他的歌声说，唱《东方红》应该面向东面，你站错方向了，那边是西。老羊倌手搭凉棚望了一眼太阳说，阳婆婆都五杆高了，哪还分东西南北，都能照见。说完，又站直身体接着放声高唱。他的声音嘶哑而高亢，惊起了草丛中的一只百灵，另有一只田鼠前爪放在嘴边，直起身体向这边张望，我没想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竟然有这么大的肺活量，瞬间就能让这座山坡生动起来。这本来就是他的领地，多年占山为王，冷不丁嚎一嗓子，自然会让生灵们肃然起敬。

唱完歌，老羊倌转过身，向梁东镇遥望。梁东镇北面，新盖了小尾寒羊养殖基地，一排排羊舍很齐整，红色的彩钢瓦屋顶在日头下反射出刺眼的亮光。梁西村搬迁后，村里的羊会全部放到基地圈养，一只也不剩。那些羊从此可以吃白食，不用自力更生就能按饭点填饱肚子，整齐干净的羊舍，远比老羊倌自己垒砌的羊圈舒适。老羊倌望着基地说，都去吧，去吧，总算把你们打发到好地方了。我听见老羊倌说完这句话，补了一声重重的叹息。他为啥要叹息呢？那些像孩子一样被他养大的羊有了归宿，他可以安心退休了，再不用像我一样爬坡，他应该像我一样，如释重负才对。

我成了镇里人后，不再住校，每天可以吃母亲做的饭。周一不需要犯愁，只需沿着平整的水泥路就能走进学校。路边是挺拔的杨树，叶子有绿有黄，色彩很有层次，看着就舒心。母亲给我买了双新球鞋，上学放学，一马平川，鞋帮子上不会沾上泥土。然而，不到一周，这条马路就显得单调乏味，连蛐蛐的叫声都听不见。周五放了学，像是有什么东西推着我，一口气跑出镇子，鬼使神差地上了山坡。

爬上坡梁，我身上多了九颗苍耳，两颗粘在裤腿上，三颗粘在袜子上，四颗粘在鞋带上。这些黏人的小东西，把我引到了敖包旁边。我站到敖包上眺望坡西村，看到那些房子依然完好地长在地面上，像一片等待采摘的蘑菇。晚霞是绝美的染料，把所有的屋顶和墙壁都涂成红色，也包括冯八家院墙外的碾盘。我没有看到炊烟，一缕也没有，但村庄依然被生气笼罩。我仿佛透视到房子有人影晃动，一些人家的炕头上，卧着各色花猫。我甚至隐约嗅到了莜面和柴火的味道，那味道是从某个锅台边散发出来的。我分明知道，母亲现在在梁东镇的家中准备晚饭，但当我的视线落到旧居后，却感觉那里还有一位母亲。

感觉如此真切，以至于我不相信那是一座空心村。我快步下坡，向映现出海市蜃楼般幻影的村庄走去。我走进自家空荡荡的院落，外屋泥砌的锅台上，是一个黑色的圆洞，里屋土盘的大炕上，已经没了炕席。强烈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此时哪怕出现一只老鼠，都会让我找回曾经的亲切。我快步向冯八家走去，那里有我最后的希望。我想，要是老羊倌还在，我会冒着被母亲责备的风险，在他家留宿。

冯八家院子里的垃圾已被清理干净，我只弯腰捡到一个螺母。屋里的杂物也荡然无存，只残留着一股羊膻味。老羊倌走了，后草地那么远，我可能从此不会再与他相见。

我并没有离弃爬过无数次的山坡，经常会站在敖包边向西眺望。那座村庄消失了，消失的地方长出庄稼，秋天里，麦田一片金黄。

我向冯八打听老羊倌的消息，冯八告诉我，他二舅在后草地给人放羊。

张瑞明：中国作协会员，小说见于《长江文艺》《长城》《莽原》等刊，出版长篇小说《察哈尔部》。获中国青年报鲲鹏文学金奖、燕赵文化之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