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博

魏玛国立包豪斯学校兴立整一个世纪那年，我赶去德国，瞻仰遗迹，观摩展览，参与活動，尤其要在柏林人民剧院看上一夜整体主义戏剧，就叫《包豪斯》，后者的勃勃野心，堪比上世纪20年代的包豪斯本尊——打算一揽子解决现代社会所有问题，从功能到形式。

不过，出发之前，我订了拐去雅典的机票。端由包豪斯创始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的同行，同样讲德语的阿道夫·路斯——他辅导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给自己的姐姐设计了一幢比包豪斯还要包豪斯的住宅，我去维也纳朝过圣，简直就像走进那位哲学家的著述，其曾祭出如此观点：“如果希腊人想造自行车，那他们造出的自行车肯定会 和我们的一样”，因为“伯里克利的雅典精神”已经贯彻至其形式中。由是可见，所谓“现代性”，绝非“砸碎一个旧世界”那么简单，却是古典文化的一种特殊延续——延续之中包含断裂与不连续，一种不连续的延续。所以，我决定先去瞧瞧“不连续的延续”之源。

到了雅典国际机场，我却不急着入城，反倒近乡情怯一般，先找个地方，喝了一杯久违的土耳其咖啡。那种拒绝过滤，杯底沉有厚厚一层黑渣，状若亚细亚文明古国江河下游水质样本的玩意，很多人不习惯，斥其野蛮。可是，倘你喝过几次，自会上瘾，再也无法摆脱泥沙俱至的快意。有一回，在柏林，我去拜访女艺术家尼古拉·斯塔格列奇，她先以电气化时代的咖啡机为我煮就一杯店铺级别的标准饮品——精心过滤的，干干净净的——再朝里面丢一勺粉末，使劲搅动，仿佛安塞尔姆·基弗为油画表面铺设稻草、撒布灰土。总之，凭恃“文明”手段勾兑“野蛮”肌理，重塑土耳其式感官体验。

我提醒自己：身处雅典，务须慎言——既在爱琴海西岸，土耳其咖啡便不再是土耳其咖啡矣，它乃希腊咖啡，虽则，换汤不换药，甚至，汤也不换，只换命名。谁叫命名决定存在呢！庄子《齐物论》有云：物谓之而然。更何况，希腊与土耳其之争，事关主权，事关金羊毛的故事以及特洛伊之围“带足了火的威力”所引发的东西方长达数千年之冲突。咖啡问题若处理不妥，保不齐，会惹得民族主义者的脾气如“一盘小鱼儿正要下锅”——就像阿里斯托芬喜剧《阿卡奈人》的歌队所唱——“火扇一扇，橡树木炭里哄地一阵跳出了火星”……

机场餐饮店内，“希腊咖啡”字样板书，严冷方正地强调这一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岁月，无非突厥人撒到野地里的一泡陈尿，既已干透，休得再提。已矣！俱往矣！再说喽，所谓突厥，充其量不过是“一辆自东向西穿越亚洲的大巴士”——卡特·沃恩·芬得利所著《世界历史中的突厥人》称，“每一站，都有人带着行李上上下下……有时车出毛病了，停下来修修，路上能找到什么配件就用什么。经过很多年，当这辆巴士最终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车上不大可能还有从起点站上车的乘客了。而且，这辆巴士本身，也不再是出发时的那个样子了。但这辆车还被称为突厥，而乘客都自称突厥人”……一言以蔽之：道行之而成。译作周树人体的白话——世上本无所谓突厥人，只是走着走着，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突厥人。

前一年，乌克兰裔艺术家拉扎列夫·阿列克谢·伊戈列维奇忠告过我：有朝一日，到了希腊，千万莫提土耳其咖啡。说这话的时候，他正将一只长柄敞口的土耳其铜壶架到煤气炉上，烧熬沸滚的浑浊瀑液。那是布拉格城北的一套老公寓，一个星期里，我们每天都要喝上三四轮这种命名存有重要国际争端的地中海提神醒脑汤。好吧。我答应他：绝不令希腊人尴尬——大巴士开进伊斯坦布尔那会儿，天都黑了，基督教会都搞起了“蛋黄与蛋清的分离运动”，那种文化局面，怎么能跟前基督时代的古昔的黎明相提并论呢。再说喽，你见过印度人跟阿拉伯人争夺数字命名权吗？

我暗自嘀咕：今天的希腊人——遑论“希腊咖啡”——不也是一辆穿越历史的大巴士上下来的乘客嘛。但又提醒自己：千万别跟民族主义者的逻辑较劲。他们既是《阿卡奈人》之中，宣称“我们是麦子，外邦人是壳子”的“正直的公民”狄开俄波利斯，也是断定外邦运来的商品皆属仇货的尼卡科斯，更是那些振臂高呼“抵御外辱”之口号，着手砸烂同胞的汽车、商铺及脑壳的当代“爱国者”。

对于这种饮料的态度，我颇想建议希腊人学学巴尔干半岛北部的塞尔维亚人。他们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五百年，仍骄傲地将土耳其咖啡引为国家文化象征，名字都懒得去改。当然，他们也并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这么大方。我第一次品尝这种咖啡，正是在贝尔格莱德，那座城市依然伫立着被北约的导弹击中的建筑物废墟——南斯拉夫分裂为六个共和国的结果，这还没包括科索沃。尼卡科斯后继有人，现代民族主义者总是勇于亮剑，哪怕面对芝麻绿豆咖啡豆大的小事，比如虚构的“血统神话”与“文化归属”。又有哪一款径以熨平世界为己任的“包豪斯”，尽可治愈这种僵尸不停复活之顽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