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佳欣

内容摘要：《骆驼祥子》自1936年开始在《宇宙风》上连载迄今，始终是学界关注的对象。通过对新世纪以来的《骆驼祥子》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后不难发现，这部小说的语言特色、修辞方法、叙事风格、人物形象分析、故事的悲剧性研究等仍然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从小说的经典化、译介研究、民间立场、女性主义、城乡视野等层面研究《骆驼祥子》，使《骆驼祥子》研究呈现出多面开花的特点。

关键词：老舍 《骆驼祥子》 研究综述

作为老舍创作中的不朽杰作，《骆驼祥子》自1936年9月16日在《宇宙风》第25期上开始连载，到现在已经86年了。小说对祥子、虎妞等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祥子的悲剧人生、小说鲜明的“京味”特色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骆驼祥子》的研究仍然是老舍研究的“重镇”。仅就中国知网上的搜索统计，《骆驼祥子》的研究文章大约1600多篇。本文拟对《骆驼祥子》新世纪以来近二十年的研究文章进行梳理，以呈现新世纪以来《骆驼祥子》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语言特色、修辞方法与叙事风格

《骆驼祥子》鲜明的语言特色、修辞手法与叙事风格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进入新世纪以来，仍然有一批文章聚焦于这方面的探究。

马尔华指出，老舍在对人物进行描写时总是根据人物的身份、性格、心理和所处情景选择合适的动词，在选择动词时总是选择相关词语的反常搭配，他突破固有的搭配习惯，取得寻常词语艺术化的效果。创作中采用词语转类用法，将其他性质的词语用作动词，从而增强了词语的动态性和形象性[1]。陈献勇指出，在老舍的作品中，汉语的欧化现象比较严重，这可能和他早期在英国伦敦大学任教的经历有关。京味的语言风格和欧化汉语的交叉运用，形成了老舍小说中奇崛的语言景观[2]。

梁华指出，比喻这一种大众化的修辞方法在老舍笔下被用的出神入化，老舍在喻体选择方面多采用取实为喻，例如“高妈说的话好像留声片机，是转着圈说的”；取动物为喻，例如“她好像圈在屋里的一只蜜蜂”；以及浓郁的“中国味儿”和“京味儿”的喻体，例如“他好像一个别人抽着转的陀螺”。在《骆驼祥子》中老舍通常使用实物作为比喻，并将其转化为简洁明了的语言形式[3]。谢建娘指出，老舍是个体验派的现实主义作家，具有乡土情节，这导致了老舍的比喻中含有动物化的倾向，在修辞表述的语言上面，具有口语化、民俗化的特征[4]。

寿凤玲认为《骆驼祥子》叙述了祥子买車和追求爱情的三起三落，体现出老舍思想中的悲观意识和宿命感，进一步体现出了老舍在思考改造国民性方面已经到达了“人性”的高度[5]。邓新东指出，老舍汲取了晚清以来的谴责小说中的戏谑、嘲讽的写作风格，以及五四以后大规模的闹剧式的荒诞场景，形成了《骆驼祥子》独特的启蒙与谑仿话语的二重协奏，独具审美机杼[6]。李琳以《骆驼祥子》为例说明老舍往往在文学创作中渗透一种狂欢精神，这种狂欢精神的渗透影响到了老舍对于小说情节的安排。在《骆驼祥子》中，老舍营造了一次次宏大的“嘉年华式”的狂欢节。这种令人恐怖的狂欢节揭示了人性的黑暗同时耶揭示了国民的钝感，但也渗透了温情[7]。

二.人物形象分析

《骆驼祥子》中角色众多，历来研究者们对于人物形象的研究分为三大类别，分别是祥子、虎妞和其他群像人物。

对祥子的人物形象分析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方面是对祥子性格的全盘否定。如詹虎试图破解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权，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分析导致祥子堕落的性格成因。他指出在祥子、虎妞、小福子、夏太太、白面口袋四个人错综复杂的情欲关系网当中，一种男权社会中所特有的心理图式，即引诱者有罪而自己无罪，这从侧面体现出了祥子性格中的残缺与人性的卑污[8]。另一方面则处处肯定祥子身上的优良品质，将祥子的悲剧人生归结为社会原因。白志坚指出，在祥子身上可以看得到老舍对生命、社会的思考。白志坚认为，祥子是一个聪明能干，人格独立的车夫，只不过是现实社会的重重打击使得能干的祥子无无力地滑向了堕落[9]。

历来学者们对虎妞的形象研究大多集中在虎妞对祥子悲剧命运的负面作用，但近年来对于虎妞的形象大有平反的趋势。倪娜认为，虎妞残缺、畸形的人生经历造成了虎妞心中爱的缺失与对爱的误解。“女儿”身份的虎妞得不到母亲的爱，“女人”身份的虎妞不知道什么叫爱，“妻子”身份的虎妞没有得到丈夫的爱。种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无意中对祥子的伤害并造成了自己的命运悲剧[10]。逄增玉甚至认为，传统主流话语对于虎妞的批判是不成立的，就算没有虎妞对于祥子的引诱，作为社会底层人士的祥子一样会遭受到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势力的压榨，没有虎妞对祥子进行引诱同样会有其他的女人对祥子进行身体上的破坏，只不过在小说当中这个人恰好是虎妞[11]。陈祝容认为虎妞和小福子作为《骆驼祥子》中两位女性形象，在不同审美形态上产生了强烈对比：丑陋与俊俏，粗野俗气与善良温柔，一个不惜手段成全自己，一个不惜牺牲自己为了别人。但即使是性格迥然不同的两个女性角色，她们最终的命运却都是死亡，加速了祥子的堕落，进一步体现出了当时的女性的艰难处境[12]。

在群像人物方面，陈奔认为，《骆驼祥子》中老舍刻画了三组人物形象，第一组是压迫剥削阶级——刘四虎妞和孙侦探等人，揭示了旧社会中黑暗势力的庞大，第二组是被压迫阶级——祥子、小福子等人，体现了旧北平底层人民的苦难，第三组是对劳苦人民的同情者——曹先生等人。这三组人物构成了祥子生活的客观环境，在三股势力的周旋之下，作为普通百姓的祥子失去了立足之地，造就了祥子的一步步堕落[13]。

三.对小说中的悲剧性的探究

唐克龙通过分析《骆驼祥子》的两个主人公祥子和虎妞的身份认同焦虑，指出祥子在最后虽然认识到了个人主义的的危险，但是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中无力做出改变，虎妞在男权社会中希望找到自己的合法生存地位，但最终结果是一种无望的挣扎。祥子和虎妞的“承认”焦虑，直接导致了悲剧的产生[14]。唐玲艳以祥子特殊身份的转换：破产农民—市民—流氓无产者为线索，采用身份认同的理论研究祥子想摆脱农民的身份进入市民阶层失败，最终成为流氓无产者的悲剧[15]。魏家文认为，祥子以源于乡土中国的生活经验对抗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理性， 把象征着资本主义奴役的洋车看作是对于自己独立和自由的最终目标和终极救赎。他所选择的传统生活方式与现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祥子陷入了生存悖论[16]。杨季中和张正认为，祥子的人生悲剧之所以动人心魄，就在于悲剧的发生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金钱与性，如蚕作茧一般，慢慢地把一个美好的灵魂缠绕至死[17]。

张丽军突破传统的悲剧意识和悲剧视角，从“身体”的角度入手，探究了祥子堕落的真正原因。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分析了祥子身体的生理体验和性欲冲动，来探究其悲剧形成的心理动因和根本原因，是对祥子悲剧命运的另一种解读[18]。谷世仓从祥子的精神矛盾和生活轨迹的交缠入手，在社会病态与精神畸变的交互夹攻中完成了祥子精神史的书写[19]。

魏家文和叶文敏指出祥子生活在一个漠视个人价值的文化场域当中，不论是他周围的客观现实环境还是他自身，都无时无刻地不在受到传统文化地影响，从而导致了祥子在社会挣扎生存地艰难境地和最终地悲剧性故事走向[20]。江腊生认为，历来对于老舍《骆驼祥子》的研究都是预先设定了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框架，比如城乡寓言、政治寓言、人性寓言。而预设一个压迫与被压迫的二元对立框架其危险性在于造成了社会结构上的对立，这种对立中隐含着一种价值层面的高低之分[21]。

四.小说经典化与译介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骆驼祥子》的经典化以及跨文化的翻译传播的研究也成为学界深化研究的表现。

宋剑华认为，《骆驼祥子》从1936年连载到1939年初版到最终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经典文本经历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先是经过大规模的删改，然后在删改本基础上大量印刷;同时经过戏剧影视化的再度改变，向普通大众群体推广普及;接着又以连环画形式去培养小读者，并在中学课堂上强制阐释培养青春记忆[22]。孔令云从《骆驼祥子》出版史和接受史的角度，考察这部著作被传播、修改和接受的过程，揭示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命运与地位[23]。方习文从《骆驼祥子》结尾与评价、修改与版本以及改编与背景三个方面揭示了《骆驼祥子》的传播、接受和研究的过程[24]。陈思广对于1939年由人间书屋初版以后的几十年间，对于《骆驼祥子》的盗印做了梳理并评价了这些版本的文学意涵[25]。

在译介方面，孟庆澍指出，《骆驼祥子》是经过伊文·金的翻译并且经美国著名的读书俱乐部“每月一书俱乐部”（Book-of-theMonth Club）列为“八月之选”（The Book-of-theMonth Club Selection For August）而在海外打开名气。同时孟庆澍指出，《骆驼祥子》的走红和伊文·金对结局的修改有很大的關系[26]。谢淼指出，最早将《骆驼祥子》翻译至海外的是日本翻译家竹中伸。竹中伸的日译本于1944年在日本新潮社出版，并由周作人作序。而美国译者伊文·金翻译的英译本随后陆续被瑞典、法国、捷克、波兰、匈牙利、前苏联、朝鲜、德国等 国翻译出版，其中，捷克、法国和德国的译本均直接由伊文·金的英译本转译[27]。

孙会军对比了伊文·金、珍·詹姆斯、施筱菁、葛浩文英译本产生的背景及各自特点，然后从译文的完整性、可读性和忠实性三个方面考察四个译本的优劣得失[28]。李越对比了King、Jean James、施晓菁、Goldblatt四位的英译本，指出《骆驼祥子》的英译确立了老舍在国际文坛的地位。四译本风格各异，表明译者风格是原文作者写作风格与译者翻译特点结合的产物[29]。陈谊指出，就整体而言，施筱菁的译本无论从语言风格的传递，还是艺术境界的再现方面，都能体现原作的特点[30]。

五.民间视角、女性主义视角与城乡视野

进入21世纪，一些研究者试图从新的视野激活《骆驼祥子》研究。陈思和认为在象征意义上，《骆驼祥子》有一个无形的结构，即一个人的堕落之路。尽管老舍对市民阶层本身缺陷的批判同样犀利而生动，但他还是站在市民的立场上对市民进行启蒙，不可能在精神上给予更高的提升。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说，也是一种民间视角下的一种启蒙悲剧[31]。谢昭新从《骆驼祥子》的民间时空联结、民间艺术技巧和民间情怀表达方面对小说进行了分析，指出《骆驼祥子》的叙事艺术中“说”中有“写”，“写”中有“说”，二者交相运用，形成了《骆驼祥子》独特的民间审美意蕴[32]。王光东认为，在《骆驼祥子》中，可以看到“民间”与启蒙、与作家的社会责任承担有着深切的内在联系，正是这种联系构成了那些从民间立场写作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精神动力，民间意识的现代性价值也正在这里[33]。李玲指出，老舍从来不曾放弃对社会的思想启蒙，这主要体现在老舍对群体与个人关系的深刻把握，使得老舍在思想深度上远远高于一般的人道主义者[34]。

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中，研究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了老舍《骆驼祥子》中所体现出的老舍固有的男性中心主义立场。李玲指出，传统研究和《骆驼祥子》文本当中所体现出的，对于虎妞的指责以及对于祥子悲剧命运的同情，恰恰体现出了中国现代小说中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将主动型女性加以妖魔化描写，拒绝同情主动型女性的生命困境，把试图跳出封建传统对于女性命运的枷锁的女性塑造为天理不容、作恶多端的恶女人，并将作品中男性角色的悲剧性命运归结于女性。这种写法从精神上背叛了解放妇女的现代文化观念，从性别意识领域暴露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不足的缺陷[35]。朱震认为，老舍用泼妇的形象来描写传统女性人格的变异，从伦理意识的角度来展示这些泼妇的命运，以此抨击传统伦理意识对人性的扭曲和压抑，但这正好体现出作者潜在的男权意识[36]。

邵宁宁将《骆驼祥子》看作是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他从分析祥子从进城农民到城市游民的身份转换指出，祥子的遭遇及精神危机固然是特定的社会和具体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但更进一步来说，这些问题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所必然会面临的普遍问题。更具有现代性意义[37]。金菊花将老舍的《骆驼祥子》和韩国作家蔡万植的《浊流》进行比较并指出，两部小说都是讲述了城市中小市民的生存境遇，表现出小市民的人生命运[38]。李丽认为，通过《骆驼祥子》和《无名的裘德》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老舍和哈代分别将乡土性作为一种情怀和情感寄托在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上[39]。

总体而言，近二十年以来，有关《骆驼祥子》小说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全面开花，研究范围较广，研究力度较深等特点。但也不难发现，一些研究仍然拘囿于前人的研究之中而没有形成某种突破，这也给当下的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期待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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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宝鸡文理学院创新科研项目“老舍小说创作中的‘民间’叙事研究”（项目编号：YJSCX22YB25）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