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81）

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步开启。列强入侵、农民起义、变法和革命冲击着晚清统治的大厦，为了维持和延续统治，晚清统治者在最后时刻推行了“新政”“立宪”等系列政治改良运动①包括清末新政及其边疆新政、预备立宪（清末立宪）等，涉及政治、军事、商业、教育、社会等方面的改革。所谓清末新政，是指庚子战败（义和团和清军抗击八国联军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1901—1911）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参见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2 页。有学者认为清末新政的改革力度超越了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参见崔志海：《建国以来的国内清末新政史研究》，《清史研究》2014 年第3 期。预备立宪是清末新政的重要阶段及内容。1906 年9 月，清廷宣布实行预备仿行立宪，决定实行君主立宪，进行政治改革，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立宪”为重要抓手推行清末新政。。从运动的背景及任务看，它在形式上具有重塑国家或现代国家建构的某些特征，比如实行预备立宪、设立内阁、推行现代教育、编练新军、调整族际关系等。从国家理论角度上看，清末政治改良运动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早期尝试，蕴含着国民整合的目标，即整合国内诸族，建构起一个统一的、现代的“国民”或“大民族”①有学者将国民整合的过程概括为居民的国民化、由臣民向国民的转化和国民的整体化过程。参见周平：《塑造国民整体性：中华民族构建的内在逻辑》，《江汉论坛》2018 年第8 期。。然而，目前的研究却忽视对清末新政等政治改良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国家建构意涵的关注和讨论，而且笼统地把相关改革的失败归因于清王朝的腐朽没落和列强入侵。毋庸置疑，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根本原因。但这种整体性地把握容易忽略一些具体性的问题，比如，族际关系、族类自觉的客观情况对清末新政及其国民整合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为了将多民族帝国直接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排除‘帝国’内部的族群矛盾，将‘中国’作为超越民族关系的政治和文化象征。民族—国家体制的主要特点在于内部的统一，即族群、语言、文化和政治制度的高度一体化，而帝国则包含了极为复杂的族群、语言、文化和制度因素”②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第823 页。。换言之，国民整合是现代国家建构需要完成的任务，现代国家建基于整合国内居民为一个整体性民族（国民、国族）的基础之上。而晚清统治者所进行的“国民整合”受到中国既存族际政治关系和矛盾的影响与挑战；族际关系及其矛盾、民族主义以及族类自觉意识的初步萌发，增加了国家转型的复杂性和满洲贵族主导的新政改革的“被动性”。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分析清末新政等政治改良运动所蕴含的“国民整合”目标中的族类因素及其影响，希冀为当下认识和把握族际关系提供一点启示。

一、清末国家转型中的“国民整合”目标

近代以降，王朝国家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处于疾风暴雨式的变革当中，各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特别是1894 年甲午海战及其失败，一盘散沙的老大中国连过去的蕞尔小国日本也抵抗不过，这彻底击碎了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③梁启超指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3 页。。之后，王朝国家更是一步步衰败沦陷，亡国灭种的危机空前加剧，“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使命。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在近代仁人志士苦苦寻觅保国保种之道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主义”走入了近代政治思想家的视野，并开始以民族主义来论述自己的救国主张（构建现代民族国家）④“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政治、知识精英，一直在对中国的国家建设（‘建国’努力）进行持续不断求索和努力，而且他们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自觉。”参见翁贺凯：《民族主义、民族建国与中国近代史研究》，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38 页。，进而推动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在这场宏大的历史转换中，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粉墨登场，相互博弈，相互斗争，共同开启了中国由“臣民”所构成的王朝国家向“国民”所认同的“现代国民（民族）国家”转化的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改革中，官方和思想界明确提出了具有现代国家构建范畴的“国民”概念。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较早使用了“国民”一词⑤如“皇上受祖宗之托付，为国民所托命，爱宗社土地而保之乎”。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257 页。。在立宪运动期间的官方奏折中，满人御史贵秀就曾指出：“夫同舟共济，吴越尚且一家，况满汉共戴一君主，共为此国民，衣服同制，文字同行，言语同声……”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922 页。1908 年，考察日本宪政的大臣达寿在奏折中这样写道：“今天下一国际竞争之天下也。国际竞争者，非甲国之君与乙国之君竞争，实甲国之民与乙国之民竞争也。故凡欲立国于现世界之上者，非先厚其国民之竞争力不可……立宪政体者，所以厚国民之竞争力，使国家能进而行帝国主义者也。”①《奏议：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奏考察日本宪政情形具陈管见折（续二十六册）》，《四川官报》1908 年第27 册。

“国民”与“民族”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进程中有着必然的联系，旅日学者王柯就认为“将‘民族’与‘国民’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正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标志”②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二十一世纪》2003 年6 月号。。事实上，正是因为现代民族的“国民”属性，才从本质上把它与传统的、松散的“族类群体”区别开来。可见，“国民”是伴随民族主义兴起的与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概念。何谓国民？清末新政以来知识精英作了有益的探索，认为“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之所以竞相建设国民国家，就是因为可以通过这个过程提升国民素质，促进国民觉醒，增强国民的国家意识，提升国家的精神”③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二十一世纪》2003 年6 月号。。1901 年6 月《国民报》第二期《说国民》一文解释道：“何谓国民？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何谓奴隶？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④《社说：说国民》，《国民报》1901 年第1 卷，第2 期。该文从现代主权国家“主权在民”的角度，揭示了“国民”这一概念与权利、责任（义务）、自由、平等、独立等现代社会价值理念的关系。

当时的主要政治和知识精英群体均看到了“国民”的重要性，梁启超指出“诚以国家所最渴需者，为国民资格”⑤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第74 页。，并主张融合国内属部诸族为一“大国民”；当时以恒钧、乌泽声、穆都哩、裕端等为主的一批满族留日学生，在北京创办《大同报》，提倡“汉、满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宣传“五族大同”，提出包含满、汉在内的整个中国人已经是“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的思想⑥乌泽声：《大同报序》，《大同报（北京）》第1 号，1907 年第1 期；恒钧：《论说一：中国之前途》，《大同报（北京）》第1 号，1907 年第1 期。；1907 年，君主立宪派的重要人物杨度在其主办的《中国新报》刊登《金铁主义说》，鼓吹五族立宪论，宣传“五族合一”“五族一家”，强调“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分一为五之不可，既详论之矣。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⑦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02—304 页。。革命派也宣称“夫立国于地球之上者，无国民则亡，有国民则强”⑧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 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年，第462 页。。

由此可见，清末社会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关于国家建构及“国民整合”的主张已经嵌入到“清末新政”及立宪改革的进程中，受到主导“清末新政”的满洲贵族及统治者的关注和认知，特别是君主立宪派的主张更是成为晚清统治者推行新政的理论依据。

二、清末立宪中满汉关系的调整与国民整合的尝试

“清末立宪”或“预备立宪”是“清末新政”的延续。从条件上看，二者皆是在特定情况下晚清统治者对现实政治（内忧外患，特别是革命风潮的兴起）的政治回应，这从《两江总督端方奏请迅将帝国宪法及皇室典范编订颁布以息排满之说折》可见端倪；从本质上看，它们皆是满洲贵族维护统治的最后努力，目的是通过对“政体”的调适来增添系统活力，以期“皇位永固”，延续“新”的统治；从形式上看，重塑国家政权，实现国家转型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清末立宪有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立宪运动最早始于1903年，而立宪上升为“政府意志”则是1905 年以后的事情。1905 年7 月2 日，袁世凯、张之洞等权臣和其他一些地方大员联名上奏要求立宪，并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慈禧在召集大臣商议时即表示：“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祸灭，候调查结果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执行。”①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37 页。1905 年7 月16 日，清廷颁布上谕，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分赴欧美各国及日本考察宪政，并模仿日本设宪政调查所之先例，于1905 年11 月25 日下诏设立考察政治馆。1906 年，载泽、端方等出洋考察宪政大臣先后归国，纷纷奏请立宪。其中，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②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细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等“立宪之利”。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173 页。和端方《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③端方《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则列出了“举国臣民立于同等法治之下”等六大立宪要务。参见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42—47 页。影响较大，打消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对立宪的疑虑。1906 年9 月1 日，清廷颁布“预备仿行立宪”谕旨，各地纷纷建立立宪团体，但未规定立宪的具体时间。张之洞等能臣、权臣也纷纷奏请速速立宪。面对统治者内部的立宪呼吁，1907 年8 月13 日，清廷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察馆，后又派达寿等大臣赴英、德、日三国考察宪政。1908 年8 月27 日，清廷颁发《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规定了立宪的时限。同日，还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但随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加之时局变化，1910 年，清廷被迫将立宪预备时间缩短为五年。辛亥武昌起义的爆发迫使清廷急速颁布《实行宪政谕》（1911 年10 月30 日），但为时已晚。④邓联繁：《迟到的清末立宪——清末立宪的回眸与反思》，《湖南社会科学》2008 年第6 期。清末立宪最终以失败告终。

对“清末立宪”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流观点多秉持“欺骗说”“被迫说”或者“延缓说”。但从构建“现代国民（民族）国家”的角度看，清末立宪运动在现代中华民族意识和国民观念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曾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⑤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71 页。。“清末立宪中颁布的立宪性文件，设立的资政院、咨议局，办理地方自治等措施，实际上正是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构，实现中国从一个古老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⑥常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变迁》，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年，第45 页。比如，在清末立宪所蕴含的现代国家范式中，“多元帝国”的“族类群体”如何向现代国家中“国民或民族”转换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晚清统治者十分重视处理族际关系及矛盾，故清末立宪特别强调“平满汉畛域”⑦作为记载清末立宪中官方对于立宪的决策过程、立宪进程设计等问题的权威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把“平满汉畛域”专门列出。而作为评判清末立宪重要标准的官制改革之所以引起较大争议，还是一个“平满汉畛域”的问题，皇族内阁的欺骗性也正是“平满汉畛域”的反面。，而这是晚清统治者实现“国民整合”的重要内容。

清朝在族际关系方面长期奉行“满汉畛域”政策，人为把满、汉等族类区隔开来。但随着政治危机的凸显，以及满汉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汉民族意识的凸显，晚清统治者被迫整体性改变“首崇满洲”的政治安排和长期实行的“封禁政策”。较早提出“平满汉畛域”主张的是戊戌变法时期（1898 年9月）的张元济，他提出“融满汉之见”，并提出将关内旗人划归为民，倡导满汉通婚。①［美］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利（1861-1928）》，王琴、刘润堂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61—62 页。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上述建议未付诸实践，但“平满汉畛域”诸多政治措施的施行却在清末预备立宪之后得到实施。1907 年7 月31 日，两江总督端方代奏贡生李鸿才《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强调“革命派籍由‘满汉畛域’而发展成患，欲弥此患，莫若令满汉大同，消弭名称，浑融畛域，明示天下无重满轻汉之意，并无以满防汉之心”，并列出了消除“满汉畛域”的八项具体措施②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15—917 页。。此折上达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同年8月10日，清廷正式颁布具有可操作性的《著内外各衙门妥议化除满汉畛域切实办法谕》，声称“满汉一体”。③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18 页。此上谕在众大臣间产生强烈反响，据《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统计，仅至1908 年4 月，就有众多围绕“平满汉畛域”问题的折子直通朝廷，如程德全（暂代黑龙江巡抚）就奏称：“此后无论满汉统称国民，有仍分满汉者按律科罪。”④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48 页。

事实上，清末立宪过程中不仅重视处理满汉关系，而且强调“国民”统一。受君主立宪派“大国民”观念影响，即便在革命风起云涌的危局下，晚清统治者始终没有施行加强“满洲认同”的政治举措，相反仍以“大一统王朝——现代国家”正统自居，他们并未逃回祖居地，而是发布罪己诏（宣统皇帝）、取消皇族内阁，并提出了一些旨在加强“国民整合”的具体方法和举措，“国语运动”⑤有关近代中国国语运动的系统研究成果，参见崔明海：《近代国语运动研究》，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便是其中之一。1904 年清廷颁布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小学科目”中就有专门的“中国文字”科⑥（清）张百熙：《奏定学堂章程》，《张百熙集》，谭承耕、李龙如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08 年，第144 页。。其中总纲《新定学务纲要》即指出：“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实由小学堂及字样拼音始……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⑦《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1904 年第4 期。1911 年初，学部进一步要求“设立国语调查所，颁布国语课本，教授国语”⑧《学部改订筹备教育之纲要》，《申报》1911 年2 月13 日，第1 张第4 版。。

但此时调整满汉关系的努力为时已晚，革命共和的观念已经传播开来，各派政治力量逐步形成“革命”共识，“排满”⑨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排满”思想强调汉民族主义立国，认为中国要建的民族国家即为汉民族国家，进而排斥或同化“国内他族”。这一时期，革命派从恢复汉人正统、驱逐满洲统治者的角度宣传“汉族光复”运动，并以“排满兴汉”为重要的革命动员口号，直至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满洲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具有了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一般性革命共和意涵。在遥远的新疆，伊犁革命的领导者并没有采取种族革命的策略，而是提倡“保国何分种族，举动最重文明。汉、蒙、回、缠、哈，均应一视同仁。平日私仇私利，此时概勿存心。同造共和幸福，众志可以成城”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9 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80 页。。在西南边陲，各族在“革命”的话语下联合起来共同推翻清王朝，并提出“七族共和”的整合机制。

归结起来，清末立宪是晚清统治者对国内外刺激的一种回应，它虽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为前提，但也明确了“现代国家构建”及“国民整合”的基本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晚清统治者试图调整满汉关系，整合国内居民，维护国家一体。但终因各种政治条件特别是满汉关系的对立，清末立宪未能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及其“国民整合”的目标。

三、边疆新政中的族际关系因素与国民整合的挑战

“边疆新政”①关于“边疆新政”的研究，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末新政与边疆新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是清末新政及立宪改革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实践。“边疆新政”内在地蕴含着“国民整合”的内容和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以往清末新政研究中较少被关注的‘边疆新政’，实际上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帝国疆域、人口的完整性与帝国——民族国家内在转化的成败”②常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变迁》，第56 页。。边疆新政在实施的过程中必然牵涉到与边疆各个“族类群体”的互动，它承载着推动边疆各个“族类群体”融入现代国家及转换为“国民”的目标。

边疆新政主要集中在东北、蒙古、西藏、新疆、台湾等边疆多民族地区。东北原是满人的龙兴之地，长期实行封禁政策，但自日俄外患严重之后，东北“封禁”已经名存实亡。同时，由于满洲人的“统治民族”身份及其清末新政对其“民族利益”的“维护”，满洲人的“身份认同”早已超出东北一域。质言之，此时满人的身份认同并不构成对国民整合的挑战，但蒙、回、藏诸族的民族意识萌发则给国民整合带来了压力。

1910 年8 月，“清政府正式宣布撤除对蒙古地区的封禁令，允许蒙旗与民人交易，蒙汉通婚，蒙古族人可以学习和使用汉文等”③赵天福：《边疆内地化背景下的蒙汉民族贸易变迁（1368-1949）——以宁夏地区的蒙汉贸易为例》，《宁夏社会科学》2008 年第4 期。。同时，推行练兵，兴办近代学校，相关改革措施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启蒙了一批蒙古王公。比如，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多罗都棱郡王贡桑诺尔布就积极响应“新政”，厉行改革。与此同时，边疆新政特别是“移民实边”加深了蒙、汉族际矛盾。在这一进程中，农耕与牧业冲突不断，并日趋表面化，引发蒙古社会传统经济结构的动荡。“新政”压缩了蒙古王公贵族的权力和利益，撕裂了“满、蒙政治联姻”的传统政治格局，引发了族际政治危机，“新政”变成“苛政”，非但没能构建起主权国家的国民认同，反而激起了蒙民反满反汉的情绪，蒙民“应有”的“国家（国民）认同”出现了向“蒙人认同”转化的危险。

辛亥革命爆发后，内地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王朝大势已去，在这样的背景下，沙俄④沙俄一直企图以喀尔喀蒙古为跳板入侵中国，他们通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史载八世哲布尊丹巴在童年时期便开始接受沙俄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正是在沙俄的帮助下，哲布尊丹巴得以一步步掌控喀尔喀蒙古）来影响喀尔喀蒙古，并煽动喀尔喀蒙古上层的“民族分离”情绪。参见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年，第216 页。加紧了对外蒙的鼓动，沙俄驻华文官廓索维慈向他们保证：“我国政府同意向蒙人提供武器……切莫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一非常有利之时机，以保证喀尔喀之独立发展。”①《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陈春华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29—30 页。外蒙古王公喇嘛趁机于1911 年12月1 日在库伦宣布“蒙古独立”，驱逐库伦大臣三多，建立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的“蒙古国”政府。

与此同时，过去遭受西方列强入侵的日本明治维新后实现了快速发展，并很快加入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推行殖民主义扩张路线。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势力进入内蒙古，把内蒙古作为其殖民扩张的战略目标，在内蒙古进行有目的的调查渗透活动②金海：《日本在内蒙古殖民统治政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12 页。。“在调查的过程中，日本人除了对蒙古上层进行经济利诱之外，更注重煽动蒙古人的‘民族’意识。他们与蒙古王公贵族结交，引为朋友，有的还为王公贵族提供枪支，有的则以蒙古民族同情者面目出现，声称自己肩负‘蒙古民族复兴’的使命”③郑信哲、周竞红主编：《民族主义思潮与国族建构——清末民初中国多民族互动及其影响》，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89 页。，并且为蒙古上层中的“先觉者”提供“民族”启蒙的外部条件。

谈论边疆新政在西藏的实践则无法绕开张荫棠对西藏社会的改革。张荫棠西藏新政的核心思想来源于西方现代国家的同质性观念，主要围绕“收回治权”④在《请速整顿藏政收回政权》折中，张荫棠初步地提出了“收回治权”“政教分离”的意见，参见陈鹏辉：《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7 年，第62 页。和国民同质化两个方面展开。“收回治权”打破了中央与西藏地方传统的“羁縻”关系，并试图对西藏进行直接统治，这势必冲击西藏地方特权阶层的传统利益。在推动藏人与内地汉人、汉官的文化同质化方面，张荫棠的国民同质化思想深受君主立宪派“大国民或大民族”观念的影响。而在藏族社会，藏传佛教上层的“民族”意识对全民信教的藏族民众具有决定性影响，同化的举措反而刺激了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助推“藏族”的进一步凝聚。在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后，英印政府便极力拉拢西藏政教上层，特别是随着达赖喇嘛在政治上的摇摆，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内部亲英势力开始崛起，他们中“既有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而振兴藏族的精英分子，也包括试图将西藏（藏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藏独’势力。这些人在清末到民国的西藏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影响，他们是西藏出现民族分离主义杂音的重要推手”⑤郑信哲、周竞红主编：《民族主义思潮与国族建构——清末民初中国多民族互动及其影响》，第234 页。。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蒙、藏社会，新疆各个“族类群体”的启蒙最晚，并且具有族别上的差异性及其自觉意识的复杂性。有学者指出，直至清朝末年，新疆各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凸显语言、文化、宗教等特征的传统的族类共同体。新政的实施，辛亥革命的爆发，各族中新型知识分子的成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才使各族中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并在社会精英和上层中生发了民族主义思潮。⑥参见郑信哲、周竞红主编：《民族主义思潮与国族建构——清末民初中国多民族互动及其影响》，第187 页。事实上，“新学”的设置，选派新疆籍学生外出留学、设立提学使等为新疆各族的内外交往提供了互动空间，为新疆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了机会。汉族的革命意识对新疆非汉族类精英的启蒙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得到了维吾尔等其他“族类群体”的支持。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由新政开启，并在辛亥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混合成长的族类自觉意识在族类民族主义的牵引下对“国民整合”产生了影响。

在清末国家建构的尝试中，台湾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也不可忽视。台湾的现代转型是国家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建制，台湾的近代化有其特殊性，台湾“番民”的启蒙也有着特殊的逻辑。近代以来，有几个重要的事件加速了台湾的近代化和台湾“番民”（高山番等）的启蒙。一是近代边疆危机凸显以后，台湾建省加速了台湾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继新疆建省之后，1885 年，清朝统治者再次调整边疆地方行政区划，把原先隶属于福建省的台湾府升格为一个单独的省。省制的建立加强了清朝对台湾的直接领导，使台湾与祖国内地进一步联结为一个整体，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和近代化进程开启了“西学东渐”之门，大陆的“现代化成果”以及官员纷纷传入和迁入台湾，改变着台湾民众已有的封闭生活。二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新政”加速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刘铭传在台湾“大兴新政，筑铁路，通航运，办清赋，辟山林，建学堂，讨军事，开矿产，振工商，计日度月次第实行，将置台湾于富强之域”①连横：《台湾通史•职官志》，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年，第90 页。。刘铭传重视处理台湾的汉“番”关系，进一步推进“开山扶番”②“开山扶番”是相对于汉番隔离而言的，是晚清时期清政府在台湾实行的“民族政策”，旨在加强台湾的汉族与番民的交往联系。，他“开办‘番学’，派遣官吏前往番民居住地区进行‘启蒙’教育。同时，培养新式人才，创办西学堂等。在其赴台后的三年间，台湾有400 多番社8 万多高山番接受招抚”③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修订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 年，第144 页。。三是日本的侵占改变了台湾近代化的走向，为之后包括众多汉人在内的台湾社会（汉人和番民）注入了“认同”的杂音，并影响至今。

概言之，清王朝在腐朽没落之际推行的边疆新政在蒙、回、藏诸地方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国民整合目标，而且增添了诸多族际关系危机。比如，传统的满蒙政治联姻被撕裂，蒙、汉等族际关系冲突也被激化。其中，族类民族主义的兴起是重要变量，特别是在清王朝羸弱的背景下，在西方列强的威逼利诱下，各个族类群体民族意识的萌发在客观上给统一国民的整合带来了风险。

四、小结

伴随国家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剧变，中国历史发展中存在的“族类群体”及族际关系在这场剧变中经历了深刻的变迁，族际关系受到不同政治派别和社会因素的推动和刺激。而族类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国家建构及其国民整合产生了特定的影响。首先是汉民族意识的兴起使得调整满汉关系的尝试受到“排满兴汉”革命的冲击；其次，在内外部环境的刺激下，蒙、回、藏诸部民族意识的兴起使得边疆新政不仅未能实现国民化的国家建构目标，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族际关系矛盾。

从中国各民族互动的历史与现实来看，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中华民族的统一是根本和前提。在这样的原则下，塑造国民整体性的任务再次显现出来。因此，推动中华现代国家的国民意识培育，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新时代协调族际关系的主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