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彩锋

(南京艺术学院 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文物是凝结了人类劳动、思想、智慧的社会历史产物。华夏先民留下的文物瑰宝,不仅是中华文明繁衍生息的存证,也是研究世界文明进程的重要材料。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文物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质组成,具备阐释民族文化精神、展现中华文化胸怀、彰显国家文化自信的使命,同时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历史文化载体。近年来,技术的广泛赋能不断创新着博物馆文物的观看方式,以文物为IP的创意视听影像作品不断破圈,在更深层意义上让“让文物活起来”的方式从“观看之道”逐渐向“审美之维”和“文化之思”延伸,为绵长悠远又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寻得来处,串通经脉。

文物IP(Intellectual Property)属于文化IP范畴,文化IP一般指“一种文化产品之间的连接融合,是有着高度辨识度、自带流量、强变现穿透能力、长变现周期的文化符号”[1]。文物之所以能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IP被影像反复书写,主要源于文物本身所蕴含的不可复制的历史价值、美学价值、科技价值与经济价值。文物通过影像“活起来”,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一批具有强辨识度、高关注度、大影响力IP逐渐脱颖而出,被影像塑造为新的角色、新的故事,给当下时代以情感慰藉与启示,成为塑造中国形象、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精神的另一种视角。

文物经由现代视听影像媒介改造,由空间向时间,从作为“物”的属性逐渐转向一种更倚重于视觉审美文化意义上的“象”,本质上是对“象”之外更深层次的情感意识与文化内涵——“象外之意”的追寻。具体说来主要包含三个维度的转换关系,即作为历史的文物与国家文化形象之间的关系、作为情感的文物与民族认同意象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审美对象的文物与视听艺术影像之间的关系。三对由“物”及“象”的转化关系,层层推进,共同构成中华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文物IP影像表达的文化逻辑。

一、历史之“物”——国家文化形象

文物与建筑群、遗址共同构成文化遗产的三大类型。因此,文物首先是历史的,它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遗存,是见证中华文明经久不衰和永续传承的重要元素。而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载体,从这一角度看,文物的历史属性,与国家文化特质、国家文化传承发展乃至国家文化自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历史的文物,经由现代视听影像艺术媒介改造,将其内在时间性无限延展,从作为把握中华民族历史的方式,到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再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分别从历史、当下、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对国家文化形象进行具象凝练与展示。述说过去、标识当下、启示未来,串联起一个立体、可信、 生动的国家文化形象。

(一)文物作为把握历史的方式

民族与国家都是历史地构成的。文物之所以能够作为把握历史的方式,取决于文物的两大基本属性——历史属性与社会属性。

首先,文物在时间上的历史性与不可再生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感知历史、认识历史、思索历史的物质材料。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研究机构和领域对文物的定义不同,如在我国,文物一词首次出现于春秋时期,关于文物的定义先后经历过礼乐典章制度、文明、文化、文治、文采物色等,直到隋唐之后,文物的含义才与现在接近,但无论文物的定义如何界定和演变,始终是包含着时间下限,即文物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中留下的遗迹或者遗存,其时间上的过去性,是其具备的基础特征。产生于特定地域、特定年代的文物,自身包含大量历史信息,是研究社会史、科技史、艺术史等多个领域历史最直接的可观、可感甚至可触摸的实物材料。尽管不少文献史料呈现出的作为“纲”的线性、严谨性与逻辑性,但文物史料凭借其在文字出现之前就产生的“史前社会”物质遗存,以及其“眼见为实”的不可替代性,不仅可以佐证历史,还是补充历史、纠正历史的重要材料。它从人类出现至今,依靠文物学与考古学的科学力量不断嵌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从外在轮廓到内在肌理,不断勾勒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完整文化形象。

其次,文物的社会属性为文物记录历史提供客观性。文物的社会属性主要体现为文物与自然遗产的区别。相较于自然环境中由气候特征、地貌形态产生的自然遗产,文物是经由人工改造的,与人类的生产劳作、生活方式、审美习惯息息相关,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文物记载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尽管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如《史记》《诗经》《楚辞》等文化典籍,唐诗宋词以及散文小说等文学瑰宝,但这些精神文化遗产脱离物质属性,在以文字述史的同时,还包含着对历史的主观审美想象。文物中蕴藏的丰富信息,直接与相应的时代、地域、以及当时的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水平与技术相匹配。后人通过不断考古,将文物中的历史密码连通,形成交流与融会,最终汇入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更加客观地还原历史原貌。因此,文物不是没有生命和孤立的物质实体,每一个时代的文物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着那一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情态、精神面貌、审美习惯与文化特质。它们各自蕴藏的信息揭开之后,彰显的是人类的劳动、智慧和创造能量的生生不息,它们打通历史、联通世界、沟通他我,成为展现可敬、可爱、可信的中国形象的物质载体。

(二)文物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不断“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2]45-46,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相对文化精髓来说,是中华文明内在本质的外化体现。提炼文物IP,本质上是在文物中提炼出可以象征中华文明、展现中华文化自信、在世界文化谱系中识别中国方位的精神标识。因此,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提炼出的文物IP,应具有诠释“何以中国”的阐释力。

首先,文物可以确认“何以中国”的文明始点与延续。如良渚文化遗址中大量出土的玉器上出现的类似文字的抽象符号和划痕,被看作原始文字的雏形,是良渚文化踏入文明时代的客观依据。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大口尊”青铜器,证实了三星堆与中原地区乃至长江流域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了紧密的往来。大量文博纪录片以“三星堆”为元点,从三星堆与中华文明发生与发展的关联,到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再到与三星堆关联的人与事,见证着中华文明、讲述着中国故事、传递着中国精神。如《三星堆·消失与复活》(2004)、《如果国宝会说话》(2018)、《国家宝藏》(2020)、《探秘三星堆》(2021)、《不只考古·我与三星堆》(2022)、《又见三星堆》(2022)等,三星堆在众多视听影像的反复书写中,成为典型的中华文明标识。

其次,文物可以阐释“何以中国人”的抽象精神世界。文物承载着人类生命生发的时间、地域与特征。在远古时期,人类创造的器物往往体现着当时人类的生存手段、生活习惯与劳作生产方式,有的器物还是为满足人类某种祭祀、礼乐仪式所造,其中的器形、纹样、工艺、图案等,包含着早期人类的技术水平与精神信仰,也关联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群体和社会的一系列关系演变,是“人化的自然”的具象呈现。因此,文物本身也隐含着早期华夏先民“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这一理念一以贯之地成为中国人的价值逻辑起点,影响着世代中国人,是中国人利用自然、把握世界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华文明图谱勾勒着中国人的心灵轮廓。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指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同时也提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3]314如果博物馆中的文物在功能上更倾向于展示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形貌,那么文物IP的提炼,在功能上则更倾向于阐释文物对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从“展示”到“阐释”的功能转化,也体现了文物IP能够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文化力量。

(三)文物作为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

“中华文明的范畴至大至广,在传承弘扬的过程中,需要以点带面、由表及里、循序渐进。”[4]以文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文物从空间向时间上延续。可见的文物IP作为“点”与“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辐射中华文明全貌、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肌理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让文物活起来”。尤其是2021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从对文物的保护、传播、创新多方面入手,提出要准确提炼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进一步彰显文物的历史、文化、审美、科技和时代价值的新要求。2022年颁布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专门设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专栏,倡导大力推进“让文物活起来”的理念,要求“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广泛传播文物蕴含的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创新文物合理利用方式,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推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5]。

文物自身承载的信息,是当时那个时代与社会文化的内在精神内容在外在物化形式上的反映。随着时代语境的更迭和变幻,文物藏蓄的传统文化魅力也体现在与新时代匹配的时代内涵中。文物之所以能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主要体现在文物的文化价值与文化传播两方面。从文化价值方面看,文物作为中国人世世代代生产、生活、劳作的见证物,蕴含着华夏先民最朴素的生态智慧和最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它是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理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模式最合宜的文化资源。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那些在视觉上具有高辨识度、在时间上能佐证中华文明始点与存续、在精神上能展现中国人心灵特质、在世界谱系中能帮助辨认中国特色的文物瑰宝,通过新技术、新艺术形式的再媒介化,成为表达更生动、传播范围更广、大众参与度更高、文化阐释力更强的文物IP,中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通过文物IP转化成更丰富的艺术形象,是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灿烂成就、展示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的重要媒介。

二、情感之“物”——民族认同意象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开篇将博物馆中前人留下的艺术瑰宝比作“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6]1博物馆中的文物之所以可以提炼为代表国家文化形象的IP,被现代视听艺术媒介反复书写与表达,其内核取决于文物本身的“心灵性”,即文物与华夏儿女的精神情感共振——包括人们对文物的感知、判断、审美、想象等多种不同的心灵体验,这一心灵体验是文物IP可以从简单的视觉“形象”进入可以被艺术书写的情感“意象”的前提,具体体现在文物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双向促进:一方面,文物是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投射体;另一方面,民族文化认同感赋予文物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更多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可能性。

(一)文化认同:文物IP与“记忆之场”

文物是文化和记忆的物质载体。德国伍珀塔尔大学教授阿斯特莉特·埃尔通过文化的三个维度(社会、精神、物质)推导出文化记忆的三个维度,即“社会记忆”“心灵或认知记忆”“物质或媒介记忆”。[7]5文物本身属于物质记忆,依赖博物馆这一实体媒介,将观看者带入一个实在的记忆空间。而文物IP是综合考量了文物的诸多价值而抽象出的文化符号,它可以突破博物馆的实体场所限制,与音乐、舞蹈、美术、影像等多种艺术媒介“联姻”,形成新的媒介记忆维度,进而形成可供大众黏附集体记忆的象征性场域,激发大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首先,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群体心灵认同,它是民族和睦与永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文物本身携带的历史信息,激活了个体对民族的文化认同。正如清代学者龚自珍所言“欲亡其国,必先去其史”。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质如何被感知、如何被呈现、如何被认同,与这个国家深厚的历史积淀与传承息息相关。文物本身的材质、形态、纹样、色彩、工艺等反映的是华夏先民在远古时代生产劳动的情景;文物关联的历史事件可能影响时代发展的走向,并对当下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它们为当代人提供了真实可观且能触碰的真实历史印痕,构成了古今文化对话的介质。对文物的感知,实际上也是对中华民族同胞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最深刻的共情,正是这种深刻的共情,维护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与生命活力。

其次,民族文化认同感激发了一种文化寻根意识,又被投射在承载民族历史、民族情感的文物上。这种文化寻根意识最突出的体现是对“文物归家”的迫切期盼。中华民族的国宝文物,在炮火肆虐的年代,颠沛流离,历经沧桑。对“文物归家”的祈愿,隐藏的是一个与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记忆之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工作,在1950年5月颁发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防止与中华民族革命历史、文化艺术相关的宝贵文物外流。纪录片《炮火下的国宝》(2020),以口述史、档案、文献资料、实地考察、重访历史现场等方式,记录了抗战时期《四库全书》等在中华文明历史中有着重要地位的文物如何被抢救的故事。影片中所呈现的甲午战争后的半个世纪,被日军抢劫后的国民政府内厅、金陵大学中国文化学院的史料照片触目惊心,大量文物、书籍,按照“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的规定,被无情销毁、掠夺。场景重建、文物复原等影像技术手段,让文物的记忆之场复现。文物IP串联起的“记忆之场”,超越了文物作为传达媒介的“象”,达到了一种“得意”的极致境界。作为主体的“心”与作为客体的文物之间形成了一种刘勰笔下的“神与物游”。

(二)行为认同:文物IP与“情绪动员”

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深层文化认同,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也是将精神认同转化为具体行动上的认可、接受与实践。文物IP形成的记忆之场,往往又因为新形式的媒介赋能,起到广泛社会动员作用,从而产生文化认同向行为认同的转化。媒介的多元发展,短视频、微短剧的广泛布局,使得文物IP的挖掘与创造不仅局限于官方严肃话语中,而是从科学性、严肃性向大众化、娱乐化、年轻化转化。抖音平台发布的《2023博物馆数据报告》显示,99.13%的国家三级以上博物馆内容可以在抖音短视频中找到;有2013万抖音用户发布过博物馆相关视频,且80后成为内容创作主力军。优酷平台发布的相关数据报告则显示,文博类的观看者与创作者中“95后”为主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主力军。素不相识的人们通过同一文化IP、同一媒介行为连接在一起,构成了某一事件、文化共同的亲历者、接收者和反馈者。优质的文物IP依托其渲染的民族文化记忆之场,在这种多元的媒介生产与传播环境中,充分调动起大众的情感神经,形成情绪上的深度共情。

2023年夏天,一部由网友自制的网络微短剧《逃离大英博物馆》在网络中迅速发酵。这也是微短剧时代的第一部实现破圈传播的微短剧。该剧将大英博物馆中的一盏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拟人化为一位懵懂的少女,让她与一位英国工作的中国媒体人邂逅,一“物”一人共同上演了一场中国文物的“归家之旅”。这是“文物归家”主题第一次由非官方话语讲述,尽管在制作技术与叙事结构上存在瑕疵,但片中将“异域”“拟人”“邂逅”“家书”等叙事元素叠加在一起,让文物“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迅速成为具有情绪动员力量的文物IP,在网络上形成诸如“玉壶身世之谜”“为何选择玉壶回国”的话题延伸。受《逃离大英博物馆》的灵感启发,歌手云胡还创作了歌曲《如果流失的文物会说话》,将流失多年、被困于方寸之间的异国博物馆中的文物拟人化,借文物之口表达对祖国故土的深切思念之情。由文物到人,一批如《万里归途》《战狼》等撤侨题材的新主流电影,也在此次“文物归家”的情绪动员下,一次又一次刷爆网络话题量,唤起了华夏儿女的民族文化认同。

从感受者到传播者再到弘扬者,文物IP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其携带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经由媒介赋能,让镌刻着中华文明烙印的文物瑰宝真正从“活起来”到“火起来”。文物IP在表达中形成的情绪动员力量,不仅能更好地激发以文物为主题的优秀传统文化转化活力,而且能进一步赋能国家文物的保护与传播。

三、审美之“物”——视听艺术影像

历史是一种生命、一种经验,同时也是一种想象。想象则包含着审美。文物的相对永恒性,为文物作为中华传统文化IP参与到审美艺术的生成、共享与接受中奠定了基础。一部分文物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是前人根据特定的时代特征、生产劳作方式、对世界的认知进行的有意识、有目的且合乎艺术规律的艺术创造,其审美价值来自在历史语境中材料与功能匹配之后产生的和谐之美。一部分文物本身不具备审美价值,但它源自华夏先民的自然兴发,饱含“自然的人化”的智慧,依然可以成为影像书写的文化IP,经由现代影像媒介改造,成为当代与历史共情的艺术媒介。视听影像结合文物的历史性与情感性对其进行角色与故事的开发,在融合文物外在形象与内在情感意象的基础上,呈现了从科普性到故事性,从历史性到当代性的叙事转向。

(一)从“以物普史”到“缘物抒情”:文物IP的故事性转向

文物与文物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学科息息相关,有着较强的科普价值。在早期的文博类影像作品中,文物影像遵循着历史时间的逻辑,注重从考古的角度,客观而严肃地介绍文物的源流、价值、嬗变、保护等内容,借助文物实现对中华文明的展示、阐释与想象。在影像风格上主要以文物形象展示、文物历史背景介绍、文博知识普及、文物历史专家采访为核心内容。自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来,讲好文物里的中国故事成为“让文物活起来”的主要创新路径。文物与故事的关系,归根结底是“物我”的关系,文物将过去时空的“人”与当下时空的“人”进行情感联结,获得生命的延续,成为构建“中国叙事”、讲述“中国故事”的媒介。

一是从历史维度对文物关联的事件的回顾。“故凡属历史事件,都是一种具有持久性的事件。”[8]5历史关联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空,叙事影响力持续不断。文物是历史的载体,因此也是连接三个时空的媒介。《辞海》在解释何谓文物时,曾将与重大历史事件关联、与革命运动和重要人物关联、与具有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事物关联作为构成文物的必要条件,尽管这种解释略显狭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文物因与重要历史事件关联而具备了故事性与仪式性,从而更有文化价值。对这一类文物IP的提炼,让文物的影像表达超越严肃性、科普性,成为融入了国家记忆与民族情感的生动故事讲述者。

二是从当下维度对与文物关联的人的故事的挖掘。这一类影像作品的叙事方式与当下文物的保护与传播使命相一致。如《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以当下的“我”为叙事主体,以“修”这一动作作为叙事动机,涉及文物的保护与修复,在展现文物修复过程的同时,也展现了作为文物修复者的“我”的故事。在纪录片《不只考古·我与三星堆》(2022)中,“考古”的过程,关乎当下我国的考古技术,关乎当下我国文物保护与传播的重要原则与理念,也关乎考古人的日常。从国之重器到日常生活器物,文物背后的故事在历史与当下的互动中,进一步成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的传统文化IP。

(二)从“探物揭秘”到“借物传道”:文物IP的当代性转向

文物由于它的历史属性,无论在物质材料、功能与审美,还是时间与空间上,与当下形成了较大的审美距离,这种审美距离首先触发的是当今人们对历史文物的猎奇心理。因此,“探物揭秘”则成为很多文博类影像创作的主要方向。文博纪录片《考古中国》(2004)这样介绍影片:“那些令人称奇的文物用各种方式为您揭开了一个个千百年来困扰着世人的历史秘密”;纪录片《三星堆:消失与复活》(2004)通过三星堆文明的起源、祭祀礼仪、服饰与符号的特点等提出猜想,为三星堆文明神秘面纱的揭开奠定了影像表达的基础;纪录片《清宫秘档》(2004)则将首次公开故宫中的千万件大内秘档,以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录还原历史人物和历史时间,揭开历史谜团作为最大看点。“探物揭秘”可以说是文物影像化展现在大众面前最早也是最常见的叙事方式。一方面是为了迎合大众审美趣味制造悬念、博得眼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文物的考古、挖掘、保护、研究等受到地理气候条件、科技水平与认知水平的局限,有一个循序渐进、逐渐揭开历史真相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文物考古工作者工匠精神的弘扬以及考古技术进步的展示。

总之,不论是早期对文物的“探物揭秘”还是在历史时空层面的反复纠缠,着重对文物携带的历史信息进行挖掘、揭示和科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9]103-104。“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10]7。在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文物IP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加强调文物对当下时代的阐释力。相较于依托抽象文字符号广泛传承的中国哲学精神,以及诗词歌赋乃至散文小说汇聚成的中华文脉,文物具有不可复制性甚至不可移动性。文物从历史中来,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文物IP的影像表达,除了从时间的角度阐释文物本身的历史价值,还考察如何通过历史的文物阐释当下的时代。因此,文物IP的影像表达背后,蕴藏的是一种当代史学精神与史学方法,体现的是一种当代审美追求,主要的使命是借“旧物”传“新道”。

器与道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对范畴。器指的是有形的实体的物,即《易·系辞上》中所言“形而下者谓之器”;而道则是无形的规律、法则等,是形而上的思维产物。从老子最早提出的“道生万物”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将“道”作为审美观照的境界,认为“象”必须到达“道”、体现“道”才能真正进入“取之象外”的本体与生命的审美境界,[11]29再到近代以来谭嗣同从体用说的角度认为“故道,用也;器,体也”,“道”的含义随时代而更迭,体现出一种与时代相匹配的流动性。具体表现为通过文物的地域属性、历史背景、形象特征、精神内涵等,在内容上结合当下社会热点,在形式上融合当代审美习惯,在传播方式上充分利用大众媒介,在精神传承上挖掘中国精神特质,实现文物从外在形象到内在精神的当代性转化,使博物馆中的文物从“活起来”到“火起来”再到“用起来”,唤醒历史,启示当下。如“5·18”国际博物馆日上线的《文物戏精大会》中,文物通过拟人化处理可以进行“比心”“互怼”,能劲歌热舞,秒变戏精的网红,以幽默的视听语言,消解文物承载的历史的厚重感。《人民日报》新媒体创作的文物音乐会版《达拉崩吧》,结合“两会”议题,将国宝文物变身热议“两会”的主角:长信宫灯举灯祝福国家宇航事业取得新成就,三星堆青铜面具赞扬自己“老家”脱贫攻坚取得新成果,铜奔马昂首阔步展现创新创业的奋斗精神……这些国宝级文物成为历史与当下对话的介质,融入了对生态之梦、科技之梦、乡村振兴之梦以及冬奥之梦的美好祝愿。典型文物IP中蕴藏的中国精神与中国智慧,往往也会成为影像创作中以文物启示当下的突破口。比如收藏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中的西周文物何尊底部出现“宅兹中国”字样,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在《国家宝藏》(2017)、《如果国宝会说话》(2018)、《中国考古大会》(2021)等文博类影像作品中被反复书写,成为见证“从此有了中国”的珍贵国宝。尽管此“中国”并非现在的“中国”之意,但它从符号意义上佐证了西周的礼乐文明,也成为当下中国人对祖国情感的托寄之物。正如《如果国宝会说话》中这样描述何尊,“中国,三千年前被镌刻于方寸之间,深埋于地下;三千年后,埋藏它的泥土和这泥土连接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都被它命名,叫作中国”。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台,就是以何尊为原型制作的,何尊从历史中走来,登上世界瞩目的盛会,成为能够象征中华文明精神、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精神的文化标识。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向世界宣示,把能够“跨越时空、作为文明传承资源的文物,转化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作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路径。从单向度的科学普及,到融入了中国人精神特质的故事讲述,再到文物当代价值的深入挖掘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阐释,文物IP的影像表达对于深化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并融入世界,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结语

从2021年《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的提出,到《关于进一步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的印发,再到2022年《“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的颁布,如何进一步挖掘文物的精神内涵,推进文物的保护、传承与创新被反复提及。文物IP的挖掘是践行这一举措的有力方法。文物IP的影像表达,总体上遵循的是从“史”到“情”,由“情”促“思”的文化逻辑。具体表现为:依托文物IP带来的文化资源、审美资源与经济价值,以形象鲜明、内涵深刻、影响突出的系列文物IP为主要创意来源,推进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设,集中打造一批中华文明精神重要标识;以文物IP的创意影像表达,促进文物的保护研究与文化阐释传播;尊重文物的世界属性,以文物IP的视听影像表达,讲述能够与世界共情,与人类共享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