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政策的时空特征分析

2023-04-20陈丽君曾群峰蔡治

教育与职业(下) 2023年4期

陈丽君曾群峰蔡治

［摘要］技能型劳动者为国家建设提供重要的人才和技能支撐。提高技能型劳动者的职业发展空间，是建设技能型社会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选取1978年以来51份相关政策文本，构建以共生理论的共生单元、基质和界面为空间维度，以技能型劳动者职业生涯演进阶段为时间维度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Nvivo软件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40余年来我国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政策经历了职业构建探索、职业培养转型、现代技术融合和职业生涯全面推进四个时期，存在共生空间分布均衡性不足、终身发展时间序列连贯性不强、职业演进时空协同效应不高等问题。建议加强共生界面与单元调控，优化职业发展共生空间；加强职后发展服务，完善时间连贯性强的终身技能教育体系；提高职业演进系统时空契合度，合力建设技能型社会。

［关键词］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共生理论；时空特征

［作者简介］陈丽君（1977- ），女，四川宜宾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曾群峰（1998- ），男，广东茂名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读硕士。（广东广州 510665）蔡治（1977- ），男，四川雅安人，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高级经济师，硕士。（广东广州 51063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轨迹的追踪干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批准号：BJA220241，课题主持人：陈丽君）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08-0014-08

技能型劳动者是生产过程中以提高生产效率为本位，“解决一线生产操作难题的复合型人才”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②。我国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高素质技能型劳动者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提供人才和技能支撑。因此，必须拓展技能型劳动者的职业发展空间，建构由技能培养、就业促进和职后发展协同的终身职业生涯演进体系，促进技能型人才队伍的高质量建设。目前，对技能型劳动者的研究多围绕职业培训和就业等开展，有待进一步拓展时空视角。在空间维度，“共生”概念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De Bary）提出，用于描述生态系统内不同物种间的协同共生关系。职业发展的本质是劳动者与其他共生主体，在共生环境中协同联动，最终形成互利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的共生系统。在时间维度，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以共生视域构建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的空间维度，以职业生涯演进阶段为时间维度，构建二维分析框架，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政策，总结不同时期职业演进的时空特征以及存在问题，为拓展技能型劳动者发展时空，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提供政策参考。

一、研究设计

以1978年以来国务院和各政府部门颁布的权威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基于二维时空分析框架，利用Nvivo质性分析软件进行三级编码分析，剖析我国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时空特征。

（一）政策文本选取

选取改革开放以来颁布的有关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的政策文本。在选取过程中遵循四个原则：一是权威性。政策颁布主体为全国人大、国务院以及国家部委。二是相关性。与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紧密相关的文件全部纳入研究范围。三是规范性。选择由中央层面正式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通知意见、公告等体现中央政府政策的文件。四是全面性。时间跨度为1978年至2022年。基于此，最终选取51份政策文本。

（二）文本编码过程

依据扎根理论，使用Nvivo对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的政策文件进行开放式编码、关联式编码以及选择式编码。第一，开放式编码阶段。以客观的心态研读原始文本并将其打散赋予概念作为参考点。如“开展全方位的职业指导”“开展青年人才工程”等参考点。第二，关联式编码阶段。将关联性强的参考点进行整合，初步确定它们的层次联系。如将“选聘有管理才干的人到领导岗位上工作”和“对其中取得重大技术成就的进行表彰”归纳为“职业晋升通道”的子节点。第三，选择式编码阶段。凝练出更精简的父节点，如将“畅通晋升通道”“企业技能培训”等子节点归纳为“职后发展阶段”这个主题中。

（三）我国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分析框架建构

以共生理论、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生涯为逻辑基准，构建“共生空间分布*职业生涯演进时间序列”的二维时空分析框架，整体梳理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政策的时空特征。

1.共生理论（空间维度）。在社会共生论视角下，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本质是共生关系，两者在现代社会各个空间中因相互选择与相互依存而形成共生，并在不断适应内空间条件变化中逐步改善共生，最终实现互惠互利的共生空间状态。构建由共生单元、共生基质和共生界面有机组合的共生空间，以此推求技能型劳动者职业发展最优共生空间状态。共生单元是构成共生空间的基本交换单位，在职业演进中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学校、行业协会和劳动者等职业空间主体。共生基质是不同共生单元协同作用的方式，体现了空间的力度和形态，在演进空间中主要包括财政资金支持、技术支持、培养机构与机制建设、培训者队伍建设、职业能力培养和职业生涯推进等。共生界面是指共生单元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媒质和中介，主要包括发展指导精神、国家法律法规、社会舆论氛围、行业企业法规和院校章程条例。

2.职业生涯演进（时间维度）。对职业演进政策的内容进行三级编码分析，构建时间分析维度，其主要以技能型劳动者职业生涯演进过程为逻辑基准。职业生涯是完整贯穿劳动者终身的时间序列，是劳动者不断更新、变化的顺序性表现。以职业生涯三阶段探究技能型劳动者时段更替的连贯性以达成不同阶段的均势状态。首先，职前学习阶段，包括职教框架构建、专业与教材设置、“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学校与实训基地建设、宣传与招生、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科研创新能力提升、思想政治提升、教育质量评估、就业创业指导。其次，求职就业阶段，包含产业革新多元就业、创业支持岗位扩充、服务体系助力就业、重点人群资源补偿、职业技能入职培训。最后，职后发展阶段，涵盖入职劳动保障、企业技能培训、畅通晋升通道、职业思想道德、在职学历提升、就业转移援助。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空间演进特征：政府主导构建共生职业空间

职业演进共生空间的共生单元、共生基质、共生界面分别对应演进空间中的多元主体、协同范式和社会背景。以共生系统为空间维度，统计和归纳得出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共生空间的子节点和参考点分布（见表1）。

统计结果显示，首先，共生单元参考数量最多，占46.7%。在共生单元二级编码中，政府单元出现的次数最多，而劳动者单元和行业协会单元占比不超过5%。表明在职业演进过程中，我国更多是将政府作为职业演进空间的主导者，自上而下地展开工作，也表明对劳动者作为技能空间构建的“主体人”的重视度较低。其次，共生基质占45.5%。其中职业生涯推进的占比最高，培训者队伍建设的占比最低。这表明政府重视就业和职后的发展，但对培训人员构建力度不足；技术支持仅占6.1%，表明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力度较低。最后，共生界面仅占7.8%。其中运用最多的是国家法律法规，院校章程条例和行业企业法规运用较少。结合共生三要素，得出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共生空间的构成特征：以政府颁布的法律为共生界面引领政策，再由政府作为主导建构多元主体间的空间交互模式，其余空间主体多处于被动牵引状态。

（二）时间演进特征：以求职就业阶段为核心进行演进

技能型劳动者的职业生涯是由劳动者终身组成的连续的时间系统，包括职前学习阶段、求职就业阶段和职后发展阶段。以职业生涯情况为时间维度，统计和归纳得出技能型劳动者职业生涯的子节点和参考点分布（见下页表2）。

从表2可知，父节点中占据编码频次最高的是求职就业阶段，占43.5%；最低的是职后发展阶段，仅占24.5%。表明我国重视促进技能型劳动者就业，没有足够重视职后发展的时间贯通性。在职前学习阶段，最多的是职业框架构建，占26.2%，科研创新能力提升仅占5.2%。意味着国家注重职业教育体系的革新，但对学生的创新科研的关注度较低。在求职就业阶段，服务体系助力就业频率最高，占25.8%，而产业革新多元就业与创业支持岗位扩充占比均在15%左右，表明我国注重构建就业服务体系，而经济发展与职业培训的匹配性有待提高。在职后发展阶段企业技能培训的编码频次最高，职业思想道德出现的次数最低，表明国家更注重企业对职工的职業能力培训，这样能最直接地提高生产效率，但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职工工匠精神的培养。而入职劳动保障、畅通晋升通道、在职学历提升编码比例都没有超过15%，说明还没有完全畅通技能型劳动者整体生涯的发展通道。总体来看，时间维度中求职与就业仅作为职业生涯中一个时间节点，投入了最多的资源，而作为技能提升关键期的职前学习阶段与生产劳动主时期的职后发展阶段关注度较低。

（三）时空交互特征：职业演进时空分布不均匀

基于共生理论以及技能型劳动者职业生涯要素进行编码，构建“时间*空间”交叉分析表（见表3）。据此分析我国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政策文本在整个职业生涯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和不同主体的共生协同特征。

以共生空间各要素参与度来分析，共生单元与共生基质参与最多的均是求职就业阶段，占比23.2%和27.5%，最少的是职后发展阶段，仅占7.6%和12.2%。这表明在共生空间中，共生主体们在求职阶段投入了大量资源，而对于职后时空延展注重程度较低。围绕共生界面，职后发展阶段出现频次最高，职前学习与求职就业阶段频次占比稍次。这体现了我国有意在社会层面为技能型劳动者营造良好的职业发展环境，但需要继续加强职前学习与求职就业的媒质建设。

基于时间序列上的共生情况，各阶段均呈现出共生单元与共生基质占比最多、共生界面占比较小的情况。如在职前学习阶段，共生界面建设占比仅有2%，求职就业与职后发展阶段的共生界面参考点占比也没有超过5%。这表明政府更重视对不同主体提出要求，构建共生单元互动范式来促进职业发展，而较少建设政策背景和社会氛围。总体而言，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进程缺乏职后发展时间段的空间构建，体现出主要以共生单元在职前学习与求职就业阶段构建互动范式以推动发展的时空特征。

（四）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的嬗变特征

基于对各个时期政策的Nvivo文本分析，结合共生空间分布与职业生涯演进时间序列特征，进一步深入剖析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政策文本的嬗变特征，凝练职业演进政策文本四个时期，分别为职业构建探索时期（1978—1990年）、职业培养转型时期（1991—1999年）、现代技术融合时期（2000—2009年）、职业生涯全面推进时期（2010—2022年）。

1.第一时期：职业构建探索时期（1978—199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劳动”被简化为体力劳动和职业技能活动。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重视技能型劳动者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1981年《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提出发展经济创造岗位来解决就业问题。这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正式提出改善劳动者的就业环境。1983年《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开始考虑调整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的结构比例。该阶段显示词频“技术”“就业”“劳动”频次最高，意味着虽然提出了要扩大招生规模，但是还未深入开发职业教育。分析该时期的编码发现，未提及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体现出缺少对高技能型劳动者与职后提升的重视。在这个时期，中等职业教育与求职就业阶段的推进是我国的重点任务，意味着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对普通技能型劳动者的培育以及产业岗位建设，也奠定了接下来40年我国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的主旋律。

2.第二时期：职业培养转型时期（1991—1999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有了更多的资金投入推进技能型劳动者的职业发展进程中。199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首次使用“大力”表明了国家对技能型劳动者培养的重视。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是我国为专门培养技能型劳动者首次颁布的法律。从词频迭代来看，“教育”“学校”等教育类词语开始增加，意味着我国进入了注重提升技能水平的职业培养转型时期。这个时期，国家开始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与培养机构与机制的建设，探索构建现代化技能型社会。

3.第三时期：现代技术融合时期（2000—2009年）。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开始以基础设施为中心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使得我国多媒体教学设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普及”③。步入21世纪，在普通教育取得的信息化成果之上，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见》，提出职业学校也应积极应用现代化技术。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发展以信息技术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建设。从词频迭代可以看到，词频迭代发现“企业”一词开始高频，意味着我国从注重“校内”培养向“产教融合”方向转变。在这个时期，技术支持与职前学习阶段的高等职业教育占比越来越大，表明了我国注重构建现代化技能型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技能型劳动者。

4.第四时期：职业生涯全面推进时期（2010年至今）。在这个时期，无论是政策文本数量，还是职业演进时空二维参考点的数量都有较大提升。这意味着我国技能型劳动者终身发展有了更深入的推进。201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从人才资源总量、人才素质、人才竞争力、人才使用效能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指标，对建设高素质的技能型劳动者队伍有了更深远的规划。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見》，要求为城乡全体劳动者建设普惠性的培训体系。可发现职后发展阶段的参考点数量有大幅提升，意味着国家已经把终身技能教育纳入构建现代技能型社会的必备要素中。

三、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政策时空分布不足分析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政策进行文本信息梳理以及时空特征分析，进而发现时空分布中存在的几方面不足。

（一）职业演进共生空间分布均衡性不足

共生空间中的三要素具有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关系，任何一个要素的功能欠缺都难以构成最佳职业演进共生空间。首先，共生单元以政府为主导，在协同促进职业发展方面多元空间主体未充分平衡，企业单元、劳动者单元与行业协会单元参与构建职业演进空间的程度较低。其次，从共生基质维度来看，共生主体间的交互模式以技能培养和生涯推进为主，而资金支持、现代技术支持、教师队伍建设投入不足，力度均衡性低。最后，我国更加重视给共生主体施加任务促进共生基质形成来构建技能空间，忽略了共生界面的底层推进作用。此外，没有充分引导行业企业和院校制定“接地气”的相关政策，不够重视社会舆论对于空间主体的引导作用。总体来看，共生三要素以及每个要素空间分布的均衡匹配性都亟待加强。

（二）技能型劳动者终身发展时间连贯性有待加强

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生涯中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较为薄弱，各个职业发展阶段投入比例不平衡。在职前学习阶段，除了最基本的学校建设与课程资源投入外，对思想政治教育和创新创业培训缺乏重视，这不利于培育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大国工匠。在求职就业阶段，服务体系助力就业参考点最多，产业革新多元就业、创业支持岗位扩充的参考点都比较低。这意味着我国更多通过构建劳动者与职业市场之间的信息桥梁来促进就业，尚未充分关注经济发展与专业能力的关联性。在职后发展阶段，技能型劳动者多是在企业中接受职后技能培训，但没有从综合素质方面进行全面提升。在职学历提升出现频次不高，缺乏学历提升的引导和激励也会限制职业发展。另外，入职劳动保障与畅通晋升通道的重视度不高，对于我国形成尊重技能型劳动者的社会氛围不利，削弱从业人员进军技能领域的意愿。总体而言，终身发展在时间序列上尚未做好衔接，各阶段内部连贯性不强。

（三）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时空协同效应有待提高

技能型劳动者职业生涯各时间段在共生空间上协同效应有待改善。17页表3的横向比较结果来看，首先，职后发展阶段共生三要素的占比均未超过15%，意味着共生主体们通过共生基质产生的资源，在职后发展阶段投入不足，不利于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技能型劳动者。其次，共生界面中职前学习与求职就业阶段的占比未超过2%，忽略了职前学习与求职就业培训的社会需求。两个阶段共生界面的缺失，淡化了劳动光荣的社会氛围，不利于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最后，共生界面参与技能型劳动者职业生涯三阶段的总和仅有7.1%，意味在职业生涯演进进程中共生单元与共生基质更受关注，对共生界面的重视度低，如此会导致高质量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工程难以稳定前行。

四、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建议

基于Nvivo软件分析发现，当前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政策文本的不足，进而为政府制定与实施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政策提出以下建议，以促进技能型社会建设和发展。

（一）加强共生界面与单元调控，优化职业发展共生空间

共生空间中共生单元促进职业发展的权利并未达到空间平衡。首先要赋予共生主体权利，明确共生主体义务；其次完善行业协会促进技能型劳动者职业发展的保障机制，提高技能型劳动者在高质量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中的主观能动性；最后为了充分发挥共生主体协同推进构建技能型社会的最大效能，“必须健全战略同盟机制，打造多元共生主体互利互惠共生阵营”④。

共生基质的协同调控力度不均衡，首先应充分发挥资金、技术、培训者队伍建设作用，发挥共生基质协调拓展空间宽度的效力。完善职业教育和就业专项资金的机制，建立公共财政投入的长效机制，学习德国等发达国家将较高比例的财政资金投入公共就业服务与工作激励体系建设。在技术支持方面，“互联网+大数据”对创业与就业的推进力度不足。充分利用“互联网+”建立人才储备库，为求职者精准推送就职岗位；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者求职信息，为畅通职业生涯发展通道扫除障碍。其次，均衡职前职后培训师队伍的建设投入。加大力度建设现代学徒制中的企业教师队伍，实现职业院校教师和企业教师队伍的结构平衡，研发针对企业培训师的“职前职后一体化”课程，为高质量企业教师队伍建设提供良好的资源支撑。最后，构建多元主体自由度高的共生界面。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在多元共生界面需要继续深化“放管服”，加强自主发展理念，达成更深化的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促进技能型劳动者职业发展权力分配。健全学校自主发展机制，加强学校文化特色，让学校有能力、有渠道进行特色品牌发展。

（二）加强职后发展服务，完善时间连贯性强的终身技能教育体系

技能型劳动者职业生涯各个阶段政策结构比例分配失衡且连贯性不强。首先，加强职前学习阶段和求职就业阶段的贯通体系构建。在专业设置时，充分考虑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给予优质的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与就业岗位达成精准匹配，打通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互动渠道。其次，人工智能，如ChatGPT冲击着中低端劳动技术领域的职业时空稳定性，深化促进技能提升的继续教育体系迫在眉睫。一方面，可以借鉴德国建立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联盟的经验，由共生多元主体协商共治，决定职业教育与培训事业的发展方向，为技能型劳动者提供优质的终身继续教育服务。另一方面，继续深化我国继续教育“学历+技能”模式，优化学分银行建设，发挥其学历补偿作用。我国继续教育体系不足以充分延展职业发展时空，服务劳动者接受本科继续教育的较多，为高技能人才服务的专业研究生继续教育体系建设较弱。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而言，美国在制定培养目标时，“以行业标准为导向给予更多可操作性的表述”⑤，我国则更多偏向于從知识和能力角度进行概括性描述。我国非全日制研究生的规范化培养要联合企业行业协会，明晰以行业标准为准绳的培养目标，实现学历与行业资格对接的长效机制。这意味着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评价体系要引入第三方机构，刺激相关行业协会积极参与评价工作，对接行业企业标准，从认证指导精神、招生细则、课程制订、实践设计、学位授予、师资质量及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设定。最后，完善职后发展晋升与社会保障机制，为技能型劳动者提供优质的职后发展服务。“双因素”理论认为，“引起员工工作动机的因素，一是保障因素，二是激励因素”⑥。在保障因素方面，要以保护劳动者为核心，明确企业需要承担的责任，促使企业不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在激励因素方面，要完善人才评价机制。目前我国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评聘多限定于事业编制人员或国企人员，民办企业是依据自身规章制度进行岗位晋升。建议健全体制内、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互贯通的技能人才职称评定制度，重视劳动者实际生产成果，培养劳动者的工匠精神、大国工匠精神，并使之融入评价体系。

（三）提高职业演进系统时空契合度，合力建设技能型社会

从时空特征分析表来看，共生空间分布与职业生涯时间序列的契合度有待提升。为了最大限度延伸技能型劳动者的发展时空，每个时间段都应协同发力。首先，加强共生主体在职后发展阶段的交互作用力度，构建更有执行力的共生空间形态。调动多主体协同参与技能型劳动者职后发展规划管理，政府不仅要与企业、行业、学校协同共进，也要给予广大技能型劳动者参与决策的权利，共同构建激发职后发展潜力的多元主体空间。政府可以联合行业协会，构建行业企业、技能型劳动者协同治理的职后发展管理机构，构建社会福利保障、职称通道与继续教育共生联动的职业发展空间体系。其次，加强技能型劳动者生涯起步阶段的共生界面建设，加强共生空间的底层推动力。当前共生界面的建设，更多偏向于技能型劳动者的职后发展，忽视职前阶段，这会影响初中毕业生或择业人员进入职业教育的抉择。“我国是政府指导型社会，国家的顶层设计影响社会分层结构”⑦。我国技能型劳动者的社会地位还有待提升，通过颁布政策来充分发挥共生界面的均衡基质作用，尤其要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使技能型劳动者获得更多的职业荣誉感，让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接受职业教育，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技能型社会。

［注释］

①董刚，杨理连.高职教育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2，229（9）：92.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16（1）.

③顾小清，王春丽，王飞.回望二十年：信息技术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历史使命及其角色［J］.电化教育研究，2017，38（6）：11.

④陈丽君，陈雪萍.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Nvivo研究［J］.教育与职业，2020（21）：11.

⑤史利平.中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5（9）：92.

⑥宋锦刚.“双因素”理论与横向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以江苏CJ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中国高校科技，2022（5）：6.

⑦李强.试分析国家政策影响社会分层结构的具体机制［J］.社会，2008（3）：54.

［参考文献］

［1］李姿，陈伟.共生理论视阈的“技—职”关系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8，39（13）：33-37.

［2］胡守钧.优化共生关系化解社会问题［J］.探索与争鸣，2012（10）：14-15.

［3］王直节，许正中.中德职业教育公共财政支持机制的比较研究［J］.教育研究，2013，34（6）：123-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