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亭竹，何建武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1.人事处，2.土木建筑工程学院，贵州 毕节 551700）

新文科建设要求全面提高文科人才培养质量。[1]文化自信是最基础、最根本、最关键的自信，是自立自强的前提，更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地方文化是我国辽阔版图中各区域在地理环境、生产方式、风情民俗和朝代变迁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人文历史产物[3]，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方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文化整体自信的基础和前提。提升全民族文化自信，应以增强地方文化自信为先行。高校课堂作为最重要的育人平台之一，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阵地，应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地方文化在文化育人中的重要作用，充分挖掘地方文化资源，从地方文化中汲取育人养料，融入新文科育人体系中，以地方文化浸润人、滋养人。

一、挖掘贵州地方文化思政元素的必要性

贵州地处高原，是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境内少数民族众多，苗汉杂处。在较长的时间里，四大土司统治贵州并各自为政，独立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外。至明代贵州建省后，中央政府一方面允许土司子弟入国子监求学，汉文化经由土司传入贵州并教化于民，另一方面在贵州建立卫所、设立卫学，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自此贵州才真正受到汉文化的浸润。由于贵州地势偏远，文化教育起步较晚等原因，其文化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且较为弱势，外界对贵州了解不多、认识不足，贵州文化往往被轻视乃至忽视甚至是歧视。同时，贵州作为移民省，虽然有着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先决条件，但是缺乏足够的精神支撑，其文化凝聚力、向心力、生长力不够，贵州人对自己作为贵州人的身份认同感、归属感不强。可以说，贵州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都处于边缘地带。

贵州人的文化不自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阻碍了贵州各项事业的发展，如何“增强文化认同，文化凝聚力”成为新时代贵州精神建设的重要方面[4]67-69，在新时代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大学生群体既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贵州建设的接棒人，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既是贵州精神建设的重要单元，也是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贵州地方高校而言，充分挖掘地方文化元素并融入课程思政，是增强文化育人实效的重要路径之一。

多年来，贵州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内藏丰富的育人资源。地方文化萦绕于我们身边，贴近人民生活实际，在情感上有着天然的亲切性。通过深入挖掘地方文化思政元素并融入课程教学中，其意义在于：一是扩展学生视野，激发学习兴趣；二是描绘贵州地方特色，重塑地域形象；三是呈现人文底蕴，展示丰富的文化内涵；四是构建文化桥梁，奠定文化传承的基础。其作用预期包括：一是培育本土学生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建立文化自信，培养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豪感，自觉传承和保护本土文化，根植学生热爱家乡和热爱祖国的情怀，塑造建设多彩贵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让省外学子重新认识贵州、热爱贵州、宣传贵州，以改变外界对贵州的刻板印象，扩大贵州的影响力。

二、贵州地方文化融入文献学课程思政的价值所在

（一）激发学习兴趣

地方文献是地方文化重要的价值累积和文本载体。地方文献融入课程思政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性，发挥地方文献的亲切性、文化性、本土性等特点，将文献典籍中的人文历史蕴藏引入文献学课程教学中，可以促进教学任务的完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强化学生的文化价值辨识力。例如笔者读研时期的同门师姐，在做某个课题研究时偶然发现她的曾祖父曾参与编纂该方志，但此前她并不知晓，这就极大地引起她的兴趣，积极投身于研究之中。又如笔者在教学中将学生按照生源地进行分组，要求学生调查搜集家乡的文化典籍，选择较有代表性的古籍，在课堂上介绍其版本信息，再按照传统分类法对其进行分类，并尝试撰写简单的提要。学生通过一系列任务的完成，在查找、阅读、分类和撰写提要的过程中对古代典籍有了直观的认识和感受，在学习中有收获感和满足感，因此大家齐心协力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作业以实践巩固基础知识，并达到提高实践能力、加深学科素养、丰富情感体验等目的。此外，地方文献来自学生的家乡，其作者一般是本地名人，学生对家乡名人事迹没有陌生感和隔阂感，具有日常性和真实性，学生在古籍资料的搜集、整理中，能够引发对地方文献的关注，在对家乡名人事迹的进一步了解中，能够在潜移默化下受到先贤治学精神的激励。

（二）建立文化自信

提及贵州，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或是“夜郎自大”，或是“黔驴技穷”，或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历史上贵州是流放之地，曾被视为是文教不兴的蛮夷之地。贵州历史上经历过几次移民，亦为移民之州，既有大量外来民众入黔地避乱，也有大量原住民出省谋生，不少入黔移民仍以祖籍自称而回避自己的贵州籍身份，客居他乡的贵州人多因贵州人的身份而自卑。[5]103-105事实上，贵州并非文化荒漠之地，长久以来，贵州文教不兴的固有印象往往将贵州历代的人文成就所掩盖，在历代贵州人的努力下，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推动一大批较有代表性的官员和学者涌现出来，较有代表性的官员有黄绂、孙应鳌、丁宝桢、张之洞、李世杰、李端棻等，学者有郑珍、莫友芝、周渔璜、黎庶昌、杨文骢、谢三秀、周起渭、蹇先艾等，这些官员和学者出身贵州，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上做出了不凡的贡献。

今日的贵州，在党和国家的长期关心和大力支持下，赶超进位、冲出“经济洼地”，在脱贫攻坚、数字经济和生态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贵州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6]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贵州开始进入了“自己描写自己”的阶段，地方文化的重要性越发凸显。[7]重视和挖掘贵州地方文化，一方面，能够从华夏先民用智慧和汗水滋养的文化遗产中，厘清贵州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脉络，清晰认识到贵州作为华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贵州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入骨髓的血缘联系，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复兴责任感，从中汲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另一方面，让贵州地方文化走向大众视野，是对贵州历史、文化、生命的坚守和尊重，能够重塑贵州人的文化信心，撕掉贵州文化不兴、教育落后、野蛮无知的负面标签，摆脱文化不自信乃至自卑困境，只有解开精神上的枷锁，才能全身心投入多彩贵州建设中。

（三）根植乡土情怀

贵州为边陲省份，历代贵州本土及谪居贵州的先贤心系边疆稳定和贵州文教事业发展，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印迹，影响深远，福泽后人。贵州最早的教育先驱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牂牁郡毋敛县人尹珍，据《华阳国志·卷四》载：“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座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材；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正是尹珍学成以后返回家乡教授学子，才使蛮夷之地的南夷边民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当时中原地区的文明。[8]17明代贵州最初建省时其乡试主要依附于附近的云南、四川、湖广等行省，贵州并无独立考场。贵州籍进士田秋，在嘉靖九年向朝廷上《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加上贵州巡抚王杏的努力，朝廷终于在嘉靖十九年允许贵州单独开科考试，使学子免于奔赴考试的辛劳，极大推动了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明朝清平卫（今凯里）人孙应鳌，为明代四大理学家之一，在清平卫城西筑“学孔精舍”“山甫书院”，潜心著书专心讲学，为贵州文教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贵州历代先贤心向中原文化，怀揣着自立自强的精神不畏群山阻隔外出求学，功业有成仍情系桑梓，不吝个人得失，不惧艰难险阻，致力于家乡事业发展，正源于此，明清两代的贵州取得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乃至两状元一探花的好成绩，被誉为“万马如龙出贵州”。身处艰苦环境不向命运低头的坚毅品格，功成名就不忘故土的乡土情怀，深深印刻在贵州人的精神谱系中，成为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精神源泉。当下的贵州已经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正处于乡村振兴的加速期，这是贵州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离不开全体贵州人的努力，个人的奋斗方向应扎根于乡土和人民的共同理想。从历史的贵州精神中凝聚新时代的贵州精神，跟随先贤的脚步，迎难而上接续奋斗，抓住机遇投身新时代贵州建设事业，是我们这代贵州人的使命。

三、基于地方文化的文献学课程思政融入路径

随着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日益深入，文献学课程的基础性、工具性和人文性日益凸显，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掌握文献学基础知识和方法论，能够为解决多元化复杂问题提供独特思路和方法。网上曾有“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争论，因无法辨明引发了人们的惶恐和不安，在众说纷纭、真假不分之际，想要求真求证，就需要借助文献学方法论。同时，文献学课程情景自带深厚文化氛围、强烈的课程思政育人导向，在人文情怀的潜移默化中，能够正确塑造学生文化史观、涵养学生文化底蕴，提高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笔者在教学中主要选择山东大学杜泽逊主编的《文献学概要》作为主讲教材，该教材是国内文献学课程权威教材，受课时量限制，文献与文献学、文献的载体、文献的形成与流布、文献的收藏与散佚、文献的版本、文献的校勘、文献目录、文献的辑佚和辨伪等章节为详讲内容，类书与丛书、地方志与家谱、总集和别集等章节作专题学习。虽然教材知识体系完整全面，但教材实例主要以强势的中原和江南汉族文化为主，贵州地方文化几乎没有介绍。有鉴于此，笔者抛砖引玉，认为可通过以下路径，充分挖掘地方文化资源，为现有知识骨架中填补思政元素血肉，既能促进课程知识内容体系重构，亦能提升文化育人实效。

（一）关心民族文献流布方式，培育文化嗅觉

文献形成以后的流布方式，主要有讲唱、镌刻、抄写、印刷、摄影、微机输入和激光扫描等。[9]47在古代和现代社会发展缓慢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是基于他们民族文化、区域文化而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历史的具体体现。举凡民族生活、风俗习惯、社会制度、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活动、民族迁徙经过，等等，都是口头文学的内容，都借口头文学代代相传。[10]16在贵州，少数民族杂居共处，然而有文字的仅彝、水、布依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民族，没有文字又需要达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人们就选择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这也就使得讲唱成为文献重要的流布方式之一。在文献的形成与流布章节教学中，引入贵州文献讲唱流布内容，例如苗族历史文献流布，他们的文化主要靠讲唱形式来流传，贵州黔东南麻山地区苗族就有当代重要的讲唱文学整理成果《亚鲁王》。《亚鲁王》于2012 年正式出版，是苗族长篇英雄史诗，是当代讲唱文学遗产抢救的重要成果。引导学生了解《亚鲁王》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意义，认识到讲唱和讲唱人在苗族文献流布中的历史地位，进而推及其他民族讲唱文学，从所讲唱的歌诗中感受讲述的民族文化历史源流。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献流布特征和文化渊源，培育学生对于民间文学的敏感和嗅觉，对民间文学的观察、聆听，可以具体直观的感受文献的内涵，使其具备文化意识和自觉，具备挖掘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民歌的自觉意识，使学生形成搜集、整理、传播和弘扬地方文化的理论先导。

（二）珍视贵州地方文化典籍，提倡严谨治学

清代学者整理古籍时秉承“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原则，这种治学风气也在贵州广为流传。明清时期，贵州编修了大量地方志。方志记录了一地的历史、政治、职官、科考、地理、经济、民族、民俗知识，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是研究贵州的重要历史资料。在地方志章节教学中，将这批古籍资料作为教学例证，其中较为优秀的府志有清代道光年间编纂的《贵阳府志》《遵义府志》《大定府志》，咸丰时期编纂的《安顺府志》《兴义府志》；省志有任可澄、杨恩元撰修的民国《贵州通志》。《遵义府志》是被誉为“绝代一流”的“西南大儒”郑珍和莫有芝编撰，《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则出自晚清著名方志学家邹汉勋之手，几部府志皆出自名家，其内容翔实、体例谨严，被列为清代著名方志；《中国方志大词典》称《大定府志》“搜罗广泛，取材宏富，考订精核，叙述谨严”，林则徐评价其“一名物必究其源，一措施必缕陈其得失，凡可以昭法守、示劝惩者，无不郑重揭之，且每事必详所出，不以己意为增损”[11]2。贵州地方志是明清时期贵州地方文化渊薮，是文史研究的珍贵宝库，其文献典范作用更不容忽视，带领学生从中窥见古人扎实学风、谨严治学精神，树立以先哲为范、以经典为师的治学态度，为学生将来开展文史学习、从事相关研究提供正确价值导向，于潜移默化中接受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人格的塑造。

（三）崇敬历代先贤文化事迹，振兴地方文化

贵州文化不兴，地方文献没有得到有效的搜集、整理和传播，甚至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大量文献亡佚的现象，于是本土文人有志于乡邦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在总集和别集章节中，可引入贵州典籍搜集名家事迹及作品。贵州最早对黔中文献进行搜集和整理的是瓮安傅玉书和傅汝怀，父子两代人穷尽毕生心力搜集明代黔中文人作品，辑录为《黔风旧闻录》；搜集清代黔中文人作品，辑录为《黔风鸣盛录》。诗歌编撰遵循“以人存诗，以诗存人”的原则，保存了明清时期黔中诗人诗作，在贵州诗歌史上产生重要影响。另有西南大儒郑珍、莫有芝亦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搜集，郑珍辑录《播雅》，莫有芝辑录《黔诗纪略》。傅玉书、傅汝怀、郑珍、莫友芝等前辈先贤为贵州保存珍贵的历史文献，乡邦文献赖以不坠。地方院校应该成为“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基地，地方文化研究的中心”[4]67-69，教师要有意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培养，增强其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青年学子以先贤为榜样，主动承担起学习地方文化、传播地方文化、创造地方文化的历史责任，身体力行成为振兴地方文化的主要力量。

（四）吸取文献亡佚历史教训，塑造保护意识

文献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智慧的凝结，文献的典藏让智慧和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承。而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立根之本，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依托，是传承民族精神和凝聚国民认同的重要支撑，也是一个地区人民的自信之基。贵州相对于江南和中原等文化发达之地，人文底蕴不深，一直被认为是文化不兴、文献稀缺之地。究其原因一是贵州建省较晚，著述不多；二是地方文献没有得到妥善的收集和保存。地方文献是记载一地的历史、政治、地理、军事、经济、教育、文化、文学、民族、民俗的资料。贵州历代历史文献较少，亡佚颇多，例如明代贵州省志万历《贵州通志》仅在日本尊经阁有保存，嘉靖《贵州通志》仅在浙江宁波天一阁保存，这不得不说是为贵州文史界一大憾事；又如咸同时期，贵州爆发大规模的民族起义，战火遍及大部分地区，对贵州生产生活都造成极大破坏，黔西北地区的《大定府志》刻板也毁于战火。百年时间，黔西北地区竟无人存有这部宝贵的书籍，这不得不使人痛心和遗憾。通过讲授贵州文献典藏事业演进历史，分析贵州文献典藏的历史特征，让学生了解和认识这些珍贵的乡邦文献，理解文献保护和典藏的重要意义，帮助学生树立“文献保护，就是文化保护”的牢固意识，文献与文化相互依存，保护好文献才能保护文化，青年学子有了文化保护意识，整个社会才能重视文献保护，文化传承才不会断绝。此外，还可以结合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贵州部分、以及利用地方民族文化研究院所典藏的少数民族珍稀文献，从历史、区域、民族等多个维度展开讲解，培养学生重视地方文献保护和保存的意识，激发保护地方文献的意识自觉。

四、地方文化在文献学课程思政中的教学要点

（一）重视课外实践操作

文献学是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性的学科，单纯的理论学习不足以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需要适当加入实践活动以巩固理论知识。例如，目录章节教学目标要求掌握文献的分类、目录的基本结构和古代目录书的类别，可以借助图书馆古籍资源，组织学生到图书馆实地考察，在图书馆文化氛围中体会文献学的历史发展和实际应用。学生在图书馆观摩古籍的形态、种类、分类，增强视觉感官体验，让古籍走出教材，理论知识不再抽象；了解特色馆藏资源，并结合中图法学习现代图书的编目和分类方式，让所学知识贴近实践。同时，组织学生去搜集家乡的地方文献，并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让学生分别运用六分法、七分法、四分法对文献分类。此外，还可以布置作业让学生尝试对地方文献撰写提要，让知识内化为能力。总之，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地方文化的历史沉淀和人文魅力，使课程思政向着更广更深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发散开去。

(二)合理利用网络资源

网络资源具有丰富性、共享性和碎片化特征，合理利用慕课、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知网、B站、网易公开课等网络教学资源开展混合式教学，可以完善知识体系、补充研究前沿，弥补课堂教学时间紧任务重的不足。具体有两种方式可以采用，一是利用网络视频、图片等资源，拓宽学生知识眼界；二是发布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引导学生关注学术前沿等。例如，我国古籍的装帧形式主要经过了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几种方式，明清时期，书籍的装帧形式已经发展到采用线装的阶段，贵州的古籍亦采用这一装帧形式。一方面，单纯的知识讲授难以呈现古籍的装帧形式演变过程和制作过程，采用播放微视频的方式，兼具讲解、动画、图像、录像等多种素材，可以全方位展示贵州历史文献资源的形态发展，让学生对古籍的装帧有直观的体验，加深学生的印象，增强教学效果。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围绕古籍装帧形式仪式感和美感等学术前沿，让学生初步尝试开展地方文献的搜索和整理，在文献研究中体验古籍装帧形式的艺术之美。

（三）开展研讨式教学

研讨可以有效促进知识的整合、应用和创新，推动知识的浅层记忆向着深度学习转化，提升辩证思维和创新能力。例如，版本章节教学目标强调读书治学必求善本，学生需要学习版本的类型、善本的界定和版本的鉴定方法。文献的版本信息都隐藏在书籍中，通过分组研讨形式，要求组内每个学生先根据所学的文献版本和文献辨伪知识，仔细分析老师所给定的地方文献，按照阅读序跋、认识版心和牌记、观察版式和字体、明确其撰写年代等方法进行版本鉴定，然后在组内进行“答辩”，互相“找茬”，在争论中深化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汇集团队意见形成最终答案。让学生在研讨中，将版本鉴定和辨识伪书的知识、方法越辩越明，不再死记硬背。

（四）增加创新训练

地方文献是地方文化的资源库，学生要具备地方文献保护的意识，更要思考如何创新文献保护的方法和形式。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搜集乡邦文献，再将搜集到的地方文献进行分类编目处理，组织学生将其利用OCR技术进行转录并建立数据库。让地方文献突破空间的限制，以数字化形式延长地方文献生命，促进地方文献的传播，方便师生和民众阅读和研究。在这样的过程中，既能将新文科建设深层内涵融入课程创新实践，让学生充分感受学科交叉融合的魅力和前景所在，又能养成坚持问题导向，形成从学科交叉和相互渗透中寻找破题方案的能力。

贵州地处偏远，文化教育起步较晚，文化弱势，造成了贵州人长期以来的文化不自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阻碍了贵州各项事业的发展。贵州地方文化起源于贵州大地，与当地民众有着天然的、割不断的情感联系。新文科背景下，贵州高校应以增强文化自信为绳引，充分挖掘贵州地方文化育人元素并融入课程思政中，增强文化育人实效，提升文科人才培养质量。基于文献学课程教学实际，将地方文化的精神给养融入文献学课程思政中，以课程知识体系为“骨”，以地方文化育人资源为“肉”，培育学生灵敏的文化嗅觉、严谨的治学意识，塑造振兴地方文化的责任感和历史文献保护意识，引导大学生投身多彩贵州建设贡献青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