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勇，段亚男

（1，2.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系，浙江杭州， 310018）

民国时期，传统文学文献编纂活动颇为兴盛。 其中尤其值得称道的一个领域，便是地方文学文献。 就此类文献的主体而论，一是地方文人的个人别集，二是面向相关地方的总集，即本文所谓地域总集。

据笔者统计，民国时期编纂且存世的各类型地域总集约在300 种以上，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文学文化遗产。 不过，此类总集和若干其他类型民国文献一样，目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与系统清理。这缘于该领域研究起步较晚，学术积淀欠佳；再则进入民国时期后，新文化日益占据主流，传统文化趋于失势，包括地域总集在内的各类传统文学文献自然不易获得主流文化青睐。 更何况民国与当下十分接近，这令研究者在此前的很长时段内，无法获得充分的时距条件，从而在宽广的学术视域下给予民国文献以客观、全面、深入的认知与评估。 由此，遂使民国时期编纂的地域总集成为一片至今仍存在大面积空白的学术荒地。

随着时间推移，近年来民国时期传统文学文献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 在这一背景下，适时地系统开展该时期地域总集的清理与研究工作，已是地方文学研究与民国历史文化研究进一步开拓提升的共同要求。 其中的一个基石性论题，便是民国时期地域总集呈现出怎样的基本面貌，拥有哪些主要特征，尤其较之清代，其面貌与特征出现哪些新变，从而造就了民国时期地域总集的自身特质。 本文从总集编纂观念以及总集内在的类型结构与外在的区域分布格局这三大基本维度切入，展开论述。

一、现实关怀与古典传承的对立统一：编纂观念之新变

清末以来，欧风美雨史无前例地冲击、改变了我国社会环境与学术面貌。 民国时期，剧变之势愈演愈烈。 一方面是国家、民族危机频频爆发，由此，经世济民、救国救民遂成为时代最强音；另一方面，在传统与现代、旧学与新学的冲突交融中，逐步形成现代、新学占据主流，而传统、旧学亦不绝如缕，且又于现代、新学有所吸收包容的格局。 时代的深刻变迁，显著投射于民国时期地域总集的编纂观念与行为。 就观念而论，以如下新变最为突出。

（一）现实元素的强烈凸显

地域总集编纂自唐代正式发轫以来，主要是一种在地方视域下展开的保存乡邦文献、揄扬乡贤声望、建构乡土传统的文化活动。这使它与全国性重大事件、现实话题间，往往隔了一层。即便宋代以来的历次鼎革，也未令其鲜明表现出现实因子。显著变化出现于晚清。当时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则使部分编者关注并成规模收入反映剧变时代之作，如沈筠辑《乍浦集咏》便收入颇多关涉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浙江乍浦战场的诗作；再者，部分编者基于一定的现实考量而纂辑总集。 如《两浙輶轩续录》编者、浙江学政潘衍桐宣称：“矧咸同之间，城邑沦陷；忠烈之士，不可胜计，尤当博征广辑，以存大节”，①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68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6 页。“咸同之际，经历燹难，文学之彦则因事书愤，志节之士则临难赋诗，拾其片玉，可维正气”，②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第2 页。可见该书蕴涵着太平天国战争平息后，浙地官员收拾人心、重建秩序的意图。

然而晚清的两大变化，只是令现实元素成为地域总集的一个较显眼的内容组件或编纂过程中的背景，而全书的主体内容与体制仍在传统框架下展开。 至民国时期，现实元素乃真正从幕后走到台前。最显著的表征，便是涌现出一批旗帜鲜明为现实服务的总集。这种地域总集与社会现实的深度结合，此前罕见。 具体可分“建设型”与“鼓动型”两大类型来看：

所谓“建设型”，是希望通过编刊地域总集，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典型事例为陈元柱辑《台山歌谣集》与李寰辑《新疆诗文集粹》。前者所谓台山，即今广东台山市。该书问世于民国十八年（1929），编者因应当时国民政府“改良农村生活之计划的使命”③陈元柱：《台山歌谣集》，《典藏民俗学丛书》中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539 页。而开展纂辑。 他之所以选择征集歌谣，缘于其认为“歌谣多半是农民所吐出的东西，就是农民思想的表现”。④陈元柱：《台山歌谣集》，第1539 页。循着这条思路，他希望通过歌谣来了解“农民的痛苦和其思想”，⑤陈元柱：《台山歌谣集》，第1539 页。从而有针对性地实施农村生活改良。 后者问世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收录历代有关新疆之诗文69 篇。 其编选意图一是“革新边疆文学”，⑥李寰：《新疆诗文集粹》，民国三十六年（1947）铅印本，第2 页。二是“鼓吹建设边疆”。⑦李寰：《新疆诗文集粹》，第2 页。为此，编者着力辑录“发扬踔厉、充满民族意识之文字，引人入胜、鼓舞筹边兴会之诗词”，⑧李寰：《新疆诗文集粹》，第1 页。而历代屡见不鲜的“消极牢骚、怪力乱神，封蔀前进思想、障碍开发思想之作”⑨李寰：《新疆诗文集粹》，第1 页。则一概摈弃。当时的贵州省主席杨森，评价此书的编纂观念与其“少壮以还，无日不企求巩固国家之统一，跻进世界于大同，并鼓荡国族同源之理论，促进边胞共同进化”⑩李寰：《新疆诗文集粹》，第2 页。的愿望极为吻合，认为该书既能“唤起国人注重边疆建设”，⑪李寰：《新疆诗文集粹》，第2 页。又可“协助本省推行促进边胞文化之政令”，⑫李寰：《新疆诗文集粹》，第2 页。拥有非常突出的现实功效。

所谓“鼓动型”，是欲借助文学作品的宣传感染力量，来鼓舞民心士气，共赴时艰。 前述《新疆诗文集粹》标举的“前进精神”“开发思想”“民族意识”，以及“涉及非战言论，消极意态，暨一切怪力乱神之作，概不羼入”⑬李寰：《新疆诗文集粹》，第3 页。的取舍标准，即为配合抗战宣传需要而设。 更典型的例子，应推吴召宣辑《两浙正气集》。 此集出版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由浙江省抗日自卫委员会、战时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编行。 首录文天祥《正气歌》，与书名“正气”相呼应；正文收录自沈约至秋瑾凡69 位浙江诗人所撰宣扬爱国、正气题材诗作153 首。 卷首《编辑例言》明确阐述刊印目的与编选标准说：“本集……旨在介绍浙省先贤之爱国诗歌，发扬民族精神；并培养一般青年对于古代诗歌涵泳之情绪，藉使体认先贤克完大节之志趣与言行”；①吴召宣：《两浙正气集》，民国二十八年（1939）铅印本，第1 页。“所选以浙籍诗人之浩气吟咏为限，凡忠君忧国、临难就义，以及表彰气节、怀古幽思之作，悉加甄录”；②吴召宣：《两浙正气集》，第1 页。“本集所选，就个人言，以陆游、林景熙、汪元量、张煌言及秋瑾等作，所占数量较夥，盖或以人传，或以诗传，并足为青年景仰之资。 ”③吴召宣：《两浙正气集》，第1 页。编者欲唤起民众爱国热情与抗战斗志，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炽热情怀跃然纸上。

（二）政治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呼声

民国时期新旧交替愈演愈烈，不同观念间的冲突此起彼伏。 反映到地域总集编纂中，便是除革新进取、向前看的姿态外，还同时存在一批向后看的保守主义者。 其编纂的总集，首先不同程度散发出前朝遗民的气息。 如刘承幹自述他于“辛亥国变”④刘承幹：《王章诗存合刻》，《清诗总集丛刊》第373 册，北京：线装书局，2019 年，第5 页。后，与浙江台州人章梫避居上海，二人“蕨甘薇苦，相见嘘唏；麦秀黍离，不忘痛哭”。⑤刘承幹：《王章诗存合刻》，第6 页。在刘承幹看来，章梫与另一位台州文人王舟瑶均为“遗民之秀”，⑥刘承幹：《王章诗存合刻》，第8 页。同他臭味相投，遂编刻二人作品为《王章诗存合刻》。 周庆云同样“自国变以来，息影海上”，⑦冯乾：《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年，第1752 页。着手搜集家乡浙江湖州南浔镇文学史料。 由于周氏认为“亡国之音哀以思，词之为用，所以写缠绵莫解之情，抒抑郁难言之隐，而桑海之际，茹痛至深，则尤多传作”，⑧冯乾：《清词序跋汇编》，第1752 页。于是有纂辑历代南浔词总集《浔溪词征》之举。 二者的字里行间，眷怀清朝的政治遗民意味显而易见。

更多编者则可视为广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他们往往将清朝灭亡、民国建立这一政治事件，同东西文化碰撞、新旧文化冲突相联系。 在其笔下，民国社会文化环境呈现出“烈烈欧风，航海梯山而至；堂堂禹甸，用夷变夏而穷”，⑨严昌堉：《海藻》，民国上海严氏渊雷室排印本，第2 页。“废经蔑孔，异学猖狂”⑩许鸣远，许佩荪：《天台诗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35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第3 页。的场景。 传统文学也如《居巢诗征》编者刘原道所云：“近年士大夫侈言新学，旧制铲除殆尽。 自唐虞以来绵延勿替之诗教，竟一绝而不可复续！ ”⑪刘原道：《居巢诗征》，民国十年（1921）刘氏蛰园活字本，第2 页。在古代中国，文学绝不仅是风雅韵事、游戏笔墨，而是文治教化的重要载体。 古人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⑫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1098 页。以及刘原道提到的“诗教”，很大程度上即指此而言。 这种思维惯性延续至民国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遂令地域总集的宗旨不再局囿于此前流行的保存乡邦文献等，而是上升到传承古典国粹、存续传统文化、挽救世道人心的层面。 正如刘原道所说：“吾辑是编为仅谋存吾居巢诗人也可，谓吾辑是编并谋为天下后世续将绝未绝之诗教，而以吾居巢诗为嚆矢也，亦无不可。 ”⑬刘原道：《居巢诗征》，第2 页。《泾献诗文存》编者柏堃也说：“吾邑纂辑是编，固先献之精神不可磨灭，特假手于人，以放光明；抑又吾乡人心风俗之一转机，亦可幸事也。 ”⑭柏堃：《泾献文存》，民国十四年（1925）《泾阳文献丛书》排印本，第2 页。虽然这些说辞就实际效果而论，恐怕只是编者的一厢情愿，但反映出地域总集编纂观念在民国时期的另一大变迁：此类总集显著成为一个文化群体的精神寄托，这是其上千年编纂史上的第一次。

（三）殊途同归的文献保存与文化传承意识

民国时期为传承国粹、存续传统而进行的地域总集编纂，绝非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专利。 由于当时社会动荡，对文献保存造成巨大威胁，遂激发起众多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文化使命感。 他们普遍认识到：“际兹风云扰攘、右武轻文之日，若不及时搜辑，后虽有握怀铅椠、勤于搜访者，恐亦不可得矣。 ”①谢宝书：《姚江诗录》，民国二十年（1931）中华书局排印本，第1 页。这种文献保存与文化传承意识的高企，促使当时从官方到民间，从进步人士到保守主义者，纷纷投入包括地域总集在内的各类传统典籍的编纂刊刻。 前及《泾献诗文存》，即为典型的官方倡导、地方文化人跟进的产物。 据宋伯鲁序言云：

民国以来，干戈满地，迄无宁日。 各行省长官之识时务者，多以文献废坠是惧。 苏、鄂、晋、蜀、豫相继开局，赓续前志，而吾陕亦踵其后。 于是柏子厚甫（按，即柏堃）主其邑采访焉，复以其间仿贺复斋先生《原献文》《诗录》之例，举邑中自明以来其人可得而传，而其言足以不朽者，网罗搜辑，类列而条分之，得六十余人，都为十二卷。 复以其有关于邑故者，不必皆邑人，裒其文为别集四卷。②柏堃：《泾献文存》，第2 页。

所谓“主其邑采访”，指民国十三年（1924）陕西泾阳县县长王兆麟延聘当地名流柏堃任县通志采访处主事一事。 柏堃修志之余，仿照晚清贺瑞麟辑陕西三原诗文总集《原献文录》与《诗录》，纂成泾阳诗文总集《泾献诗文存》；又为王徵、魏学曾等编刻别集，总题《泾阳文献丛书》，翌年行世。 这种地域总集与方志、丛书等配套的模式，在民国时期颇为风行，显示出地方文献整理朝系统化、集成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至于革命进步人士，也像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踊跃参与编纂。 最负盛名的应推南社领袖柳亚子、陈去病等。 前者既纂有《分湖诗钞》，又抄写刊刻柳树芳辑《分湖诗苑》，后者更是编选了《松陵文集》初编、二编、三编，《吴江诗录》初编、二编以及《笠泽词征》等一系列江苏吴江各体总集。

要之，虽然民国时期不同群体编纂地域总集这份古典遗产时的立场各异，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护卫并延续传统文学文化命脉，为了中华国运的绵延不息。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聚焦于现实关怀，还是立足于古典传承的编者，其观念原动力均来自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沉关切。 二者实为对立统一的关系，都是民国这一艰难时世的产物。

二、课艺寂灭、谣谚勃兴及其成因：类型结构之新变

考察地域总集所收作者群体身份以及作品内容与形式，可知其类型结构呈现出综合化与专门化的两极格局。 前者收录作者作品无所限定，后者主要有专收女性、方外、课艺、词、谣谚、尺牍作品等类型。 尤其专收有关考试之作的课艺总集，堪称历代地域总集的一个大宗，今尚存世者至少在420 种，占目前所知约1800 种存世地域总集的近四分之一。然而随着清代与民国的交替，课艺类的辉煌戛然而止，竟至短期内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此前不显山不露水的谣谚类。 此消彼长，使整个地域总集类型结构发生了显著新变。

（一）课艺寂灭：体制与思想双重驱动下的社会文化现象

课艺类是基于科举考试而兴起的总集类型，最早渊源可追溯至唐柳玄辑《同题集》等。 具体就面向某地的课艺总集而论，可分为两大流别：一是收录科举考试期间相关地方举子之作，早期代表为元佚名辑《元延祐甲寅元年江西乡试第二场石鼓赋卷》；二是地方官员考课当地士子的作品合集，早期代表为晚明钱春辑《湖湘校士录》等。 至清代，此类总集的编纂生面大开，遍布“关内十八省”。其中以面向一省者，如阮元辑《山左诗课》、江标辑《沅湘通艺录》等为主流。 这缘于其编者多为相关省份学政，任内需定期巡视全省各地，考课士子，由此其采选作品自然以涵盖全省者居多。 此外，如金国钧辑《陕甘试牍》、周焘辑《淮郡校士诗选》、邱端玉等辑《益都丁壬集》这般，分别面向陕西、甘肃两省以及江苏淮安府、山东青州府益都县的课艺总集，也不同程度存在。 可见，清代地域性课艺总集不仅面广量大，而且已形成一个相当完备的区域层级体系。

不过，这个繁盛成熟的体系却在清末以来的社会巨变中骤然崩塌。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教育体制的变革。 其中的关键事件，应推学堂改制、科举废止与学政裁撤。 道咸以降，随着涉外事务增多，京师、上海、广州等地陆续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由此拉开近代新式学堂的大幕。 戊戌变法前后，有识之士意识到固有教育模式不敷实用，遂主张建立新式教育体系，特别是新式学堂体系。 庚子事变后，学堂改制进程大大加速，从而倒逼科举与学政制度的变革。 最终，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废止科举，专办学堂。 由于此前“清代学校以科举考试为中心，学政通过岁科两试，执行考校士子的职能”，①安东强：《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251 页。于是随着科举废止，学政这一执掌地方文教的职官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正式裁撤。 三大事件的先后发生，导致地域性课艺总集在作者、作品、编者三个核心维度上均丧失了源头活水，从此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不久后清朝灭亡，民国建立，新文化思想日益高涨。 在此背景下，科举制度及其产物八股文、试帖诗等遭到猛烈批判，其价值被彻底否定。 课艺总集既依托科举而繁盛，所收也多为八股文、试帖诗等应试之作，自然无法得到新时代的青睐，于是就此在地域总集编纂领域内销声匿迹。

（二）谣谚勃兴：“新文化运动”与歌谣运动孕育出的宁馨儿

我国自《诗经》十五国风起，就有輶轩使者采风的传统。 不过在魏晋以降的总集编纂活动中，所谓采风话语大都落实为雅文化层面的诗文总集，而真正采编口头活态谣谚的俗文化层面的总集，则向来只是历代总集整体格局中的一个小配件。地方谣谚总集同样如此。即便计入冯梦龙辑《挂枝儿》《山歌》 等集中收录某地谣谚的总集，1911 年前编刊的此类总集尚存于世者也不过10 余种，典型的明确着眼某地的总集更是只有清吴淇等辑《粤风续九》、李调元辑《粤风》、范寅辑《越谚》、周子炎辑《绍兴人谣》以及清末驻华外交官意大利人韦大列（Guido Vitale）辑《北京儿歌》（Pekiness Rhymes，又称《北京的歌谣》）等。

这种局面在民国时期得到根本改变，主要表现为：一、数量激增。 笔者初步统计，这一时期仅明确着眼某地的谣谚总集便至少产生近80 种，占整个民国时期地域总集的约四分之一，完全取代了此前课艺总集的份额。 二、分布范围大幅扩张。 随着数量的显著增加，此类总集的区域分布也一改之前的零散状态，全方位覆盖了我国东北、华北、西北、东南、西南、中南各地的大部分省份，甚至扩散至若干十分偏远的地区。最典型的事例，应推刘家驹编译《西藏情歌》。该书出版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七月，含汉译西藏诗作100 首，多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之作，“还有一小部分是搜自民间”。②刘家驹：《西藏情歌》，民国二十一年（1932）新亚细亚月刊社铅印本，第2 页。它既“开创了藏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先河”，③刘波：《刘家驹的康藏民歌研究》，《中国藏学》2013 年第4 期，第168 页。也是西藏第一次进入我国地域总集的序列，可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类型结构趋于多元化。 民国时期在大量涌现综合性地方谣谚总集的同时，还出现一批收录特定内容作品或面向特定类型对象的专门性总集。 前者以专收童歌、情歌的总集最成规模，主要有李白英辑《江南民间情歌集》、白启祥辑《南京民间情歌集》、管思九等辑《江口情歌集》、伍稼青辑《常州情歌选》、谢云声辑《台湾情歌集》、梅子辑《四川情歌》，以及汤增敭等辑《瓯海儿歌》、刘万章辑《广州儿歌甲集》、张乾昌辑《梅县童歌》、徐鋕庵辑《潮属儿歌》等。 后者以专收少数民族歌谣的总集最为典型，主要有申廓英辑《汉译苗疆民歌集》、陈志良辑《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陈国钧辑《贵州苗夷歌谣》与《金沙江上情歌》、张镜秋编译《云南僰民唱词集》、刘家驹编译《康藏滇边歌谣集》等。此外如张玉芝辑《山东省渔民歌谣集解》、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辑《太湖流域之天气俗谚》等，也是类型颇为独特的地方谣谚总集。 四、编纂模式呈现出显著的集体属性。 此前的地方谣谚总集基本上是个人行为的产物，民国时期则大为不同。一方面，各地的“民众教育馆”“农民教育馆”等在其间扮演了相当活跃的角色。 诸如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研究部辑《山东歌谣集》、湖南省立农民教育馆编委会辑《湖南民歌》、湖南省立农民教育馆辑《湖南儿童歌谣》、江宁自治实验县县政府教育科辑《江宁歌谣集》、龙岩县立民众教育馆辑《龙岩歌谣》等，均由此类官方机构组织编刊。另一方面，作为教育机构的各级学校也采编了不少此类总集，如成都实验小学辑《四川歌谣》、安徽省立池州师范学校辑《安徽民间歌谣》等。这种鲜明的官方与集体色彩，显示出民国时期地方谣谚总集编纂已然成为一项社会广泛关注与参与的热门文化活动， 从而和此前的零星个人化编纂大相径庭。

这种采编某地谣谚并纂为总集的活动之所以在当时蓬勃兴起，根本原因在于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观念与新视野。 钟敬文指出，“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兴起有两大思想背景：一是对民众文化评价的大幅提升。 这主要缘于当时学者们普遍“觉得要振兴中国，必须改造人民的素质和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中最要不得的是上层社会的那些文化。 至于中、下层文化，虽然也有坏的部分，但却有许多可取的部分，甚至还是极可宝贵的遗产”。①钟敬文：《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年，第296 页。二是白话文的升格。 当时大批有识之士认为“要开通民智，必须迅速普及教育。 但是要完成这种任务，必须统一国语，特别使书面文字与口头语言统一起来”。②钟敬文：《钟敬文民俗学论集》，第299 页。由此，产生并流行于民众口头的歌谣谚语，遂获得众多学者的青睐，被视为建设新文学、新学术的重要凭依。

更直接的兴起动因，则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致同时展开的歌谣运动。 民国七年（1918）春，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附刊《歌谣选》，并发表《征集近世歌谣简章》。 两年后，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 民国十二年（1923）冬，该会推出《歌谣》周刊，并陆续编印顾颉刚辑《吴歌甲集》、董作宾辑《看见她》等，可谓开了现代歌谣整理与研究的风气，对当时的学术界与出版界形成巨大影响，包括著名的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等的兴起，都与其紧密相关。 由于我国各地流传的谣谚有如恒河沙数，意欲短期内一网打尽不切实际，于是便出现各地分头行动，采编各自地区谣谚的风潮。 正如顾颉刚所说：“分了地方出专集，这是搜集歌谣的最好办法。因为这样做去，有固定的小范围，有固定的工作者。只要这一个人肯对于这个地方负责任，并且托定几个人帮助工作，奏效是极快的。 ”③魏应麒：《福州歌谣甲集》，《典藏民俗学丛书》中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710 页。

三、延续中的开拓：区域分布格局之新变

考察地域总集区域分布格局问题，可从区域空间与层级结构两个层次切入。

地域总集编纂自唐代发轫后，呈现出区域分布阶段性扩张的特征。 降至清代，基本格局乃大定。 就区域空间而论，编纂风气遍及清代“关内十八省”，并于晚清时传播至边疆，有高澍梅辑《轮台文集》这部专收“清人歌咏西陲诸地之作”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28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年，第641 页。的总集问世。 就层级结构而论，形成覆盖省、府、县（或相当于府、县）三级政区及乡里村镇等基层区域的完备体系，再辅以若干跨省、府、县、乡镇的总集。 各层级之间，“下级为上级创造广阔基础，上级为下级提供基本框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而构成一个巨大的网络”。①朱则杰：《关于清诗总集的分类》，《甘肃社会科学》2008 年第1 期，第101 页。

民国时期在大体延续清代基本格局的同时，又实现了一系列开拓，主要体现在：

（一）走向边疆

在区域空间分布方面，民国时期地域总集依然主要出现于清代的“关内十八省”。 这是两个时期的共同点，差异主要在于边疆地区。 面向东北、新疆、青藏高原等我国古代边疆地区的总集，此前只有《轮台文集》等极少数问世，今亦存亡不明。 可以说，虽然地域总集编纂在清代臻于繁盛，但仍存在弱环，边疆地区总集寥若晨星即其中之一。 降至民国时期，这一局面得到很大改观。

首先，地域总集成规模走向东北、新疆与青藏高原。 尤其东北，有荣文祚辑《辽东三家集》、刘承幹辑《辽东三家诗钞》、林传甲辑《龙江诗选》、崔福坤辑《讷河名胜文选汇编》，以及伪满洲国时期由满洲事情案内所编刊的《满洲农村民谣集》《满洲的民谣与传说》等一系列总集问世。 《满洲农村民谣集》与《满洲的民谣与传说》均面向整个东北。 《龙江诗选》与《讷河名胜文选汇编》一则面向黑龙江全省，一则面向黑龙江讷河县。 《辽东三家集》与《辽东三家诗钞》貌似面向辽宁，实则前者所谓“辽东三家”指怀德人荣文达、辽阳人房毓琛、新民人刘春烺，辽阳、新民系辽宁辖地，而怀德则在今吉林公主岭、农安、长岭交界处；后者则指清中叶汉军正黄旗人李锴、满洲镶红旗人马长海、蒙古正白旗人梦麟，因而均应归为广义上面向东北的总集。 至于新疆与西藏，分别有李寰辑《新疆诗文集粹》与刘家驹编译《西藏情歌》等。 同为刘家驹编译的《康藏滇边歌谣集》，除西藏外，还涉及当时的西康省与云南西北部，属于广义上面向青藏高原的总集。

其次，地域总集成规模出现于边境地区。 地域总集的覆盖范围直抵国境线，是此前罕见的。 唯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后问世的赵联元等辑《丽郡诗文征》，所面向的云南丽江府距中缅边境相对较近。 民国时期则有更多总集扩散至边境，如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佚名辑《丽江诗文选》、李步云辑《顺宁乡先正诗文丛录》、佚名辑《腾冲诗文征》、李启慈辑《阳温登文钞》等，均位于云南中缅边境；佚名辑《文山盐兴河西靖边富州等县诗文》、陈肇基辑《富州诗文征》、农樾等辑《宁明耆旧诗辑》等，分别位于云南、广西的中越边境。

再次，面向东南海疆的总集显著增长。 东南海岛是我国边疆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面向该区域的总集兴起于清末，大抵有何澂辑《台湾杂咏合刻》、王国宪辑《琼台耆旧诗集》、佚名辑《定安古诗》等，分别面向我国台湾与海南。此前则只有明末陈是集辑《溟南诗选》零星存世，溟南即海南之谓。 降至民国时期，除我国台湾、海南继续出现林钦赐辑《瀛洲诗集》、赖子清辑《台湾诗醇》、谢云声辑《台湾情歌集》，以及林瀛仙辑《琼台耆旧续集》、天尔辑《琼崖民谣》等之外，又有面向浙江岱山岛的汤濬辑《蓬山两寓贤诗钞》，以及福建厦门岛的江煦辑《鹭江名胜诗钞》等问世。不论数量还是分布范围，均显著提升。

（二）层级下移

区域层级方面，民国时期同样延续了清代的省、府、县、乡镇四级体系，再辅以跨省、府、县、乡镇之总集的结构。 不过较之清代各层级相对均衡的格局，这一时期出现两大新变：

一是省级总集趋于退潮。 面向一省的总集首见于明代，至清代臻于繁盛，“关内十八省”大致皆有各自的省级总集问世。 山东、浙江、福建、四川、贵州、云南等均有十余种，广东甚至多达二十种左右。 同时，各省有史以来最具代表性的省级总集，如陶樑辑《国朝畿辅诗传》、李锡麟辑《国朝山右诗存》、卢见曾辑《国朝山左诗钞》、杨淮辑《国朝中州诗钞》、李元春辑《关中两朝诗文钞》、王豫辑《江苏诗征》、阮元辑《两浙輶轩录》、曾燠辑《江西诗征》、邓显鹤辑《沅湘耆旧集》、梁章钜辑《三管英灵集》、莫友芝辑《黔诗纪略》、袁文揆等辑《滇南文略》等，也大抵产生于清代，尤其是清中叶。这股各省竞相编纂省级总集的风潮，在民国时期显著消退。若不计谣谚总集，而仅着眼于收录诗、词、文等古典体裁作品者，进行清代与民国的纵向比较，则这种退潮趋势更加突出。一方面，民国时期直隶（1928 年改称河北）、山西、江苏、江西、贵州、陕西、甘肃等无一省级总集编纂传世；另一方面，山东、浙江等此前盛极一时的省份，也仅有赵愚轩辑《山左金元诗选》、吴召宣辑《两浙正气集》等极少数问世。

这一时期，唯云南、安徽仍保持着较高的省级总集编纂热度。 云南有袁嘉谷等辑《滇诗丛录》、云南丛书处辑《滇文丛录》、赵藩辑《滇词丛录》等至少13 种，较之清代的约11 种有过之无不及。 安徽有陈诗辑《皖雅初集》、徐乃昌辑《安徽诗征》、安徽丛书编印处辑《安徽清代名家词第一集》、徐乃昌辑《皖词纪胜》、吴克岐辑《皖江妇女诗征》、光大中等辑《安徽名媛诗词征略》等6 种。 数量虽不及云南，但鉴于清代安徽省级总集编纂相对寥落，除汪廷珍辑《安徽试牍立诚编》、李秬辑《安徽试牍存真约选》等课艺总集外，并未产生一部较具代表性的综合总集，因此可以说，到了民国时期安徽乃真正迎来省级总集编纂的兴盛。 然而仅有滇、皖两省的发展，无法改变该时期此类总集的整体退潮。 这缘于其经历清代的高度繁盛后，不免难以为继；再者，面向全省的总集是各层级中资源需求最多、编纂难度最大、对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要求也最高的一类，其在清代前中期盛世环境下盛极一时即缘于此，而民国时期的动荡环境显然不利于其编纂活动的大规模开展。

二是面向府、县、乡镇等中下层乃至基层区域的总集成为主流。 前及直隶、山东等约10 个省级总集退潮最显著的省份，即为典型代表。 部分省级总集编刊仍较活跃的省份，中下层乃至基层区域总集的占比同样大幅上升。 以云南为例，清代该省产生约20 种总集，多面向全省，唯赵联元等辑《丽郡诗文征》、赵藩辑《剑川罗杨二子遗诗合钞》、甘孟贤辑《姚阳三先生遗书》等面向中下层级区域。 民国时期则在13 种省级总集而外，又产生至少20 种中下层级区域总集，甚至还出现李启慈辑《阳温登文钞》这部面向基层区域的总集，阳温登即当时云南腾冲县辖下和顺乡的古称。

上述两方面共同促成民国时期地域总集的区域层级结构呈现向下推移的趋势。 由此形成一个显著效应：大量此前从未出现过地域总集的中下层、基层区域加入这一序列。以湖南为例，包括朱光恒辑《溆浦三贤诗文钞》、夏德渥辑《安化诗钞》、李苏白等辑《新宁三家集》、邓典谟辑《宜章县文征》、汝城县文献委员会辑《汝城县有关之诗文著述》分别面向的溆浦、安化、新宁、宜章、汝城县，均属此种情况。再以广东梅州为例，该地清代产生的胡曦辑《梅水汇灵集》、张煜南等辑《梅水诗传》、张芝田辑《续梅水诗传》等均面向梅州全域，这一时期乃进一步孕育出高崇辑《宁水竹枝词》、陈槃辑《五华诗苑》等专门面向梅州辖下兴宁、五华等县的总集。要之，走向边疆与层级下移两相结合，使民国人打造出一个更加庞大充实的地域总集区域架构，其整体区域分布格局也由此被推进至一个全新高度。

四、余 论

民国时期编纂存世的约300 种地域总集，是一笔十分丰厚却又被长期忽视的文化遗产。 就绝对存世数量来说，它仅次于清代的1400 余种，远高于明代的100 余种，更不用说不足10 种的唐代、宋代和元代。 鉴于这只是短短37 年间的编纂产物，平均每年有8 种以上问世，大大高于清代年平均问世约5.3 种的数据，则这一时期的编纂风气可谓后来居上。 它一方面包孕着丰富的地方史料，传达出巨量相关地区文坛风貌与文学史脉络的信息；另一方面，作为民国时期这一艰难时世、巨变时代的产物，它本身也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 从编纂观念层面现实关怀元素与存续传统愿望的兼而有之，以及二元对立表象背后殊途同归的文献保存与文化传承意识，到类型结构层面课艺总集与谣谚总集的此消彼长， 再到区域分布格局层面走向边疆与层级下移现象的广泛发生，均使这一时期的地域总集编纂鲜明凸显出自身特质。 要之，民国时期地域总集既有高度的文献资料功能，又具备突出的文化认知意义，值得更多研究者给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