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小柳，钟小梅

(1. 中共无锡市滨湖区委党校 教学教研中心，江苏 无锡 214026；2. 南通市人大常委会 预算工委，江苏 南通 226000)

桓温(312—373年)，东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谯郡龙亢(今安徽省怀远县龙亢镇)人。桓温有雄才大略，志在恢复中原，曾率兵西平巴蜀，消灭成汉政权，又3次北伐，第1次北伐入关中、进至灞上，第2次北伐收复洛阳、修缮皇陵，第3次北伐攻湖陆(今山东省鱼台县东南)、擒慕容忠，功绩显赫。桓温的一生与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多有交集。桓温对京口曾给予较高评价：“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

1 出任徐州刺史，坐镇京口崛起政坛

担任徐州刺史是桓温崛起东晋政坛的重要标志，徐州刺史的驻地即在京口。《晋书·桓温传》载：“温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面有七星。……选尚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袭爵万宁男，除琅邪太守，累迁徐州刺史。”[1]1552桓温曾担任琅邪(琊)太守，其治所在今镇江市范围内。“北方琅琊人民南下，在江乘县(今江苏省句容市北，引者注)侨立琅琊郡，称南琅琊郡；兖州逃到南方的，就在京口界内成立南兖州等。”[2]96“东晋设置的侨州有：徐州(寄治京口)、南兖州(寄治京口，后迁广陵)、南豫州(寄治芜湖)、南青州(寄治广陵)、雍州(寄治襄阳)、秦州(寄治襄阳)等。”[2]96可见，与其他地方相比，东晋在京口境内设置侨州、侨郡较多，京口境内的这些侨州与侨郡与桓温颇有渊源。

在京口担任徐州刺史，在桓温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刺史，又称刺使，“刺”为检核问事之意，“史”为御史之意，刺史本为监察之官。秦制，每郡设御史，任监察之职，称监御史。汉初复置，文帝命丞相另派人员出刺各地，不常置。汉武帝在废除诸郡监御史后，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分全国为13部(州)，各部(州)置刺史1人。刺史制度在西汉中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对维护皇权与澄清吏治、促进昭宣中兴局面形成起到积极的作用，刺史逐步成为地方行政长官。东汉刺史的权力逐渐扩大到军事领域，常有刺史领兵作战之事。经三国再到东晋，晋朝南迁以后面临的军事形势比较严峻，刺史的权力更大。桓温担任徐州刺史标志着他正式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东晋政坛以其为代表的一股新兴力量崛起于京口。

京口在汉末三国时曾为东吴政权中心，号京城，吴迁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后，置京口镇，东晋时朝廷为安置北方流民侨置徐州于京口，南朝宋文帝下令改称南徐州。“永嘉之乱，临淮、淮陵并沦没石氏。元帝渡江之后，徐州所得惟半，乃侨置淮阳、阳平、济阴、北济阴四郡。又琅邪国人随帝过江者，遂置怀德县及琅邪郡以统之。是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割吴郡之海虞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贲七县，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邪、南东平、南兰陵等郡，分武进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属南徐州，又置顿丘郡属北徐州。”[3]220“《考表》谓：《晋志》下徐州：‘元帝渡江之后，徐州所得唯半，……是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初或居江南，或居江北，或以兖州领州。郗鉴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加领徐州刺史，镇广陵。苏峻平后，自广陵还镇京口。’又《考异》卷22晋书王恭传云：‘晋南渡已后，徐兖二州刺史，或镇京口，或镇广陵，或镇下邳，率以一人领之。’”[4]25永嘉之乱后，徐州不少地方沦陷，东晋控制的徐州地盘不到原来的一半，为了安置北方南来流民，东晋为幽、冀、青、并、兖五州和徐州的淮北南迁人口侨置了很多郡县。郗鉴后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领兖州刺史、加领徐州刺史，在平定苏峻叛乱之后，从广陵还镇京口，京口成为东晋徐州刺史的驻地。苏峻之乱是东晋成帝年间发生的一次大规模叛乱，爆发于咸和二年(327年)，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历阳镇)内史(1)晋朝太康十年(289年)十一月，朝廷将王国的相改为内史，其他封国的行政长官依然称相。郡王封国的内史，相当于郡太守；县王封国的内史，相当于县令、县长。后废除县王，只保留郡王，内史职责相当于郡太守。要郡亦有以内史代太守者，如东晋会稽郡。《晋书·职官志》载：“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苏峻联合镇西将军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起兵进攻建康，于次年攻破建康。后庾亮与江州(2)辖境为今江西省大部。西晋元康元年(291年)，朝廷以荆、扬二州疆域旷远，难为统理，割扬州之豫章郡、鄱阳郡、庐陵郡、临川郡、南康郡、建安郡、晋安郡，割荆州之武昌郡、桂阳郡、安成郡，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刺史温峤推举征西大将军陶侃为盟主，组织讨伐军反攻苏峻，同时三吴地区(吴郡、吴兴、会稽)亦有义兵起事响应。苏峻之乱于咸和四年(329年)随着苏峻于前一年战死和余众陆续被消灭而结束。桓温的父亲桓彝即死于苏峻之乱，而桓温担任徐州刺史还在此之后，由此可以推断，桓温担任徐州刺史的驻地即在京口。

东晋有3个重要的州，即为扬州、荆州、徐州。值得一提的是，桓温曾先后担任这3个州的军政长官，桓温执掌的第1个州，就是驻地在京口的徐州。扬州是东晋京城建康所在的州，是天子脚下、京畿之地。荆州扼长江中游，北临中原，西接益州，东控江东，南引湘粤，是东晋的交通和战略枢纽。徐州直接护卫京城，类似于如今天津之于北京的关系。在东晋、南朝前期的南北对峙中，这一地区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所谓“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5]68。身为皇帝女婿的桓温被委任徐州刺史，坐镇京口，也说明了东晋朝廷对他的信任和看重。

2 担任扬州牧，把控京口左右政局

东晋隆和元年(362年)，桓温上书朝廷，请求还都洛阳。朝廷没有接受其建议，但认同桓温为恢复中原所做的工作，对他一再加封。兴宁元年(363年)，朝廷加授桓温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并使其拥有级别最高的君王授权方式——“假黄钺”。兴宁二年(364年)，朝廷再“加(桓温)扬州牧、录尚书事”[1]1557。扬州牧即扬州的最高军政长官。古代以九州之长为“牧”，“州牧”为一州之长。汉武帝时全国设13部(州)，每部(州)设1位刺史，汉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然废置无常。东汉灵帝时，为镇压黄巾起义，再设州牧，并提高其地位，居郡守之上，掌一州之军政大权。

东晋的扬州为经济富足之区，朝廷财政仰赖，地位十分重要。《宋书·何尚之传》言：“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4]166南朝重臣、文坛领袖沈约称：“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4]166扬州刺史之职在东晋往往由宰相兼领，重于令仆，其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见。东晋时，如今镇江的很多地方隶属于古扬州(与今天的扬州有很大区别，今天的扬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扬州刺史的驻地也并非今天的扬州)，京口为毗陵郡的治所。西晋平吴，分出丹阳郡部分立宣城郡，改新都郡为新安郡，改庐陵南部为南康郡，分出建安郡部分立晋安郡，又分出丹阳郡部分立毗陵郡。古扬州在今江苏境内，主要有丹阳、吴、毗陵等三郡，东晋的扬州所辖不少地方即为今日镇江的辖地或镇江相邻的地区。

“丹阳郡汉置。……建邺本秣陵，孙氏改为建业。武帝平吴，以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北为建邺，改业为邺。江宁，太康二年，分建邺置。……丹杨山多赤柳，在西也。……句容有茅山。”[4]10-11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丹阳郡治迁至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辖建邺县、秣陵县、江乘县、江宁县、丹杨县、永世县、溧阳县、湖熟县、句容县、于湖县、芜湖县等。元朝《至正金陵新志》载：“丹阳县废而存丹阳镇，但镇江有丹阳县，故亦呼小丹阳，镇江为大丹阳。”[6]丹阳、丹杨、丹徒，各自有义。《前汉志》称秦彰郡乃汉丹阳郡，武帝二年更名也。《九域志》引《江南地志》云：汉丹阳郡，北有赭山丹赤故，因名曰丹阳。东晋始以丹杨为义。按《汉书·地理志》，建业、秣陵、丹杨、句容、溧阳、江宁皆隶丹杨郡，属扬州所统。丹杨山多赤柳，在郡西，故曰丹杨。丹徒，春秋时谓之朱方。《建康实录》一载：秦始皇发赭衣刑徒，伐山开道，故名邑曰丹徒[7]31。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刘义隆驾幸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在《幸丹徒竭京陵诏》中盛赞，“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襟带江山，表里华甸，经涂四达，利尽淮海，城邑高明，士风淳一，苞总形势，实维名都”[8]59。

《史记》载秦始皇曾5次巡行天下郡县，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第5次出巡时曾到过今日的镇江一带。“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还过吴，从江乘渡。江乘在今句容县北。这次巡游来去都经过镇江地区(句容、丹徒、丹阳)。”[8]27-28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返回时“从江乘渡”，当地官员遂将秦始皇渡河区域设置为“江乘县”，以此铭之。江乘县(今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北)管辖面积不大，但处长江下游的交通要道，当地一度人流如织，商贾云集[9]。“先谦曰：《徐盛传》为疑城，自石头至江乘，即此。《一统志》：故城今句容县北六十里。……江乘县故城，在今江苏句容县西北。”[10]255《妃嫔传》孙和何姬，丹阳句容人。先谦曰：《一统志》：故城今句容县治。……句容县故城，即今江苏句容县治。”[10]255江乘县西二里有大浦，发源于石城山，东入大江。此山与卢龙幕府诸山相连，迤逦达于江口[11]172。其实桓温在少年时期就曾在江乘县生活过，江乘与桓温颇有渊源，对桓温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地方。“金城柳：此指东晋丹阳郡江乘县地名。桓温少时于此种柳，重来树已十围。温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12]56-57桓温担任过的琅琊太守治所也在江乘，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在江乘县境内设置了第1个侨郡——南琅琊郡(为了与北方的琅琊郡区别，故加“南”字)[13]173。镇江312国道(宝华段)被命名为江乘大道，此举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

毗陵郡，“吴分会稽无锡已西为屯田，置典农校尉。太康二年，省校尉为毗陵郡。……丹徒故朱方。曲阿故云阳。”[14]678丹徒县即今江苏省镇江市市区；曲阿县即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武进县即在今江苏省常州市和丹阳市交界处；延陵县在今江苏省丹阳市延陵镇。晋陵郡即为原毗陵郡，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因避东海王司马越世子毗讳，毗陵郡改为晋陵郡，治丹徒县，东晋大兴初徙治京口。东晋南朝时，京口城是长江下游仅次于都城建康的第二大城市。京口是东晋扬州晋陵郡治所在和南朝南徐州州治所在，京口城即东晋晋陵郡城和南朝南徐州州城[8]58。西晋的毗陵(晋陵)郡至东晋分为南东海和晋陵两郡。南东海的属县有丹徒与武进。江左南东海、南东莞、南平昌、南清河、南泰山、南广平等侨郡，侨置于丹徒。南东海、南东莞、南平昌、南清河在京口。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立于武进。晋陵郡的属县有曲阿、延陵(分曲阿县所立)、无锡。南东海的属县利城在晋陵郡之地，祝其、襄贲等县寄治曲阿。南沛郡立于武进，属县杼秋则在无锡。除了南东海，其余侨郡并无实土，侨民形成散居状态[15]122-123。

东晋扬州乃是京师所在，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此前东晋朝廷用来制衡桓温的殷浩就曾担任扬州刺史，至桓温出任扬州牧，表明东晋朝廷之内已难有可制衡桓温之人，京口重地已在桓温的把控之中。

担任扬州牧的桓温和当年在京口担任徐州刺史的桓温已有很大不同，此时，他已经西平巴蜀，讨灭成汉政权，威震天下，正欲大展拳脚，恢复中原，还于旧都，精锐的“京口兵”正是他不可或缺的。

3 领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掌握“京口兵”，执掌军政大权

东晋太和四年(369年)，“(桓温)又上疏悉众北伐。平北将军郗愔以疾解职，又以温领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骑五万北伐。”[1]1557

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士大量南迁，上层人士(主要是以琅琊王氏为首的南迁士族)跟随晋元帝司马睿去了京师建康；下层人士(普通百姓)分散至三吴地区，慢慢同化于江东的土著；中层人士(主要是庶族)处境较为尴尬，他们不愿放下原本的地位受人节制，又不得不顺从于形势，所以很多人就活动于江淮一带。中层人士往往是以各流民帅为首，流民帅对东晋政权而言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掌握得当，可确保江南半壁的安全；如果掌握不得当，可能成为危及东晋统治的不安定因素。

当时东晋的政治格局为“王(世家大族代表)与司马(东晋皇帝)共天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站稳脚跟之后，晋元帝司马睿开始重用流民帅(刘隗、刁协等)，试图牵制以琅琊王氏为首的豪门士族势力。此举激起王敦之乱，东晋迫切需要一股军事力量来镇压叛乱。流民帅苏峻借机攻入建康，苏峻表面上是响应王师平叛，实际上是趁机壮大势力。苏峻羽翼丰满之后就借机造反，史称苏峻之乱。从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可以发现，东晋皇帝掌握的军事力量远不如世家大族，甚至还不如流民帅。一旦流民帅或者世家大族的领头人造反，东晋皇室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平叛。东晋皇帝也意识到这一点，对流民帅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从质疑抵触转变为接纳拉拢，以图能为我所用。永嘉之乱后，五胡乱华，大量中原人士南迁，东晋朝廷为了拉拢北方南渡人士为己所用，在北方南渡人士聚集的地方设置侨州。由于北方徐、兖二州很多人避难于京口，东晋在这里设置徐州和兖州等侨州。东晋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北府兵，就源于京口。“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宋武帝刘裕，就是北府兵名将之一。在朝廷的支持下，流民帅出身的郗鉴开始整合聚集在京口的流民，最终形成了北府兵集团。经过郗鉴的长期经营，京口兵颇有战斗力，精悍的京口兵也让志在北伐、欲图大事的桓温十分看重。《南徐州记》载：“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北府指军府所在地京口。当时郗鉴兼任徐、兖二州刺史，徐州刺史移镇京口，故称京口为北府[16]388。

郗鉴之子郗愔后来担任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镇守京口，桓温认为郗愔不善兵事，很不愿意由郗愔掌管京口的精兵锐卒。“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郗于事机素暗，遣笺诣桓：‘方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世子嘉宾(3)郗愔之子郗超，字嘉宾。出行，于道上闻信至，急取笺，视竟，寸寸毁裂，便回。还更作笺自陈老病不堪人问，欲乞闲地自养。宣武得笺大喜，即诏转公督五郡、会稽太守。”[17]176郗愔虽也为当时名士，但是“应变将略，非其所长”[18]436。369年春，郗愔给大司马桓温去一函，表示要与他共同辅佐王室，并要率领部队渡河北上，讨伐前燕，收复失地。桓温有雄才，也想收复中原，但他更想以自己军事方面的胜利提高威望，从而达到代晋称帝的目的。郗愔对此却一无所知。可以想见，桓温如果读到这封信，肯定会加深对郗愔的疑忌，进而给郗家带来灾祸。值得一提的是，郗愔的儿子郗超却跟桓温打成一片，郗超一直是桓温的谋主。郗超看到这封信，当即撕得粉碎，提笔代父另写一信给桓温，说自己不是将帅之才，且年老多病，请求休养，并劝说桓温统领自己的部队北伐。桓温见信，大喜过望，当即调任郗愔为冠军将军、会稽太守，自己兼任徐、兖二州刺史，将京口的北府精兵收归麾下。《晋阳秋》曰：“大司马将讨慕容暐，表求申劝平北愔及袁真等严办。愔以羸疾求退，诏大司马领愔所任。”对此也有不同说法。《晋中兴书》记载：“情辞此行，温责其不从，转授会稽。”据此，《广校雠略》称《世说新语》为谬”[19]144。虽然说法不同，但是桓温代替郗愔掌管京口兵确为事实。

桓温代替郗愔兼任徐、兖二州刺史，意味着他终于掌握了久已惦念的京口兵，已全面掌握东晋的军政大权，至此，东晋的荆、扬、徐三大重镇，全由桓温控制，东晋的精兵良将也在桓温的掌握之中。

4 “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桓温的京口情结

桓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担任的官职都与京口有着密切联系，他对京口有着特殊的感情。东晋京口人多劲悍，出精兵，这些兵进可攻、退可守，控扼长江，守卫着京师大门。另外，京口多侨郡、侨州，有丰富的兵源，便于组织民兵，平时务农积谷屯粮，闲时讲兵习武备战，组成军事后备力量，这些人一部分守卫城镇，一部分拱卫京师。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11]172“酒可饮”说明京口粮食富足，酿造业发达；“箕可用”说明京口手工业技术先进，器物制作精良；“兵可使”说明京口兵员充足，精悍能战，可堪大用。桓温是性情中人，这句话表明了桓温对京口的感情，不管是京口的物还是人，他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桓温眼中的京口是与众不同的。历代定都在南方的王朝，无不重视京口重要的屏障作用。在古诗词中，京口的出现频率非常高，在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当中更是如此。京口之名起于三国吴主孙权时，当时称为京口镇，孙权将政治中心从现在的苏州一带迁至今镇江，称京城。“京”是指地势高，镇江有山水之险，凭高而望长江，进可过江图江北，守可凭险守江南。镇江虽只是孙权最终定都建业的跳板，但这个跳板同时也是门户，孙权对京口的防卫异常重视，在京口设置都督守卫。旧徐州都督，以东为称，晋氏南迁，徐州刺史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11]172。当时，朝廷在京口侨置南徐州，辖十七郡，六十三县，安置侨民二十二万。京口不仅是当时最大的侨民之乡，而且是北府重兵驻地，政治军事地位空前突出。东晋、南朝大批军政骨干都住在京口。如范阳祖逖率流民数百家南渡，被任命为徐州刺史，居丹徒之京口。东莞徐邈与臧琨等率领弟子和乡里士庶千余家，南渡住在京口。东晋名将郗鉴聚众数万，南渡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5]243。“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20]178-179徐(治京口)、兖(治广陵)二州本是北来侨民的集中地，人多劲悍，富有战斗经验[21]50。所以东晋的执政者们一向把京口视作重镇。

东晋时京口经济发达、工商业兴盛，这也是桓温对京口青睐有加的一大原因。京口政治军事地位的加强和人口的激增，促进了京口工商业的发展，再加之京口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和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京口发展成为江南重要的都会。《隋书·食货志》云：“(东晋以来)都下人多为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22]83南徐州的侨户最多，豪强大户隐匿人户、逃避赋税强役的情况尤其突出。京口是富商巨贾云集之地，居民多从事商业活动。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丹徒县高资镇附近发掘东晋窖藏铜钱总重量约280多斤。高资镇地处京口与建康之间，水陆交通便捷，距京口仅15公里，居民早出晚归，赶往京口“日中而市”，亦属从容。发达的金融业促使私人大量储藏金属货币现象的出现，这从侧面反映了京口商业经济的繁荣。总之，六朝时期，位于长江下游的京口和建业，构成了南方最繁华的商业区。

正是因为京口有如此优越的条件，才会令“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1]1561的桓温念念不忘。

5 结束语

桓温一生南征北战，走遍大江南北，所历之处甚多，然而京口却能让他魂牵梦绕，可见京口对桓温有着重要的意义。南宋姜夔的《永遇乐·同次稼轩北固楼词韵》道出了桓温与京口的密切联系。“云隔迷楼，苔封很石(4)石名，在镇江北固山甘露寺前，状如伏羊。相传刘备(一说诸葛亮)曾坐其上，与孙权共论天下事。，人向何处。数骑秋烟，一篙寒汐，千古空来去。使君心在，苍崖绿嶂，苦被北门留住。有尊中酒差可饮(5)用桓温“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之意。，大旗尽绣熊虎。前身诸葛，来游此地，数语便酬三顾。楼外冥冥，江皋隐隐，认得征西路(6)桓温西征巴蜀，消灭成汉，进拜征西大将军。。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问当时、依依种柳(7)桓温少时曾在金城种柳，北征途经金城，见前种柳树皆已十围，喟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至今在否。”这首词中有桓温、有京口，道出了桓温与京口相互成就的紧密关系，读之令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