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嘉怡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公共领域”最早由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后由哈贝马斯继承发展，并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进行了完整的论述。简单来说，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指政治权力之外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实际上，对公共领域的讨论早已打破了国界与学科边界，为各国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提供理论基础，但同时，对该理论的质疑与修正亦层出不穷。女性主义学者南希•弗雷泽就曾指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具有浓厚的父权色彩，并提出女性主义视角的“替代性公共领域”对其进行修正，其主张的内容对公共领域中的女性主义传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社交媒体时代，对公共领域理论的探讨随着社媒平台变为半公共半私人的新型公共领域而变得复杂。与此同时，以METOO为例的兴起于推特一类社交媒体平台的平权运动被称为“第四次女权主义运动”——女性纷纷在网络公域中为自己发声。就我国而言，尽管互联网环境中充斥着非理性表达，很难形成真正理想化的公共领域，但鉴于微博是国内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社交媒体平台，其开放性与广泛性满足公共领域的基本要求，笔者将以此作为观察平台，结合南希•弗雷泽对女性公共领域的构想，探讨微博场域中女性话语权的建构策略。

一、南希•弗雷泽视野中的女性主义公共领域

在南希•弗雷泽看来，哈贝马斯所论述的公共领域缺乏女性视角，是一个由男性主导并把女性边缘化的空间。她力图为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自我言说找寻新的突破口，总结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四个假设，并逐一做出修正与反驳。

首先，哈贝马斯假设“社会平等不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并将其搁置，弗雷泽认为这忽略了公共领域中女性本身所处的弱势地位，忽略了两性话语之间结构性的失衡。其二，哈贝马斯认为单一型的公共领域比多元化的公共领域更利于通向更大的民主，但弗雷泽主张一种更包罗万象的公共领域，即一个由不同性别、阶级和种族的公众主体所组成的讨论场，在分散的话语权中呈现更多元的诉求，认为形成多样化的次级公共领域才更接近民主与平等。其三，哈贝马斯认为私人议题不应出现在公共领域中，只有“公共事务”才能被讨论。弗雷泽则反对这种对男权视角下对“公共事务”的定义，认为这种观点等于把女性的家庭问题划在了讨论范围之外。这涉及到了对“公”与“私”的再界定。最后，哈贝马斯假设“一个运行中的民主改革领域需要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彻底分离”，弗雷泽不认同这种“彻底分离”，并提出了“强公共”与“弱公共”的概念。前者以主权议会为例，后者则指向民间舆论，她认为二者的有机结合将有利于发挥女性公共领域的作用。

总体而言，南希•弗雷泽从这四个面向对哈贝马斯的理论进行了反思与修正，并从中找出建立女性公共领域以及多样化“次公共领域”的切口，成为了她构建新型公共领域的思想前提。

二、弗雷泽女性公域理论对微博女性话语权建构的启示

微博作为一个公共开放平台，是呈现各种呼声和舆论的大舞台，更是如女性这样的弱势群体在主流话语的边缘进行公众参与和民主实践的发声工具。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修正迫使我们思考了女性话语权在微博场域内会出现的问题，但也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灵感。而具体的对策，将需要平台与公众两大主体的协力，才能达成效果最大化。

（一）取消用户性别设置，发挥“赛博格”能动作用

弗雷泽在质疑哈贝马斯的第一个假设时抛出了一个疑问：“当话语舞台被置于一个充斥着统治和从属的结构关系的社会环境中时，对话者在这个特定的话语舞台中如同社会地位平等者一样进行商谈，在原则上是否可能？”这个质疑实际上重申了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会使得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上处于“失语”状态这一现实。女性总被认为是敏感的、情绪化的，她们的言说也被认为是私人化的，目光短浅的，女性话语的公共价值也随之被低估甚至扼杀。

在微博这种用户量极大的公共媒体平台，具有话语权的往往是实名认证的“微博大V”和一众粉丝量可观的网络意见领袖，其中男性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从微博官方数据上看更为显著。在社会的刻板印象里，男性一般更理性，更高瞻远瞩，逻辑也更为缜密，因此社会大众在内容的接收过程中也会不自觉地偏向男性话语。然而实质上，话语本身的价值与性别无关。由此我们便可大胆预设：当用户性别设置被模糊化处理甚至是取消，是否能有助于防止用户先入为主地向男性话语倒戈，给予两性更平等的发言空间，让女性话语得以在自由的言论广场中被公平对待。

实际上，在微博空间活跃的每一个用户，皆是一个以电子身份生存的“赛博格”，性别的设置并非不可或缺。“赛博格”在1960年被提出，最初被视作技术化的身体。自1985年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发表后发生了转义，被作为一种符号化的“隐喻”使用。进入传播研究后，学界认为“单个的博格实体只是矩阵内的节点，而赛博格则是基于关系在网络中构建或重构的整体。”雪莉•特克尔所著的《群体性孤独》一书中则将赛博格诠释为个人与通信设备耦合以实现在线化生存的主体。以此为理论依托，我们可以把在微博公共领域中发言的用户看作是一个去性别化的话语节点，让人们能够冲破性别规范，更自如地表达。这不仅能给予女性相对而言更公平的发言机会，亦能一定程度上减少性别议题中针对讨论者的性别身份进行非理性言语攻击的现象，缓解性别对立。

（二）重整微博栏目，细分平台议题板块

根据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修正，在不公平的社会中建立的单一公共领域只会对原本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人更有利，而不一定能够为下层的“被统治者”赋权。弗雷泽由此提倡一种由次级大众创造的能提供“平行场合”的“次级公共领域”。这迫使我们反思国内性别平权现状，也为微博女性话语权建设提供了思路。

首先一方面，性别议题由于长期处于主流话语之外，传播影响力十分有限，对女性权利的讨论难免陷入“回音室”自说自话的境地；其次，在寻求性别平等的道路上，女性群体并非是唯一主体，而在追求社会平等的道路上，性别不平等更只是众多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构建多元的公共领域，发展多样化的“次级公共领域”，并鼓励群体间的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利于突破女性群体内的信息茧房，还有利于打破圈层区隔，缓解近年日益加剧的网络巴尔干化现象。

微博作为商业化的社交媒体平台，现有栏目的设计逻辑是流量至上，并没有就社会效益做出合理细分。因此，要建立平行的“次级公共领域”需要平台提供支持重整栏目，让不同群体的诉求能尽量获得同等的曝光机会。目前微博平台的主板块设有“视频”与“热门”两大类，均是以流量为导向。后者的板块分类虽多，却比较分散，并且与女性相关的大部分板块为“时尚”“美妆”“瘦身”等偏娱乐化的内容，其本质上是依靠商业逻辑进行传播的，还夹杂了许多物化女性的内容，未能真正聚合女性话语。要真正形成一个探讨女性境遇、争取女性权利的板块入口，还需要平台主动地调整。另一方面，若想要凝聚各个弱势群体的力量，还需要设计多级信息入口，保持信息横向与纵向的交错流通，让女性话语能够渗透到更多的群体中，成为推动社会平等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解构男权公域，建构女性话语符号

弗雷泽指出，公共领域并不存在一个自然赋予的边界；恰好相反，作为其核心要素的公共性是在对私人领域的主题进行话语论辩的过程中得到确定的。徐州丰县的“铁链女事件”，便是在公众的声讨中由抖音的一条看似只与私人家庭领域相关的短视频变为发动中央成立调查组的一级舆情事件。因此何为公共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解构二元的公私划分是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并获得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前提。

长久以来，关于女性的讨论常常因被框定在“私人的”“家庭的”范围而被搁置，这迫使我们揭露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结构性歧视，剖析性别议题内两性不平等的底层逻辑，建立一个集结女性话语、重塑女性主体意识、赋予女性话语符号构造空间的“下层反公共领域”，以颠覆既有的公私边界，释放女性自我言说的力量。

实际上，深入人心的公私二元划分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被批判的“性别盲视”有着重要的关联——女性无偿家庭劳动的经济价值被忽略，最终女性群体“天然地”被划在了市场之外，也等同于被推离了父权主导的公共领域。因此对父权公域的解构，实际上也是对结构性性别不平等的解构。而重塑女性话语，就需要利用新的符号。尤其是在微博这样的公共社交媒体平台，使用那些原本在公共领域中“说不出、也无法说出的现象”的新词新短语，有利于迅速形成话题，触发性别议题公共性，鼓励社会动员。像2016的“Me too”（我也是）运动，就让一场运动的名字变成了反性骚扰与反性侵的口号；又如近年性别议题的舆论中反复出现的“Girls help girls”（女孩帮助女孩），也逐渐成为了许多女性的一种共识。社交网络中“出圈”并迅速“走红”的新词比比皆是，若能将其利用到女性话语权的建构上，必然也能为女性在微博场域中获得更多的关注与理解。

（四）积极建构性别议题，推动公众舆论形成

在讨论具有父权色彩的公权力与女性话语权之关系时，弗雷泽认为女性公共领域仍然需要将其尽可能地诉诸“强公共领域”来形成公共决策或法律。诚然，尽管公共领域整体仍然由男性主导，但我们在解构父权色彩的公权力时不代表要对一切公权力嗤之以鼻，而是要有效利用我们所能利用的权力，如诉诸于法律的强制力，尝试通过建立宪法权威来为缺失的女性权利获得有力的代言。

其中积极建构性别议题并推动舆论发酵是督促大众正视性别不公问题和推动立法保障的重要举措。首先，在微博中推动性别议题传播的目标不仅仅是唤醒女性群体内部的共识，也在于让男性也参与到话题的讨论中。通过转发、点赞等平台传播机制，我们能够有效进行社会动员，将看似只是女性内部的议题得以被不同群体的人所关注，释放其公共价值，以让“女性被压迫”这一事实普及为一种社会共识。如2020年8月“散装卫生巾”议题在网上发酵后，“月经贫困”的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前十名。次年8月，财政部网站公布了对全国人大代表王作英提出的《关于多措并举消除“月经贫困”更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建议》的答复，并表示会对消除“月经贫困”作认真考虑。从成为热点话题到对人大提案予以答复的过程充分说明了女性议题作为边缘议题，在与主流叙事抗衡的同时也要诉诸立法的重要性。

三、弗雷泽批判视角下微博建构女性话语权的局限性

（一）弗雷泽女性公共领域理论内在的局限性

首先，弗雷泽的理论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之上的分析，更有学者认为其陷入了欧洲中心主义，忽视了第三世界的妇女所受遭遇及其原因的维度。杨礼银认为，女性公共领域的主体范围、公共性内涵以及批判性的规范基础仍不甚明确，这说明弗雷泽的理论不能成为女性解放的现成工具。因此本文中弗雷泽理论所起的作用更多是一种启发与方向指明，在具体的举措上仍要结合我国实际的历史传统与媒介背景，而不能完全套用其理论成果。

（二）微博平台自身的局限性

微博本质上仍旧是商业性的社交媒体平台，奉行流量至上的原则，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而上述对平台的调整建议均是站在社会效益的立场上提出的，是否能够实现也有赖于平台设计者对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的再权衡。另一方面，微博的定位偏向大众化和娱乐化，而女性话语权构建的过程实际上需要严肃的叙事方式。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数字化的媒介技术所引发的不再只是一种文化范式的跃迁，而是对文化叙事的消解”。不难看到，在一切皆可解构重组的网络时代，一切严肃性的话语都有可能被拆解为娱乐化和戏剧化的碎片，这也需要我们在微博构建女性话语的同时谨慎思考内容深度与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力的平衡。

（三）追求女性话语平等背后的深层阻碍

我们仍然处于男权社会之中，所有人都无意识地向这种弥散性的权力作系统性妥协，这一点毋庸置疑。男权话语体系主导着绝大多数人的思维与表达，使得女性话语在政治上被宏观话语埋没，在经济上遭资本逻辑的挪用，在文化上受传统思想的质疑——多重裹挟之下，女性依旧是被想象、被编织的她者，这种状况从现实生活一路延伸到了网络虚拟世界。社会上对女性的直接歧视与间接歧视仍无处不在，在提升女性话语权的同时，我们也在与根深蒂固的厌女情绪作斗争，但这个过程势必漫长而艰辛。

结语

不难看出，在微博提升女性话语权并不缺乏对策，不管是弗雷泽的理论启发还是过往案例的经验总结，我们都能从中有所借鉴。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每一个对策背后也有着相应的阻力，提升女性话语权并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我们只能不断尝试又在不断调整。即使我们走的每一步、付出的每一份努力，在当代未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我们仍然会期望——它终会成为悠悠历史长河中人类平等事业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