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 遥

一

我5岁时，得了一场传染病。那年春天，厂里派我妈出差。我妈出发的时候，我恋恋不舍，一再确认她的归期。我妈打开日历，翻开一页，画了一个红圈，这个红圈就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妈出发以后，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我，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门口去撕日历，恨不得一口气撕到画红圈的那一页。

我爸做饭很好吃，但我就是不开心，胃口不好，脸色蜡黄。被带去厂医院，查出得了冬春季高发的流行病甲肝。我不在乎甲肝是什么，是否严重，只是对医生叮嘱的“别跟其他小朋友玩了”这事很介怀。平时最爱黏着我的邻家妹妹毛三接近我时，我尖叫：“别靠近我！我有传染病！”她眼神里的惊诧竟然让我生发了一丝骄傲—传染病给了我一种“只有我有，别人没有”的优越感。那几天，我有很多机会表演“别靠近我”的戏码，以此不停地获得优越感，逐渐，人也飘了，演技也浮夸了，俨然成了脆弱又备受瞩目的豌豆公主。

但我的优越感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小伙伴们也陆续感染了传染病，但他们得的是腮腺炎，人人脖子上包裹着一大块纱布，像围了个白围脖。围着白围脖的毛三又来找我玩，心满意足地说：“我也有传染病了，现在咱们可以一起玩了吧？”大人们哭笑不得地把我们分开，看着哭哭啼啼的毛三被抱走，我心里更加落寞。更糟糕的是，我只能远远地看“白围脖们”一起玩，却不敢靠近。我不仅失去了优越感，还“被”孤立了。

二

好在，我不用上幼儿园。每天上午10点，我自己拿着打针条去医院打针，打完了画一个对钩，就像上课打考勤表一样。一位相熟的医生在注射室碰见我，吃了一惊，笑道：“你从前可娇气了，还记得不？”

我当然记得。也就是几个月前，因为发烧，我妈带我去打针，战战兢兢到了注射室，我死死拽着我妈，看着那个脸上长着痘痘的护士，我哭得惊天动地。

医生只好百般哄我：“乖乖打完给你贴小红花好不好？”“给你吃个糖豆好不好？”“换一个打针的阿姨好不好？”直到来了个明眸皓齿的阿姨，尽管百般不情愿，但疲惫的我已经找不出理由来拖延时间或制造障碍了，被捂住眼睛的我执意把我妈的手指扒拉开一条缝，虽然从针靠近到刺入皮肤再到拔出去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可那几秒钟对我而言就像1小时般漫长。

其后几天打针，我照例每天鬼哭狼嚎地给我妈找点儿麻烦，我妈也有了对策：先给我塞点儿零食，我边吃边抽泣着“上刑场”，此举略微缓解了打针带来的恐惧和沮丧。当看到有些大人边打针还边跟别人说说笑笑，我很讶异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无法做到毫无防备，虽然再防备也没啥用。可我还是需要全神贯注，用尽全身的力气去颤抖，去害怕，去迎接，去抵御。

现在回忆起来，这可能是一种人类的本能—对未知的恐惧。与明明白白看到针扎的过程相比，幼小的我认为冷不丁被偷袭更可怕，我不能既忍受了身体上的疼，又在精神上负担重重，就像电视剧里说的那样，“宁要清醒的痛苦，也不要无知的欢乐”。

时隔几个月，我竟然主动送上门来打针，连医生都很吃惊。这个时间段，孩子们都在学校，大人也上班了，家属区里空荡荡的。打完针的我沿着医院上面的阶梯一步步走上去，这是厂里最长、最陡峭的阶梯，此前我从未一个人走过，要么被父母牵着，要么和毛三嬉闹着，手脚并用地爬上去。

拾级而上的时候，我没头没脑地冒出几句古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些诗句都是平时犯了错时父母要求背诵的，过年走亲访友时表演一下，却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拖着疲惫的身躯和沉重的双腿，我终于走到最高处，这里视野很宽广，可以俯视医院，还能远眺我妈妈工作的图书馆。我会在这个“观景台”上歇一会儿，对着医院大声地唱一首歌。我一共会唱6首歌，每天唱一首—我计算好了，当所有会的歌唱完两遍，针就打完了。

三

可我并没有机会把每首歌唱两遍，我妈就回来了，我秒变小宝宝，再也没有独自去打过针。但这并不影响我和小伙伴们聊天的时候，把这段经历当作吹牛的资本。

我告诉他们，我的针管里的液体是玫红色的，每天值班的护士都不一样，但无一例外地都会反复询问：“你自己来的？没人领你？”我会十分享受她们脸上流露出的诧异神情，并且把这种神情理解为“真了不起”。后来我妈回来，多次给邻居们说到我独自打针的经历，用的就是“真了不起”。

那段时间，我成了同龄孩子的榜样，邻居小孩为了病痛或打针而哭闹的时候，都会被领到我家来接受教育—“看看人家二芮多勇敢，人家都是自己去打针的！”看到我沾沾自喜，他们更沮丧、哭闹得更凶了。

每当在注射室碰到跟我一样大，甚至比我还大的孩子像牛皮糖一样粘在爹妈身上哭闹，我就表现得更加镇定自若，尤其是当那个孩子的妈妈指着我、数落自家小草包的时候，我更是产生了巨大的优越感，觉得挨这一针也值了。虽然都是疼，但他疼得毫无意义；而我的疼让我像一位战斗英雄，在医院注射室里闪闪发光。

但我的英雄梦会分分钟被我姐打破。就在我给毛三吹牛的时候，我姐插嘴道：“打针有啥了不起？我还缝过十几针呢！”我姐在学校山上疯跑，摔到石头上，划破了肚皮，几个同学陪她去医院，缝了十几针。比起一下子缝十几针，我这一天才攮一针，有啥可嘚瑟的？毛三转而把崇拜的目光投向我姐，好奇地追问：“缝针是像缝衣服那样，被缝来缝去吗？哇！不可思议……”我姐立马揭开衣服，那条密密麻麻像蜈蚣一样的疤痕，成了她的“疤痕勋章”。

我姐继续吹牛：“我们班谁谁，胳膊都断了……”毛三问：“他也要缝针吗？”我姐说“当然”，毛三就流露出崇拜的神情。但是我暗暗下决心，绝不给任何人缝我胳膊的机会。

只有我自己知道，为了抵御那些恐惧和疼痛，我找到了多少抚慰自己的办法：比如，每天郑重地去撕一张日历；故意转悠到医生办公室，听医生表扬我几句；享受护士惊讶的眼神；期待遇到一个比我还恐惧的孩子，在他面前表现得从容不迫；拖着隐隐作痛的大腿，在脑袋里搜索一首诗；抑或站在高高的台阶上面，对着医院唱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