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悦

(兰州大学文学院，兰州 730106)

一、引言

学界一般认同将叙事分为叙事和话语的观点，但对于叙事伦理和伦理叙事概念的界定则有着不同的看法。西方学者纽顿首次使用叙事伦理这一概念，他“从热奈特对叙事概念界定的角度把叙事伦理分为讲述伦理、表达伦理和阐释伦理”[1]。中国学者刘小枫第一个将叙事伦理的概念由西方传入了中国，他“从伦理本体意义的角度把叙事伦理分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2]，伍茂国则将叙事伦理分为故事伦理和叙事伦理。由此可以看出，纽顿侧重于叙事学(形式)分析，刘小枫则侧重于伦理学(内容)分析，伍茂国则认为叙事与伦理是并列关系，不存在侧重点。基于此，学者李复威认为：“‘伦理叙事’是主题学范畴的指向……以叙事为中心的小说，在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进程中，逐步从纷纭的人际关系中梳理出有典型意义的伦理叙事模式。模式的表象性和象征性始终在承继、延续、发展，而其内蕴和寓意却在无穷变换着。而‘叙事伦理’则是属于叙事学领域的概念。它提升了‘伦理’一词的哲学意蕴，着重概括了小说叙事主体在叙事立场、叙事原则、叙事策略方面的一种综合的伦理取向和价值判断。”[3]李复威这一观点使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两个概念有了较为清晰的区别。

1985年，莫言发表《透明的胡萝卜》引起文坛注意，其塑造的小黑孩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但莫言对儿童形象的刻画并非止于此，《透明的胡萝卜》发表不久后，《枯河》中同样刻画了一个孤独的男孩形象——小虎，有学者甚至将这二者称为“孪生兄弟”[4]。此外，《罪过》中的大福子、《屠户的女儿》中的香妞、《拇指铐》中的阿义、《檀香刑》中的赵小甲、《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等，他们也都是一群被迫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孤独者。在莫言笔下，没有一个孩子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这些儿童都经历了一个“非常态”的童年生活。从叙事伦理的角度出发，《枯河》中孤独的小虎以沉默的方式发出了对现代社会的控诉，一个“孤独”的人，或者说“独异个人”无法在周围都是庸众的环境中生存，“孤独”的内在特征是小虎对权力控制下的家庭伦理、人际伦理、政治伦理等产生无力感的根本原因。

二、“孤独”的内在特征及其生成机制

《枯河》中，小虎为给村书记的女儿小珍折树枝，意外掉下来砸死了小珍。为此，村书记与小虎一家人，尤其是小虎父亲，对小虎进行了残忍的、肉体上的蹂躏，给小虎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创伤，使得小虎惨死。这是造成小虎死亡的外部原因，而小虎的死亡离不开自身的性格特征。小虎是一个“内向”的孩子，“孤独”是小虎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内向”并不意味着不善与人社交，而是无法与人社交。

小虎“孤独”的内在特征首先体现在身体与话语的悖逆关系上。小虎是一个活泼且有生命力的男孩：“他是个黑黑瘦瘦，嘴巴很大，鼻梁短促，目光弹性丰富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生病的男孩子。”[5]文中多次写到小虎攀树时的敏捷与自如，仿佛带有一种天生的素质。这意味着小虎有着健全的身体与娴熟的攀树技能，而小虎具有的高超的攀树能力正是小珍主动与小虎对话的基础。与此相反，小虎的身体是完整的，话语却是残缺的。尽管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残疾，但小虎始终不能正常亦或主动地行使说话的权力，他总是在被迫讲话，他的话语权也始终在他人的控制和逼迫下才会使用，例如小珍故意怀疑小虎不能攀树，嘲讽他是一只小老母猪，小虎才终于干巴巴地说了一句他能上去；哥哥拿着红薯面饼子问小虎是什么时，他咬牙切齿地答了一句“狗屎”。频繁地回答与对话使小虎逐渐感到厌烦和愤怒，他干脆直接以具有侮辱性的词语“狗屎”来表达自己对他人的不满。面对小珍的怀疑，小虎努力想解释什么却不知如何表达，只能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面对家人的辱骂和殴打，小虎感到既悲痛又愤懑，他想与家人对话，然而脱口而出的却是“臭狗屎”，并且经常是高声的、咬牙切齿的、声嘶力竭的、竭尽全力的喊叫。从生理特征上来说，小虎完全具有言语表达能力；而从心理特征上来说，这种能力从小虎的身上却逐渐开始退化。小虎痛恨说话的权力，他既憎恨他人按照成人世界的标准强迫自己说话，更厌恶自己不能以逻辑性的言语来表达自我，所以当小虎产生说话的欲望时，实际上他只发出了“臭狗屎”三个字。在这里，言语不仅丧失了沟通能力，也失去了表达自我的能力。进一步来说，小虎憎恨的是这个不允许“独异个人”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的社会，这种社会环境造就了“独异个人”的产生，却不允许“独异个人”生存，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现实。因而当受伤的小虎听见母亲悲痛地喊着自己的名字时，他感到了一种报仇雪恨后的欢娱，此时小虎母亲已不具有“母亲”的身份，小虎眼中的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他者”。有着健全的体魄却被殴打致死并被迫接受家人持续的精神伤害，有着正常的发声系统却无法反叛他人为自己发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虎身上显示出了身体与话语的悖反关系，这种矛盾性的关系是导致小虎精神残缺、性格孤僻的主要原因。

其次，小虎“孤独”的内在特征外显于“痴”的属性上。一方面，由于小虎不按照社会标准与人沟通，因而人们认为小虎是一个“迷迷瞪瞪”的缺心眼的孩子。换句话说，小虎对世界始终保持着一种自然、本真的态度，孩童的心性与晚熟的心智使小虎难以理解社会与人性的复杂，这在外人看来即表现为“痴”。周围人对小虎的排斥固然是小虎无法融入现实社会的原因之一，但小虎对周围人自觉的抵触才是根本原因。在村书记与众人眼中，小虎仅仅被他们看做娱乐的工具。当村书记拧着小虎的耳朵，当着许多人的面问小虎一条狗几条腿时，小虎故意把嘴巴使劲朝一边咧着回答三条，众人因此哈哈大笑。但一只“三条腿的小狗”正是小虎曾经看到过的真实场景：那是一只被汽车碾压折了一只腿的小狗。阶级社会不允许存在与大众认知所不同的另一种答案与声音，“三条腿的小狗”就是在挑战大众权威，如同鲁迅笔下的“看客”一般，众人的形象更加可悲：他们沉溺在一种带有“奴性”的角色中无法自救。另一方面，“痴”最显著的属性就是沉默，即不使用言语来表达自我与对他人的不满，主动切断自身与世界的联系。鲁迅曾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6]沉默并不代表无话可说，开口也并不意味着能够侃侃而谈，当社会的话语权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沉默恰恰预示着某种反抗。在家人与村书记面前，小虎不愿意开口也无法说话，他既不能融入社会也不能改变现实，所以他选择缄口不言；而当他产生了一种愈加强烈的“说话的欲望”[7]时，他却只能喊出“臭狗屎”来宣泄内心的情绪。一再的沉默中，小虎早已失去开口表达的能力。

因此，小虎不是一开始就不能说话，而是在逐渐认知世界的过程中丧失了开口的能力，从而形成了他“孤独”的性格。村书记戏弄小虎，小虎故意说出村书记愿意听到的答案，众人由此嘲笑小虎，殊不知只有小虎才是清醒的，此时小虎尚有开口的意愿，潜意识中，小虎用“三条腿的小狗”回击村书记；小珍是一个与小虎年龄相仿的女孩，但由于“村书记女儿”的身份，小虎与小珍对话时总是结结巴巴，不自觉感到自卑，因为他在小珍身上感受到了成人的阴影；直到小虎意识到不论是父亲、哥哥，甚至是从来不打他的母亲也不再理解和保护他时，小虎说话的欲望才达到了极点，这时他发现自己有口难言，悲愤的、无奈的、失望的、茫然的等情绪交织在一起汇成一句“臭狗屎”。“臭狗屎”表面上是小虎对小虎父亲的辱骂，实质上是对这个变异社会的控诉。“孤独”实质上就是不合群，小虎与众人的冲突是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其原因在于个体性需求在社会性标准下无法得到满足，因而小虎常常在破坏“正常”后感到欢娱，例如他在攀上白杨树后有“幸福感”，折断树枝后感到“愉悦”，母亲的惨叫让他心里充满了“报仇雪恨后的欢娱”。在认知社会与人性的过程中，小虎逐渐感到胆怯、恐惧、绝望，他的话语权也被慢慢剥夺，由此被他人视为作弄和发泄的工具，小虎如同“吐丝的蚕一样，越缩越小”[8]，最终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孩子。

三、权力视域下紧张的生存环境

面对生与死，小虎父亲与小虎表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小虎父亲对生存有着绝对的追求和渴望，而小虎却感到死亡对他有一种强烈的诱惑；小虎父亲竭尽全力寻求生存，小虎却觉得死是一件很诱人的事情。在小虎的视角中，死亡在他面前不断上演，这使他逐渐对死亡有了兴趣，产生向往之情。无论是小黄狗、小珍还是小媳妇，他们都属于“非正常死亡”，他们无法发出控诉，这使小虎对死亡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使小虎感到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这种权力支配下“非正常死亡”的方式。在人性被权力扭曲的环境中，生命的意义被颠覆，死亡成为了小虎所渴望的“生存”方式，生与死的本能反应在小虎身上发生悖逆的转换。作为一个被家庭与社会所控制的没有任何权利的孩子，小虎就像一个“幽灵”，没有人愿意关爱一个“迷瞪瞪”的孩子的心理世界，儿童世界的单纯与成人世界的复杂让小虎无法与家人和解。

(一)对峙关系中的家庭伦理

“乡村的伦理秩序，首先是建立在自然血缘基础之上的家庭内部秩序”[9]，乡村伦理的崩溃和混乱，与家庭内部伦理的衰败有着必然的关系。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讲述了一个家族内部生命延续的故事，但叙述者“我”的生命力却令人怀疑；《生死疲劳》描述了一个相对混乱的家族秩序，这种混乱与阶级意识密切相关。《枯河》中，作者同样展现了一个在时代与政治双重影响下产生异变的家庭。

小说伊始，作者通过倒叙的手法透露了小虎死亡的悲剧结局，又用插叙——通过小虎的回忆，揭示了小虎死亡的原因。作者从小虎死亡前不久开始叙述，当小虎在河堤旁独自舔舐伤口时，作者借他的回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为给村书记的女儿小珍折树枝，小虎爬上了村中央最高的白杨树。在爬树过程中，作者又穿插了小虎的另一个回忆：村书记曾经拧着耳朵嘲笑小虎，而小虎父亲却只在人群中陪笑。在现实与回忆的不断转换中，小虎父亲的形象逐渐清晰了起来，小虎因砸死小珍接连受到村书记、哥哥、母亲和父亲的轮番殴打，父亲对小虎几近仇人的态度更让小虎感到害怕和愤怒，父亲为有小虎这样一个儿子感到“悲哀”，小虎边挨骂边挨打，一个冷酷无情的父亲形象逐渐出现在读者视野中。与此同时，父亲的身份在小虎的回忆中也开始逐渐瓦解。父子俩对彼此的态度使他们的关系看起来不像是一对父子，更像是仇人，这种对立关系同样体现在小虎与哥哥、母亲的身上。在对立的亲子关系中，小虎产生了说话的欲望，他对父亲发出了反抗的怒吼：臭狗屎。这不仅是一个孤独的孩子面对家庭暴力时痛苦压抑的反抗，更是对造成这种扭曲家庭秩序的权力社会的愤怒控诉。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独立个体在激烈变革的社会中表现出的无力感。小虎父亲无法对村书记——掌权者发泄情绪，他只能在家庭内部找回在村书记面前失去的颜面，处于家庭最底层的小虎成为了权力斗争中的牺牲者。

由此看来，造成小虎死亡的直接原因就是家族伦理的异变，这种异变使小虎的家人违背亲情本能，他们对小虎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加速了小虎的死亡。这种家庭伦理的异变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父子对峙。小虎强健的生命体征是家人殴打他的充足理由，他与父亲的对峙不只是一种血缘的对峙，同时也是成人与儿童关系的对峙。其次是夫妻矛盾。在家庭的小社会中，母亲本受制于父亲，但夫妻二人却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小虎父亲不自觉地向小虎母亲低头。小虎爷爷被划分成老中农，这一身份使他们这个家族几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丈夫由此不敢与妻子争辩。外部阶级斗争渗透到家庭内部，造成了家庭秩序的破碎。再次是母子隔阂。母亲从没打过小虎，他渴望从母亲那里得到关怀，但母亲回应他的却是凶狠的辱骂，小虎与母亲之间产生了情感上的隔阂，以至于小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听见母亲凄惨地叫着自己的名字时，小虎“心里充满了报仇雪恨后的欢娱”。此外，哥哥与母亲也有隔阂。“老中农”的社会身份使哥哥不得不依靠村书记才能得到当兵的机会，因此哥哥憎恨母亲嫁给了父亲。母子间的亲情逐渐在对立中消解。最后一方面表现为兄弟不和。哥哥认为小虎“只会给家里闯祸”，他对小虎没有兄弟间的友爱，相比之下，哥哥更关心自己的前途。小虎被排斥在成人世界与孩童世界之外，即使母亲在最后发出了痛苦的呼喊，哥哥在父亲殴打小虎时想要劝父亲不必剥掉他的裤子，但这些都不能让被放逐在两个世界之外的小虎获得生存的力量。外部社会环境高度政治化造成家庭内部伦理分崩离析，亲情泯灭带来的痛苦让小虎陷入绝望。

《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关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分析了权力怎样通过话语表现出来，并通过各种规训的手段将权力渗透到社会中。在福柯看来，拥有话语权即是权力的象征。村书记与父亲分别是社会与家庭中话语权的拥有者，即使小虎想发出声音，也只能发出无力的“臭狗屎”三个字。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面对小珍——他的同龄人，小虎依然感到开口异常艰难。村书记对父亲和小珍对小虎分别形成了两种话语权力的控制，前者是有意识的，后者是无意识的，权力在无形之中延续到了下一代人身上，这对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思想成长中的悲剧。

(二)冷漠社会中的人际伦理

特殊的时代环境中，人们身上都有着明确的身份标签，这种身份是被阶级关系所赋予的。福柯“从权力入手，创造性地将现代社会描述为规训社会”[10]，他认为正是权力的运作才使得庞大的社会组织得以建立和发展，但如果行使权力的目的并非在此，其后果只能是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伦理道德的沦丧。通过隐喻和对比，莫言在《枯河》中展现了一个处于对立身份中的人际关系网，这种对立具体可以分为身份地位、贫富差距和阶层对立三个层面。

首先是身份地位的对立，主要表现在村书记与小珍、父亲与小虎的阶级身份上。前者是掌权者，后者是被控者。故事的起因是小珍怂恿小虎上树给她折树枝，但小虎记得家人对他的叮嘱一直不肯答应，直到小珍嘲讽他是“小老母猪”，还威胁小虎以后不和他一起玩，小虎这才决定答应小珍的要求。小虎在言语上无法对小珍做出清晰的解释，他说话的能力在面对小珍时几乎失去了，他不停地“咧嘴巴”、“咬嘴唇”，表现的意义实际上就是语言能力的退化。小珍总是故意说反话撺掇小虎，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她理所当然地认为小虎该演特务，自己演解放军，并且还用自己不和小虎一起玩的后果要挟小虎，在潜意识的对话中，小珍占据了这段关系的主导位置。在折树枝事件中，小虎理应占据主动权，但事实却因二人社会身份的对立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小珍的父亲是村书记，小虎的父亲是一个老中农，社会地位的差距使小虎父亲对村书记有一种天然的畏惧：当小虎被村书记嘲笑时，小虎父亲只能陪笑；当小虎砸死小珍时，小虎父亲第一反应是殴打儿子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而不是关心小虎的伤势。他憎恨小虎让一家人陷入了生存困局中，“无冤无仇不结父子”是小虎父亲对这段关系的真实想法。

其次是贫富差距导致的人际关系的冷漠。《透明的胡萝卜》中，作者开头就正面描写了一段队长鼓着腮帮子吃高粱饼和大葱而村民观看的场景，队长与村民的身份地位高下立现；《枯河》中，莫言没有直接表现这种贫富差距，通过主人公小虎的视角，一个与队长同样有钱有势的村书记形象展现了出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村民的生活。当小虎爬上村中最高的也是唯一一棵白杨树时，小虎看到的是五间全村唯一的瓦房、院里立着的两辆自行车、身穿大花袄的女人；小虎挨打时，他看到的是“两只磨得发了光的翻毛皮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村人住的“草屋”，小虎身上“肥大的褂子”以及“自家的土墙”。甚至是当小珍看到小虎坠落的情景，作者也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小虎落下来的身影在小珍看来如同一匹抖开了的棕绸缎。小珍见过这样一种布料，才会把小虎想象成一匹棕绸缎。在非正常社会环境中，普通人的定位大多是鲁迅笔下的“看客”，相比孔乙己、祥林嫂，《示众》里起哄的众人才更是鲁迅所批判的对象，他们才是深受封建礼教荼毒而更需要拯救的一类人。在这一意义上，陪着村书记一起嘲弄小虎的众人，包括尴尬陪笑的小虎父亲，已经在无意识中失去了自主性而被他人思想所支配，他们身陷囹圄而不自知。从这一角度出发，看到小虎被嘲笑而在人群中“脸憋得通红”和劝父亲打小虎时不要剥裤子的哥哥似乎有一些“疗救”的可能。

最后是阶层对立形成的淡漠的人际关系。老中农的身份决定了小虎一家的阶级成分，村支书的中心地位则意味着不对等关系的存在。莫言没有直接表现村书记如何欺压百姓，而是通过小虎受嘲笑的回忆首先揭露官与民这种不对等的关系，然后才通过小虎砸死村书记女儿后一家人激烈的反应侧面表现官对民思想认知中的压迫。在这种不平等的身份地位中，小珍的死就不仅是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民对官的权力的挑衅。疏离的亲情关系与冷漠的邻里关系在人们看到小虎死亡时显露无遗，面对死亡，人们给出了一致的态度：淡漠。无论是小虎的父母还是其他村民，他们在小虎受到嘲笑和挨打的时候都没有关心过他，反而推波助澜，人际关系变成了权力的附属，成人世界的规则制定只与阶级身份相关。小虎的死亡意味着无需有人再为小珍死亡的事件负责，因为“凶手”已在人们的逼迫下“伏法”。

(三)权力意象中的政治伦理

文学作品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也不能完全为政治而写作，其常常表现为“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11]。莫言在作品中并不避讳表现政治性，他认为文学大于政治，而“莫言文学的政治性，即是在他的话语的世界里，颠覆现实中的政治秩序”[12]。为揭示社会现实背景，莫言使用大量笔墨塑造了白杨树这一意象。白杨树作为权力的象征，小虎攀树、折树枝的举动就具有了深层意味，在政治秩序混乱的环境中，他的死亡在这一意义上正是普通人对抗权力的后果。

一方面，村书记作为村里唯一的掌权者，莫言没有像《透明的胡萝卜》中正面表现队长利用权势欺压百姓的场面，而是通过一棵白杨树揭示人与权力的紧密关系。从白杨树的位置来看，它暗示了村书记一家在村中的核心地位：白杨树既位于村中央，也位于村书记家旁，树旁便是独属村书记家的五间瓦房。小虎攀树技能高超，但小虎却从来没有爬上过白杨树，更没有产生过爬树的想法。父母不让小虎与小珍玩，其隐喻的是一种对权力的逃避，但事实上权力无处不在，例如村中除村书记家外所有人家的草屋泥房、村书记家唯一的自行车、村书记穿的皮鞋等，都象征着权力。此外，从白杨树的形象来看，它是村中最高的树，村里其他树似乎对白杨树有一种本能的畏惧，它们“故意”长得比白杨树矮，以此衬托白杨树的高大，白杨树犹如鹤立鸡群。因此，当小虎爬上白杨树时，他心底涌起一阵幸福感。但这种幸福感并没有持续下去，当他看到穿着大花袄的女人甚至没来得及打他就为女儿哭泣时，他就知道自己“犯下了”。文中也不止一次写到小虎心中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感”，而之后村书记和家人的殴打也证实了这种预感。“‘暴力’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权力关系’的极端形式”[13]，在小虎身上，暴力不仅仅来自身体伤害，更来自于心理压力，双重压力使他感到了“人世的寒冷”。

另一方面，莫言借助小虎折树枝这一行为揭示了权力的不可侵犯性。小虎是个单纯老实的孩子，在小珍的怂恿下，小虎决定为小珍折树枝。在此过程中，白杨树的树枝在小虎手中仿佛具有了人的意识，故意和小虎作对。与权力的对抗让小虎感到亢奋，从他爬上白杨树到努力折断树枝，小虎对白杨树逐渐有了一种近乎“仇恨”的情绪，这种焦躁的情绪使他忽略了小珍的劝告，甚至激励了他想要爬得更高的心情。结局是小虎孤独的死去，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社会中，一旦上位者的权力受到挑战，底层群众面临的是更加残酷的惩罚。最可悲的是，这惩罚有可能是同为下位者所施加的，如同小虎家人对小虎的施暴。

对莫言来说，他“清醒地意识到创作过度依附于政治的种种弊端”[14]，因而在《枯河》中他使用一种较为隐晦的方式来展现社会背景，从而达到他超越政治的目的。作为社会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环，作家无法回避作品中的政治性问题，“作为老百姓写作”[15]是莫言逐步探索出来的写作立场，他要在复杂的社会历史中寻找自己的民间资源，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现代中国历史，“赋予文学民族的、世界的、人性的‘普遍意义’”[16]，因此作者真正思考和批判的是普遍人性缘何异变以及如何异变的问题。

四、结语

在创作中，莫言始终关注儿童及其心理世界，这与他本人的童年记忆和生存经验有关。事实上，莫言度过了一个窘迫孤独的童年生活，在莫言笔下，苦难远比幸福让人印象深刻。《枯河》中展现的不是小虎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权力社会中个人及其家庭在各种因素影响下的普遍悲剧。“自西方现代小说理论诞生以来，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17]，《枯河》中呈现的是个人在复杂社会环境中面临的人生困境，尤其是作为没有话语权的儿童的生存困境。从个人生存困境到家庭伦理道德的扭曲，再到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隔阂越来越深。由此看来，从鲁迅“救救孩子”的吁求和郁达夫“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18]发出的祈愿开始，到《透明的胡萝卜》中沉默的小黑孩和小虎竭尽全力喊出的“臭狗屎”，中国儿童还没有完成其成长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