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娟 王瑾 李丹 张盼

【摘要】  目的  探討应对方式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感受负担与内化污名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选取2021年10月- 2022年6月唐山市3所精神心理医院住院的344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PB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和精神疾病内化污名量表（ISMI）进行调查。结果  精神分裂症患者ISMI为70.30±12.05分，SPBS为20.67±7.99分，积极应对为15.30±5.72分，消极应对为13.63±6.20分。内化污名与自我感受负担、消极应对呈正相关（r=0.568、0.634，P<0.05），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r=-0.667，P<0.05）；自我感受负担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r=-0.419，P<0.05），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r=0.539，P<0.05）。应对方式在自我感受负担与内化污名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661，占总效应的79.45%。结论  自我感受负担可通过应对方式间接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内化污名水平，临床医护人员可通过改善患者应对方式，减轻自我感受负担来降低患者内化污名水平，促进患者康复。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应对方式；自我感受负担；内化污名

中图分类号  R473.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223（2023）09--05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coping style on self-perceived burden and internalized stigma in schizophrenics Wang Juan， Wang Jin， Li Dan， Zhang Pan. College of Nursing and Rehabilitation，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06321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coping sty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perceived burden and internalized stigma in schizophrenics. Methods  A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344 schizophrenic patients hospitalized in three psychiatric hospitals in Tangshan City from October 2021 to June 2022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 general data questionnaire， self-perceived burden scale （SPBS）， 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 and the internalized stigma scale of mental illness （ISMI）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Results  The ISMI score of schizophrenics was （70.30 ± 12.05）， SPBS score was （20.67 ± 7.99）， positive coping score was （15.30 ± 5.72）， and negative coping score was （13.63 ± 6.20）. Internalization stigma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perceived burden and negative coping （r=0.568， 0.634， P<0.05），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coping （r=-0.667， P<0.05）; Self-perceived burde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coping （r=-0.419， P<0.05），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coping （r=0.539， P<0.05）. Coping style plays a part of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self-perceived burden and internalized stigma， and the effect value is 0.661， accounting for 79.45%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Self-perceived burden can indirectly affect the internalized stigma level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through coping style. Clinical medical staff can reduce the internalized stigma level and promote their rehabilitation by improving the coping style of patients and reducing the self-perceived burden.

【Key words】   Schizophrenia; Coping style; Self-feeling burden; Internalized stigma

内化污名（internalised stigma）是指患者长期身处歧视环境中，从而内化了公众或他人对自己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形成了对自我的负性认知态度，也被称为“内化耻感”[1]。在公众的认知中，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危险、不可预测和暴力”，并对他们抱有排斥、恐惧的态度，从而致使患者极易形成内化污名[2]。国内外许多研究都已证实，污名现象普遍存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并且对患者的心理健康及回归社会造成严重影响，使患者背负了沉重的道德负担[3]。应对方式是患者在压力状态下处理应激事件时采取的反应方式，有研究表明，患者的应对方式与其污名感体验密切相关，患者的应对方式越积极，其污名感体验越弱[4]。而自我感受负担是患者面对应激事件时的心理感受和反应，常表现为产生自责、沮丧等不良情绪[5]。研究表明，自我感受负担水平低的患者更易采取积极的方式面对问题[6]。由于目前国内有关应对方式在自我感受负担和内化污名之间作用的研究尚少，各因素间的作用路径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通过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为降低精神分裂症患者内化污名水平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21年10月- 2022年6月唐山市3所精神心理医院住院的344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经2名以上精神科医生确诊并依据（ICD-10）明确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处于疾病稳定期（BPRS评分＜35分）；理解沟通能力好，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伴有严重躯体疾病及其他精神障碍；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出研究者。本研究已通过华北理工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2022122）。

1.2  研究内容及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包括性别、年龄、性格、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人均月收入、居住地及住院次数等。

（2）精神疾病内化污名量表（intemalized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scale，ISMI）：由Ritsher等[7]编制，主要评估患者的自我内心体验，包括5个维度29个条目，采用 4级评分，总分116分。评分标准：＜58分为无污名感；58～72分为轻度污名感；73～86分为中度污名感；≥87分为重度污名感。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4。

（3）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该量表包括2个维度，其中积极应对12个条目，消极应对8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从“不采取～经常采取”依次计0～3分，总分为60分。积极应对评分高，表明被试者应对方式积极；消极应对评分高，则表明被试者应对方式消极[8]。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4）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elf-perceived burden scale，SPBS）：该量表包括身体负担2个条目、情感负担6个条目、经济负担2个条目，共3个维度10个条目[9]。采用5级评分，评分标准为＜20分为无负担，20～29分为轻度，30～39分为中度，＞40分为重度负担，总分为50分。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1.3  研究方法

调查前需获得患者及家属的知情同意，采用面对面的方式对患者进行现场一对一问卷调查，共包括4个调查量表。调查中对患者不能理解的内容予以解释，调查过程中避免诱导性语言。所有问卷匿名填写，收回后对问卷进行检查，防止遗漏和错填，确保数据的準确性。

1.4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内化污名、自我感受负担、应对方式符合正态分布采用“±s”表示，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采用Amos 24.0软件构建应对方式的中介模型，并用Boot-strap法验证模型。检验水准α=0.05，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特征

调查共发放问卷352份，有效问卷344份，有效回收率97.7%。344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男183例（53.2%），女161例（46.8%）；年龄18～40岁75例（21.8%），41～60岁203例（59.0%），＞60岁66例（19.2%）；文化程度：小学38例（11.0%），初中159例（46.2%），高中及中专99例（28.8%），大专及以上48例（14.0%）；婚姻状况：未婚128例（37.2%），已婚82例（23.8%），离异或丧偶134例（39.0%）；居住地：城市147例（42.7%），城镇121例（35.2%），农村76例（22.1%）。

2.2  精神分裂症患者SPBS、SCSQ、ISMI得分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感受负担总分为20.67±7.99分；内化污名总分为70.30±12.05分；积极应对得分为15.30±5.72分；消极应对得分为13.63±6.20分，其他各维度得分见表1。

2.3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应对方式与内化污名的相关分析

内化污名与自我感受负担、消极应对呈正相关（r=0.568、0.634，P<0.05），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r=-0.667，P<0.05）；自我感受负担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r=-0.419，P<0.05），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r=0.539，P<0.05）。

2.4  应对方式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和内化污名间的效应分析

采用Amos 24.0软件以自我感受负担为自变量，内化污名为因变量，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该中介效应模型适配度结果显示，卡方自由度比（χ2 /df）=2.460，拟合优度指数（GFI）=0.956，基准化适配度指数（NFI）=0.969，增值拟合指数（IFI）=0.981，比较适配度指数（CFI）=0.981（均＞0.9），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0.065（＜0.8），表明该模型拟合良好[10]，见图1。采用Boot-strap法（设置5000次重复取样及95%CI）对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应对方式中介效应和直接效应所对应的置信区间为（0.534～0.845）和（0.010～0.324），均不包括0，则应对方式中介效应和直接效应均显著，表明应对方式在自我感受负担与内化污名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661，占总效应的79.45%，见表2。

3  讨论

3.1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应对方式、内化污名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SPBS为20.67±7.99分，略低于罗庆雄[11]的研究结果，可能与受调查者为住院患者，且患者多为病程10年以上有关。其中情感负担的水平偏高，与王冬鸽等[12]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为患者长期住院无法接触外界环境，与家人相处时间较少且与社会脱节，随着病情的好转和自知力的恢复，患者容易产生无助、沮丧、自责等负性情绪，从而使其心理负担加重，提示临床应关注患者内心情感体验，加强心理健康指导。本研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ISMI为70.30±12.05分，处于中等水平，与周雪梅等[13]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本结果显示，各维度中疏远因子条目得分最高，与谢贤[14]在抑郁症患者中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内化污名感，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社会和公众始终对患者存有偏见和消极的认知态度[15]，使患者的负面情绪体验不断加重，进而主动回避社交和疏远人群，产生对自我的贬低和自责，导致内化污名水平的升高[16]。本研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SCSQ积极应对条目为1.27±0.48分，低于全国常模的1.78±0.52分；消极应对条目为1.70±0.77分，高于全国常的1.59±0.66分[8]。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善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缺乏积极应对[17]，可能与患者对自身疾病认识不足，常伴有痛苦、自责等心理且缺乏自信有关，提示医护人员应加强健康宣教，积极引导患者正确面对疾病和不良情绪。

3.2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应对方式与内化污名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感受负担与积极的应对方式呈负相关，与消极的应对方式呈正相关，即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患者其自我感受负担较轻，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患者其自我感受负担较重，与王婷等[18]的研究结论一致。自我感受负担是患者感知负性情绪的心理应激源[5]，而应对方式作为患者在压力状态下面对挫折或应激事件的反应行为方式，积极的应对能够有效调节其心理应激过程，降低自我感受负担水平[19]。本研究结果显示，内化污名与自我感受负担、消极应对呈正相关，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即自我感受负担水平越高、经常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患者，其内化污名水平越高，与孙秀丽[20]在乳腺癌患者中的研究结论相似。由于外界的偏见、歧视及病情的反复和长期住院带来的生理上的身体负担和心理上的内疚感，精神分裂症患者容易产生抑郁、悲观等负性情绪，使其自我感受负担水平升高，导致其面对疾病和问题易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从而加重其内化污名水平，形成恶性循环，影响其康复[21-22]。提示医护人员应及时对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水平进行评估，适时进行干预，降低内化污名水平。

3.3  應对方式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感受负担与内化污名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应对方式在自我感受负担与内化污名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说明自我感受负担可以直接影响内化污名水平，也可通过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内化污名水平。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79.45%。自我感受负担作为患者消极情绪及内心压力的体现[23]，负担较轻的患者内化污名水平较低，面对应激事件时更易采取积极、开朗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即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面对疾病，从而改善患者的消极情绪和负性感受，降低内化污名水平[24]；反之，负担较重的患者易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影响患者心理健康、阻碍疾病转归。另外，应对方式的部分中介作用也提示，无论患者采取何种应对方式，自我感受负担水平的高低仍能直接影响患者的内化污名水平。因此，临床中医护人员可通过一对一讲解、视频宣传等方式促进患者对疾病和康复知识的了解，增强患者的康复信心，缓解心理压力[25]，支持和引导患者采取坚强乐观的心态面对挫折和处理问题，减少消极应对，使其采取正确的方式消解不良情绪，减轻内化污名感，促进患者心理健康及疾病治疗与康复。

综上所述，临床医护人员应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采取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和干预措施降低其自我感受负担水平，鼓励患者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面对挫折，增强其心理适应能力，从而预防内化污名的发生。本研究仅选取三所精神心理医院，并且均为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应广泛纳入门诊及社区的患者，扩大地域范围及样本量，进行更多高质量研究。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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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27收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