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 萨芭

萨芭（Sabaa Ali） 苏丹人，生于 1989年4月，本科毕业于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现于苏丹和埃及从事职业翻译，曾发表数篇散文作品。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由70岁的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摘得。获奖理由是“因为他对殖民主义文学写作的影响，对难民在不同文化大陆之间的鸿阿沟中的命运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地渗透”。北非的苏丹人，同样背负着殖民的印记，塔耶布·萨利赫（Al-Tayeb Salih，1929-2009）的小说《北迁季节》（Mawsim Alhijra Ela Al-shamal，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记录和描述了背负这一印记的苏丹人。

一

《北迁季节》涉及到的是文明冲突的问题。它讲述了被本土文化和欧洲文化拉扯撕裂的苏丹人形象。这个故事不是以第一人称的手法直接叙述的，而是通过一个不知名的叙述者透露出来的，他以分散的方式揭示了主人公穆斯塔法·萨义德（Mustafa Sa’eed）的故事。其中一些是从穆斯塔法·萨义德本人那里知道的，有些是来自他留下的东西，而有些是通过认识他的其他人转达的。叙述者是被动的; 在与他的父母、祖父和村里其他成员相处时，他自己的生活受到较少的关键关系的制约。当穆斯塔法的遗孀霍斯娜·宾特·马哈茂德（Hosna Bint Mahmoud）被迫进入其不愿意的婚姻和遭遇暴力时，故事的情节达到了高潮。这个故事涉及到了殖民统治者的傲慢自大，苏丹的政治独立、性骚扰，以及当时的妇女地位问题。

在《北迁季节》中，無名叙述者和穆斯塔法·萨义德均让读者注意到了阿拉伯非洲世界与西欧之间多层次的历史和文化关系。故事的叙述者和主人公穆斯塔法·萨义德同样离开了他的苏丹村庄，前往英国学习。在大部分的叙事中，叙述者关注的是将穆斯塔法的生活与穆斯塔法在一天晚上讲出来的一些供词结合在一起，还有在尼罗河的洪水泛滥期间，在穆斯塔法·萨义德失踪的消息被传开之后，叙述者找到的那些纸片、照片和一份空白的日记本。叙述者越来越痴迷于穆斯塔法的过去，以及他受折磨的生活的意义所在。事实上，叙述者是最终被穆斯塔法·萨义德遗留下来的东西给弄迷糊了，以至于他几乎无法区分他自己的身份和穆斯塔法·萨义德的身份。

塔耶布·萨利赫的《北迁季节》追溯了殖民主义对部分阿拉伯非洲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影响。因此，把主角的性格和行为视为帝国主义的产物，是势在必行的。小说中的苏丹知识分子似乎更多地被西方的性革命和1960年代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倾向所影响，而不是被殖民时期所影响，它试图通过穆斯塔法·萨义德这一苏丹角色，将殖民地的过去戏剧化，这种方法可以让塔耶布·萨利赫想象一个知识分子对他的殖民者的性反应（sexual response）。这部小说证明了一种观念，殖民主义是一种强奸，性报复是一种反殖民主义斗争。小说中描述道：“你使我想起了穆斯塔法·萨义德博士……他当时是非洲解放斗争协会的主席，我当时是该协会委员会的委员……天呢，他这个人，女人们像苍蝇一样围着他转。他曾说过，我将解放非洲，用我的阴茎。”

小说还通过主人公穆斯塔法·萨义德显示出，利用古代东西方冲突来证明自己对英国殖民者女性的性征服有理，是正义的。尽管穆斯塔法·萨义德是以奖学金获得者、英国公民身份和伦敦大学教授身份而受益的，但是，他对殖民主义进行的回应说明了殖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被殖民者在殖民地本土的自我形象，并且表达了他想做自己的主人的愿望。从后殖民的角度来看，穆斯塔法·萨义德人物的叙述中被一个无名的叙述者所描绘出来的。这双重的技巧还可以让读者深入了解其破坏性影响，不仅对犯罪者有影响，而且对他所关联的每个人都有影响。

穆斯塔法·萨义德和四位英国女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个人维度。换句话说，穆斯塔法·萨义德对这些女性的致命的吸引力不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成为了色情对话，成为了被殖民的苏丹文化与殖民者英国文化之间的对抗性交流。在这些关系中，穆斯塔法·萨义德清楚地意识到白人欧洲文化对他的文化造成的历史委屈。从法庭上的律师与穆斯塔法·萨义德之间的谈话，可以知道一些与穆斯塔法·萨义德发生过性关系的女孩的名字：“安妮·翰明特是因为你而自杀的？”“不知道！”“希拉·爱利诺德呢？”“不知道！”“伊莉莎白·西蒙呢？”“不知道！”“琼妮·莫里斯你杀的吧？”“是的！”

东方男性很容易误解欧洲女性的性行为。一般会认为，欧洲女性可以与任何男性睡在一起。然而，在叙述者长期留在欧洲之后，他对女性的立场提出了新的看法，并且，在有人问到相关的问题时，他会告诉他们，东西方之间的女性没有太大的区别。下面是他的自白：“一大堆问题，我都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回答。‘那里的人是否真的没有婚嫁，而男子尽可与女子私通？’瓦德·利斯问我。我告诉他们，除了一些细微的差异以外，欧洲人都和我们一模一样，他们根据自己源远流长风俗习惯，男婚女嫁，生儿育女。总的来说，欧洲人是很不错的，他们有良好的道德，高尚的品质。”

苏丹人穆斯塔法·萨义德属于东方社会，他已经成为他自己的性捕食者，在他的老巢中，他设置了一间诱人的房间，装饰着“非洲”用具的代用品。以下就是他所描述的：“我的卧室是座坟墓。窗下是个百花盛开的花园，窗上遮着精心选配的玫瑰色的帷帘，房子中间放着一张宽床，丝绒毯子盖在身上柔软而温暖……室内充满袅袅的芳香……我的卧室犹如医院的手术室那样清净。每个女人的心内深处都有平静的池塘，我知道如何去给它掀起波涛。” 各种不同阶级和年龄的英国女性都很容易屈服于他，并且被他毁灭。正如他所说：“我什么都能干，以便让女人睡到我的床上。我玩了一个再去追猎另一个。我从救世军、库维卡兹协会、法比亚尼社团的姑娘中物色对象……”

在法庭上，检察长逼真地描绘了苏丹人穆斯塔法·萨义德，说是他导致两名女孩自杀的，他破坏了已婚妇女的生命，并且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这个自私自利的东西，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为了追求情欲的满足。”在穆斯塔法·萨义德一方，麦克斯韦尔·福斯特·基恩（Maxwell Foster-Keen）教授试图拯救穆斯塔法·萨义德。他在法庭辩护说：“安妮·翰明特和希拉·爱莉诺德是两位千方百计地寻求死亡的姑娘，不管她们碰不碰到穆斯塔法·萨义德，她们反正都是要自杀的……害死这两位姑娘的并不是穆斯塔法·萨义德，而是那繁衍千年导致不治之症的毒菌。”

穆斯塔法·萨义德显然是一位在西方的苏丹男人形象，而在其家乡的苏丹男人是怎样的呢？塔耶布·萨利赫突出描述了在伊斯兰化的父权文化中遗留下来的压迫现象。巴尔基（Barki）代表了伊斯兰教严谨的宗教信仰，而瓦德雷耶斯（Wad Rayyes）和马祖布的女儿宾特（Bint Majzoub）代表了传统对妇女的性歧视。瓦雷耶斯将作为女性财产，对其进行客体化和滥用。通过瓦德雷耶斯这个人物的描绘，塔耶布·萨利赫旨在批评女性受到的不公平对待。然而，叙述者却说他可以“不理会女人的任何事情，除非他变成了女人”。塔耶布·萨利赫在他的小说中除了瓦德雷耶斯以外他还描述了其他本土苏丹人形象。

塔耶布·萨利赫在聚焦于殖民者表现出来的道德失败的同时，还着重描写了苏丹知识分子在其国家独立后的生活状况：“每个今天读书的人都想坐舒服的办公室，成天地吹着电扇，住上有空调设备的花园洋房，坐上美国造的汽车，来来往往在大街上疾驰。我们如果不把这种痼疾连根铲除的话，那就会在我们身边出现一个和我们的生活现实水火不相容的资产阶级，这时于非洲的前途来说，是一种比殖民主义更为严重的威胁。”这种简短的叙述虽没有微妙的隐喻性和丰富的文本隐喻风格，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描绘出苏丹人身处政治和文化困境中的真实画面。

二

穆斯塔法·萨义德和不知名的叙述者都经历了地理意义上的旅行。他们相遇之后， 这位不知名的叙述者怀疑穆斯塔法·萨义德的身份，他决定将其挖掘出来。这样，穆斯塔法·薩义德白白地伪装了，最后不得不向叙述者承认了他过去的记忆。“穆斯塔法·萨义德继续吹着他的香烟烟雾，吹了一段时间。 然后他说：在从伦敦迁移到苏丹的过程中，穆斯塔法·萨义德也经历了心理上的‘迁移’。” 他的个性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漂流。 事实证明，穆斯塔法·萨义德的儿时经历对他的晚年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他的人格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方面。

穆斯塔法·萨义德出生在喀土穆，他在没有父亲、兄弟姐妹，甚至是没有亲戚的情况下长大。他只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然而，他们保持着一种关系：“她在路上也是陌生人，在没有任何感情的情况下，她养大了我。”很明显，穆斯塔法·萨义德对他的母亲，没有亲密的感觉，他的母亲是一个“陌生人”。在未经母亲许可的情况下，他决定独自上学。当他打算离开苏丹进一步学习时，没有任何人陪伴着他，他的母亲也没有跟他说再见。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他母亲的信息。缺乏母亲的爱， 这对穆斯塔法·萨义德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当穆斯塔法·萨义德的父亲去世时，一般会认为他很容易得到母亲的爱。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母亲就是一个想象的面具：“我紧紧地看着她，嘴唇紧紧地关闭，她的脸上有些东西，就像面具一样。我不知道，那是一个厚厚的面具，似乎，她的脸就是大海的海面。”穆斯塔法·萨义德的母亲是一个“失语症”形象。一方面，切断了对她温柔的渴望，在强大的面具的帮助下，避免了乱伦的发生；另一方面，他对母亲的渴望受到了压抑。他没有得到母亲的爱，仇恨的种子却埋藏在他的脑海中。有一天，它会被转化为不同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穆斯塔法·萨义德和他的母亲因此自始至终都谈得很少。由于缺乏沟通和奢侈的亲情，作为一个孩子，穆斯塔法·萨义德无法学习如何表达对他人的爱。家庭是集体中最小的单位，这是培育和培养亲情的地方。穆斯塔法·萨义德缺乏家庭的爱，缺乏母亲的爱，他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他变得无情，在学校里“阴冷如冰”，对那些一直伸出援助之手的人没有表示感激之情。他的一个同学曾经这样形容他：“你不是一个人。”“你是一台无情的机器。”他对别人漠不关心，但是，他把别人的帮助视作别人的义务。并且，这种现象在他的骨子里渗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只知道“从其他人那里获取利益”，但是，从不知道“给予”感谢或者是帮助他人。

其实，另一个重要角色即那位不知名的叙述者，也是苏丹人。他是挖掘穆斯塔法·萨义德邪恶历史的主要线索性人物。与此同时，他也深受穆斯塔法·萨义德的影响。在故事的开头，每个人都是对方的大敌。然而，坚持不可改变身份的叙述者必须接受多变的命运。这位不知名的叙述者有着与穆斯塔法·萨义德类似的学习经历。他们俩都是苏丹的聪明人，都接受了英国的文化教育，多年来，他们都在国外学习，都生活于两个世界之间的狭窄空间。但是，如果他们一生都是一样的话，那么，塔耶布·萨利赫只能选择一个角色来表达他的话题，他也不需要在角色上说太多话。他之所以创造这个角色，并不是因为他选择了两个相似的人，他们两个都有着相同的结局。这个过程很重要，这个过程并不关心“他们是谁”，而是在于“他们是如何成为他们的”，这表现出塔耶布·萨利赫的创作技巧。如果穆斯塔法·萨义德没有遇到叙述者，那么，就不会选择结束他的生命; 同样地，对于这位不知名的叙述者，如果穆斯塔法·萨义德没有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他总会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世界永远不变”。

当他回到家乡时，叙述者心中充满喜悦。在欧洲学习期间，他总是对家乡和他的人民抱有极大的渴望。“七年来，我一直在渴望着他们，在梦想着他们，这是一个非凡的时刻，我终于在这一时刻发现自己站在了他们中间。”一个保持沉默的陌生面孔打乱了叙述者平静的生活，从此刻起，唤起了他的好奇心。叙述者是否只想找出陌生人与他人的不同之处？为什么他要逼迫穆斯塔法·萨义德一步一步地讲真话？叙述者首先向其他人询问了斯坦格（Stanger）的情况，比如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或者是他最好的朋友马祖布（Mahjoub）。所有这些人都在形容穆斯塔法·萨义德是一个善良但是有些神秘的人：他不是当地人。现在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叙述者继续对他持怀疑态度？根据他们的描述，穆斯塔法·萨义德对他的村庄没有造成任何威胁：“不管是在他愉快的时候，还是在他悲伤的时候，他总是愿意付出他的劳动和他的财富。”不仅为他的人民，而且为他自己，叙述者怀疑穆斯塔法·萨义德，对其进行的侦探行动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安全。

在回归时，这位未具名的叙述者有一种安全的感觉。他把自己比作一棵将根扎在地上的棕榈树。他的归属感不仅是他的怀旧情结，而且也是他内心的自恋：“我觉得我很重要，我是一个连续的并且不可分割的整体。” 虽然，他不喜欢欧洲的生活，但是，他很自负，他最好的朋友不会理解他所说的话。当村民把他当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时，他感觉很好。

叙述者是村民的偶像，村民们也把他当作权威，对他高度尊重。然后，当穆斯塔法·萨义德说他在诗歌中的成就在这个小镇里没有实际效果时，他变得愤怒了。穆斯塔法·萨义德的话使叙述者感到羞愧。这也加强了他对穆斯塔法·萨义德的仇恨。他在等待机会，找出穆斯塔法·萨义德未知的过去。然后，饮酒聚会就成了一个转折点。正如叙述者所期望的，穆斯塔法·萨义德无意间朗诵了一首诗，释放了他压抑的自我，然后，叙述者试图向穆斯塔法·萨义德求真相： “如果你告诉我真相，这样会不会更好？”叙述者的最终目的是让穆斯塔法·萨义德知道，这是他的村庄，而不是穆斯塔法·萨义德的，让他知道“他是陌生人，而我不是”，总之，这位未透露姓名的叙述者想强迫穆斯塔法·萨义德离开他的家乡。当穆斯塔法·萨义德找到他时，他并不关注穆斯塔法·萨义德的行动。叙述者所做事的是要保护他在村里的声望，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叙述者常常认为自己是村里杰出的年轻人，他不会允许穆斯塔法·萨义德取代他的位置。我们必须承认叙述者的个性的自私方面，这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他心中的原始力量就是为了保持他的身份和他在村里的地位。然而，与穆斯塔法·萨义德不同的是，穆斯塔法·萨义德在寻求个性时不惜牺牲任何东西，甚至是他的生命。叙述者追求的快乐是暂时的。在很大程度上，他受到了“自我”的驱使。

三

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殖民主义。虽然强迫移民成为殖民制度的一部分，但它也对西方的家庭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结果，一股关于种族差异和混血现象的焦虑情绪主导了西方思想，这种以种族为中心的担忧一直延续到现代主义时代。对西方来说，种族间的关系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也威胁到西方作为殖民统治国的地位。应该指出的是，在西方从（殖民主义）中获利之前，没有人太在意种族之间的差异。种族差异问题成为政治和社会领域许多争论的焦点后，科学和艺术也是由关于种族的假设决定的。为了防止种族融合的发生，建立了一个不公正的种族等级制度，其中白人被列为优等人，黑人被列为劣等人。种族等级制度的形成进一步助长了一种普遍的信念，即跨种族关系将导致白血缘的退化并产生不育的儿童。这种种族化的思想意味着混种族人经常被社会孤立。因此，侵犯西方社会指定的种族边界，参与跨种族关系被视为一种社会扭曲行为。然而，殖民地男性和欧洲女性之间的浪漫故事，如《北迁季节》所述，在殖民地时期是阿拉伯语和非洲小说中的一个共同话题，种族间的关系往往被描绘成以悲剧结束。在阿拉伯和非洲的小说中，通常描绘欧洲女性冷漠自私的性格，殖民地的混血对阿拉伯和非洲男性是危险的。这种以种族为中心的描述可以解释为一种政治和社会挑战，反对西方为了证明帝国理念而建立的种族等级制度。穆斯塔法·萨义德的生活与英国殖民时代的镜像表明，萨利赫写作是为了探索文化历史和国际政治如何影响殖民身份的形成和理解。萨利赫选择通过描述殖民地的跨种族关系来戏剧化这些混乱的联系，迫使读者质疑殖民地种族分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完全挑战。

对萨利赫小说中的苏丹人形象，也有不少批评的声音。这批主要针对穆斯塔法的跨种族关系，比如，萨利赫是想通过穆斯塔法的种族关系来表达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性观念，但是，只关注了对穆斯塔法各种性遭遇的心理分析解读，分析仅限于围绕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来讨论他的爱情事务，而忽略了其他；又如，通过考察穆斯塔法的跨种族关系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作用与小说的历史背景相结合，普遍把穆斯塔法的种族间关系理解为苏丹和英国帝国文化之间的一种不愉快对话。

《北迁季节》反映了一个欧洲和非洲现代性与殖民主义融合的时期，随着异国情调的概念和其他与非洲男性有关的性特征，他们的形象变得充满了性力量，从而增加了白人女性作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另一半对黑人的性欲。因此，有人认为，黑人不仅是政治殖民的对象，而且由于种族主义和性行为之间的联系走到了社会的最前沿，因此也成为白人妇女的性侵犯对象。然而，在萨利赫的小说中，穆斯塔法能够利用性作为殖民地种族复仇的一种形式。在《北迁季节》中，作者萨利赫和他的主人公之间的距离有时似乎变得非常模糊。由于萨利赫偏爱第一人称代词，这就更加复杂了。“我”的重复使用使得区分穆斯塔法和作者的声音变得困难。这两种声音的混合产生了一种感觉，萨利赫是穆斯塔法的朋友，这反过来表明他可能持有相同的价值观和信仰。萨利赫对殖民时期的跨种族关系的理解被视为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与殖民主义的过去记忆是不可分割的，至少对非洲男性而言是如此，因为种族与一场更大的自尊之战有关。结果，性和支配成为穆斯塔法的纠结，并被用作压迫的工具。为了实现他的性复仇，穆斯塔法自愿成为受害者，从而给自己带来暴力，成为东方神话幻想的化身。在实现安·哈蒙德（Ann Hammond）的性幻想时，穆斯塔法扮演了一个非洲国家的传统角色。安对穆斯塔法说，“我想充分闻到你的味道——非洲丛林里腐烂的树叶的味道，芒果和熊掌的味道，热带香料的味道，阿拉伯沙漠里下雨的味道”。穆斯塔法的气味与“芒果”“熊掌”和热带香料有关，再一次表现出异国情调。安还将穆斯塔法与“腐烂树叶的气味”联系起来。安从“腐烂的叶子”的不受欢迎的气味中获得的快乐，暗示了一种通常被憎恶的反常的享受。欲望和厌恶的矛盾轴是一种吸引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人们和文化相互混合和融合，从而改变他们自己，作为一种排斥的结构，不同的元素保持不同，并以对话的方式相互对立。种族的概念在这里表现出了深刻的辩证性：它只在定义为反对潜在的混合时才起作用，这种对立结构表现出冲突文化的紧张关系，冲突文化通过种族意识形态来定义自己。通过将穆斯塔法简化为一种“气味”，他不再被视为一个人，而是一个满足安·哈蒙德感官的物体。穆斯塔法不是一个平等的伴侣，而是一种香水味，安·哈蒙德想用它来掩饰自己。这样一来，穆斯塔法就变成了一种将安·哈蒙德和她的白色世界分隔开的包围气味。对安来说，与非洲男性的亲密关系使她能够接触到当地的世界，这对她来说意味着异国情调和神秘。通过将穆斯塔法視为原始的欲望形象，安清楚地持有她非洲情人的本质化观点。安·哈蒙德这一角色的吸引力是建立在她渴望通过与另一个世界的亲密接触来进入本地世界的基础上的。

通过满足一个异想天开的本地人的角色来满足安·哈蒙德的幻想，看来穆斯塔法“只作为殖民者需求的一种功能存在”。然而，尽管穆斯塔法自愿“扮演本地人”，他这样做是为了引诱安·哈蒙德和他的其他伙伴进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当穆斯塔法告诉叙述者他以前与安·哈蒙德的关系时，他承认自己假装是“她所有愿望的象征”。穆斯塔法同意扮演“表演片段”并象征着“非洲丛林”，因此可以认为这一切都是“谎言”，仅仅是一种角色扮演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穆斯塔法利用现代性的文化冲突为自己谋取利益。穆斯塔法还援引殖民话语来挑战白人权威。模仿的威胁开始发挥作用，穆斯塔法的模仿行为颠覆了西方优势和非洲自卑的假定权力角色，扰乱了西方殖民者的权威。

在回忆他第一次与伊莎贝拉·西摩（Isabella Seymour）会面时，穆斯塔法告诉叙述者，他“仔細检查了她的脸：她的每一个面部特征都增强了他对这是他的猎物的信念，在七月的阳光下，一个闪闪发光的青铜像，一个充满秘密和狂喜的城市”。通过穆斯塔法对伊莎贝拉面部的详细观察，萨利赫让穆斯塔法处于拥有控制权地位，而不是殖民地注视的对象。穆斯塔法选择把伊莎贝拉称为“这个”，把他的爱人降低到一个客观的地位。“猎物”这个词经常被穆斯塔法用来指代他的伴侣，并且在小说中被反复使用。“猎物”这个词使人联想到一个要被杀死的目标的形象，并表示一个权力等级。穆斯塔法通过将受害者标记为“猎物”，将他的伴侣归类为“无力的”，同时将自己定位为“捕食者”的优势角色，因此成为他关系中的主导力量。穆斯塔法把他的“猎物”作为可识别的整体的一部分，将他的伙伴与他认为必须被压制的白人世界联系起来。

伊莎贝拉还被比作“一座充满秘密和狂喜的城市”。在小说中，女性的身体和风景之间的联系在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描述性联系的重复使用突出了穆斯塔法的信念，正是这种持续的信念使穆斯塔法明确地说，“我，超越一切，是一个殖民者”。通过公开使用属于征服者的话语，穆斯塔法收回了任何被殖民主义放弃的非洲力量。伊莎贝拉也被描述为“青铜像”。通过将伊莎贝拉定位为一个失落的非洲的代表，穆斯塔法对他的爱人的性征服反过来又会采取行动，恢复从他那里被夺走的非洲传统和祖先。这一描述似乎很讨人喜欢，因为它强调了伊莎贝拉晒黑的白皮肤的美丽。然而，它也把伊莎贝拉描绘成一座将要赢得的雕像或奖杯——正如殖民者试图占有“黑人”一样，穆斯塔法在这里努力占有他的欧洲情人，就像要获得的奖品一样。

“赤道”和“中间道路”两个词的含义可以理解为相同的东西。然而，穆斯塔法却将它们对立起来，以突出黑人在社会中的边缘地位。在“赤道”上被创造出来，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天生就具有一种不连贯的身份。当赤道把北半球和南半球分开时，穆斯塔法利用这一地理位置，指出他被困在传统非洲文化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之间的感觉，他觉得这些文化越来越对他形成压迫。对穆斯塔法来说，接受西方文化的就职典礼进入他的生活，无论是通过跨种族关系还是其他方式，都将是对他的本土文化的背叛。结果，穆斯塔法承受着选择“种族”的压力。穆斯塔法自我创造的文化选择意识，导致他强烈拒绝与欧洲妇女相守，以证明他对非洲的忠诚。令人惊讶的是，穆斯塔法最宝贵的跨种族关系以对方的死亡告终，西摩请求穆斯塔法在性交中杀死她：“亲爱的，这是我的船，驶向毁灭的海岸。”我俯身亲吻她。我把刀刃放在她的胸部之间，她把腿缠在我的背上。我慢慢地往下压。慢慢地。她睁开眼睛。那双眼睛里有多么狂喜！她看起来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漂亮。“亲爱的！”她痛苦地说，“我以为你永远不会这样做。我几乎放弃了对你的希望。”我用胸口按住匕首，直到它消失在她的胸部之间。我能感觉到她胸口喷出的热血。她哀求道：“跟我来，跟我来。”我开始用胸膛压住她。跟我来。别让我一个人去。“我爱你！”她对我说，我相信她。“我爱你！”我对她说，我说了实话。

到目前为止，穆斯塔法在小说中一直拒绝向他的爱人表达任何深情的情感。穆斯塔法在这一场景中表达的亲密和敌意的混合，是读者能够看到的最接近“爱”的迹象。穆斯塔法的刀子所期望的穿透力与情人身体的性穿透力相吻合，这导致了一个“摇头丸”时刻的体验。因此，谋杀行为与性满足是平行的，通过描述施虐受虐的场景突出了死亡的色情性。然而，当穆斯塔法俯身亲吻时，他表达了一种爱意。这一时刻的亲密为谋杀定下了基调，这不仅可以被视为性行为的反常高潮延伸，也可以被视为“爱”的行为。萨利赫对这一场景的描述强调了谋杀不应被视为谋杀，而应被视为一种满足女人不断渴望在情人手中死去的行为。在殖民时期阿拉伯和非洲的小说中，对失败的跨种族关系的描写并不少见。然而，导致这种关系消亡的原因往往是欧洲女性和她无法脱离的西方殖民主义心态。相反，萨利赫允许穆斯塔法控制他所有的种族间关系，以及每段关系的结束方式。

尽管这里用生动的色彩和笔触，描绘了一个杀气腾腾的黑人杀死一个白人妇女的传统殖民形象，但当女人渴望谋杀行为时，这一场景就摆脱了他们以前的传统形象，即一个优秀的西方人和危险的本地人的跨种族婚姻不再受种族差异的束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方一再邀请后，穆斯塔法并没有和她一起死去。因此，尽管穆斯塔法表达了他的真爱，他仍然无法将她视为白人以外的任何人。即使是在赞美对方的美丽时，穆斯塔法也说“她看起来比任何东西都美”，而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人。穆斯塔法仍然坚定地把所有的欧洲情人视为一个同质实体的一部分。因此，穆斯塔法选择杀了她，这可以解释为他通过复仇达到平衡来净化非洲历史的行为。

穆斯塔法和他的欧洲伙伴都证明努力通过将另一方视为劣势来构建一个优越的自我形象。虽然穆斯塔法被他的欧洲伙伴视为异国情调和异教徒，但他也把他的爱人视为“猎物”。因此，尽管穆斯塔法的伙伴起初似乎想通过与一名非洲男性的交往，来推翻对殖民时期跨种族关系的社会谴责，但他们不断地引用殖民话语，有助于维持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种族化二元关系，从而使种族冲突永久化。此外，由于穆斯塔法对她们的吸引力在于她们对“另一个”世界的迷恋，而女性认为穆斯塔法是“另一个”世界的象征，因此穆斯塔法对她们的吸引力直接与西方所建构的苏丹人传统形象有关。穆斯塔法认为他的所有欧洲伙伴都是英国帝国主义文化的代表，因为他无法脱离殖民地的记忆。为了争取种族复仇，穆斯塔法通过性压迫他的爱人们，把他的痛苦变成愤怒，试图隐喻性地拒绝西方，净化非洲殖民暴力的历史。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