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明

[提要]苏东坡的“活法”是文化软实力中的硬货。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北宋胡宿最早提出诗学“活法”说。苏东坡的诗文集中虽未发现“活法”二字，仅在其《东坡志林》卷八里有“法活”二字，但这无碍他将胡宿提出的“活法”说扩充拓展应用到极致。“活法”说的提出，为中国诗歌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今天，对“活法”说，应该放置到更广阔的空间、更大的传统文化格局下重新审视。“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如何因“活”而“活”，是人类文化史上经久不衰的命题。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根和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传承文化文明，要注意大众与小众、专业与现实、话语表达等关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

中国诗歌的演变，是一个没规矩、立规矩又修订规矩，树传统又不断突破传统的过程。如果离开了诗学“活法”①，中国诗歌也不会有由《诗经》而《楚辞》、从唐诗至宋词元曲的变化发展。这是因为“活法”说既是中国古代诗学之辩证法，又是推动中国文化前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动因。

考中国古代以“通变”为本质，以“词达”为目标的诗学“活法”，来源于先秦，而起源于赵宋。对于“活法”说的起源，几乎古今同声，都认为由两宋之交的吕本中最先提出。的确，吕本中在崇宁元年(1102)或二年(1103)《江西诗社宗派图》②中言“灵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是名活法。”[1](P.559)由于宋人对“活法”说颇为推崇，往往认为吕本中为这一学说发明人，今人如钱钟书、郭绍虞、罗根泽等亦不例外，认为“活法”说创自吕本中。

但“活法”说起于吕本中并非历千年而无疑之论，早在南宋就有学者对吕本中的学术渊源提出过探讨，如“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弗及也。”(《宋元学案》卷三十六《紫微学案》)吕本中的“活法”说是否也得于“中原诸老”呢？我们认为吕本中的“活法”说无论从名称还是内涵，都来源于北宋胡宿。[2](P.650)

胡宿《文恭集》卷五《又和前人》诗云：“作者傍边好见闻，速来就汝作比邻。诗中活法无多子，眼里知音有几人。尔许精奇花粲笔，岂容尘俗海翻银。老夫幸有千机锦，尚欠江头一浣新。”[3](P.650)该诗中“活法”两句，表达了胡宿对当时诗歌创作界和评论界的强烈不满，比吕本中提出“活法”早几十年。无独有偶，胡宿之后的黄庭坚也有将织锦喻作诗之比。

可见，最早提出诗学“活法”说者是北宋和欧阳修同时的胡宿。[4]稍后的苏轼和南宋吕本中、杨万里等数十位提倡“活法”、实践“活法”的代表人物,又将诗学“活法”扩展到文学艺术的其它体式和更多领域,如词学、赋学、经学、绘画、书法、弈棋、杂技、数学、医学、兵学阵法、政界任吏、救荒赈灾、治国利民及阴阳、养殖、印刷和民生等等,出现了“活火”、“活水”、“流水”养鱼、“流水”煎药、“活水”画、“活法”书、“活水”烹茶、“活火”煎茶、“活法”茶、“活笔”、“活字”、“活版”、“圜府活法”等新语汇，反映了宋代(特别是南宋)的社会状况。

南宋黄渊《四如集序》云：“‘诗’，‘活动物也。’”陈造《江湖长翁集》云：“文以变为法。”明唐顺之《文编序》云：“所谓‘法’者，神明之变化也。”许学夷论宋诗也云：“宋主变，不主正。”

“正始之音”代表人物之一王弼曾说：“物无妄然，必由其理”。胡宿“活法”说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对谢朓、沈约等六朝诗人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对盛、中、晚唐及李白、杜甫等互补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了佛教“中观论”和禅宗“但参活句，莫参死句”等教条的启示，并包括了对同时代文人相关见解的吸收。

二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苏东坡的诗文集中虽未发现“活法”二字，我们仅在其《东坡志林》卷八里看到“法活”二字，但这无碍他将胡宿提出“活法”说扩充拓展应用到极致。③其正如惠洪评东坡等“用事琢句”云：“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冷斋夜话》卷四，《四库全书》本)。何况，未直言“活法”的苏轼也还有论和“活法”相对的“死法”及“法活”之语呢！从实质上说，苏东坡是宋代“活法”说发展中的最重要一环，他对“活法”进行了再创造，只是有其用而无其名罢了。

在中国古代，文人每每苦于诗、词、文、书、画各体不能打通。一般来说，一个文艺家的创作才能往往有限，而文章之体又有其既稳定而又须变化的“双重性”。其或如曹丕《典论·论文》中所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5](P.1098)，亦如宋邓肃云“古来散文与诗律，二手方圆不兼笔。”

如果我们视通古今，就会注意到各种风格往往相辅互补，对立统一。这既体现在作者的创作风格上，更体现在作品艺术特色上，如《诗经》和《楚辞》、司马相如和扬雄、李白和杜甫、韩愈和柳宗元、苏轼和黄庭坚……鲁迅和郭沫若等等。《诗经》似“方”，《楚辞》似“圆”；扬雄似“方”，司马相如似“圆”；杜甫似“方”，李白似“圆”；韩愈似“方”，柳宗元似“圆”；黄庭坚似“方”，苏轼似“圆”；鲁迅似“方”，郭沫若似“圆”。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很多。孟子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规”“矩”“方”“圆”，不可或缺。万事如此，论诗亦然。“以规补矩”，“以圆补方”。方圆互补，才是“活法”

苏东坡正是力图在诗文各体的打通上做尝试，把一些新体或者旧体，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赋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方圆互补，意在法外，这才是诗学“活法”实践创造的真髓所在。

苏东坡用打通之“活法”求新求真求变，他以文为诗、以诗为文，具体表现在题材扩大、议论增多、比兴通用、体式互补等方面。其前、后《赤壁赋》是“以赋为文”的代表作。众所周知，赋当押韵，而《后赤壁赋》全篇几乎未押韵；赋之句型以四六言为主，而《前赤壁赋》中优美的文字，简直与散文无二。这样的赋，在当时就受到了“一洗万古”的评价。

“活法”说的提出，为中国诗歌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而苏东坡的若干文学主张，如“八面受敌”与“以情理推之”，“弹丸脱手”与“兔起鹘落”，“无意为文”与“有为而作”，“随物赋形”与“行云流水”，“以文为诗”与“以赋为文”，“以我观物”与“自是一家”等，无一不是对“活法”说的最好实践。苏轼倡导“无意为文”，并不是绝对的，从创作过程看，最初或出于“无意”，其实始终处在“无意”和“有意”之间，而最终呈现出来的则是“活法”说所指引的“无意”境界，是“天工”与“人巧”、“无意”与“有意”合二为一的最高境界。这种理论主张对北宋文人的思想与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苏轼的身上，形成了政治、学术、文学三者的关系相互“打通”。他身体力行地将“活法”融合“打通”于政治、学术、文学等之中，对“活法”进行了创造，在言行中积极倡导并努力实践。

三

苏东坡对“活法”说进行了怎样的创造，苏东坡的“活法”究竟是怎样的“活”？他全面实践诗学“活法”说的文字，就是其人生“活法”的真实记录，当我们阅读那些有温度的灵动华彩词章，就可以发现他跌宕起伏的生命经历，就可以发现丰厚文化的根，就可以对苏轼的人生“活法”略知一二。

首先，文学主“变”，文艺各领域做到“自是一家”。

苏轼在《御试制科策》中说：“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蛊。”(《苏轼文集》卷九)④也在《策略一》中说：“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以其动而不息者也。惟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苏轼文集》卷八)④

以此为证，结合爬梳剔抉苏轼的更多文章，我们发现前述所言的主“动”主“变”即是苏轼为人处世的核心哲学思想，苏轼认为天地万物及人事都是在运动和变化中而得以生生不息的，文学艺术和政治功业也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

文学上主“变”，始于苏轼“善读书，善用书”。欧阳修之所以预见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便是从其应试文章和交谈中看出苏轼善读善用，认为是“活学活用”的高度概括。那么，苏轼阅读时，对“活法”，究竟是怎样的实践创造呢？这就在于他读书主张掌握书理，求其作者本心，善于对书中之事作合理想象、恰当补充。而要能如此，正如苏轼自己所说，“当且博观而约取，如富人之筑大第，储其材用，既足而后成之，然后为得也(《与张嘉父》)，⑤”“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送安悙秀才失解西归》)”[6](P.247)，也就是说读书的关键不光是勤，更要带着需要、带着问题、带着思考。苏轼在《虔州八境图序》中提出了具体的“八面受敌”的读书法，即指把书按自己的需要重新编成一部活字典似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习卡片样的东西。

苏轼文学上主“变”，充分体现在他对作品的翻新、创新上，不落窠臼、不袭套话。如他《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其二》诗后有记云“少年时，尝过一村院。见壁上有诗，云：‘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不知何人诗也。宿黄州禅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记此诗，故作一绝。”创新为“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7](P.1031)写到夏侯玄时，苏轼没有按“套路”写其就义时的临危不惧，而是别出心裁写“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8](P.9)，意思是人能够在打破价值千金的碧玉时不动声色，比如蔺相如，却可能在打破一口锅时大惊失色；人能够跟猛虎搏斗面不改色，但可能看到蜜蜂蝎子时吓得脸变色。写出了常人没有写出的常情常理，别开生面。

苏轼诗文的“活”也得益于他的“敢”。如写美人，他敢写常人所不写。一般人写美人，写眉目神态姿态的多，鲜少写‘肉’，但苏轼词《洞仙歌·冰肌玉骨》却写了：“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9](P.414)在《庄子·逍遥游》典故的基础上，进一步“活”用“冰肌”。苏轼还敢于和善于熔铸街谈市井的俗语入诗，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写，比如他的诗中可以写牛屎、牛栏，《次韵子由浴罢》里“生造”的“老鸡卧粪土，振羽瞑双目”等，淋漓尽致展现他“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通透“活法”。

苏轼的散文，如南宋孝宗皇帝赵眘所赞：“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花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苏轼文集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师欧阳修并称“欧苏”；与唐韩愈并谓“韩苏”，有“韩潮苏海”之称。苏轼的诗，“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苏轼的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人耳目”，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方面，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大家”；绘画方面，与文同并称“文苏”。被誉为“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苏轼能够成为诗、文、词、赋、书论各体文学成就最高和书画艺术等成就杰出的领袖人物，关键在于他把“活法”扩展到了整个文学艺术系统，坚持求新求变，融会贯通以应物。

苏轼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文集》卷70)④；《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苏轼文集》卷69)④；《次韵答参寥》中，说作诗“新诗如弹丸，脱手不暂停”(《苏轼诗集》)[7](P.1400)。

苏轼说的“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7](P.2630)“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7](P.1525)“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10](P.2209)“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7](P.278)“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11](P.614)等，完全打通了各体文学艺术之间的界限。他把一些新体或旧体，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白雪堂记》《放鹤亭记》《游桓山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思堂记》《众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还有前、后《赤壁赋》《黠鼠赋》《天庆观乳泉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苏轼不少著名的“记”，如《庄子祠堂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眉山远景楼记》等，实则也是借题发挥，“变相”地借“记”作“论”，都是名记实论之佳作，但这种手法恰好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其次，政治主“动”，形成“一”与“多”、“恒”与“变”的辩证观。

苏轼的哲学思想是主“动”主“变”，这主导着他一生的“活法”。政治功业方面，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未尝无功业也，因变而见。”“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 “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虽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悦于世也。”[12](P.1379)

基于“因变而见”的思想，苏轼在从政时是主张“变法”的。只不过他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所以，他在政治上一方面独立不倚、不涉其党，另一方面又知无不言、抗争不已，甚至在“乌台诗案”后，还说什么“及陛下即位，起臣于贬所，不及一年，备位禁林，遭遇之异，古今无比。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无以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少报万一”。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虽然主要论述了王安石变法的不便，但依然有支持变法的言论：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世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纲之必断。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词。

这使他受到两面的挤压。改革派当权时，苏轼的“渐变”主张被“剧变”派视为保守，而遭迫害；保守派当权时，他却因主张“渐变”而被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视为敌对势力，而受排挤。以至苏轼一生风雨阴晴，大起大落。

然而如苏轼在《书义》中言：“水鉴惟无心，故应万物之变。”他的人生活法是主张顺应实际情况而变的，“天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物隆则与之偕升，物污则与之偕降。”[13](P.173)变则通，使他能全面认识事物，对人事品评充满“辩证法”，善于从多角度多方位地看待、观察事物。

观书如此，观境如此，观山如此，观日如此……观察一切事物莫不如此。苏轼的哲学著作《东坡易传》中明言其思想：不以贞为观者，自大观之，则以为小；自高观之，则以为下……天下敦为真远？自其近者观之，则远矣；孰为真近？自其远者观之，则近矣。[14](P.314)苏轼的人生“活法”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并且主张游于物外，静眼旁观事物之变，这些使得他能在满目疮痍的日子里活出快乐。

年过60岁被贬蛮荒之地儋州，苏轼不绝望和怨恨，而是看到：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之中，有生孰不在岛上者？他站在欣赏景色的角度，感叹若不是被贬至此，还不能享受到绝美的海景——“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15](P.2366)。

身处逆境，苏轼总能从柴米油盐中找到生活的乐趣。贬至黄州，他发现那里的猪肉好，写《猪肉颂》：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研发出东坡肉。发现儋州的生蚝特别好吃，苏轼在《食蚝》中写“生蚝肉与浆入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嚼……”，他赶紧写信给儿子分享收获，还不忘打趣“千万别让朝里的士大夫们知道了，不能被他们抢吃了”。

生活中具备有趣灵魂的苏轼，政治功业上一直保有积极的奋斗，无论提拔还贬谪。即使在儋州“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他也办学堂教书，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开拓了儋州的文化领域。苏轼1086年入主翰林院后，以他为中心，两制三馆唱和在嘉佑之后再现高潮。苏轼主张政治、学术、文学互相促进，这一时期的革新、求活之风盛行，“非借才于异代也，有作新观感之实德”，正是苏轼政治求变、学术求变、文学求变 “活法”思想的鲜明呈现。

四

今天，如果将“活法”仅局限在文论的狭义范畴，这未免误解了“活法”。宋代之所以能一跃成为华夏文化的“造极之世”，其重要原因之一即这几乎是一个人人言活法，时时言活法，事事言活法，向“活”而乐，缘“活”而生的时代，以至于周必大在《平园续稿》中有“诚斋万事悟活法”之说。[16]对“活法”说而言，我们觉得应该放置到更广阔的空间、更大的传统文化格局下重新审视。“活法”之“活”，既有“灵活”之意，也可以“存活”相诠，其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辩证法的实质一个“活”字,或者说是一个“变”字。然而其“活”其“变”，又是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的。它是中国文化智慧的精准表达。传统与现代，老树与新花，如何因“活”而“活”，可说是人类文化史上经久不衰的命题。当下，讲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说到底讨论的也是“活法”。创造是“活”，创新是“法”。所以，这一主张不仅限于文学，凡做人做事，读书从政，其实都有一个“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吕氏春秋·察今》)⑥的“通变”问题。看来，有宋一代诗学中的“活法”说，的确能赋予我们特别启迪，让我们以更高的智慧“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因为经典的学术话语体系，总是既沉淀了厚重的历史，又穿透了轻薄的现实，总是勾连天地，融通传统。

巴蜀坊间有言“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苏东坡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画、书法甚至美食之中，还将“活法”说自然而然、淋漓尽致的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

如人们耳熟能详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7](P.2641)其实这三州恰恰是苏东坡最失意之时，可是他却豁达地将其称为“功业”，这里流露出是东坡式的自信与达观，也是我们中国人面对逆境时，“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活法”。

这样的“活法”是主张顺应实际情况而变的，“天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物隆则与之偕升，物污则与之偕降。”[13](P.173)变则通，使人能全面认识事物，对人事品评充满辩证法，善于多角度多方位地看待、观察事物。如观庐山时，苏东坡用了“八面观法——横、侧、远、近、高、低、中、外”，化为《题西林壁》，观“南康一境”时他作出“南康八境”。

苏东坡的一生在诗文上达事达理达意，在行动上达到其一生所穷尽之“理性”“得事之真”和“见物之情”。有“情”是他与其他理学家最不同的地方。苏东坡是“活法”说的集大成者，“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活法”都在有意无意、间接直接中受到了他的影响。

当我们穿越岁月的厚重幕幔，不难发现，苏东坡一生留下了太多的文化瑰宝，特别是他重“活法”有温度的诗文，细读检讨，常思常新。这些并不是字词的排列组合，而是流淌的岁月生命，生命是会延续的。正如眉州之山，钟灵毓秀；岷江之水，清澈灵动。所以说，他像星空中最皎洁的一轮月，照亮前行的路；像暗夜里最明亮的一束光，温暖孤寂的心；像人世间最温润一片亮，指引透明众生的航程。展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这或许是苏东坡从宋朝走到今天，成为中华文化底色的原因。

如果我们要再进一步追问，苏东坡的“活法”究竟是怎样的“活”？回答是：以人为本，以情为本，而非以理为本，以法为本。“情”活而“理”死，“法”为“人”所创。故以法、理为本是“死法”；以人、情为本，才是“活法”。

五

当下，研习检讨倡导苏东坡的“活法”，究竟有什么实用价值？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7]“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18]近年来，我们常提文化自信。什么叫信？“六书”在两千年前就已写清道明，人言为信。自信是什么？相信自己说的话。文化自信是什么？就是对自我语言和文化的忠诚与信念。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目前，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工作，有力地增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特别是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的重要方面，明确了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文化自信自强，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

从世界的发展来看，国家的发展进步和文化的发展进步是同步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越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越需要有文化的根脉支撑。这个根脉，就是无论我们走了多久多远，最终都会回到原点上去。这个原点就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没有文化，等于灵魂失去了故乡。核心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19]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避免走入误区，要注意大众与小众、专业与现实、话语表达等关系。我们认为主要有外在路径和内在路径。制度认可、国家提倡、名人效应、商业影响等是外在路径。让国人通过耳濡目染、发自内心地认同中华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换为文化自信，这是内在路径。苏东坡对“活法”说的实践创造，无疑是这两条路径中的一段，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必须着力建构。“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20]

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厚和长远，要充分发挥文化“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巨大影响作用。

其一，我们广大研究者。研究的结果能从专业的学术层面走向更广阔的现实应用。真正的学术大家，他们的高文典册、价值地位、传播影响，不应该仅停留在狭小学界和有限书斋，这只是板着面孔极小众的孤芳自赏；而且更应该流布在社会和广大的老百姓心中，这才是很大众接地气的人间烟火。以苏轼的“活法”说来讲，传递的是创造革新的核心的观点，可以启迪我们现在理国事、做学问，待友、做人。

其二，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有拿得出手的优秀文艺作品，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作品。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提供了文化资源，但建构文化认同过程中，必须批判性处理现代性与全球化问题，而不能走进将文化认同与现代性、全球化相对立的认识论误区；力争实现“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比如苏轼倡导的“活读法”，放在现在仍不过时，值得采用。

其三，形式方面创新。把中国的经典和音体美、衣住行结合起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19]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充分了解经典里高超的智慧：儒释道；丰富的情感：真善美；优美的语言：刚柔温。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因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蕴含着理论思考的深度，文献积累的厚度，胸怀天下的气度，才华过人的温度。

总之，苏东坡对“活法”说的实践创造，其影响早已跨越宋元明清各朝各代，传播海外，扬名欧美，值得今天更多的敬仰、传承、弘扬，现有的成果远远不够。当代日本著名实业家稻盛和夫把自己的人生“活法”总结成书《活法》，近年非常畅销。“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苏东坡，若把他的人生“活法”著书推广传播，相信一定更具畅销的硬实力，因为这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注释：

①参见曾明《胡宿诗学“活法”说探源》，《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曾明《“师法”与“活法”——苏轼“活法”说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6期。

②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以下简称《宗派图》)所作时间学界殆有三说:(1)崇宁元、二年(1102、1103)说，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在吕本中“少时戏作”的基础上，通过对饶节出家的时间为崇宁二年正月半的考论，定《宗派图》作于崇宁元、二年。(2)绍兴三年(1133)说，此论出自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后李光，王十朋，周必大至清代的纪昀、朱彝尊等都支持此说。今人也有人重申此论的孙鲲《江西宗派图写作年代质疑》，《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4期；黄宝华《〈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写定与〈江西诗派〉总集的刊行》，《文学遗产》1999年6期。(3)政和元年(1111)说，参考谢思炜《吕本中与江西宗派图》，《文学遗产》1985年3期；姚大勇《江西宗派图作年考》，《江海学刊》2001年3期；伍晓蔓《江西宗派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版。

③苏轼《东坡志林》(卷八)，王松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④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⑤苏轼.苏轼文集[M]．卷53 北京: 中华书局，1982.《苏轼文集》卷10《稼说送张琥》中亦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之语；又《苏轼诗集》卷15《代书答梁先》诗亦云：“学如富贾在博收，仰取俯拾无遗筹。”

⑥《吕氏春秋 察今》“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 《吕氏春秋集释》[M].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