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露露 邬菊艳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新冠自暴发以来，对人类生活产生极大影响,与该疾病相关的语言和文化现象也日益引起学界关注，如杨全红、胡萍萍探讨了“火神山”与“雷神山”英译、COVID-19、herd immunity(群体免疫)和sovereign immunity(主权豁免)汉译问题[1]；周红霞、梁步敏考察了Wuhan Virus、China Virus等污名化问题[2]；殷健则提出“新冠肺炎”相关术语的命名在西方出现了消极传播与构建，有损中国文化安全[3]，已有研究加深了我们对新冠术语的理解，是本研究的起点。但是，本文认为，新冠病毒和疾病名称不仅是静态的术语，更是动态发展的命名过程，这个过程与人类对该病毒和疾病的认知过程协同发展，而且这种动态命名机制对很多流行性疾病具有普遍性价值，非常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4]。

本文将梳理汉语名称“新冠肺炎”与英语名称COVID-19在不同时段的发展历程，探讨该新术语的起源、发展与确定的过程。新冠病毒起源时期，人们采用“范畴化”策略命名病毒，将其初步归类，便于研究治疗；新冠病毒发展时期，感染病例不断增加，人们不自觉采用“信息回避”策略再次命名病毒；新冠病毒成熟确定时期，人类对该病毒基因序号、疾病特征、感染病毒后患者的临床反应以及治疗措施均已有足够认知，权衡多种因素命名，采用“综合”策略正式命名。

1 范畴化

范畴(category)，即类别。人们基于互动体验，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在思维上的概括反映，以主客观互动为基础对事物进行归类，由此产生类别。范畴化(categorization)，即分类的认知心理过程，是人类从千差万别的事物中看到相似性，并据此将可分辨的事物处理为相同的类别，从而形成概念的过程[5]78。范畴化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范畴化是范畴形成的基础，而范畴则是范畴化的结果。范畴和范畴化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水果”是一个范畴，苹果、香蕉、橘子属于这个范畴中的典型成员，西红柿则属于“水果”范畴中的边缘成员。当圣女果新产出时，人们将其认知为小的西红柿，小西红柿属于西红柿；同时，圣女果一般都生吃，与“水果”范畴中的典型成员苹果、香蕉和橘子有共同特征，由此，圣女果被认知为“水果”范畴，这是圣女果被范畴化的过程。新冠肺炎疾病的汉语和英语名称的命名也经历了范畴化的认知过程。

国内，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将这种新近出现的传染性疾病对外公布时称之为“不明原因肺炎”，2020年1月3日则认为这是一种“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在后续的基因组定序研究中发现，引起该疾病的病毒在电子显微镜下呈球形、上有皇冠凸起，是一种“冠状病毒”，因此2月7日，国家卫健委将病毒汉语名称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而由该病毒引起的肺炎则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国际，2020年1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将疾病暂时命名为2019-nCoV，n表示novel(新型)，CoV表示Coronavirus(冠状病毒)；1月30日，世卫组织又将疾病名称修改为2019-nCov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2019新型冠状病毒急性呼吸道疾病)；2月11日，世卫组织最后将疾病名称正式确定为Coronavirus Disease 2019(2019冠状病毒病)，简称COVID-19。

以上新冠疾病命名过程表明，随着人类对该疾病认知的不断深化，该疾病命名呈现动态发展趋势。具体而言，新冠起源初期，医护人员发现该疾病伴随咳嗽、感冒、发烧等肺炎常见症状，且肺部最先发炎，称其为“不明原因肺炎”或“新型肺炎”，表明该疾病隶属“肺炎”范畴。而“肺炎”根据感染的病原体不同，可分为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真菌性肺炎、放射性肺炎等，细分后的范畴导向更加明确[6]。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类肺炎主要由某种病毒引起，由此将其命名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表明该疾病隶属“病毒性肺炎”范畴。尽管该阶段并不清楚由哪种病毒引起，但这种范畴化的命名机制可为研究和医护人员抗击疫情提供明确的导向：进一步寻找引起该疾病的特定病毒。“病毒”范畴中，根据病毒形状不同，可分为球状病毒、砖状病毒、链状病毒、冠状病毒等。因此，“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名称显示该疾病隶属“冠状病毒肺炎”范畴，此时，人类对这种不明原因病毒的认知更为深入了。后续又对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一代一代的变异株进行研究，发现该病毒的多种变异株基本在“冠状病毒”范畴内发展，世卫组织则用希腊字母将其命名为“α株”(阿尔法株)、“β株”(贝塔株)、“Δ株”(德尔塔株)、“ο株”(奥密克戎株)等，这些病毒都属于“新型冠状病毒”范畴。因此又有了“阿尔法病毒性肺炎”“贝塔病毒性肺炎”“德尔塔病毒性肺炎”和“奥密克戎病毒性肺炎”等疾病名称。

从“不明原因肺炎”到“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再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及“奥密克戎病毒性肺炎”等名称发展的过程，与人类认知病毒和疾病的认知发展过程相协同，而这两者的发展过程本质始终遵循范畴化的认知思维模式。又如2022年全球开始兴起不明原因儿童肝炎，据世卫组织报告，5月17日，全球已出现超过400例不明原因儿童肝炎病例，研究人员正在对致病原进行调查。与新冠初期命名十分类似，因不确定此次疫情致病原，运用范畴化策略初步归类为“不明肝炎”，确定“肝炎”范畴后，我们可以预见科研人员将沿着这一范畴继续细分，不断深化认知。总而言之，范畴化的认知思维方式对疾病名称的命名和疾病本身的探索道路具有普遍性意义。

2 信息回避

回避，是人类应对充满不确定性世界的一种普遍方式。无论出于主动或被动原因，人们通常会存在拒绝、避免或延迟获取可利用信息的规避行为，因此，回避，也常被称为“信息回避”或“信息规避”。信息回避是一种不寻求信息的特殊行为[7]，信息回避驱动因素大致可分为个人因素、信息因素和环境因素。个人因素，包括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认知因素是指人们为了减少认知努力，更倾向于接受与自己认知结果相似的信息，以避免认知失调；情绪因素是指人们面对过载信息，会产生不满意感与倦怠情绪，面对与自己认知相矛盾的信息易产生焦虑不安、失望恐惧等负面情绪。信息因素，体现在信息数量、信息质量与信息表现形式上，信息数量过载，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与用户之间的可信度、相关性与互动性难以确认，以及各种不同信息表现形式，都会影响用户信息回避。环境因素，包括社交媒体特征因素与社会性因素，社交媒体特征因素，根据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的社会认知理论，个人、行为与环境三者之间存在交互决定关系[7]，环境对个体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作为无数用户线上活动的主要场所的社交媒体，势必也会对个体用户行为产生影响；社会性因素，则包括政治影响、文化价值观等其他因素。

新冠疾病命名过程中也常常体现信息回避动因，例如，信息回避驱动因素对污名化名称的出现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个人因素中，认知冲突与负面情绪是污名化原因之一。人类面对新冠这样一种极具传染性且不断变异的病毒，原有的认知水平难以应对感染人数激增的局面，导致认知失调。焦虑不安、恐惧害怕等负面情绪会让人们倾向于选择与本国无关的名称，造成病毒与我们无关的错觉假象，这是面对不确定事物的自我保护机制，从而达到减少负面情绪，维持乐观的目的。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称新冠病毒为Wuhan Virus、China Virus或Kungfu Virus，以减少美国人民的消极情绪。信息因素中，过量疫情信息推送是疫情时期网络常态，疫情信息质量参差不齐，社交媒体上充斥大量未经证实就广为传播的错误信息与谣言，多元化的信息形式逼迫网民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同一主题，影响甄别信息能力与信息认知能力，从而进一步促进疫情虚假信息传播。环境因素中，社交媒体受到国家、政治、种族与文化价值观等社会性因素影响，选择性地报道相关疫情事件，难免出现以污名化名称报道疫情信息。

回顾人类发展史，很多传染性疾病都背负污名，有些涉及国家与地区名称，如“西班牙流感”“香港脚”“中东呼吸综合征”等；有些涉及动物名称，如“猪流感”“鼠疫”等，使人们对这些动物产生错误认知，如“猪流感”暴发期间，国际猪肉价格持续走低。这些名称一般都在传染性疾病发生初期，人类出于恐惧等负面情绪，对其进行了信息回避的命名机制处理，但是污名化的疾病名称一旦约定俗成便很难更改。

面对传染性疾病名称问题，世卫组织已多次呼吁：拒绝使用污名化名称。2015年世卫组织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世界卫生组织命名新人类传染病的最佳做法》(WorldHealthOrganizationBestPracticefortheNamingofNewHumanInfectiousDisease)，提出对新发现传染性疾病命名的指导原则，即疾病名称不应涉及任何国家与地区、职业与动物，应该使用中性、科学、方便发音、与疾病相关的术语，而且尽可能避免使用如不明、致命、流行等引起过度恐慌的术语[8]。本文也认为，信息时代面对传染性疾病，社交媒体不仅需要持续报道权威官方消息，切断谣言流传路径，也应该增强推送消息的针对性，正确把握舆论方向，而社交媒体下的个体用户，不仅要增强信息筛选能力，提升自身信息素养，也应该保持乐观心态，积极调解控制情绪。

3 综合

相较于信息回避的消极处理，应用综合的方法命名疾病是一种更加积极正面的策略。本文所谓综合，是指综合考虑科学性、经济性、能产性与国际性等多种因素，减少疾病名称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使疾病名称逐步趋于规范。

3.1 科学性

我国法定传染病命名方式有病原学命名、流行病学命名、借词命名、编序命名等，其中，病原学命名与流行病学命名可归为医学范畴，后两种方式可归于非医学范畴，一般疾病名称是多种命名方式的组合与交叉。以病原学方式命名的疾病名称应体现病毒病原、细菌病原或寄生虫病原等多种病原体信息；以流行病学方式命名的疾病名称应体现传染源、易感人群、流行特征、病因等流行病学信息；以临床学命名的疾病名称应包含症状体征与病理部位等相关临床信息；而以非医学范畴方式命名的疾病名称应体现音译命名、天干地支、字母数字等与序号相关信息[9]。

“新冠肺炎”这一疾病名称符合我国法定传染病命名方式，“新冠”是“新型冠状病毒”的简称，新型冠状病毒就是导致此次新冠肺炎的关键病原体，体现病原学命名方式；“肺”是指肺部是该疾病最先受到病毒侵害的身体器官，体现临床学命名方式中的病理部位特征；“炎”是指发炎等症状，体现了临床命名方式中的症状体征特征。虽只有短短四字，却反映出疾病病原学特征与临床学信息，是病原学与流行病学两种命名方式的交叉组合，符合科学认知，包含丰富的疾病细节信息，因而具有科学性。

新冠肺炎的英语名称COVID-19，全称为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从英语单词Corona(冠状的)中析取，-VI-从单词virus(病毒)中析取，-D指disease(疾病)，三个析取成分拼接组合成COVID，表示“冠状病毒疾病”，2019指该疾病首次出现的年份。可见，英文名称中既包含关键病原体，也体现病毒名称，还包括发生的具体时间，英文疾病名称也体现了疾病命名的科学性。

从疾病命名的科学性视角看2003年的“非典”疾病名称，似乎缺乏一定的科学性。“非典”是“非典型性肺炎”的简称，该名称既未能体现出致病原名称和具体病症，也没有包含疫情发生的关键年份等信息，该名称曾一度被诟病。而从上文对“新冠肺炎”的命名方式看，10多年后的中国在疾病命名方面显然更加成熟、更具有科学性。

3.2 经济性

Martinet提出，语言运转的基本原则就是语言经济原则(the Principle of Language Economy)，即人们在保证使用语言完成特定交际功能情况下，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对言语活动力量中的消耗做出符合经济要求的安排[10]1。语言经济原则，也称语言经济性，是规约语言使用的普遍原则之一，语言经济的前提是保证语义的完整性，不同语言常常体现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语言经济特征。

国家卫健委最初提议的暂定名称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将这一名称与后面形成的正式名称“新冠肺炎”对比可知，“新型冠状病毒”缩略为“新冠”，简洁明了，同时也保留了关键医学专业信息，再加上“肺炎”表明该病毒侵害的器官和症状，组成了一个语言完整但又经济简约的四字偏正短语，音节平仄相对，朗朗上口。汉语强调偶字易适、奇字难安，因而偶数或四字格类的术语更符合汉语民族讲究对称的民族心理[11]。而四字格短语能降低人们认知难度，更易记忆传播，如“新冠病毒”“新冠肺炎”“新冠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最初的暂定名称为SARS-CoV-2、 2019-nCoV和2019-nCov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这些名称与正式名称COVID-19相比，显然，COVID-19不仅准确包含了关键信息，而且比非正式名称更加经济简洁、易于传播。同时，英语疾病名称中还常利用缩略拼接形式体现语言经济性。2021年韦氏、牛津两本词典所选的年度词汇分别是vaccine(疫苗)、vax(疫苗)，后者是前者的缩略形式，vax通过提取vaccine的前两个字母va-，剩余部分用发音类似的字母x表示，仅3个字母就表达原本7个字母单词的含义，而且vax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随着疫情的发展，衍生出一系列vax词组, 如vax-site(疫苗接种点)、fully-vaxxed(完全接种疫苗)、anti-vax(反对接种疫苗)、vaxer(赞同接种疫苗的人)、anti-vaxer(反对接种疫苗的人)等。这种缩写方式体现了英语语言特有的经济性，在保证简约的同时亦能保证语义的完整度，如传染性疾病AIDS(艾滋病)、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都是通过首字母大写组成一个新单词，形式简约且意义完整，体现语言的经济原则。

3.3 能产性

从能产性而言，虽然没有人希望传染病层出不穷，但现实有时并非尽如人意，为了标识随时可能出现的传染病变异体，传染病命名应该体现能产性[9]。人类应用药物和疫苗抗击病毒，与此同时，病毒自身也在不断变异，产生多种变异株。为了跟踪检测病毒变化，世卫组织用希腊字母命名变异毒株，如α、β、δ、ο等，国内则采取音译希腊字母方式命名这些毒株，如阿尔法株、贝塔株、德尔塔株、奥密克戎株等，体现非医学范畴中的借词命名方式。

世卫组织根据病毒公共风险大小，依次将新冠变异毒株分为三类，第一类是VOC(variant of concern关注突变株)，是指使流行病学传播性增加或疫苗、治理方法有效性降低的一种变体；第二类是VOI(variant of interest待观察突变株)，是指经预测或已知会影响病毒特征的遗传变化，并确定在多个国家导致重大社区传播或病例数量不断增加的一种变体；第三类是VUM(variant under monitoring监控突变株)，是指一种具有遗传变化的SARS-CoV-2变体，人类怀疑该变体会影响病毒特征，有迹象表明可构成未来风险[12]。而世卫官网发布的最新每周病理学更新报告(2022年5月3日)显示，目前流通的关注突变体包括δ和ο，以前循环的包括α(Alpha)、β(Beta)和γ(Gamma)，目前没有流行的待观察突变株，以前循环的包括ε(Epsilon) 、ζ(Zeta)、η(Eta)、θ(Theta)、ι(Lota)、κ(Kappa)、λ(Lambda)、μ(Mu)、ν(Nu)和ξ(Xi)。监控突变株因在医学上不太确定是否对人类构成风险，所以暂未命名[11]。三类变异毒株中，关注突变株对人类生命健康威胁最大，传播风险极高，所以该类毒株受到人们广泛关注。现在奥密克戎已成为全球主导毒株，其下又包含不同谱系，如BA.2、BA.4、BA.5，各个谱系下还有亚变体，如变异株BA.4.6也引起了卫生官员的密切关注[13]。

截至目前，新冠变异毒株已经命名到希腊字母表中的第15位奥密克戎，可预见新冠病毒毒株若再次变异将继续沿着希腊字母表顺序命名。这种希腊字母加阿拉伯数字的组合命名方式体现了疾病名称的能产性与层次性，即使面对不断变异的毒株，人类仍然会科学监测，智能命名。

3.4 国际性

科学无国界，疫情当前，各国更需加强合作共同抗疫，疾病名称也需要体现国际性。世卫组织宣布疾病官方名称为COVID-19，这一名称未涉及任何国家与地区，中性、科学，自此外媒报道疫情也都是采用COVID-19与pandemic等科学客观的词语，减少了针对地域歧视的污名化名称，疾病的污名化名称既不科学，也容易引起国际纠纷，对国际抗疫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世卫组织根据希腊字母表顺序命名变异毒株也体现国际性。公元前11世纪，腓尼基人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字母文字——腓尼基字母。腓尼基人通过航海将腓尼基字母传播至希腊地区，希腊人对腓尼基字母进行修改与借鉴，在此基础之上创造了希腊字母，并增添元音字母，使之成为世界上最早包含元音的字母表[14]。希腊符号广泛应用于数学、天文、物理、医学等诸多学科，希腊字母也对希腊文明、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应用对世界文明都产生深远影响的希腊字母则表明了世卫组织在命名变异毒株的客观性与国际性。

理论上，疾病名称命名不仅需要考虑科学性、经济性、能产性与国际性原则，还有如单义性、协调性、稳定性、得体性等因素也应适当考察。“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生动体现了术语名称命名过程之艰辛，疾病名称的命名也不例外。任何疾病名称的命名从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总是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对病毒和疾病认知的不断加深，疾病名称的命名方式也不断完善。

4 结论

本文结合多种病毒传染病名称，探讨了英语、汉语新冠疾病术语的命名发展历程，该历程反映了人类认识新疾病普遍的认知心理过程，是人类思维共同性的体现。疫情发展初期，人类遵循范畴化的认知机制将疾病初步归类于特定的基本范畴，随着对疾病认知的加深，进一步范畴化至特定的下义范畴。疫情暴发期，感染人数激增，个人因素、信息因素与社会因素都使得人们诉诸信息回避，疫情下的信息回避不免出现疾病污名化名称，国际组织此时采取行动以减少信息回避现象。最后疫情发展至成熟阶段，疾病名称的命名最终回归理性，通常会兼顾科学性、经济性、能产性和国际性等多重原则综合命名。基于人类认知思维的普遍性和共通性，该命名机制具有相对广泛性和普适作用，对未来类似病毒或疫情的命名规则具有指导意义。如目前在全世界发现的猴痘疫情(the Monkeypox epidemic)，猴痘病毒1958年在猴子体内初次发现，由此命名为“猴痘病毒”，这是初步范畴化认知的体现。随着人类也开始感染此病毒，而且感染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世卫组织正发动全球专家为猴痘病毒、分化枝及所致疾病重新命名，后续名称将紧随研究的最新发现成果。此外，“猴痘”的疾病名称涉及“猴子”这一动物，使得人们对猴子有偏见，造成污名化问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世卫组织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体现该疾病命名的综合性和科学性。可见，任何疾病名称的命名都可能一波三折，难以尽善尽美，其中既有人类认知促进名称表征不断发展的过程，也受制于名称在传播和使用过程中各种主体的博弈与选择[9]。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生活产生极大影响，病毒自身不断变异，研究病毒及变异体名称命名过程对今后传染性疾病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与可预见性，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人类共同抗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