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栖

清军入关之初，降臣龚鼎孳以开国之初，应行宽大之令为借口，为贪官污吏求情，被多尔衮拒之，并严格规定：凡贪赃者计赃论罪，重者处以死刑。顺治帝14岁亲政后，在位10年，承继多尔衮摄政时期的做法，严惩贪吏，肃整纲纪，笃信“重典治乱世”。

《尚书》早有“金作赎刑”一说。《晋律》规定免官可抵三年的徒刑，这是“以官抵罪”的开始。此后隋、唐、宋各代均发展了严密的“官当”制度，其中尤以《大唐六典》最为完善，它详细规定：“五品以上，一项官职当徒刑二年，九品以上，一项官职当徒刑一年；如罪小官大，留职叙用，罪大官小，抵罪之后，余罪以钱收赎；因抵罪免职，一年后降原官一等任用。”作为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帝力反“交银赎罪”旧律。

顺治十二年（1655）十一月，顺治帝下达诏谕，称：“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向因法度过轻，虽经革职拟罪，犹得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嗣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其家产入宫。”赃银十两即被籍没家产，对贪官污吏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然而，顺治帝的这一诏谕却受到廷议。顺治十六年（1659）初，山东巡抚刘允谦上奏，就犯下斩首之罪的贪官周一聘因赃银尚未追完，请求暂不处死，待追完赃银再行处决。顺治帝明确指出：“贪官污吏，问拟秋决，即按期处决，何得以追赃未完又请监候！今后凡系贪污应秋决者，不许再请停决。”可见，他惩治贪官并不以追赃银为主要目的，该严惩的“按期处决”，绝不懈怠！是年，顺治帝面对官场“贿赂公行”的腐败痼疾，又下令加重对贪官的惩处，其谕旨称：“前因贪官污吏剥民取财，情罪可恶，故立法严惩，赃至十两者，籍没家产，乃今贪习犹未尽改，须另立法制。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流徙西北地方，其犯赃罪应杖责者，不准折赎。”赃银仅十两者除了籍没家产外，还得流徙和杖责，且“不准折赎”，委实令贪官心惊胆寒！

值得一提的是，顺治十七年（1660），颇有声望的兵部尚书林起龙上疏，建言走“交银赎罪”的老路，其理由是：“犯人惧罪，不吐真赃，岁少赃赎，以致亏饷”，主张“交银赎罪”。林起龙以治理卓识而受朝廷青眼（《清史稿》云：林起龙“国初言事侃侃，……用言事致显擢”），因此，顺治帝对其奏章并没有立马表态，而是交由刑部等九卿科道集议，结果九卿科道集议竟然都赞同林起龙“交银赎罪”的奏议，甚或有人主张以此“济饷”而充实国库。

于是，顺治帝义愤填膺地写下这么一篇谕旨：“贪官蠹吏害民，屡惩弗悛，不得不特立严法，冀人人畏惧，省改贪心，始不负朕惩贪救民之意。今林起龙疏称，只缘法重，以致人犯抵死不招，追赃甚少。尔等会议，请仍照旧律拟罪，赃追入官，以助军需。夫与其畏法不招，何若使其畏法不贪；与其餍足贪腹，以赃济饷，何若使其不贪，民得丰裕，国赋亦充。朕明知立法既严，于贪官蠹吏有所不便，必怀怨心，但轸念民生，即为贪蠹所怒，亦不遑恤，若不如此，贪风何由止息，小民何日安生。仍著遵前谕行。林起龙所奏与尔等所议，俱属不合，著严饬行。”全篇220字，堪为惩贪治国安民佳作。

据《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帝“立法止贪”“不因济饷而贷法”，主政10年期间，严惩多起贪官案，诸如：漕运总督吴惟华、山东巡抚耿淳、云南巡抚林天擎、河南巡抚贾汉复等，受到最严厉惩办者是被处以凌迟极刑的江南按察使卢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