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罡

秋瑾参加革命活动的时间不过3年（1904年—1907年）。但是，在她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不仅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作出重要贡献，而且作为报人在中国报史上书写了精彩一笔。

秋瑾原籍浙江绍兴山阴，1875年出生在父亲做官之地福建。她的童年生活优裕，举止与众不同。家塾念的是《女四书》《女诫》《列女传》等，但她爱读的是诗词、明清小说和笔记传奇；本是有“女才子”之誉的官家千金，却热衷于舞剑、骑马。她特别仰慕那些古今英雄豪杰，很小的时候就写过“莫重男儿薄女儿，始信英雄亦有雌”这样充满豪气的诗句。1896年，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秋瑾嫁到湖南湘潭的富绅王家，成了王廷钧的妻子。王廷钧是个没落阶级的浪荡子弟，兼有“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辱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与秋瑾端庄凝重、热情豪放的秉性格格不入。秋瑾曾作诗感叹“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

1902年，秋瑾随当了京官的王廷钧来到北京。身在这座刚刚被八国联军蹂躏过的古都，耳闻目睹清政府媚外辱国，她心情沉痛，感慨“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丈夫醉心于官场利禄，她则与吴芝瑛等新知识女性交往，阅读各种新书刊，女性独立意识开始萌生，思想趋向新潮和进步。基于清末危局，秋瑾将个人的不幸升华为对女性群体的不幸及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同时，她与王廷钧的积怨，在1903年中秋节爆发。

这一天，原本定好在家中招待朋友吃晚饭，结果王廷钧在外喝花酒直至夜深。秋瑾一气之下带着仆人去戏园看戏。当时，有身份的女眷都是在家中听“堂会”，去戏园子会遭人耻笑，戏园子也不卖“昆客”的票。秋瑾女扮男装，乘着西式的四轮马车去听戏，实在是破了先例，这一大胆举动闹得满城风雨。虽然争来了瞬间“男女平等”的权利，但在封建制度辖治下的人为调解中，她最终不得不重新回到家里。秋瑾很是愤懑，当天填词《满江红》：“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真切感到只有摆脱传统封建家庭的束缚，女性才能获得真正解放。

秋瑾的男装照，摄于1905年。

1904年，秋瑾到日本NfJDSXNeNuwtQ0pOisGem7xbfaZC+zr/EdhEunEQHyg=留学，革命思想及女权意识觉醒。

1904年7月，秋瑾义无反顾地远赴日本留学。在那里，她结识了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文人志士，深受革命精神的感染，认识到只有把争取妇女解放与革命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她发起中国第一个妇女团体共爱会，参加了秘密反清团体三合会，被推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当年9月24日，她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份报纸——《白话》月刊，并自任主编，先后出版了6期。孙中山曾建议她“依据此特长，利用宣传工具，报告时事，解决实事，效果越直接越迅速越好”。

在《白话》上，秋瑾发表文章，极力鼓吹民主革命思想，呼吁解放妇女。她写《演说的好处》，列举了演说的五大好处：随便什么地方，都可随时演说；不要钱听的人必多；人人都能听得懂，虽是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子，都可听；只须三寸不烂的舌头，又不要兴师动众，捐什么钱；天下的事情，都可以晓得。她写《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控诉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摧残，批判了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反对缠足，提倡女学，要求男女平权，主张妇女要有志气，要学习文化。她写《敬告我同胞》，批判了封建的旧中国轻视兵勇，视当兵为贱业的错误观念……在这些文章中，她还指斥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胡人”“野种”，指责忠实朝廷的官僚为“可杀不可恕的死奴才”，公开向清政府宣战。

秋瑾对封建礼教不仅口诛笔伐，而且敢于挑战各种封建家庭的恶俗陋習。1903年“苏报案”后，《苏报》馆主陈范携长女陈撷芬避居日本，同时还带来了湘芬和信芬二妾。秋瑾对男人纳妾深恶痛绝，便想方设法促成湘芬和信芳离开陈范。后来，陈范见利忘义，企图让女儿给广东富商廖某当妾，也被秋瑾搅黄了。

1905年11月，清政府为了阻止革命，唆使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取缔留日学生规则》，禁止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留日学生发动了抵制这个规则的运动。为了激励人心，陈天华留下万余字《绝命书》蹈海自杀。秋瑾决心继承烈士遗志，把反清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在归国前的浙江同乡饯别会上，她随手从靴筒中取出一把倭刀，猛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1906年，清廷颁布《大清印刷品专律》《报章应守规则》9条、《报馆暂行条规》10条，还专门规定了“讪谤”条款，对言论、出版自由多有限制。秋瑾对清廷的这些戒律毫不忌惮，从日本归国后不久，于1907年1月14日在上海创刊了《中国女报》。与其他早期妇女报刊旨在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贤妻良母有所不同，《中国女报》明确标示其宗旨是“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并公开宣称，“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因此，《中国女报》成为中国早期妇女报刊的一面旗帜。

《中国女报》设有“论说”“新闻”“诗词”“传记”“小说”等栏目。秋瑾亲自为之撰写了大量的杂文、诗词、歌赋、译文，如《敬告姊妹们》《勉女权歌》《精卫石》等，为妇女解放和反清革命鼔与呼。她在《敬告姊妹们》中说：“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可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为什么我姊妹却受得恬不为辱呢？诸姊妹必说，‘我们女子不能自己挣钱，又没有本事，一生荣辱，皆要靠之夫子，任受诸般苦恼，也就无可奈何，安之曰命也’，这句没志气的话了。唉！但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如此通俗易懂、富有情感的语言，在当时的报刊中独树一帜。

秋瑾的《勉女权歌》以歌谣形式撰写，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等。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歷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1907年，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

《精卫石》则是秋瑾以自己为“模特”的章回体长篇弹词，生动描写了几个内地妇女反对缠足陋习和包办婚姻，结伴赴日留学，参加革命团体，进行民主革命的故事。作品中深刻揭露了满清政府的残暴统治和腐败无能：“志士杀了多多少，尽是同胞作汉魂。矿山铁路和海口，一齐奉送与洋人。民间疾苦何曾问，终朝歌舞乐升平。”还表达了对多灾多难祖国的深厚感情：“肠断英雄闲里老，情伤故国愧难禁。伤心万斛汪洋泪，几度临风愤不平。”

创办《中国女报》之初，秋瑾曾憧憬报刊“集万金股本（20元作一股），租座房子，置个机器，印报编书，请撰述、编辑、执事各员，像像样样长长久久的办一办”。但梦想最终未实现。当时，《中国女报》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禁书，不准家庭妇女阅读，再加上广大妇女处在重重压迫下，既无阅读能力，亦无经济上的自由，以致响应者寥寥，只集股几百元。报刊只能在艰难中起步，“瑾不辞一切劳苦，自任撰述、编辑、校对、发行亦亲与其役”。为解决经费，秋瑾好友慷慨解囊，变卖了随身佩带的金银首饰，资助1500银元；秋瑾的嫂嫂将家藏的珍本《又补斋画册》拿去典押支持办报；秋瑾变卖了自己仅有的一些衣物，并硬着头皮前往湖南夫家筹款。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一文中说：“我四五岁时，看见秋瑾婶母每天在我母亲房里看书。听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拿了四千元给她。”为了创办《中国女报》，秋瑾可谓孤注一掷。

《中国女报》唤醒了许多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妇女，使她们走上了妇女解放和民主革命的道路。1907年元旦，报人陈志群撰写文章《恭喜 恭喜》称赞说：“这个女报能够好好办下去，也可以在二十世纪中国帝国报界舞台中，独树一帜。做志士的后劲，逐同胞的梦魇，有了《中国女报》，那中国女界，就有起色日子了，恭喜恭喜。”

《中国女报》月出一册，印出第二册后，由于秋瑾还要以同盟会和光复会会员的双重身份在江浙组织发动武装反清革命活动，难以把全部精力用来办报，加之报馆经费拮据和人手不足，不得不暂时中止。惟三期之报，仍拟续出。1907年7月，秋瑾与光复会成员徐锡麟联系，制定了皖浙起义计划，“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大通学堂成为当时浙江革命的大本营。后来， 安庆起义失败，清兵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她坚贞不屈，怅恨壮志未酬，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

此前，《中国女报》第三册的编辑工作已告竣，因秋瑾牺牲而未能付印。但她未竟的事业，由她的革命同志继承下去了。1907年12月，上海妇女界为了纪念秋瑾烈士，决定将《新女子世界》和《中国女报》合而为一新刊，即《神州女报》。该刊在发刊辞中说：“创此神州女报，以竟女士之志。其曰神州女报，犹之中国女报云尔。”尤其告慰秋瑾烈士的是，她致力于推翻清朝封建皇朝的革命目标，终在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运动中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