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 100101)

冷战后，非洲冲突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冲突多为内部冲突，并具有示范和外溢效应。这些冲突无论从规模、烈度、时间等角度而言，多属于大规模的内战。这些内战造成当事国及其所处地区整体局势的动荡，例如塞拉利昂冲突(1991～1997年)、刚果(金)冲突(1997～2003年)、索马里内战(1991年迄今)、利比里亚内战(1989～1997年)、卢旺达大屠杀(1994年)、安哥拉内战(1975～2002年)等。这些冲突和内战对非洲的安全和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并影响到了非洲的社会经济发展。而冷战后非洲战略地位的下降，联合国和西方大国在非洲强制和平的失败导致他们减少了对非洲的军事介入。由此，非洲国家开始了自主解决本大陆冲突的探索。

一、冷战后非洲冲突的新特点

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一些被两极争霸体制掩盖的宗教、民族矛盾和领土纠纷全面爆发，酿成了剧烈的冲突和局部战争。其中尤其以非洲为甚。冷战结束迄今，非洲安全形势主要呈现以下新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冲突多以国内冲突为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1995年在一篇题为“《和平纲领》补篇”的立场文件中说，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冲突都是国家内部冲突，参加打仗的有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平民是主要的受害者，而且许多国家机构被摧毁。在1988年初期曾有5次维和行动，其中只有一次涉及国家内部的冲突。此后设立的21次维和行动中，有13次是国家内部冲突。[1](P35)1996年在世界上爆发的35场内部冲突几乎有一半目前正在非洲进行，战争死亡人数每年超过一千人。[2](P308)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死难80万人，1998～2003年的刚果(金)内战更是导致数百万伤亡。由于非洲目前的冲突多属于国内冲突，给冲突的解决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这主要是对一国内部冲突进行维和或干预涉及主权和不干预他国内政原则。

第二个特点是冲突具有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会造成冲突的扩散和蔓延，从而导致地区或区域的局势动荡。冷战后非洲大部分流血冲突发生在主权边界的范围之内，他们都有一定的地区背景，而且国内冲突造成区域性的影响。在非洲，国内冲突多会通过一种形式或其他方式将邻国卷入。这在主权虚弱、政权合法性受到挑战、边界犬牙交错的非洲是非常真实的。正如穆罕默德·阿尤布所说：“孱弱的国家政权，从定义上来说是很容易变成国家间问题。”孱弱的非洲国家政府即使在和平年代也很少能够控制边界，防止走私人员和非法人员流动。[3](P146～147)

另外，非洲还存在大量的跨界部族。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之前，非洲国家基本上都是由某些轮廓模棱两可的山川、湖泊、沙漠、荒原分开的。在瓜分非洲的狂潮中，经过帝国主义间的激烈争夺，到一战前夕，非洲大陆50来个国家和地区的边界已基本形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边界总长达4.64万公里。其中按经线或纬线划的边界占44%，用直线或曲线的几何方法划定的边界占30%，用河川、湖泊或山脉等自然边界构成的占26%，结果原先非洲国家的传统边界被破坏了，各民族的聚居区域被破坏了。昔日属于同一个民族或部族，现在被分割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跨界民族或部族。在西非广大地区，许多民族聚居区域被弄得四分五裂。例如，原先由于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因素，西非尤其是几内亚湾沿岸地区，民族分布与自然地理、经济区划一样是东西方向延伸的。但帝国主义者在划定这个地区势力范围时，却主要沿南北走向。其结果是使这一带民族或部族聚居区域比非洲其他地区更加支离破碎。非洲之角的索马里被分为意属索马里、英属索马里、法属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和英属肯尼亚的东北地区。[4](P581～582)这些跨界民族或部族使一国国内的民族或部族问题不再是一国内部的问题，很有可能使其他共同拥有该跨界民族或部族的邻国卷入。因此，非洲的冲突通常根源于地方性的斗争而展现于整个区域性的舞台。

第三个特点是随着1996年非洲第二轮多党民主选举的有序进行，以及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后，非洲国家进入了缓慢的稳定发展进程中。这些非洲新一代领导人的上台使非洲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这当中一些国家正联合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军事集团，虽然相当小，但渴望在非洲大陆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们不断干预周边的危机和冲突，成为威胁地区稳定的不稳定因素。乌干达和卢旺达先后干预了1996～1997年的卡比拉推翻蒙博托的扎伊尔内战和1998年8月爆发的刚果(金)内战，造成中部非洲地区局势动荡。刚果(金)内战也先后卷入7个非洲国家参战，以致有西方媒体称之为“第一次非洲大战”。

另外，非洲这些依靠武力上台的新领导人虽然由于共同的经历以及在推翻各自国内的统治者的斗争中相互支持，甚至并肩作战，在夺取政权之后，相互又结成准盟友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之间的战略利益分歧越来越大，甚至发生冲突，酿成新一轮的国家间冲突。例如，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本来是共同反对门格斯图并肩作战的盟友，在1998年和1999年两国之间爆发大规模边界冲突。卢旺达和乌干达曾经也是准盟友关系，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曾经参加过乌干达穆塞维尼领导的游击队。穆塞维尼上台后支持卡加梅回国夺取政权，相互之间关系很好。但在1999年8月和2000年两国军队几度交火。它们之间关系的恶化给地区局势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冷战后非洲冲突出现的这些新特点直接影响冷战后非洲危机处理模式，给非洲冲突的解决带来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困难。例如，在冷战结束之初，联合国维和行动中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如何从理论上解读对国内冲突干预的合法性。

二、冷战后非洲国家解决本大陆冲突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非洲很多被两极体制掩盖的种族、民族、宗教矛盾爆发出来。但是由于冷战后非洲战略地位下降，非洲大陆在20世纪90年代属于被“遗忘的”大陆，联合国和西方国家逐渐减少对非洲的军事介入，非洲人开始对解决本大陆冲突的探索。

冷战结束之初，联合国确实雄心勃勃地期待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普遍缓和乐观的气氛下出现了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那就是联合国从超级大国竞争中解脱出来，将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手段保卫世界和平。[5](P29)当时，随着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提高及维和行动在实践中获得某些成功，国际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兴起一股“维和热”，维和行动似乎成为解决所有危机冲突的灵丹妙药。人们普遍对维和行动期望很大。非洲国家也希望冷战的结束能给非洲带来稳定和发展。

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组织，联合国不仅依赖其成员国支持其维和行动，而且依赖其财力和军事上的支持。目前虽然各种力量在联合国舞台呈交错状态，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安理会等核心机构明显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使安理会的决策带有西方色彩。同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承担大部分维和费用，在提供兵员、设备方面亦占优势，因此，它们在维和领域的有关问题上也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为了拉拢非洲、扩大自己的影响，冷战结束初期，西方国家竞相参与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国际社会自1991年6月开始在安哥拉执行维和行动以来，先后向西撒哈拉、莫桑比克、索马里、利比里亚和卢旺达派遣维和部队，西方大国或部分或全部参与了这些维和行动。大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自然与自己的利益分不开，而实践证明，凡是大国怀着私利、借维和出兵干涉非洲事务时，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化，索马里和卢旺达维和失败的教训便是最好的说明。

1992年12月9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794号决议，以美军为主体的多国部队进驻索马里，开始代号为“恢复希望行动”的维和行动，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对非洲大陆的首次直接军事干预，也是冷战后联合国对非洲采取的最大多边军事行动。美国以为大军一到，索马里各派武装就会规规矩矩，俯仰由人。然而，索马里情况并不像美国人想象得那么简单，特别是美军将维和目标由人道主义救援为主改为收缴各派枪械、帮助“重建民主政府”后，多国部队便同索马里最大的武装派别，以艾迪德为首的“索马里全国联盟”发生军事摩擦和武装冲突，最后愈演愈烈，结果造成索马里万余平民伤亡，维和士兵132人阵亡，其中44人为美军士兵。国际社会纷纷指责美军偏离中立立场。这样一来，不仅使美国颜面扫尽，也损害了人们对联合国的信任。1994年3月，美军撤出索马里。

1995年，当冷战后(非洲)冲突没有什么减缓的迹象时，维和部队开始撤退。3月，联合国索马里二期部队撤出索马里。1994年，当卢旺达爆发种族冲突时，联合国做出的反应是将其1700人的维和部队减少成一支不超过270人的象征性部队。在维和部队1989～1992年急剧膨胀后，这些维和部队的撤退已经表明联合国已不能像布特罗斯—加利的《和平纲领》所提出的那样应付更深层次冲突的挑战。[6](P39)

联合国维和行动在1989～1992年急剧膨胀后收缩，美、法等西方大国也逐渐减少在非洲的军事存在。联合国索马里维和行动和卢旺达维和行动的失败使西方认识到军事干涉在非洲大陆是行不通的。而且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及西方大国对非洲大陆事务的干涉已使他们声名狼藉，不论他们以何种名义对非洲进行干预，都会使非洲国家联想起他们以前对非洲国家内政的干涉，引起非洲国家对他们的重重疑心。因此，自从这两次维和行动受挫以后，西方大国逐渐调整对非洲的政策，减少在非洲的军事存在。

以1994年3月美军撤出索马里为标志，表明美国开始改变直接军事卷入非洲的政策。1994年5月，在总统决策指令中就体现了美国不卷入联合国维和，特别是在非洲的维和行动的新政策。该指令限制向维和行动提供后勤支援，并提出美国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前必须得到满足的严格标准。[5](P229)美国军队最近曾卷入利比里亚和中非共和国。但在这两次行动中，他们的角色被严格限制于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方面。1994年，卢旺达维和行动的失败亦使法国认识到军事干预行为同当今的时代步伐格格不入，而且法国的实际能力也不允许其继续在海外驻扎重兵。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在非洲的战略利益，法国也开始减少在非洲的干预角色。

作为全非洲性质的地区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理应填补，并承担起维护非洲安全与稳定的责任。但冷战结束后，非洲统一组织并没能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转型，以应付冷战后的冲突。反而是非洲的次区域组织开始了应对本区域的冲突，为非洲冲突及危机处理进行了宝贵的实践。

冷战后，西非的次区域组织西非国家共同体率先开始了非洲国家自己解决本区域冲突的尝试。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立于1975年5月，共有16个成员国。作为一个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促进各成员国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为主要目标，由于西非的国内冲突也具有外溢和示范效应，造成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整个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在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安全问题成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关注的首要问题。[7](P54)

1989年12月利比里亚爆发内战，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组织维和部队介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对利比里亚内战干预是非洲第一次依靠非洲人自己的集体力量，处理本地区内部事务所采取的行动，也是冷战后非洲第一次用新方法自行解决大陆发生的危机和冲突的尝试。随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又对塞拉利昂冲突进行了干预。相比较利比里亚的维和行动，西非维和部队在塞拉利昂的军事行动更进了一步。前者虽是区域组织对其成员国内部事务的干预，但至少形式上保持中立，而后者发展到通过武力驱逐非法政权，恢复民选政府。

虽然西非维和行动存在很多不足，但从总体上来看，它对于非洲探索自主解决非洲冲突还是有着重要意义。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本来只是一个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唯一涉及安全方面的是1981年成员国共同签订的防务互助议定书。该议定书本来是要对付来自共同体外部的威胁，包括新殖民主义，雇佣军和南非。[7](P55)只是在后来1989年12月利比里亚内战爆发后，才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设立了一个常设调解委员会，作为处理利比里亚内战和西非地区危机的一个机构，并组建了西非维和部队进行干预。由于组建仓促，加之法语国家对尼日利亚疑心重重(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一直给西非维和部队的对手利比里亚泰勒武装派别输入军火)，这导致西非维和部队从一开始就遭到挫折。而且西非国家缺乏独立维和的经验，维和部队纪律不是特别严明，曾出现部队人员从事贩运枪支的活动。[8]另外，国际社会对西非维和部队缺乏中立性和公正性各有说法。这一切都给西非维和行动带来一定消极影响。但西非维和行动毕竟是非洲人第一次解决自己冲突的尝试，更是非洲探索联合自强道路的开端。它对于非洲大陆探索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冲突和危机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首先，西非维和行动的成功对非洲其他区域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危机处理和冲突控制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西非维和行动的成功使非洲大陆及各区域增强了解决大陆及各区域所发生冲突的信心，给他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正是借鉴西非维和部队的经验，在1993年召开的第29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正式决定建立一套常设安全机制，组建泛非维和部队，以解决非洲的危机和冲突。在西非维和行动的影响下，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在干预本区域冲突上显得更加积极。1998年9月下旬，南部非洲的小国莱索托国内发生了政治骚乱，南非和博茨瓦纳立即进行了干预。南非政府在出兵声明中指出：“军事干涉的目标是为了帮助莱索托合法政府迅速恢复国内稳定，一旦达此目的，将会尽快撤军。”南非政府还特别强调，莱索托政府书面请求南共体出兵干预其国内的混乱局面，军事干预符合该组织有关地区安全的协议。[9]而且为了使军事干预更加合法和有效，南非还推动14个成员国组成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签署一项地区防务条约。该条约内容包括：今后当某个南共体成员国发生危及国家利益和安全的事件时，其他成员国的军队可以随时进行武装干预，以帮助该国恢复和平与安全。[10]这说明西非维和行动对于非洲其他区域，特别是安全环境和安全结构相似的区域，借鉴意义确实很大。

其次，西非维和行动阻止了国内冲突的蔓延，震慑了一些企图靠武力上台的野心家，有利于本区域各国国内政局的稳定。西非地区的几场危机，如利比里亚内战、塞拉利昂政变、几内亚比绍政变都是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支持下，或直接军事干预下得以解决。凭借西非维和部队的实力，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调解一些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避免了一国内战无限期拖延，保持了西非地区局势稳定。

同时，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解决塞拉利昂政变和几内亚比绍政变中所采取的强硬态度和坚决行动确实震慑了一些企图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军人，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在1999年4月尼日尔发生的军事政变在西非国家和国际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军政权被迫于11月份举行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将政权还给民选政府，最后选举如期进行。11月24日，尼日尔“全国社会发展运动”主席当选总统，尼日尔平稳地实现了政权过渡。正是因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对于军事政变当局采取强硬态度乃至进行军事干预，使得一些企图通过政变执政的军人不得不考虑政变的后果，这有利于阻止西非地区的军事政变的发生，同样也就利于西非地区国家政局的稳定。

冷战后西非地区组织之所以能在处理本地区出现的冲突和危机中取得成功并非偶然，这同西非地区的国际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同非洲其他地区相比较，西非地区有一个强有力的地区性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一个稳定的，无论是在人数还是在块头上都堪称非洲大国的尼日利亚。一个强有力的地区性组织能够迅速对冲突和危机做出反应，一个稳定的大国能够保证本地区的稳定。这种次区域组织解决本区域冲突只适合区域组织相对比较强大的区域。正如同中部非洲地区，由于区域中心大国刚果(金)自从1996年以来一直陷入先后爆发的两次内战，国内本身局势动荡不安，加之中部非洲次区域组织比较孱弱，因此中部非洲局势一直动荡不安。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维和行动仍为非洲其他次区域组织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值得注意的是，西非维和行动的一些原则实际上都为2002年成立的非洲联盟所采纳，比如反对不符合宪法的政府更迭，特定情形下的干预权。

三、非洲联盟成立与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创新

非洲联盟(下文简称“非盟”)的前身是非洲统一组织(下文简称“非统组织”)。虽然成立于1963年的非统组织在过去的40年间为非洲国家的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面临冷战后非洲的安全环境存在诸多局限。非盟成立之后，为了应对非洲大陆日益复杂的内部冲突，非盟在集体安全机制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

首先，非洲联盟建立了一个“和平与安全架构”，其中包括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非洲大陆安全预警系统、非洲待命部队、智者团(the Committee of the Wise)、非洲和平基金等，极大提升了非洲内部维和的意识和能力，充分体现了非洲国家“非洲问题由非洲人解决”的勇气和决心。非盟和次区域组织对解决地区冲突的能力大幅提升。[11]2004年5月成立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是非盟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机构，由15个成员国组成，旨在建设非洲的集体安全机制，强化冲突和危机预警体系，以及时有效对冲突和危机形势做出反应。为了更充分履行其责任，以在出现屠杀、战争犯罪和反人类罪的情形下迅速派遣维和干预力量以提供支持，理事会可以咨询由5名非洲人士组成的“智者团”。2005年1月31日非盟大会通过了《反对侵略和共同防务条约》(Non Aggression and Common Defence Pact)，该条约规定的目标主要包括：促进成员国之间在反对侵略和共同防务方面的合作，促进非洲的和平共处，预防国家间或国家间性质的冲突，确保冲突以和平方式解决。为此，该条约将依照非盟宪章和非洲共同防务和安全政策规定一个原则框架，使非盟据此进行可能的干预或授权干预，以预防或解决出现侵略的情况。[12]非盟通过集体行动保证非洲安全作出了原则性规定。

其次，非洲联盟在坚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基础上，提出“非漠视”(Non-difference)原则，即在特定情形下，非盟有权依据大会决议进行军事干预。20世纪90年代一些非洲国家内部冲突造成了惨烈的人道主义灾难，鉴于此，《非洲联盟宪章》(Constitutive Act of African Union)中第四款承认，“(非洲)联盟在面临严峻形势时有依据大会决议干预成员国的权利”。虽然干预有严格限制(严峻形势指发生战争罪行、大屠杀和反人类的罪行)，非洲国家已经接受了特定情况下可以对一个国家内政采取干预措施。此外，出于维护地区安全的需要，非盟还可以干预那些不按宪法程序攫取政权，以及因国家内部不稳定导致难民外流、叛乱分子侵扰和其他殃及邻国的行为。从近年来非盟处理一系列“热点”冲突和危机卓有成效的表现，我们不难看出，非盟正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主动介入冲突，其强调依靠非洲的整体力量自主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新安全战略已经开始形成。[13]

最后，非洲联盟建立常备维和部队——非洲待命部队(African Standby Force, ASF)，并拟建立快速反应部队。2005年3月，非洲联盟开始着手建立人数约1.5万人的非洲待命部队。非洲待命部队下辖5个待命旅，分别部署在东部非洲、西部非洲、南部非洲、北部非洲以及中部非洲，分别由这5个地区的次区域组织负责建设。(1)这5个次区域组织分别为：东非为伊加特组织(In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IGAD，中文简称伊加特组织)，西非为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北非为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中部非洲为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2013年5月，第21届非洲联盟(非盟)首脑会议上，非洲领导人决定立即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应对非洲地区安全危机，推动非洲大陆减少对外部军事和防务资金的依赖。这支非洲快速反应部队将在非洲待命部队全面运作前作为临时措施应对非洲大陆冲突和战乱，快速反应部队将由非盟会员国自愿提供军队、装备和资金。非盟和次区域组织对解决地区冲突的能力大幅提升。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已将“青年党”武装从索马里主要大城市驱逐，为该国成为正常国家奠定基础。

四、非洲自主解决本大陆冲突面临的挑战

随着近年来非洲安全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非洲自主解决本大陆冲突仍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资金匮乏和军事能力缺失制约了非洲解决冲突的能力。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经费，包括冲突预警、维和、能力建设(包括技术支持)等项目，开支主要来自外部支持，除了联合国对在非洲相关国家提供的维和使命的经费之外，欧盟为非洲和平基金注资7.55亿欧元(约10亿美元)。[12]以刚果(金)维和为例，2013年4月30日联合国刚果(金)特派团共计有20819名官兵，2009年7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共耗费维和资金13.5亿美元。[14]如果非洲自主解决刚果(金)内战，非洲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一年的财政预算(约10亿美元)以及所有的非洲待命部队(1.5万人)都无法满足刚果(金)一国的需要。

非洲军队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占人口的百分比来说都是很少的，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军队人数少于50000人。19个国家军队人数低于10000人，另外5个国家介于20000～50000人之间，仅有5个国家超过5万人，整个非洲可用于维和的部队仅有100多万。然而由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并不是所有的军队都能应召参加维和行动。而且非洲部队缺乏维和技能，需要大量时间去训练。除了军队规模，另一个影响非洲军队能力的主要因素是后勤和运输能力。拥有一支维和与干预部队的主要目标是有能力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将其部署在任何需要的地方。一旦维和部队被部署，就需要为之提供所有现代军事行动所需的装备。除了昂贵的费用，非洲军队还缺乏必要的装备。一些后勤和运输上的问题似乎可以通过在一些战略要地预置武器和物资来克服，但是非统组织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训练维和部队，购买维和设备。[5](P40～41)这些都直接影响非洲自主解决冲突的能力。

其次，进入21世纪，非洲的安全局势逐渐缓和，但面临新的安全挑战，多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尼日利亚系列恐怖爆炸袭击引发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南下非洲的担忧。由于非洲持续动荡不安的局势、脆弱的国家治理以及民族宗教问题众多，一直以来被视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早在“9·11”事件爆发之后，索马里就曾因为其国家四分五裂而被视为恐怖主义的天堂。2010年7月，被美国宣布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索马里“伊斯兰青年运动”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正在观看南非世界杯球赛的76人死亡，另有80 多人受伤。“伊斯兰青年运动”宣称，发动这次袭击是为报复乌干达向非盟在索马里的维和部队派兵，以帮助当地政府军同该组织在首都摩加迪沙激战。这也是该组织自2006年诞生以来首次在索马里境外实施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行动。“伊斯兰青年运动”又称“青年党”，是索马里最大反政府武装，公开宣布效忠“基地”组织。在“伊斯兰青年运动”跨国境制造了乌干达大爆炸之后，布隆迪等向非驻索马里维和部队增兵的国家也惶惶不安，被认为有可能成为其袭击的目标。恐怖主义成为非洲安全形势面临的新的挑战。

最后，外部势力的干预对非洲自主解决冲突形成掣肘。非洲拥有54个国家，人口约10亿(2011年)，占联合国会员国的1/3，不结盟运动的1/2，政治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非洲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忽视的一个大陆。但是由于非洲自身在解决冲突方面的能力有限，给一些大国干预非洲内部冲突提供了机会。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津巴布韦问题以及利比亚危机中，西方国家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利用自己的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优势，引导世界舆论，给非洲和平解决危机制造了相当大的困扰。例如，在津巴布韦危机中，2008年7月，非盟第11届首脑会议就津巴布韦局势通过决议，认为对话是解决津巴布韦危机的主要手段，施压和制裁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的制裁对于非盟自主解决冲突形成了极大的干扰。在利比亚危机中，非盟也并不赞成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

五、结 语

冷战结束后，非洲安全形势出现了新的特点，面临新的挑战。在联合国和西方国家减少军事介入的情况下，非洲人开始了自主解决本大陆冲突的探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解决非洲冲突率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2年，非洲联盟的成立开始了非洲集体安全机制方面的建设。非洲联盟建立了自己的“和平与安全架构”，其中包括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非洲大陆安全预警系统、非洲待命部队、智者团(the Committee of the Wise)、非洲和平基金等，提升了非洲自主解决本大陆冲突的能力。与此同时，非洲次区域组织也在解决本区域冲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非洲联盟解决冲突倚重的重要力量。非洲联盟集体安全机制的建设为非洲安全局势的缓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资金缺乏、非洲各国军事能力良莠不齐、恐怖主义的兴起以及外部势力的干预对非洲自主解决冲突的能力造成制约。

总体而言，非洲国家对于自主解决非洲冲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对非洲安全形势的缓和做出了重要贡献。非洲待命部队在解决非洲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非盟提出的“非漠视”原则亦对非洲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总之，非洲国家在冲突解决和集体安全的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能力建设方面还有所欠缺。非洲自主解决冲突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