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一位衣着朴素、脚踩运动鞋的老太太在敦煌研究院漫步。她信步走到一座名为《青春》的雕像前轻轻摩挲着。雕像是一个齐耳短发的女学生，正背着书包，拿着草帽，意气风发地迈步向前。她们四目相对，像是进行着一场跨越时光的对谈。这座雕塑讲述的是一个叫“小樊”的姑娘的故事，而这位驻足的老太太就是雕像的原型，一个从大学毕业就不远千里奔赴黄沙，坚守敦煌莫高窟近60年的江南姑娘。她就是被称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如今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锦诗个头不高，斯斯文文，祖籍杭州，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姑娘。自幼对考古兴趣浓厚的她，高分考上北京大学，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考古学专业，从此一门心思投身于考古研究。1962年的一场敦煌实习之旅，让樊锦诗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才24岁的她，历经长途跋涉，终于来到黄沙遍野的敦煌。大漠的艰苦环境给年轻的樊锦诗敲了一记闷钟，喝咸水、点油灯、住土屋、睡土炕，自小生活在江南水乡的她，哪里经受过这种苦。然而，生活上的困难很快便被丰饶的精神世界给击退了，一个个洞窟壁画如有魔力般将她吸引，看着世间罕见的珍贵壁画、雕塑，她忘记了辛苦，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然而，精神上的满足抵挡不了身体上的水土不服，樊锦诗很快就因生病而不得不返回学校休养。但毕业分配时，敦煌的实习单位希望她能去那里工作。父亲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专门向校方写信，希望校方理解女儿的身体无法承担这样艰苦的工作，另派其他更合适的人选。然而信到了樊锦诗手中，她却犹豫了，想到敦煌莫高窟绝世的美以及当地文物保护人手的短缺，她不忍心看着心心念念的敦煌瑰宝因缺乏专业保护而受到伤害。在信念的驱使下，她决定鼓足勇气前往敦煌，欣然接受了工作分配。

再进莫高窟时，樊锦诗知道，自己的一生精力都将献给莫高窟的保护与研究事业，因此她更加专注地投身到洞窟的保护和发掘当中。在前辈的指导下，樊锦诗系统地开展了对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病害、崖体风化和坍塌、风沙侵蚀等严重威胁文物安全的问题研究，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及时应用在莫高窟的保护上。在保护文物这个紧迫课题有了系统性进展后，樊锦诗将更多精力投入对莫高窟艺术的研究之中——如何理解这些独特的艺术？如何将这些艺术系统性地展现给游客？如何将敦煌艺术推广到世界艺术舞台？樊锦诗反复地进洞、调查、临摹、记录、查阅资料，殚精竭虑地探索钻研，撰写出了学术价值极高的考古报告。

△ 樊锦诗

△ 敦煌莫高窟

夜深人静时，无处不在的孤独感笼罩在樊锦诗身上，父母亲朋都在千里之外，男友分配在武汉，两人只能通过一封封信件聊解相思。即便是婚后，两人仍是天各一方，孩子也只能托付给亲友。19年后，相伴多年的丈夫毅然放弃自己的事业，加入樊锦诗的工作队伍，一家人终于在敦煌团聚。她在接受采访时发自肺腑地感叹道：“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他做出了让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敦煌的艺术价值，在以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的努力下，逐渐为大众所熟知，敦煌也成为旅游胜地。游人如织的同时，一些商人也嗅到了商机，试图对莫高窟进行商业开发，然而商业开发下文物的保护很难得到落实，樊锦诗对此忧心忡忡，她和同事多次前往北京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才制止了商业开发的行为，使敦煌瑰宝得以保持不变的风采。

看着络绎不绝的游人，樊锦诗既为更多人领略到敦煌至美的艺术而开心，又为游览开放带来的文物氧化而担忧。这并不是她杞人忧天，因为与20世纪初拍摄的照片相比，很多壁画已经色彩淡化，甚至有部分已经损坏模糊，这提醒着她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寻找办法来化解这个矛盾。

通过多方调研，她提出对文物本体及环境进行科学保护，借鉴国外先进的病害治理机制，加强保护和定期修护彩塑壁画；同时为每一个洞窟和每一幅壁画建立完整的数字档案。这个方法在如今看来司空见惯，但在21世纪初，这样超前的提议，受到不少人的反对。樊锦诗顶住各方压力，力主数字化档案建设，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2010年完成了一整套高标准的洞窟数字档案。从此，莫高窟被数字化技术永远地“固定”了下来，不论岁月如何流转，瑰丽的敦煌文化都能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也是樊锦诗为保护敦煌文化作出的又一历史性功绩。

自1963年大学毕业起，樊锦诗的工作就没有离开过敦煌。1998年，樊锦诗正式担任敦煌研究院的掌门人，近60年的敦煌时光，近20年的主管生涯，让樊锦诗对莫高窟里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乃至研究所里每一棵树、每一份档案都如数家珍，这里倾注的是她的心血，也是她的生命。

由她带领敦煌研究院编著的《敦煌石窟全集》，被其他学者盛赞“既真且确，精致绝伦”，将敦煌学的研究推向了全新的高度。2015年，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她仍然坚持留在敦煌，被聘为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继续谱写着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樊锦诗的幸福之道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