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景宇 詹成 陈昆仑

摘 要： 研究省域竞技体育实力与社会经济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对促进我国省域竞技体育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通过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探究了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2001-2021年间竞技体育实力和社会经济水平的耦合协调状况。研究发现：竞技体育实力水平指数总体呈现先快速上升后缓慢下降的“倒V型”发展态势，空间上呈现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逐渐减弱分的布趋势；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缓慢上升的发展态势，但耦合协调等级未实现跃迁，仍处于濒临失调水平，空间上呈现出“东强、中平、西弱”的分布格局；大多数省域竞技体育实力的发展滞后于同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水平越高的省域竞技体育实力越强。

关键词： 竞技体育实力； 社会经济水平； 耦合协调度； 相对发展度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3.06.015

一、 引 言

体育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之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愿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我国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要坚持文化教育和专业训练并重，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提升重点项目竞技水平，巩固传统项目优势，探索中国特色足球篮球排球发展路径，持续推进冰雪运动发展，发展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职业体育赛事。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路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量的高速增长和质的快速提升。经济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为竞技体育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促进了竞技体育实力的提升。因此，社会经济水平被认为是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竞技体育作为体育事业的显性指标，也是展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变量。竞技体育实力与社会经济水平相互影响，两者之间通过许多要素彼此间相互作用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1]。因此，全面分析中国各省域竞技体育实力与社会经济水平的耦合协调现状，揭示两者发展的内在影响机理，对于促进各省竞技体育和社会经济的双向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体育与社会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与体育产业、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等方面。在区域经济与体育产业方面，姚松伯等采用了区位熵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2010-2018年间全国15个省域的体育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波动的缓慢上升趋势，但总体上仍偏低，没有哪个地区达到优质协调或良好协调的程度[2]；陈清等通过分析西南5省区域经济、社会环境与体育产业的协调发展情况，发现区域经济和体育产业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社会环境是区域经济和体育产业发展的有效支撑[3]。在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方面，许金富等发现我国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综合水平均表现出增长态势，空间分布呈东中西阶梯分布，旅游产业综合水平好于体育产业水平[4]；曹开军等研究发现，中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逐年波动上升，2007年及以前为旅游产业滞后型，2008年及以后呈体育产业滞后型[5]。在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方面，李欣以成都马拉松为例，通过耦合模型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析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的时序演化和耦合协调关系，发现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具有较强的关联系数和耦合协调性[6]；鄢慧丽发现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系统与城市发展系统存在显著相关性，系统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具有显著耦合特征[7]。在竞技体育与社会经济方面，李金早等以各省第11届全运会成绩和各省经济发展的宏观指标为变量来探究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竞技体育实力之间关系，发现经济实力与地方竞技体育成绩基本成正向关系，经济实力的增长能显著地推动地区竞技体育成绩的提高[8]；查安妮等认为奥运会成绩与各国GDP总量和人均GDP为正相关关系[9]。

综上，当前关于体育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比较活跃。但是，文献综合归纳发现，国内学者有关竞技体育与区域社会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仅对两者关联性进行简单的量化评估，缺乏对它们之间耦合协调状态和演变情况的深入探究。鉴于此，本文在构建了中国省域竞技体育实力与社会经济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变异系数加权的TOPSIS法，计算了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在2001-2021年间竞技体育实力与社会经济水平方面的综合评价值，并深入分析了它们在时空上的变化趋势；同时，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深入分析了中国省域竞技体育实力与社会经济水平之间的耦合协调情况。通过这一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为我国各省级地区竞技体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二、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1.2001-2021年间举办的第九届至第十四届全运会奖牌数据获取自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https：//www.sport.gov.cn/）。

2.經济社会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2022）和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2002-2022）。

3.基础底图取自标准地图服务系统（http：//bzdt.ch.mnr.gov.cn/），审图号为GS（2020）4619。

（二） 省域竞技体育实力与社会经济水平指标体系构建

竞技体育实力多采用大型竞技体育赛事的成绩作为评价标准[10]。全运会作为中国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是衡量各省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11]。因此，本文依据2001-2021年间举办的第九届至第十四届全运会中各省、市、自治区代表队获得的奖牌数构建竞技体育实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由于金、银、铜牌本身具有权重属性，不宜使用客观方法求得权重，参考相关研究[12-14]，将金、银、铜牌的权重确定为0.5：0.3：0.2。

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遵循整体性、代表性和可比性等原则，并借鉴相关研究[15-18]，构建社会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本文参考相关研究，采用利用熵值法测度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三） TOPSIS模型

TOPSIS模型是一种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法，广泛应用于多属性多目标决策中[19]。主要计算过程如下：

1.利用极值法求得标准化矩阵A=aijm×n，进一步求得加权规范矩阵B=Wibijm×n。其中，

bij=aij/ ∑mi=1a2ij（1）

2.确定正理想解的距离与负理想解的距离：

c+i= ∑nj=1bij－b+j2，c－i= ∑nj=1bij－b－j2（2）

其中b+j和b－j分别为矩阵B中第j项指标的极大值和极小值。

3.确定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相对贴近度：

Ei=c－ic+i+c－i（3）

Ei越大，表明评价值越高。

（四） 耦合协调度测算

本文采用耦合协调模型[20]对各省竞技体育实力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同时引入相对发展度模型[21]，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F=S1×S2S1+S2/221/2（4）

D= FT，T=αS1+βS2（5）

G=S1/S2（6）

其中，F为耦合度，D为耦合协调度，T为两个子系统的协调指数，G为相对发展度，S1和S2分别为竞技体育实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值，α和β为待定系数，本研究在评价过程中认为子系统重要程度相同，取S1=S2=0.5。

三、 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各省域的竞技体育实力、社会经济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全面测量。为了更好地解析中国省域竞技体育实力和社会经济水平之间的演变过程，特选取了自2000年以来举办的全运会年份，即2001年、2005年、2009年、2013年、2017年和2021年的评价结果。借助ArcGIS软件，绘制中国各省域竞技体育实力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图，以便通过可视化手段更加清晰地呈现研究结果。

这一可视化表达不仅有助于更直观地展示不同省域在竞技体育实力和社会经济水平上的地理分布特点，还能够突显其在耦合协调度方面的表现。通过地理信息的呈现，更深入地理解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内体育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演变，为研究提供更富有洞察力的视角。

（一） 竞技体育实力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

根据省域竞技体育实力水平指数大小，参考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将其分为五个等级，即低水平[0，0.2]、一般水平（0.2，0.4]、中等水平（0.4，0.6]、高水平（0.6，0.8]和极高水平（0.8，1.0]。

2001-2021年中国省域竞技体育实力水平指数平均值总体呈现先快速上升后缓慢下降的“倒V型”演变趋势，2005年开始竞技体育实力水平等级已从低水平提升至一般水平，2013年达到研究期内的峰值，之后略有回落，但竞技体育实力水平等级仍保持一般水平。低水平省域数量逐年减少，一般水平、中等水平和高水平省域数量总体呈波动增长的趋势，而极高水平省域数量基本保持稳定，除2013年达到两个外，其他年份均为1个，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竞技体育实力已成为各省形象的标杆，各省对体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区域间竞技体育实力的差距正逐步缩小。

从分区域的时序变化来看，竞技体育实力指数呈现以下排序：华东地区排名第一，其平均值为0.42，自2005年起超越华南地区，一直保持全国领先地位。排名第二是东北和华南地区，它们的年平均值分别为0.32和0.30，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这两个区域的竞技体育实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华南地区在2001年位居全国榜首，但在2005年被华东和东北地区超越，尽管一直稳居全国前三。东北地区在2001-2013年期间一直保持全国第二的竞技地位，但在2017年出现了明显下滑，其竞技体育实力水平指数开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经济下行是主要原因，因为东北地区的重工业逐渐衰退，三省的经济增速从2014年开始一直垫底，缺乏吸引人才的优厚待遇和灵活运用人才政策从而导致竞技体育人才大量流失[22]。华中、华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竞技体育实力水平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四个地区的竞技体育实力整体呈现积极的上升趋势，尤其是华北地区，其增幅高达23.81%。综上所述，除了华南和东北地区出现下滑的情况外，我国其他地区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都在持续向好的趋势中发展。

从竞技体育实力水平的空间演变特征来看，2001年时近乎90%的省域竞技体育实力水平分布在低水平和一般水平，而中高水平的省域分散在华南、华东和东北地区，导致省域之间竞技体育实力的差异十分显著。随着2005年之后的发展，区域间的竞技体育实力分化现象略有改善，低水平和一般水平的省域比例下降至約75%左右。竞技体育实力的中心逐渐从华南地区向华东地区转移，华东地区的省份基本达到了中等及以上的竞技体育实力水平。然而，从2017年开始，东北地区的竞技实力出现了明显下滑，与此同时，华中和华北地区逐渐崭露头角。总体而言，虽然各省域之间竞技体育实力差距稍有减小的趋势，但不平衡的现象仍然存在。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竞技体育实力逐渐减弱，呈现出一种“东强中平西弱”的空间格局。这一现象揭示了我国竞技体育实力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原因主要在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逐渐凸显。不同省域在竞技体育发展上的重视程度、项目布局、运动队建设以及经费投入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了各省域竞技体育实力的显著差异。因此，如何优化竞技体育发展布局，推动区域经济与竞技体育的均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仍然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挑战。

（二） 竞技体育实力与社会经济水平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

竞技体育实力与社会经济水平协调发展是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为探究中国省域竞技体育实力与社会经济水平之间耦合协调发展情况，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其进行了测度。根据测算所得的耦合协调度大小，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将其分为四个等级，即失调（0，0.25]、濒临失调（0.25，0.5]、协调（0.5，0.75]和高级协调（0.75，1]。

2001-2021年中国省域竞技体育实力与社会经济水平耦合协调度平均值总体呈现缓慢上升的演变趋势，但耦合协调等级未发生变化，耦合协调度平均值仍处于濒临失调水平。失调水平省域数量明显减少，濒临失调水平省域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与之相反，协调和高级协调水平省域数量呈上升趋势。该趋势表明各省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正不断提高，区域发展差距也在逐步缩小。

从分区域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特征来看，耦合协调度指数的高低排序如下：华东地区位居首位，其平均值为0.61，处于协调阶段，且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其次是华中、东北、华北和华南地区，它们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均值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华中地区在2005年后，耦合协调水平明显提升，2013年开始从濒临失调转变为协调状态。东北地区在2013年及之前一直保持协调水平，但随后出现下滑趋势，耦合协调等级下降至濒临失调状态。华北地区在2009年由濒临失调转变为协调状态，但在2017年后再次下滑，回到濒临失调状态。华南地区在2001年处于协调状态，之后出现下滑，2005年到2017年期间维持在濒临失调水平，然而在2021年重新回升至协调水平。西南和西北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均值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耦合协调等级均处于濒临失调水平，但这两个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综上，我国不同区域的竞技体育实力与社会经济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指数相对较低，目前尚未有区域达到高级协调水平。因此，各区域的耦合协调水平仍需要进一步提高。

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变特征来看，2001-2005年全国仅有25%的省域达到协调及以上耦合协调等级，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南、华北地区，其中广东、江苏、上海3个省域达到高级协调水平，东北和华中地区仅湖南、辽宁两个省域处于协调水平，而其他省域及西南、西北地区的省域耦合协调等级都处于濒临失调和失调水平。2009-2013年，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开始加速提升，绝大多数省域达到了协调及以上耦合协调等级，且从广东到黑龙江形成了一个条带状的高耦合协调度区域，区域内除吉林和河北外其他省域均已经达到协调水平，西南地区中四川也升至协调水平。2017年时，全国已有约45%的省域达到了协调及以上耦合协调等级，华中三省耦合协调等级全部提升至协调水平，条带状的高耦合协调度区域逐渐外延，沿安徽、江西外围形成了一个圆环状的高耦合协调度区域，其中从广东到山东一线的区域内除福建外，其他省份均达到高级协调水平。到了2021年，全国的耦合协调度提升速度开始放缓，达到协调及以上等级的省域仍保持在45%左右。江苏和浙江两省的耦合协调度呈下降趋势，从高级协调水平降至协调水平。西北地区的陕西省首次提升至协调水平。总体来看，与省域竞技体育实力水平类似，中国省域竞技体育实力与社会经济水平耦合协调水平同样存在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东-中-西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东强、中平、西弱”的空间格局。

针对耦合协调等级亚型的划分，从空间演变特征的角度来看，相对于竞技体育实力发展速度而言的社会经济水平滞后型省域主要是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耦合协调等级较高的省域以及东北地区。竞技体育实力滞后型省域则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而竞技体育实力与社会经济水平发展速度基本一致的协调发展型省域则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高级协调水平省域主要以“高级协调-社会经济水平滞后型”为主，研究期内除上海在“高级协调-竞技体育实力滞后型”与“高级协调-协调发展型”之间波动，江苏在2017年属于“高级协调-协调发展型”外，其他达到高级协调的广东、山东、浙江3个省域均属于“高级协调-社会经济水平滞后型”，虽然耦合协调度高但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于竞技体育发展。在协调水平的省域中，3种亚型发展程度相对均衡，2001年时山东、江苏的竞技体育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状态良好，分别于2005年和2009年升至高级协调水平。2009-2021年期间“协调-协调发展型”开始逐渐增多，北京、湖南、四川等省域竞技体育和社会经济呈现协调发展的新局面，辽宁、黑龙江等省域属于社会经济水平滞后型，湖北、河南等省域则属于竞技体育实力滞后型。濒临失调水平省域中，“濒临失调-竞技体育实力滞后型”为主，其次为“濒临失调-协调发展型”，研究期内仅有山西在2017年属于“濒临失调-社会经济水平滞后型”。失调水平省域竞技体育的发展远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受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经济发展等因素的限制，这些省域均属于竞技体育实力滞后型。总体来看，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滞后于同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且社会经济水平越高的省域竞技体育实力越强，再次印证了我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特征，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省域，缺乏发展竞技体育所需的体育人才资源、体育基础设施、经费等要素支撑，制约了当前我国省域竞技体育实力与社会经济水平之间的双向协调发展。

四、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本文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中国内地31个省级地区2001-2021年竞技体育实力与社会经济水平耦合协调度，揭示了其时空演变特征，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中国省域的竞技体育实力水平指数呈现先上升后逐渐下降的“倒V型”发展趋势。从2005年开始，竞技体育实力水平从低水平迅速提升至一般水平。尽管省域竞技体育实力差距稍有减小的迹象，但仍然存在着竞技体育实力分化的现象。地理分布显示，竞技体育实力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逐渐减弱，呈现出“东强、中平、西弱”的地域特征。

2.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但耦合协调等级并未实现显著提升，仍停留在濒临失调水平。从空间分布来看，与省域竞技体育实力水平情况相似，耦合协调水平也存在区域间不平衡的问题。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同样呈现出“东强、中平、西弱”的分布格局。

3.对于耦合协调等级亚型的分布情况分析显示，我国大多数省域竞技体育实力的发展滞后于同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且社会经济水平越高的省域竞技体育实力越强。高级协调水平省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多数省域竞技体育实力优于社会经济水平。协调水平省域，三种亚型发展相对均衡。濒临失调水平省域主要以“竞技体育实力滞后型”为主。而失调水平省域全部属于“竞技体育实力滞后型”，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地区。

（二） 政策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提升省域竞技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加强顶层设计，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构建上下协同、横向联动、高效运转的全国统一的竞技体育工作机制，促进竞技体育与社会经济的深度融合，打造省强国盛的竞技体育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2.建立区域协调机制，促进省域间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加强不同区域间竞技体育领域的合作交流，发挥各省域发展竞技体育的积极性和东部省份在竞技体育领域的领先优势，补短强弱，开展东中西部协作和对口帮扶，缩小区域差距，推动省域间竞技体育良性互动和合作共赢。

3.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和管理，促进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举足轻重，它直接关系到竞技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23]。要完善配套政策，优化市场环境，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对于竞技体育实力滞后型地区，应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倾斜、资金支持和技术指导，为培养人才、引进人才、留住人才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  王永明，马耀峰.城市旅游经济与交通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以西安市为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9（01）：86-90.

[2] 姚松伯，刘兵.体育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47（04）：118-124.

[3] 陈清，张梓瑞，谢义平，等.基于熵-耦合模型的区域经济、社会环境与体育产业的协调度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52（07）：49-55.

[4] 许金富，陈海春.中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耦合关联性测度及空间相关分析[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0，36（01）：9-16.

[5] 曹开军，徐嘉良.中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45（03）：199-213.

[6] 李欣.城市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的时序演化及耦合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1，41（04）：36-40.

[7] 鄢慧丽.体育赛事与举办地城市发展的耦合时序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19，55（03）：51-58.

[8] 李金早，张洋.我国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竞技体育实力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第11届全运会的数据分析[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26（05）：454-459.

[9] 查安妮，黄聚云.奥运会国别成绩与经济实力关系的实证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2（12）：4-8.

[10]陈颇，殷樱，夏崇德.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与评价体系的构建[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02）：69-74.

[11]石金毅，范媛媛，黄跃飞，等.全运会历史以来省际竞技体育实力时空动态变化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55（04）：649-660.

[12]田麦久，许小冬，蔡睿，等.国家（地区）竞技运动项目实力水平的评定及优势、潜优势项目的遴选[C]//第八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一）.北京：中国体育科学学会，2007：122.

[13]陈亮，田麦久.第24～30届奥运会田径项目区域竞技优势特征及转移态势研究[J].体育科学，2012，32（11）：40-49.

[14]赵海燕，周爱光，陈丹.百年夏季奥运洲际竞技实力历史发展和演变趋势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3，34（03）：11-17.

[15]王然，成金华.高质量发展视域下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耦合分析[J].学术论坛，2019，42（06）：54-60.

[16]李永平.旅游产业、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J].经济问题，2020（08）：122-129.

[17]单晨，陈艺丹.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差异研究[J].经济与管理，2020，34（03）：1-11.

[18]唐晓华，张欣珏，李阳.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动态协调发展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8，53（03）：79-93.

[19]梁昌勇，戚筱雯，丁勇，等.一种基于TOPSIS的混合型多属性群决策方法[J].中国管理科学，2012，20（04）：109-117.

[20]方传棣，成金华，赵鹏大.大保护战略下长江经济带矿产-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06）：65-73.

[21]毕国华，杨庆媛，刘苏.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J].经济地理，2017，37（01）：50-58.

[22]戚伟，刘盛和，金凤君.东北三省人口流失的测算及演化格局研究[J].地理科学，2017，37（12）：1795-1804.

[23]鐘秉枢.开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新局面[J].青少年体育，2017（12）：7.

（责任编辑 文 格）

Measurement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Strength and Socio-economic

Level in Chinese Provinces

CHENG Jing-yu1，2，  ZHAN Cheng3， CHEN Kun-lun1，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Wuhan430074，Hubei，China;

2.China Institute of Mountaineering and Outdoor Sports，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Wuhan 430074，Hubei，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Wuhan 430074，Hubei，China）

Abstract：Studying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vincial competitive sports strength and socio-economic level，revealing the internal influence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rovincial competitive sports and socio-economic in China，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orts power.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status of competitive sports strength and socio-economic level in 31 provinces，cities，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mainland China from 2001 to 2021 by establishing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ly using TOPSIS method，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and relative development model.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overall index of competitive sports strength level shows an inverted V-shaped development trend that first rapidly increases and then slowly decreases，with a spatial distribution trend gradually weakening from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to the western inland areas；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s showing a slow increase，but the leve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has not yet achieved a transition and is still on the brink of imbalance，showing a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being strong in the east，medium in the flat，and weak in the west；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strength in most provinces lags behind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ame period，and the higher the socio-economic level，the stronger the competitive sports strength in provinces.

Key words：competitive sports strength； socio-economic leve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relative development deg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