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喆安琪

（1.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江西南昌， 330022；2.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江西南昌， 330119）

西汉诸侯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为我国史学界研究西汉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手工业发展与文化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从目前已发掘汉墓中的各种材质的灯具实物来看，青铜灯在汉代灯具发展史上占据着主流地位，曾绽放出闪耀夺目的光彩。

河北满城中山王墓与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同为西汉中期诸侯墓，且均保存较为完好。 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葬中，出土了铜灯20 件，其中刘胜墓出土15 件，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第66 页。窦绾墓出土5 件；海昏侯刘贺墓中则出土有铜灯25 件，另有构件3 件，及散落灯盘、灯罩和灯托各1 件。②曹斌，罗璇，侯宜斐等：《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器》，《文物》2018 年第11 期。本文拟对两墓所出土灯具从造型种类、制造工艺、所刻铭文等方面作比较研究，以期丰富对汉代青铜灯具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认知。

从墓葬时间上来看，满城汉墓墓主中山靖王刘胜去世于汉元鼎四年（前113），海昏侯墓墓主刘贺去世于汉神爵三年（前59），两时段同属西汉中期。从身份地位上来看，刘胜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兄长，是西汉历史上第一位中山王；刘贺是汉武帝与宠妃李夫人的孙子，初袭爵位时为第二代昌邑王，后历经王、帝、侯多重身份转变，其身份特殊也可谓历史上第一人。 从墓葬规格与保存完好程度上来看，满城汉墓与海昏侯墓同属西汉诸侯墓，而作为列侯的刘贺，墓中出土各类文物近两万件（套），不仅在已发掘的列侯墓中首屈一指，甚至超过了很多诸侯王墓。③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南方文物》2016 年第3 期。因此，把这两座墓葬出土器物作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探寻西汉中期经济社会与贵族日常生活的一角，于我们加深对西汉历史的认识颇有助益。

一、造型种类的对比

满城汉墓出土的20 件铜灯中，有豆形灯、铜卮灯、釭灯、浅盘行灯四大类。

第一大类豆形灯，当中又可以因其形制细分为数小类：

1.高柄豆形灯。 这类豆形灯属于最典型的基础款豆形灯，因与食器中的“豆”器型相似而得名。上部为敞口平底的灯盘，中部为长柄，下部延展为喇叭形圈足。 值得注意的是，满城汉墓出土的7件此类豆形灯灯盘外壁均刻有铭文。

2.铜盘豆形灯，自名为“铜槃锭”。 其中“锭”即灯，汉代铜灯多自铭为“锭”；“槃”即盘，此灯形似铜豆灯，但比铜豆灯灯盘处多了一叶形鋬，底座延展为灯盘。 盘中有凸起状铜烛钎，用以固定固态燃料。①吴杏全：《满城汉墓出土之灯具研究》，《文物春秋》2009 年第1 期。

3.铜人物形灯，即铜当户锭。其造型为一半跪状铜人托举着灯盘，铭文中有“当户”的字样，从史籍记载可知，当户乃为汉代匈奴官名，从铜人的着装上来看，直襟短衣，长尾曳地，具有明显的胡服特色。

4.铜动物形灯，即铜朱雀灯与铜羊尊灯。 这两款灯在造型上都与典型意义上的豆形灯相去甚远，笔者认为可归为宽泛意义上的变种豆灯。 铜朱雀灯形似一只振翅欲飞的朱雀，嘴衔灯盘。 灯盘为环形，内部用竖格做三等分。 而铜羊尊灯形似一只跪卧的羊，头部顶着的灯盘实际可以开合活动，合下来又是羊背的一部分，《说文解字》载：“羊，祥也。 ”此件铜灯既是实用灯具，又可以作为艺术摆件，寄托着人们对吉祥美好的追求。 把铜朱雀灯和铜羊尊灯归为变种豆灯，是因为其形制归根结底还是具有豆形灯结构的三大部分，即单个灯盘、灯柱与灯座。 灯盘形制易辨认，而铜朱雀直立振翅的身子与铜羊竖立的脖颈实则起着象形灯柱的效果，朱雀脚踏的蟠龙与铜羊跪卧的身子都起着灯盘底座的作用。 因之，笔者把这两款灯也归为宽泛意义上的豆形灯。

第二大类铜卮灯，即铜卮锭，有两件，带盖直筒杯形。 杯为圆筒平底，上腹部有菱形带环状鋬，筒身从上至下饰窄带纹一周，宽带纹一道，瓦纹两周。使用时将盖向上翻转，即可作为灯盘。灯盘直口，中心有一烛钎。 壁侧伸出一菱形鋬，鋬面的槽翻转过来与杯身菱形环完美契合，也就是说把灯盘覆盖在杯上，灯盘的鋬即可套合在杯身的环上。 灯盘与筒身均有铭文。

第三大类釭灯，有两件，其一为举世闻名的长信宫灯，另一为三足带罩铜灯。 长信宫灯为釭灯，整体呈宫女跪坐持灯形象。 釭，指中空的管状物，烟管就是釭，带烟管的灯就是釭灯。②孙机：《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第347 页。宫女的手臂中空实为导烟管，可以通过虹吸作用把灯油燃烧产生的黑烟吸入中空的体内，消融于腹部的水中。三足带罩铜灯的使用原理与长信宫灯相似。 不过，导烟管为简单的倒U 形管，联通底部三足空心炉，炉内用以盛装清水。

第四大类浅盘行灯，又被称为铜拈锭，由铜灯和承盘二器组成。 铜灯灯盘也是直壁平底，有三个蹄形足，壁侧延展出一叶形鋬。 灯体与底盘可以分开，此灯自名为“铜拈锭”，意指使用时非握取，而是用手指捏取。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25 件铜灯中，有豆形灯、釭灯、连枝灯、浅盘行灯四大类。③孙机先生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将汉代灯具分为豆形灯、多枝灯、釭灯、若干异形灯等几大类（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405—412 页），本文对海昏侯墓出土青铜灯具的归类即参照于此。

第一大类青铜豆形灯，基本为典型的基础款高柄豆灯。 上部为圆形灯盘，腹壁略微倾斜，中部为竹节状灯柱，下部延展为喇叭形底座。 灯柱下部饰一圈凸出的宽带纹，铭文有“昌邑宦银烛定重六斤十四两二年造”“昌邑籍田烛锭第一”“李姬家定”“南昌”等字样。

第二大类为釭灯，分为青铜雁鱼灯与双管釭灯两小类。 雁鱼灯属单管釭灯，总体呈鸿雁回首衔鱼状。 雁眼圆睁，口部衔鱼，回首张望，颈部即为颀长导烟管，连接椭圆形鼓腹，腹部中空，两侧铸有羽翼，双足并排伫立。 双管釭灯造型上相对简单，主要为球形腹鼎，足似兽蹄，灯盘与单管雁鱼釭灯一致，可以拆卸，灯罩都可转动调节，灯盘底部有浅口圈足，与鼎形底座相连。

第三大类为青铜连枝灯，整体呈现垂直树形。 树的枝丫部分以榫卯结构与树干相连，四个分支上各托置一灯盘，主干顶端托一灯盘。 柱底部延展为镂空喇叭状，镂空处为似龙形动物纹。 灯盘错落，点燃后犹如火树银花，照亮空间更广，也更显辉煌。

第四大类浅盘行灯，整体形制结构与满城汉墓浅盘行灯相似，灯与承盘可分离。 浅圆灯盘，直口平底，三蹄足，灯盘侧有一叶形鋬。 圆形底盘，斜折窄沿，斜腹内收。①曹斌，罗璇，侯宜斐等：《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器》，《文物》2018 年第11 期。素面无鎏金。

二、制造工艺的对比

青铜器的制造工艺基本上可以分为采冶工艺、铸造工艺和装饰工艺三大块。 满城汉墓属于典型的中原文化区，海昏侯墓偏属于楚文化区。从两周时期开始，中原与楚文化区的青铜采冶技术差异不是很大，②吴文清：《两周中原与楚文化视野下的器物工艺比较研究》，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35 页。其不同之处主要是两地因铜矿类型不同而产生的采冶环节上的差异，在此不赘述。本文试将重点放在铸造工艺与装饰工艺的对比上，以求教于方家。

1.铸造工艺

中国青铜器传统的铸造工艺为范铸法。 两周时期，开始出现失蜡法，并由楚地向中原推广，深刻地影响着此后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发展。 及至汉代，浑铸、分铸、焊接等铸造工艺已发展得相当完善。 汉代中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为手工业的进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与经济条件。

关于满城汉墓出土铜灯铸造工艺，试以举世闻名的长信宫灯为例：长信宫灯是汉代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的代表。 它采用的是铸接与榫接工艺，主要工序是：首先分型铸造；然后用焊、铆、插等技术组成整器。③朱文涛：《古罗马与汉代造物艺术比较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第115 页。其灯盘和灯体采用的是铸接工艺，其他部位如头部、身躯、右臂灯罩等，都是分铸套合榫接组装而成。 此外，朱雀灯采用的是铸接工艺，其灯盘、朱雀和盘龙三部分是分别铸成后再接铸在一起的，朱雀的嘴部和足部均有接铸的痕迹。④吴杏全：《满城汉墓出土之灯具研究》，《文物春秋》2009 年第1 期。豆形灯和当户灯等10 余件灯具则是分铸后用榫接加铜钉铆合而成。 此外，满城汉墓出土的铜羊尊灯还采用了活轴工艺，以活轴连接灯盘和灯体，把灯盘做成翻转形式，合上盖则为羊的造型。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铜灯，带有“昌邑”字样的铜灯可推测为在昌邑国内铸造的，“南昌”铭文豆形灯暂推测为在海昏境内所铸，其他的如青铜雁鱼灯、连枝灯并不能确定其产地，本文试推测为也在海昏境内所铸。 有学者借助科技考古手段如利用Hitachi-TM3030 超景深台式电子显微镜及EDS 能谱仪对海昏侯墓出土铜器进行背散射成像观察及化学成分测试并进行金相分析，实验结果表明，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青铜器制作工艺多样，包括铸造、铸后受热退火、铸后热锻等多种。 但不同器类有不同的制作方式，日用器具如多数铜灯多为直接铸造成型，制作工艺较为简单。⑤胡毅捷，李文欢，胡东波：《江西海昏侯墓主椁室出土青铜器制作工艺初步分析》，《南方文物》2021 年第3 期。但釭灯的铸造工艺相对复杂，如雁鱼灯中大雁的身躯、脖颈、灯罩、灯盘等都是分铸套合榫接组装而成，与长信宫灯相类似。

2.装饰工艺

汉代青铜器在装饰工艺上承袭了春秋战国青铜器装饰工艺的主要技法， 主要可以分为四类：镶嵌、鎏金、刻雕与髹漆工艺。

镶嵌中的错金银工艺在满城汉墓的出土文物中被频繁使用，如错金博山炉、错金银铜豹席镇、错金银承弓器等，都是西汉错金银工艺的精品。 但在满城汉墓出土的青铜灯的装饰工艺中，主要使用的还是鎏金工艺，如长信宫灯通体鎏金。 鎏金工艺是指以金—汞合金涂抹在金属器表面，通过加热使汞蒸发，独留黄金层在金属器物表面的一种装饰加工工艺。 鎏金工艺对器物来说，既有美化装饰作用，又有保护作用，使得长信宫灯历经两千余年岁月侵蚀，仍能绽放出灿灿华彩。 此外，铜羊尊灯与朱雀灯上采用了线刻的装饰工艺，例如羊腿与臀部均以线刻画出肌肉的形状，朱雀的双翅和尾部也以阴刻方式描绘出纤细的羽毛状纹理。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灯在装饰工艺上主要采用了鎏金与透雕。 一对青铜雁鱼灯通体鎏金，而连枝灯除了鎏金工艺外，灯柱底部延展为镂空喇叭状，镂空处透雕龙形动物纹。 在雁鱼灯的大雁腹部两侧细节，也采用了阴线刻雕羽翼的纹路，使得整器造型栩栩如生。

三、铭文的对比

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和王后窦绾墓中，共出土铜器600 余件，其中30 件刻有铭文。 铭文主要集中在壶、灯、钫、钟、甗、镬、鋗、盆等器物上，计有52 处，近800 字。①周筠，陈静：《满城汉墓出土铜器铭文研究》，《文物春秋》2010 年第3 期。

1.铭文的内容

第一类豆形灯及其变种中，7 件高柄豆形灯的灯盘外壁均刻有铭文。 铭文内容如“椒林明堂铜锭，重三斤八两，高八寸，卅四年，钟官造，第二”“椒林明堂铜锭，重三斤八两，高八寸，卅四年，钟官造，第七”“中山宦者常浴铜锭，重三斤十二两，卅二年，第廿五，卢奴造”等。

铜盘豆形灯灯盘外壁刻铭文：“御铜槃锭一，第田鹕。 ”“御”在此处应指对帝王所用物的敬称，而“田”和“鹈”二字通假，“田鹕”即“鹈鹕”，是冬天见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夏天见于河北一带的候鸟。

铜当户锭的盘壁上刻有铭文，《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中认为铭文为“御当户锭一，第然于。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第69 页。但有学者查阅汉代刻有“千”字的铜器铭文后，发现“日入八千钟”“日入千斤壶”等处的“千”字写法与此铜当户灯铭文相同，认为此处不应释读为“第然于”，应释读为“第然千”。③周筠，陈静：《满城汉墓出土铜器铭文研究》，《文物春秋》2010 年第3 期。笔者赞同此说法。

铜动物形灯中的铜朱雀灯与铜羊尊灯均未见铭文，此不赘述。

第二类铜卮锭有两件，其一杯铭：“御铜卮锭一，中山内府，第鴶。 ”盖铭：“卮锭，第鴶。 ”鴶是一种布谷鸟。 另一件杯铭：“御铜卮锭一，中山内府，第鸿。 ”盖铭：“卮锭，第鸿。 ”鸿即鸿鹄，大雁。

第三类釭灯亦为两件，其一为三足带罩铜灯，无铭文。 其二即为举世闻名的长信宫灯。 长信宫灯共有9 处65 字铭文，内容涉及灯的容量、重量、编号和所属者。 铭文从字体、刻工和内容来分析，并不是同一时期所刻，是陆续刻上去的。

上部灯座底部周边刻：“长信尚浴，容一升少半升，重六斤，百八十九，今内者卧。 ”外侧刻“阳信家”。下部灯座外侧面刻“阳信家，并重二钧十二斤，七年，第一。”灯罩屏板外片一侧刻两行，一行为“阳信家”，另一行为“并重二斤二两”。灯罩屏板内片左侧刻：“阳信家”，右侧刻“并二斤二两”。灯盘外侧及宫女右臂外侧分别刻“阳信家”，宫女右下衣角刻“今内者卧”。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第258 页。

第四类浅盘行灯，即铜拈锭，外壁有铭文4 行14 字：“御铜拈锭一，举盘俩，中山内府，第鹴。 ”承盘口沿处有铭文4 行10 字：“铜锭盘一，中山内府，第鹴。 ”鹴是一种水鸟，与前述“田鹕”相似，是以鸟作为器物编号的一种表现。 “拈锭”即可用手捏持的灯，从铭文来看，承盘本为两个，墓中仅出土其一。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器的铭文主要集中在鋗、灯、鼎、镜等器物上。 其中出土的25 件青铜灯具上的铭文相较于满城汉墓较少，集中于豆形灯灯盘处，釭灯、连枝灯与浅盘行灯均未见铭文。豆行灯铭文有“南昌”“昌邑宦银烛定重六斤十四两二年造”“昌邑籍田烛定第一”“李姬家定”等字样。

2.铭文的字体

秦汉处于汉字形体由篆书到隶书的过渡时期，也是学界认为的古文字向今文字演变的关键时期。 篆书演变为隶书的过程，通常称为隶变。 隶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例如著名的睡虎地秦简中的隶书，就属于还未完全发展成熟的早期隶书。 裘锡圭先生根据考古发现的秦系文字资料认为，隶书形成于战国晚期，“由此产生的秦国文字的俗体，就是隶书形成的基础”。①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67 页。

在漫长的隶变过程中，常常会存在篆、隶混用的现象。 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形体由圆转向瘦长的篆隶体，常见于西汉中、晚期的镜背刻有“日光铭”和“昭明铭”的青铜连弧纹铭文镜和重圈铭文镜中。②邱龙升：《两汉镜铭文字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第42 页。

满城汉墓出土的铜灯中，时常可见篆隶混用。 以长信宫灯上的“阳信家”为例，“阳”字非常接近于隶书中“阳”字的写法，而“信”字则是小篆的写法。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阳信家”拓片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第260 页。

这种篆隶体混用也出现在铜当户灯铭文中。 “御当户锭一，第然千”当中的“当”字，既具有篆书中“當”的宝盖下垂至字底部的特征，又基本演化成隶书中“當”的字形。 而“然”字，则是典型的隶书“然”的写法。

满城汉墓的青铜豆形灯中也出现了好几处篆隶体混用的情况，以“椒林明堂灯”和“中山宦者常浴灯”为例，进行分析。 “椒林明堂灯”完整铭文为：“椒林明堂铜锭，重三斤八两，高八寸，卅四年，钟官造，第十。 ”其中“高”字和“堂”字，结构中的“口”部分带着明显的篆书写法特征，偏旁其他字则基本为隶书写法。

《满城汉墓出土铜器铭文研究》铜当户锭铭文拓片①周筠，陈静：《满城汉墓出土铜器铭文研究》，《文物春秋》2010 年第3 期。

“中山宦者常浴灯”完整铭文为：“中山宦者常浴铜锭，重三斤十二两，卅二年，第廿五，卢奴造。 ”其中，“卢”字为篆隶体，既带着篆书中“卢”字的书写特征，又带有隶书中“卢”字的书写特征。“奴”字则为典型的篆书写法，“造”字已经基本具备了隶书中“造”字的结构写法，与篆书中“造”字结构相去甚远。

《满城汉墓出土铜器铭文研究》中山宦者常浴灯铭文拓片⑥周筠，陈静：《满城汉墓出土铜器铭文研究》，《文物春秋》2010 年第3 期。

海昏侯墓出土的铜灯中，也时常可见篆隶混用的情况。 “南昌”铭文豆形灯中的“南”“昌”二字均为隶书写法。 但同样的“昌”字出现在“昌邑籍田”豆形灯上，“昌”变成了战国篆书的写法，与隶书“昌”字在下半部分的字形已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南昌”灯铭文拓片

“昌邑籍田”豆形灯的完整铭文为：“昌邑籍田烛定第一”。 “昌”“烛”“第”字都为篆书写法，其中“烛”字的“火”字旁大小只占右边“蜀”字的一半左右，这种写法及“蜀”的字形与汉代篆书中“烛”字的写法非常相似。 “第”字写法也与篆书中“第”字相似，而与隶书中“第”字写法相去甚远。

《字源》中“烛”字字形演变①李学勤：《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894 页。

“李姬家”豆形灯上也出现了字体混用。 “李”“姬”“定”是隶书的写法，“姬”的女字旁与篆书女字旁写法完全不同。 而“家”字则与隶书中“家”字写法相差较大，“豕”部的写法有篆书中“家”字的笔意，甚至与甲金文中“家”字写法更为相似。

“李姬家”灯铭文细节图

从两墓中铜灯铭文字的对比也可以看出，字体的混用情况在汉代铜器铭文上还是很常见的。事实上，汉代以前尤其是西周时期，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扮演着礼器与祭器的角色，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彼时青铜器上的铭文，要与多出现在庄重肃穆的场景如祭祀场合相协调，因之，即便书写起来相对便捷的隶书已经出现，但西周的金文字体仍旧属于传统规范的篆体。 及至战国末期乃至秦汉时期，青铜器逐渐由礼器转向日常器用，铸造者与使用者的变化，也使得铜器铭文的字体转向寻求书写便捷。 这时，青铜器铭文不仅具有正统规范性，对艺术装饰性的追求也日渐显现，隶书也开始逐渐出现在铜器铭文中。 但是，由于青铜的金属载体性质，以及刀刻的难度与速度的限制，使得铜器铭文必然与毛笔书写的字体、笔画会有不同的转折流畅与粗细变化，因此，金文字体的面貌也会呈现出相对复杂的特点。 篆体、隶体混用，则是其中较鲜明的一个特征。

3.铭文所体现的“物勒工名”、生产及收储机构

“物勒工名”制度是指将器物制造者、制造机构等信息刻在器物上，以便加强国家对手工业生产和产品质量管理的一种制度。 汉代物勒工名制度主要在官营机构制作的器物上使用，一般包括制作日期、生产机构、管理官员名、工匠名、数量、编号等基本内容。 满城汉墓与海昏侯墓铜灯铭文内容共同之处是主要记录着器物的名称、所有者、容量、重量、编号、产地、制作时间、制作人等信息，是物勒工名制度的实证。

铭文记载了器物制作时间、制作人（机构）的如满城汉墓“椒林明堂灯”和“中山宦者常浴灯”铭文中的“卅四年”“卅二年”是西汉中山国的纪年；“钟官”“宦者”，分属水衡都尉和少府，是管理铜器制造和内廷事务的官员。 而“昌邑宦银”灯铭文“昌邑宦银烛定重六斤十四两二年造”中的“昌邑宦”也是管理铜器的官员，“二年”应为昌邑国纪年。

铭文记载了器物高度、重量、编号的如“重三斤八两，高八寸，第二”“重三斤十二两，第廿五”，“重六斤十四两”等字样。 编号除了比较普通的“第二”“第廿五”“第一”以外，值得一提的是以鸟类兽类名称来标明器物编号。 例如前述铜盘豆形灯灯盘外壁刻铭文“御铜槃锭一，第田鹕”中的“田鹕”即“鹈鹕”，是冬天见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夏天见于河北一带的候鸟。 而铜卮锭“御铜卮锭一，中山内府，第鴶”中的“第鴶”，以及“御铜卮锭一，中山内府，第鸿”中的“第鸿”，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第71 页。也都是以鸟类名称作为器物编号的体现。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鸟类名称的排号顺序，可能出自字书《苍颉篇》。②李学勤：《汉代青铜器的几个问题》，《文物研究》1987 年2 期。而铜当户锭铭文“御当户锭一，第然千”中的“然”字，有学者认为此为兽名，《周礼·春官·巾车》：“然幦髹饰。 ”贾公彦在《周礼义疏》中注曰：“云然，果然也者，果然，兽名。 ”意即“然”也称“果然”，是指一种长尾猿。③吴杏全：《满城汉墓出土之灯具研究》，《文物春秋》2009 年第1 期。笔者赞同此说法。 因之，“然千”与上面的“田鹕”“第鴶”“第鸿”相似，是以鸟、兽命名作为器物编号的一种表现。

在所有人问题上，海昏侯墓出土的铜灯没有太大争议，带有“昌邑”字样铭文的铜灯可推测为昌邑王国生产制造与持有。较特殊的“李姬家”灯也可以较明确地推测出是海昏侯墓主刘贺的祖母李夫人所赠传承之物。 而满城汉墓的长信宫灯归属问题则有争论。 学术界关于“阳信家”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认为阳信家应该是阳信侯刘揭父子家，也有观点认为阳信家为汉武帝的姐姐阳信长公主家。结合史籍推测，此灯最早为阳信夷侯刘揭家所有的观点更使人信服。第一代阳信侯刘揭受封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而刘揭子刘中意因参与“七国之乱”使得阳信侯国除，此灯因之没入少府的“内者”（少府官名，掌内廷事务），归于彼时居于长信宫的窦太后的尚浴（少府属官，掌洗浴）府使用。窦太后为汉武帝刘彻及满城汉墓主人中山靖王刘胜的祖母，学界亦推测其为刘胜妻窦绾的娘家长辈，因之，笔者也倾向于推测长信宫灯应为窦太后赠予窦绾之物。

铜灯铭文所体现的物勒工名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手工业生产与管理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它对于厘清手工业产品的数量、确保手工业产品的质量，以及推动手工业生产技术进步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汉代器物上的物勒工名为我们了解彼时手工业的标准化生产管理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有助于我们对汉代手工业的生产技术、组织结构、管理制度、经营方式以及产品的流通等进行深入的了解，进而加深我们对汉代物质文化的认知。

物勒工名制度在汉代的广泛实施，推动了汉代官营手工业经济获得高速发展，而其内容的细致化和制度化，为汉代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以官营产品为代表的器物的长足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结 语

灯具承载着古代文化的重要内涵，是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通过对汉代王侯墓出土青铜灯具的比较分析，探寻灯具所承载的造型美学、制作工艺以及文化符号信息，复原汉代贵族生活场景的一角，有助于加深对汉代人们生活方式与灯具社会文化内涵的了解。

满城汉墓地处河北，毫无疑问是汉代中原文化的典型代表，海昏侯墓地处南方“卑湿之地”之地的豫章郡，很多地方渗透着南楚文化的痕迹。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言曰：“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 ”④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2470 页。汉王朝一统天下后，熔北南文化于一炉的文化政策，使得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融合。 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一起，转化为全国性的汉文化。楚文化的某些个性，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些共性了。①殷义祥，丹枫：《楚文化的特点及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 年第2 期。因此，对满城汉墓与海昏侯墓的青铜灯做对比研究，也可以从一方面探知汉代南北方器物文化的异同。

首先，在造型种类上，满城汉墓出土的青铜灯主要有豆形灯、铜卮灯、釭灯、浅盘行灯四大类，但豆形灯又可以细分为高柄豆形灯、铜盘豆形灯、铜人物形灯、铜动物形灯四小类；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青铜灯中，有豆形灯、釭灯、连枝灯、浅盘行灯四大类，但豆形灯的造型相对满城汉墓较单一，主要为高柄豆形灯。 汉代铜灯在器物整体形制结构上具有相对稳定性，局部、特别是附件，则具有多样性。 例如，便于端持所造的鋬，可以调节光线方向和亮度的灯罩等，都是在器物造型基础上功能的演进。

其次，在制造工艺上，两墓铜灯的铸造都采用了铸接、榫接等工艺，而装饰工艺上则普遍使用了鎏金、镂雕等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因为征战不休而导致青铜铸造技术几乎处于停滞状态，②吴文清：《两周中原与楚文化视野下的器物工艺比较研究》，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35 页。但到了汉代，中原铜器铸造已经与长期相对安定且因为失蜡法而在青铜器铸造技术上遥遥领先的楚地青铜铸造技术几乎追平。 南北方工艺的相互影响与借鉴，使得满城汉墓与海昏侯墓出土铜灯在制造工艺上，呈现出青铜合金冶炼技术高度发达、范铸技术炉火纯青，以及青铜装饰工艺独具匠心这几个共同特点。

最后，在铭文的对比上，两墓的铭文内容主要记录着器物的名称、所有者、容量、重量、编号、产地、制作时间、制作人等信息。 在铭文字体上，都存在篆、隶混用的现象，体现着结构变化与字体演变的相互作用，以及书写便捷与规范之间的对立统一。 铜灯铭文所展现的物勒工名制度，保证了彼时工匠技能的稳定发挥，也有力维护了汉代手工业生产的标准化管理，有助于汉代手工业产品质量和技术的进步。

通过对满城汉墓与海昏侯墓出土铜灯的对比研究，我们领略到中原与楚地两大区域文化体系中的青铜技术与青铜文明的异同。 而在南北异曲同工的精美青铜器上，我们也能穿越历史的长河，依旧清晰地感受到巧夺天工的青铜艺术魅力和一个时代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