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兰品 杨水琴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武汉 430000）

引 言

习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作出重要部署。数字经济作为一项迅猛发展的新兴业态，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截至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超45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9.8%，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而衍生出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对微观企业的发展环境和战略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内部控制、风险承担、创新绩效、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价格加成等都产生了影响［1-3］。

企业税收不确定性是在企业税收负担和税收行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企业实际有效税率的变异系数衡量基于企业税收风险而产生的纳税遵从成本［4］。根据现有研究，企业税收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以下4个方面：（1）税收政策的可判断程度和税法的复杂性；（2）税收执法的裁量边界和灵活性；（3）企业税收行为的选择（企业避税行为）；（4）纳税遵从分歧［5-7］。现有研究表明，税收不确定性对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创新和投资行为、宏观层面的消费水平、社会福利都会产生负面影响［8-10］。那么数字经济发展是否能抑制企业税收不确定性呢？对此学界没有统一定论。数字经济带来的技术变革会对税收征管方式、征管效率、纳税服务水平、数字政府建设和企业信息透明度产生促进作用［11，12］； 另外， 因为税法的复杂性、 税收执法的裁量边界不清晰、数字交易的隐蔽性、数字业务的模糊性以及交易模式的高流动性会增加纳税分歧、加大企业避税空间、提高征管难度，从而为规避企业税收不确定性带来机遇与挑战［13］。

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税收不确定性的来源和数字经济对税收征管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而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有效抑制企业税收不确定性及其作用机理鲜有文献进行实证研究；从税收不确定性来源的4个层面来看，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对于税收政策的可判断程度和可理解性的影响研究涉猎较少。因此本文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是否有抑制作用；并且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引入了营商环境作为其机制之一，证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税收政策的可判断程度和可理解性从而降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有直接的抑制作用：（1）基于数字平台的共享性和外溢性，税法和税收政策的变动能及时发布并进行传播，信息实现互通，提升其可理解性；（2）数字技术打通了税务机关垂直部门的信息壁垒，为上级机关的监督和控制提供技术支撑，压缩地方机关的执法自由裁量空间；（3）数字时代下的精准追踪和优质的数字化服务促使企业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提高纳税遵从度。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除了有直接的抑制作用，还通过以下3个间接渠道发挥作用：

（1）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数据信息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元素之一，企业可以借助前沿数字技术对内外部海量信息进行编码，处理为标准化信息，信息的可利用程度得到提升［14］。信息实现了跨平台联通和搜索，信息搜寻能力和传播效率大大提升，企业内部业务流程日趋透明化，信息披露体系得到全方位重塑，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得到提升。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在市场活动中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一方往往处于优势地位，信息贫乏的一方则处于劣势地位，信息不对称阻碍了市场的健康发展。提升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有利于抑制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机会主义行为，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致使企业更难通过复杂的财务结构隐藏经营业绩，企业避税的交易成本会更高，被发现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引发企业对声誉和融资成本的担忧［15，16］。声誉信息理论认为声誉的形成是一种信号传递活动，同时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为了维持企业形象和保障利益相关者利益企业会减少避税行为。与此同时，政府机关作为企业的社会利益相关者，企业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提升可以加强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监督，精准进行调查干预。

（2）税收征管效率。税收征管效率的含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①行政效率，也就是在税收征管过程中付出的成本最小化；②经济效率，将税收征管过程中带来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17］。我国税务机关通过大力推进数字技术与税收征管工作相融合，实现线上办税一体化，降低纳税成本，实现行政效率；另外，税务机关可以通过线上慕课、线上直播等方式为企业提供免费个性化、针对性的纳税培训服务，同时大数据和云计算有利于提升税收数据的高质量采集和对数据的量化分析，如金税三期和增值税发票税控2.0就是数字技术与税收征管相结合的产物，通过这些数字系统的支撑，税务部门能够将涉税信息进行量化分析对比，构建 “信用＋风险”税务监管新体系，实现经济效率。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压缩了地区自由裁量空间，提升了地区间纳税公平，对于企业机会主义行为追踪和打击也更为精准，再加上优质的纳税服务，企业的纳税遵从度也会提高。

（3）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在市场主体控制之外的一系列因素或条件，包含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和人文环境等。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营商环境优化：①优化政务环境和法治环境。大数据可以提高政府决策方案的有效性和执法队伍业务效率［18］，如 “一网通办、全程网办”，这些电子服务不仅能提高监管效率，还能为公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进而减少腐败、提高透明度、增加便利性和降低交易成本；②改善市场环境。数字经济作为新要素投入和传统产业融合形成新的产业发展模式，改变现有要素市场结构，促进市场资源再分配，同时削弱实体产业的边界，通过乘数效应降低市场内部生产成本，缓解资源错配［19］；③优化人文环境。数字经济发展丰富了就业形态、增加了就业机会和带来高效的供需匹配，从而提升社会生产效率和人们的生活幸福感。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由于税法和税收政策的复杂性，企业管理层基于自身的认知水平和价值观，对税法或税收政策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歧义和偏差。营商环境优化要求通过法律逐步明确各项临时税收法规和及时解读各项税收政策，很大程度上增强了税收政策稳定性，从而提高了其可判断程度和可理解性。此外，执法的自由裁量和不一致性会导致税收征管规范性降低，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税务机关在纳税申报信息化、纳税评估、税务稽查和纠纷解决等方面持续改进，执法程序更加规范，地区税收政策落地实施稳定性也增强。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1：

H1：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有抑制作用。

1.2 企业低成本战略的调节作用

Rivkin 和 Siggelkow （2006）［20］认为企业战略是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或者组织情境的一种匹配和集聚，会影响企业决策行为。根据已有研究，企业竞争战略在业务层面主要分为低成本战略和差异化战略［21］。在数字化时代下共享组织的出现、共享经济的发展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22］，就 “降成本”而言与低成本战略的决策出发点不谋而合。因为低成本战略是依赖其成本上的领先地位取得竞争优势的，基于成本低和价格低会吸引一批偏向于购买低价产品的客户，为了努力维持市场地位需要通过高需求和高销量实现盈利。

然而基于波特竞争战略理论，低成本战略假定企业之间是互相竞争的，忽略了企业之间的协同外溢效应，在数字化新时代，知识的共享外溢和企业间的协同共生显得尤为重要，能够降低企业间学习模仿成本。其次，企业数字技术的引入和数字业态的发展周期较长，不能迅速起到降低成本作用，反而在短期内还会挤占核心业务的资金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削减数字化相关投资。此外，企业实行低成本战略为了追求各个环节的成本最小，可能会导致激进的税收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企业实行低成本战略会削弱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

为检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企业税收不确定性（TAXU）为被解释变量，以上市公司过去4期及当期的实际有效税率的变异系数为其代理变量；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以各省（区、市）数字经济指数（包括数字经济总指数、信息化发展指数、互联网发展指数和数字交易发展指数）作为代理变量。Controls为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组合，表示不同行业的固定效应，表示不同年份的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税收不确定性。参考现有学者的研究［23，4，10］，本文使用企业实际有效税率的移动变异系数测算企业税收负担的波动来衡量企业税收不确定性（TAXU）。通过企业过去4期及当期实际有效税率的标准差除以实际有效税率的均值绝对值计算得到，公式如式 （2）所示：

（2）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本文借鉴刘军等 （2020）［24］测算的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指标，本文使用总指数（DIG）以及3个分指数：信息化发展指数（DIG1）、互联网发展指数（DIG2）和数字交易发展指数（DIG3）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3） 机制变量

会计信息透明度（ES）。本文参考游家兴和李斌 （2007）［25］使用盈余平滑度作为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代理指标，为负向指标。

税收征管效率（TSI）。根据已有研究，本文使用税收征管强度来表示税收征管效率变量，本文借鉴曾亚敏和张俊生 （2009）［26］、叶康涛和刘行 （2011）［27］的研究方法， 构建模型 （3）：

其中Tpt为p省（区、市）在t年的税收收入；GDPpt为p省（区、市）在t年的国民生产总值；INDFpt和INDSpt分别为p省（区、市）在t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OPENNESSpt为p省t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其次将获取的上述数据代入模型 （3）中，通过模型 （3）的拟合，得到各地区预测的Tpt／GDPpt_EST；最后，构建税收征管强度的指标TSI，TSI为真实Tpt／GDPpt与拟合Tpt／GDPpt_EST的比值，比值越大，征管效率越高。

营商环境（BE）：借鉴于文超和梁平汉（2019）［28］的研究，本文采用市场化水平①来衡量营商环境，为正向指标。

（4） 调节变量

低成本战略（CS）。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采用上市公司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作为企业低成本战略的代理变量［29］，为正向指标。

（5）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已有影响税收不确定性的研究［4］，选取了两个层面的控制变量：①企业层面包括企业规模（Size）、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董事会规模（Board）、 独董比例（Indep）、 股权制衡度（Balance）、 企业年龄（FirmAge）和审计质量（Big4）； ②地区层面包括地区产业结构（IS）和GDP增长率（PerGdp）。表1列示了各变量的详细信息。

表1 各变量信息

2.3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为了尽可能地消除实证回归偏误，对数据做以下处理：（1）剔除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缺失的上市企业；（2）剔除金融类、ST、*ST和PT等特别处理的上市企业。最终留有17325个企业观测值。企业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省级层面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为克服极值的影响，本文对上市公司层面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两侧2%水平的缩尾处理。

表2为本文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税收不确定性（TAXU）的最小值为0.0261，最大值为9.973，说明被解释变量是有显著差异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IG）最小值为0.0730，最大值为0.768，差异也比较大。

表2 描述性统计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3为基准回归的检验结果。其中列 （1）是将数字经济总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DIG的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列 （2）～（4）分别将信息化发展指数、互联网发展指数和数字交易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DIG1、DIG2和DIG3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证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研究假设H1成立。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3.2 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在基准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TAXU为企业过去4年及当期实际有效税率的变异系数，这一时间段的选择可能存在偶然性。基于此，本文使用企业过去3期及当期实际有效税率的变异系数作为企业税收不确定性新的代理指标TAXU2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略），在调整了计算时段之后，数字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结果稳健。

（2） 剔除直辖市

考虑到直辖市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殊性，其数字化发展水平也高于其他城市，并且上市公司数量较多，因此剔除掉直辖市的上市公司的数据再次进行估计，DIG的回归系数依然在5%的统计水平下负向显著，结果稳健。

（3）更换时间样本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本文数据稳定性的影响，本文剔除掉2020年的数据继续进行回归，DIG的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无显著变化，结论稳健。

（4）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

为了避免反向因果和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本文借鉴柏培文和张云 （2021）［30］的思路采用城市地形起伏度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地形起伏度反映了地区地形复杂程度，不仅会影响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行难度；而且会影响地区网络信号，不利于数字交易，故而满足相关性条件；另外，地形起伏度作为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变量不存在直接相关关系，不会影响企业税收不确定性，因而满足外生性条件。将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表4的列 （1）～（4） 的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内生性之后，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仍旧成立，结果在5%的水平下显著。并且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F值远大于10，最小特征值变量均大于16.38，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并且与基准回归相比，回归系数符号和大小没有显著改变，结果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3.3 机制检验

（1）会计信息透明度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发展使得企业信息披露体系得到全方位重塑，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提高会减少企业避税行为和提高政府监督的精准性，最终降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根据检验结果（表略）可以看出，由于盈余平滑是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负向指标，回归系数均在5%的统计水平下负向显著，因此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是正向的促进作用，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的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

（2）税收征管效率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发展从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两个层面提升税收征管效率，继而降低地区自由裁量空间，最终降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由税收征管效率机制检验结果（表略）可知，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均正向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从而降低企业的税收不确定性。

（3） 营商环境

前文理论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优化地区政务环境和法治环境、增强市场资源配置能力以及打造优良的地区人文环境4个层面优化了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优化从税收政策和税收执法两大途径抑制了企业的税收不确定性。根据营商环境机制检验结果（表略），数字经济发展的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营商环境的优化进而降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

（4）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略）显示，“DIG”的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CS*DIG”的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实行低成本战略会削弱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研究假说H2得到验证。

3.4 异质性分析

（1）生命周期异质性。

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战略不同，对地区数字经济利用程度不同，因此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也可能会产生差别。本文参考已有研究［31］使用综合得分判别法将公司分为4个生命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现有研究认为上市即标志着企业已渡过了初创时期［32］，因此本文将生命周期只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回归结果如表5列 （1）～（3）所示。企业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是显著的；而当企业处于成长期时，这种抑制作用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成熟期企业有资金规模优势，以及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和研发实力，可以更好地利用开发数字技术；而成长期企业为了增加市场份额，将其资金和其他物质资源集中于发展核心业务，并挤占与数字化相关的投资。从系数大小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在企业衰退期是最强的。企业衰退期作用最显著究其原因在于：相比于成熟期，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市场份额逐年下降，公司面临着破产风险［33］。与此同时，由于公司没有达到指定的运营绩效，利益相关者关注度的提高给企业管理者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压力，为了缓解压力，可能会进行激进的税收行为，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的作用更大。

表5 生命周期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

（2）地区异质性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由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税收征管规范不同，其作用效果可能因地区而异。要对地区差异进行分析，本文根据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 “七五”计划的划分依据将31个省（区、市）分为东、中、西3个地区。回归结果如表5列 （4）～（6）所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DIG的估计系数都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只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数字经济发挥作用有限。从系数大小可知，中部地区抑制作用最为显著，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监管效率还不是很高，征管过程中自由裁量地区空间较大，税收不确定性较高，而通过近几年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很大，因此提升了地区征管效率。

4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34］。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税收不确定性，但还没有对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就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以及税收不确定性在两者关系中又发挥了什么作用进行了检验。参考李正 （2006）［35］的研究，本文使用托宾Q值（Tobinq）衡量企业价值。回归结果如表6列 （1）～（4）所示。结果可以得出估计系数均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同时，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在税收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被削弱。

表6 扩展性检验：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

5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企业税收不确定性，以及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降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法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2）从机制检验结果看，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改善地区营商环境从而降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3）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在衰退期企业和中部地区的企业更为显著；（4）企业低成本战略在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的关系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但是这种提升作用在税收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中被弱化。

本文研究对于企业管理层制定差异化的税收战略，缓解企业税收风险、投资者预判企业税收风险、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优化税收立法和执法程序有重要现实意义；其次，本文丰富了关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影响因素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最后，基于波特竞争战略理论，本文研究了低成本战略对核心变量关系的调节作用，为实施低成本战略的企业需要更加注重企业间的协同共生提供了理论支撑。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有利于降低企业税收风险。政府部门要加强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推进5G规模化应用，并且在西部落后地区也要加快数字化建设进程；另外，税务机关要推行智慧监管，加强对金税三期和增值税发票税控2.0等数字系统的培训和应用，提升纳税服务水平；（2）企业要积极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数字化转型，引入数字技术发展数字业态，重塑信息披露体系；同时也要积极利用知识外溢和企业间的协同共生带来的优势，发挥其 “正外部性”，降低企业学习成本。在此过程中企业要基于自身所处的生命周期适时做出战略调整，规避税收风险； （3）要注重外部制度环境的作用，发挥数字经济作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在此过程中也要进一步明确各项临时政策，规范执法程序，从税收立法和执法降低外部环境带来的企业税收不确定性。

6 研究启示和展望

尽管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上进行了一定的拓展和丰富，指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在税收不确定性的衡量指标上，本文参考现有文献选择了企业实际有效税率的移动变异系数作为其代理变量，但这一衡量指标是基于企业的综合税负计算得出，除了企业税收不确定性，还有其他因素对此也会产生影响。因此，对于如何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能否构造出更好的衡量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的新指标还需要更完善的研究。

注释：

①市场化水平采用的是王小鲁等编著的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市场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