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全

摘要：本文以山东等地的杂技艺术为例，通过对历史的追溯与观照，对现实的回顾与反思，对未来的期许与展望，就现代杂技艺术发展走向提出思考，并延伸出打造“现代百戏”的设想：在现有杂技艺术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姊妹艺术的长处，经过与现代艺术手段的结合，创造出一种既能充分体现古老杂技艺术传统魅力，又能合乎现代人审美情趣，从内容到形式上都能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型”艺术——“现代百戏”。

关键词：山东汉画像石 现代百戏 杂技晚会 杂技剧 大湾区

一、山东汉画乐舞百戏钩玄

“百戏”是两汉时期各种杂技和乐舞的总称，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在山东及其他省份出土的汉画像石（砖）上集中反映了这一艺术场景。这些逾千年而不朽的艺术瑰宝，既是中华大地古代文明的见证，也是汉代杂技（乐舞百戏）表演形象得以传留后世的艺术载体。作为齐鲁文化发祥地的山东，所发掘出土的汉画像石（砖）无论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首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山东境内发现的汉画像石多达二三千石之巨，而且多数汉画像石上均有乐舞百戏（杂技）表演的场面，又以临沂沂南北寨村与潍坊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上的乐舞百戏场面尤为奇特壮观，它们向世人生动展示了当时杂技乐舞表演的全景式场面，堪称山东乃至全国汉画像石百戏图中的“双璧”。我们不妨分别做介绍。

（一）“山东省沂南北寨村汉墓石刻百戏”图解

山东沂南北寨村汉画像石出土于1954年，它所表现的乐舞百戏图像，场面宏大，景象热烈，表演生动险绝，内容包括跳丸、跳剑、都卢寻橦、七盘舞、龙马负图、走索、戏豹、鱼龙曼延（也做“漫衍”）、凤凰来仪、马术、戏车等，并且还有完整的乐队演奏形式，简直就是一幅汉代全景式的百戏图卷。

该幅巨型石刻百戏图，从左到右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表演“跳丸跳剑”和“戴竿”。左上角有一留长须的人在抛扔四把剑，其中三把悬在空中，下面一人双手舞着两根长带，上有五个球。类似的表演节目在山东已发现的汉画像石中可谓比比皆是，它即是后世杂技中的手技表演。接下来，画面稍右有一人额上顶着一根十字型的长竿，竿上横木两端，有两个全身倒悬，正在做翻转表演的小孩，竿的顶端有一圆盘，有一小孩用腹部撑在圆盘上做旋转表演。而且顶长竿的人，足下还有七个圆形覆盘，以增加表演的节奏感和惊险性，史书将此种古老而独特的舞蹈形式称之为“七盘舞”。此种表演形式即为后世杂技舞台上常见的竿技。

画面中的第二部分为乐队，说明当时的杂技表演已有较为完整的乐队演奏形式，并已脱离了单调的技巧展示而步入了相對成熟的表演阶段。乐队中一人击磬、一人撞钟、一人舞动双锤在击打安有羽葆的建鼓。下面有三排坐在长席上奏乐的人：后排四人，最后一个在弹琴，另两人，一人吹埙，一人端坐，最左一人在吹笙；中排五人，最右一人在打一个小鼓，中间三人吹排箫，最左一人也在吹埙；前排五人，均为女乐，最右一人手拿短棍在作指挥状，其余四人前面均放置一个鼓，中间三人以右手指按鼓，作敲打状。这个乐队演奏场面不仅对杂技艺术，就是对研究古代音乐发展史而言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文物与学术价值。

画像石的第三部分是走索表演。画面中有三个女子行走在绳索上，中间的一个两手据绳上，两足朝天，正在做拿顶动作。绳下面还插有四把刀尖向上的尖刀，更增加了表演的高难度和惊险性。“走索”亦称“舞絙”，即“走绳”，随着发展，又分为软绳和硬绳两种，这便是后世我们常见的走钢丝表演的前身。走索表演的右侧有三人坐在长席上，右一人吹笛，中一人打拍，左一人端坐。下面一人装扮成一只凤凰，前有一人手持一株枝叶扶疏的树在向“凤凰”舞弄，此种表演即古文献中常提到的“凤凰来仪”。左上一人戴着假面，前面一人对着他，双手据地，双足朝上在表演拿顶翻筋斗。下面有一条大鱼，其右旁立两人，左旁有一人半跪，并用右肩扛着鱼，三人右手均举着小摇鼓。鱼的前面有一背上驮着瓶子的“龙”，一个女子站在瓶口之上，手持带流苏的长竿在舞弄。“龙”的前后各有一人，左手拿着短梃，右手举着摇鼓。这是一种规模和场面都很盛大的表演，即所谓“鱼龙曼延”，是汉代最著名的幻术（魔术）表演。东汉张衡《西京赋》有云：“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仙崔巍，歘从背见”[2]。由此可见，“曼延”即为彩扎巨兽背上突现神山景物，大概即为后世鳌山灯彩之类；“鱼龙”则是几个连续重复的变幻。“凤凰来仪”则是以人乔装动物之类的彩扎戏。

画面的第四部分则是马戏和鼓车表演。有一女子双手据在正在奔腾的带鞍的马背上，两足腾空，右手还持一戟。其对面另有一女子，站立在奔腾的马背上，玩弄着一根带流苏的长绳（类似现代的水火流星）。下面有一架三匹马拉着的大鼓车，马正在奔驰，御车的人坐在车厢前面，左手握着六辔，右手持着一条鞭。车厢内立有一高杆，杆中段贯穿一横置的大鼓。厢内坐有四人，前两人吹排箫，后面右一人举着双锤在敲打横在他前面的小鼓，左一人在吹笛。大鼓上面有带许多结的流苏披拂下来，可能为羽葆，再上面有一平板方架，架左右各垂流苏，板上有一小女孩，双手据板上，两足朝天拿顶翻腾。车厢内前部分竖一根带流苏的橦，上有方板，比中间的方板更高，大约那小女孩可以从此板跳到彼板上去。鼓车的后面站立三人，地上放置三个鼓，三人左手各持长梃，极可能是用来打鼓用的。

从画面分析考证可见，沂南北寨村汉画像石中的乐舞百戏图上，不但有手技——“跳丸”“跳剑”，竿技——“戴竿”，绳技——“走索”；大型的兽舞——“鱼龙曼延”，惊险的高空马戏——“戏车高橦”，还有迄今已失传的独特而又难度极高的“七盘舞”，堪称一幅奇险绝伦的“百戏角抵图”。稍微对照一下便会发现，今天活跃在舞台上的许多杂技节目都能在其上追寻到过去发展演变的影子。而且整幅画像雕工之精美、线条之流畅、内容之丰富、场面之生动，不仅在山东，就是在全国迄今所发现的石刻“百戏图”中也是颇具代表性的。它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我国的杂技艺术不论在表演形式上还是在表演内容上，都已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二）“董家庄汉画像石”图解

1959年在山东安丘市凌河镇董家庄发现的汉墓是目前全国已发掘的少数几座大型汉画像古墓之一，墓中出土的汉画像石所含的乐舞百戏，内容丰富，表演热烈，其中最为精彩险绝的场面是“飞丸跳剑”，画面中有一人摆弄十一丸和三把剑，剑、丸起落纷繁，难度极大，与文献中的“跳十二丸”（见《后汉书·西域传》李贤注）的记载相比已是“破纪录”了，这也是已知汉代“飞丸跳剑”表演中抛掷物数量最多的一例，这说明早在汉时我国的手技艺术就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汉“百戏”中的杂技节目，用今天的难、险、奇、绝、美来描述当不为过。另外，东汉时期著名文学家张衡的《西京赋》、李尤的《平乐观赋》也都对以上“百戏”表演的场面做过生动形象的描述，图文恰可相互印证。

该石墓中室顶北坡的乐舞百戏画像中，有一持巾女子踏鼓而舞，此种舞蹈形式大概就是古文献中所提到的“公莫舞”（详见《晋书·乐志》），踏鼓而舞自然是为了增加舞蹈的音乐性与节奏感。三国时魏人卞兰在《许昌宫赋》中提到“振华足以却蹈，若将绝而复连，鼓震而不乱，足相续而不并；婉转鼓侧，委蛇丹庭”，大致描写了这种乐舞的表演情景。而画面中的百戏表演更是令人叹服。如竿技表演，下面一人双手擎着一个十字型的长竿，竿顶似有一圆盘，有一小孩双手据上在做拿顶倒立动作，横竿两侧各有三人，其中两人据于竿上拿顶倒立，另外四人像猿猴一般或双脚、或单脚倒悬身体于横竿两端，下端长竿上有两人分列两侧正在攀援，统计算来竿上的表演者多达九人。这是目前已发现的“都卢寻橦”表演画像中人数最多的一幅，堪称竿技表演中的一绝。这些情节恰与汉晋文赋中的描述相对照。如东汉张衡的《西京赋》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童程材，上面翻翩，突倒投而跟絓，譬陨绝而复联，……橦木之技，态不可弥。”[3] 这是对“戏车高橦”表演的生动描述。再如晋傅玄《正都赋》中所载：“乃有材童妙伎，都卢迅足。缘修竿而上下，形既变而景属。忽跟挂而倒绝，若将联合会而复续。虬萦龙蜒，委随纡曲。杪竿首而腹旋，承严节之繁促……”[4] 这些描写在汉画像石中都可找到印证，可见竿技在汉代时已成为一项比较成熟和常见的表演项目了。

图中另一精彩奇险的场面是一人舞弄十一丸和三把剑，剑、丸上下抛掷，纷飞起落，惊险刺激，技艺娴熟，出神入化，令人眼花缭乱，叹为奇绝。这是目前已见到的汉代“飞丸跳剑”表演中抛掷物数量最多、难度最大的一例。在张衡的《西京赋》中也有“跳丸剑之挥霍”的描述，李尤的《平乐观赋》中也列举“飞丸跳剑”的项目，文图对照，为我们的杂技艺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依据。画像石正中还刻有一人骑马，其后两人持管、殳相随，根据整个画面主题来推测，很像汉代俳优之士化装表演马戏之类的节目。画面左下角的“仙人戲龙”图像中，龙口内衔鱼，这大致是文献中所载的“鱼龙曼延”表演。穿插在画面中还有许多“仙人”在六博嬉戏，充满迷幻色彩与浪漫情调。据考，“六博”是古代一种玩耍游戏，最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盛行。如《论语·阳货》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5] 的记载；《列子·说符》有“登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击博楼上”[6] 的记述；《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有“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7] 说法；《史记·滑稽列传》有“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8] 的记载；三国魏时的曹植在《仙人篇》中有“仙人投六箸，对博太山偶”[9] 的诗句。由这些文字叙述可知，“六博”是一种很早的游艺，它大约可视为我国奕棋活动的源头。“投壶”则是一种很古老的杂技项目，不过他们多与社会民俗生活息息相关。在其他地方发现的汉画像石中也常见有“仙人之博”的图像，也有研究者认为，“六博”活动曾是古代交通神仙的一种宗教手段，也常与祭祀西王母的活动有关，含有巫筮意义。由此可见，此幅汉代“乐舞百戏图”包含了大量汉代文化艺术的历史内容。另外，画面中还有双手撑地拿顶倒立表演，似乎还有比较完整的乐队演奏，这更说明汉代的乐舞百戏表演确是一种场面热烈火爆、表演形式多样的“综合型”艺术，对今天的杂技艺术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之，在山东境内出土的沂南北寨村汉画像石和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上的“乐舞百戏图”，是我国汉代杂技艺术中的典型代表，无论是节目内容还是表演形式，都应视为山东乃至全国汉画像中“百戏”表演的精品。其场面热烈火爆、表演形式多样，融音乐、舞蹈、幻术（魔术）、武术甚至竞技体育等门类于一体，所有这一切都不容置疑地表明，早在2000年前的“百戏”表演实际上已是一种比较成型的“综合性艺术”。其中的许多项目，如竞技体育、武术、体操等，随着艺术分工的愈来愈细，已逐渐从“百戏”中剥离出去。在漫长的艺术发展史中，各种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也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尤其是现代艺术，已经渐渐失去“边界”，经过分野与整合都将会重新走向综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跨界”与“混搭”将成为艺术发展的常态。

因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与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切艺术门类都应打破旧囿，广大杂技艺术工作者也应摆脱封闭单一的思维，树立包容交汇的思想，善于从姊妹艺术中借鉴拿来，化为己用，这样才能赢得市场和观众，中华杂技艺术才能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也是2000年前的汉代百戏留给我们的最大启发。

二、从传统杂技到“现代百戏”

毫无疑问，齐鲁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孔孟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迄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中，杂技艺术不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其中一门最古老、最伟大的艺术。不仅在一些传说、史籍、古文献、文人笔记和章回小说中时见有关山东杂技艺术的文字记录，而且在山东境内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物，如汉墓中的画像石（砖），庙宇和石窟中的壁画，生活器皿、杂物上的绘画和装饰图案以及所能搜集到的艺术图画作品等，都非常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山东古代杂技艺术的鼎盛与辉煌。在近现代，山东又是一个名闻遐迩的杂技大省，聊城市的东阿县、德州地区的宁津县、菏泽地区的巨野县一向有“杂技之乡”的美誉，尤其是德州地区的宁津县与河北沧州地区的吴桥县（吴桥历史上曾一度隶属山东），更是北方杂技艺术的“中心地带”，迄今杂技圈内仍流行着“宁吴二县，杂技演员；走遍天下，不用盘缠”的说法，山东和全国一些专业杂技表演团体的许多优秀杂技演员都是从“宁吴二县”走出去的，由此，亦可见山东杂技在全国的分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山东杂技节目多次在国内及国际大赛中蟾宫折桂。山东省杂技团凭借1984年的《蹬板凳》和1997年的《车技》节目，两度获得国际杂技马戏节的最高奖——“金小丑”奖。1986年济南市杂技团的《蹬板凳》节目曾荣获在英国举办的第十一届杂技锦标赛特技单项冠军和七枚金牌，一举夺得“英航杯”；次年（即1987年），该节目又获得法国“明日”世界马戏比赛金奖，为山东和中国杂技赢得了世界性声誉。而近些年在对外文化交流和国际舞台上，山东杂技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齐鲁杂技健儿的英姿和美名更是远播海外。毋庸置疑，山东杂技已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但何时才能“出口转内销”，在国内舞台上也大放异彩呢？

以上事实足以表明，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山东杂技艺术都有过辉煌的一页。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从杂技艺人的社会地位、杂技团体的整编与改造，到杂技节目的继承与创新、演出设施的投入程度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山东杂技并不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有些节目与国内兄弟杂技团体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与国际上著名的杂技马戏团体，如加拿大的太阳马戏团、美国的玲玲马戏团相比，在挖掘传统节目、出新创新，以及整体编导的强化上，更是所差甚远。

近些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和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山东的杂技艺术已冲出国门，走向了世界，但相对于国外市场演出的红火景象，国内市场似乎就显得有些冷清了。山东的杂技何时才能由“外热内冷”转为“内外皆热”？何时也能在国内市场上“火爆”一把呢？这已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的确，编导一台好的杂技晚会、创新一个好的杂技节目，不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须市场调研与预测，如此，杂技节目才可能被推向市场，才有可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近些年国内一些杂技团体花费巨资排过不少大型杂技晚会或杂技剧，可惜未等精雕细琢，公演完或取得奖项之后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继而“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了！此等现象，不止在一省一地，在全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

在目前的形势下，杂技艺术要走向何处去？依个人浅见，中国杂技要真正赢得观众、赢得市场，就要下定决心，花大力气，借古开今，走一条“现代百戏”的路子。

三、“现代百戏”大观

全球化时代下互联网、新媒介的产生及迅猛发展对各种艺术门类来说既是重组发展的良好契机，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如音乐与电视联姻，产生了广为欢迎的“音乐电视”（英文缩写为MTV，Music Television）；文学与电视的联姻，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电视文学（英文缩写为LTV，即Literature Television），包括电视小说、电视散文、电视诗歌……甚至古老的相声艺术也搞起了“相声电视”（相声TV）。与其他姊妹艺术相比，我国杂技界则显得滞后得多。早年间，中央台的“综艺大观”栏目曾推出过一个类似“杂技剧”性质的节目——《时迁打店》，就很好地将剧情与杂技中的高难动作结合起来，再配以灯、光、影、服饰，具有很强的观赏效果，让人印象颇深。可惜这样的节目之后鲜有所见。

事实上，中国古代杂技发展史上早就出现了类似当今“杂技剧”的雏形。汉百戏和古籍文献中描绘的“鱼龙曼延”“凤凰来仪”以及“戏车”“戏豹”等节目均表现了一定的情节和内容。例如《东海黄公》就是一个有着一定情节和故事的杂技乐舞表演。张衡《西京赋》：“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11] 同样的故事在汉代刘歆著、东晋葛洪辑抄的《西京杂记》中记载得更为仔细：

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御蛇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复能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乃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12]

不难看出，《东海黄公》在形式上已趋于综合，类似或接近于现在的“杂技剧”，它将杂技、杂耍、乐舞等多种手段集中表现在一定的情节之中，只不过在这个节目中乐舞可能是为了渲染主题、烘托气氛，“角抵之戏”才是故事的核心内容。从我国杂技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自秦“角抵”到汉“百戏”，其本身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体”，音乐、舞蹈、戏曲甚至艺术体操、武术表演等，几乎都与杂技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这也为后来的“主题晚会”和“杂技剧”的出现与受到热捧创造了先天条件。

从漫长的杂技发展历史来看，开放多元，兼容并蓄，取我所需，为我所用，一切艺术都将走向综合，这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因此，充分利用融媒体时代给我们提供的空前的信息和机会，创造“现代百戏”，是现代杂技艺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向。在这方面，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杂技团和济南市杂技团就做过一些尝试，如《神话杂技》《百戏神韵》以及大型杂技魔术节目《梦幻奇观》，就一改过去单调乏味的表现形式和演出风格，而是通过古老的杂技形式与现代化手段的奇妙结合，在艺术形式、画面结构、场景布局、灯光设计、音响效果、人物造型、演出服饰等方面总体构思，统筹安排，为观众创造了一个有声有色、有情有景的神奇意境，给人面目一新之感，演出时大受欢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杂技艺术的出新创新一直是杂技界的热门话题。近些年，杂技界在来自国内外各种艺术观念的熏染下，随着高科技手段在舞臺美术等演艺领域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国家实施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战略的推动下，几乎形成了一股“主题晚会”与“杂技剧”的创演热潮。主要表现在各杂技院团不惜成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打造的大型“杂技剧”与“魔术剧”像打擂台一般竞相上演。据统计，自“精品工程”实施以来，杂技界共有《依依山水情》《天鹅湖》《时空之旅》《西游记》等多台大型“杂技主题晚会”和“杂技剧”入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行列。一时间杂技剧的创演掀起了一波高潮，大场面、大制作、大投入几乎成了杂技界追求的“主旋律”，虽说部分剧目有应时合景、制作粗疏之嫌，但其中不乏可圈可点的优秀之作。近几年，济南市杂技团《泉城记忆》、山东省杂技团《铁道英雄》、南京市杂技团《渡江侦察记》《大桥》、上海杂技团与上海市马戏学校联合打造的《战上海》、云南省杂技团的《聂耳》等相继上演，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在不断进行的观念变革和路径探索中，反映现实和红色题材的杂技剧尤为被人们所关注。以《桥》《战上海》等为代表的杂技剧的成功推出，出现了一股“现实主义与红色题材的冲击波”，彰显了新时代语境下杂技剧宽阔的创作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性。尤其是获得“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战上海》，被业界认为是近年来中国杂技舞台艺术中不可多得的优秀红色主题杂技剧，作为一部“有筋骨、有血肉、有温度”的作品，它以红色革命精神守正创新，开创了中国杂技剧新篇章。

四、粤港澳大湾区“现代百戏”新形态

粤港澳大湾区杂技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基点。当前，从高原向高峰奋进的广东杂技与文旅地标深度融合，杂技魔术等演艺活动更是如火如荼，独具特色的大湾区杂技已成为南国一道靓丽的艺苑风景线，在发展和繁荣杂技艺术上走在了全国前列。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精品力作频出，例如用“肩上芭蕾”演绎旷世蝶恋的大型精品杂技舞剧《化·蝶》，是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继“文华奖”获奖作品《西游记》后全新打造的又一精品剧目。这是一个包含芭蕾转碟、软钢丝、蹬伞、集体扇舞等许多新的创意项目在内的富有“現代百戏”特质的优秀剧目，今日《化·蝶》已成为大湾区久演不衰的精品保留节目。

杂技产业方面，大湾区依托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通过多年经营与培植，近年来杂技魔术艺术已经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如珠海长隆承办的中国国际马戏节，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性文化节庆活动，成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隆推出的“新马戏”融合了多媒体、浸没式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借助全景环绕的舞台技术，为大众呈现一个幅员辽阔的马戏国度。目前，长隆马戏与深圳欢乐谷在世界马戏、魔术、滑稽行业声望日隆，在国内外业界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如近期由中国杂技家协会、广东省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杂技艺术周”是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专项活动之一。杂技艺术周汇聚近年来国内外杂技金奖、央视春晚杂技节目等精品演出，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杂技嘉年华”活动在珠海长隆、深圳欢乐谷和广州正佳广场等文旅地标举行，为市民游客献上精彩的杂技表演，让大湾区民众共享杂技艺术的饕餮盛宴。如广东省杂技家协会所表示：“来自国内兄弟省市和世界各地的杂技家，在粤港澳大湾区构成了层次丰富、精彩迭出、亮点纷呈的艺术世界，每天有千余名杂技艺术工作者活跃在粤港澳大湾区舞台，杂技之花尽情绽放。”

结语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杂技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才是杂技艺术健康发展的正途。打造“现代百戏”，即在现有杂技艺术的基础上，借鉴姊妹艺术的长处，经过与现代艺术手段的结合，创造出一种既能充分体现古老杂技艺术历久弥新的传统魅力，又能合乎现代人审美情趣，从内容到形式上都能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型”艺术。

艺术超越了视觉的边界，或许会更接近灵魂的自由表达。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重塑“百戏”辉煌，打造“现代百戏”，这或许是现代杂技艺术“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

（1996年原稿，2023年11月修订毕）

（作者单位：杭州市文化馆/

杭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注释：

[1] 李发林：《山东汉画像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

[2] 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西京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 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西京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 广陵书社：《中国历代艺术典（全四册）》，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版。

[5] 杨伯峻译注：《论语》，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6] 杨伯峻集释：《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7] 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8]（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9]（东汉）曹操、曹丕、曹植：《三曹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

[10] 安丘县文化局、安丘县博物馆：《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济南：济南出版社，1992年版。

[11] 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西京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2]（西汉）刘歆著，（东晋）葛洪辑抄：《西京杂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