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英

（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在众多的日本人论当中，普遍都认为日本人具有较强的集团意识。关于这一点，中外很多学者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各个角度都有着深厚的研究积淀，而相对于日本人在集团意识下对内所表现出的相互依存、扶助和信赖，而对外国人则表现出较强的排外意识。

2000年以来，关于日本的排外主义，日本学者樋口直人在《日本型排外主义》（2014）一书中指出，日本型的排外主义，排外的直接对象是在日外国人，排斥感情的产生与日本和周边邻国的关系相关。[1]永吉希久子对日本排外意识的研究动向和今后开展研究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究了阐释日本一般民众排外意识高涨的原因[2]。本文在整理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日本普通民众的排外意识为着眼点，分析其排外意识产生的深层构造及要因，以期对进一步研究日本人的国民性提供一点浅见。

一、排外意识的高涨

2005年以来，日本排外意识高涨，特别是以韩国人，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为对象的排外主义运动显著兴起。“不允许享有在日特权的市民会”（简称“在特会”）①为其代表性的存在。以“在特会”为代表的排外运动为何高涨，可以在2021年日本内阁府的《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中窥见一斑。在此项舆论调查中，回答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数占比为20.6%，不抱有亲近感的人数占比为79%，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占比为14.5%，不好的为85.2%[3]，另一方面，对韩国抱有亲近感的占比37.0%，不抱有亲近感的占比为62.4%，认为日韩关系良好的为18.6%，不好的为81.1%。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日本排外运动高涨的背景和日本社会广泛存在的对中韩的否定态度密切相关。

在这种状况下，日本为何会出现排外意识的高涨，很多学者进行了验证。特别是近年日本学界利用大量的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计量分析，这些研究从经济的不安定、对于外国人增加而造成的威胁的认识，接触经验、社会关系等方面分析了排外意识形成的原因，并对排外意识造成的影响进行了验证，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②。

2010年以来，“在特会”以日本第一为第一要义，经常通过上街游行和互联网发帖的形式，发表排外言论，进行排外主义宣传。“在特会”主张不能让外国人享受生活保护，要守卫日本人自身的权利。“在特会”利用现代化的宣传手段，经常利用视频网站、推特等线上平台进行宣传，经常发表抵制在日韩国和朝鲜人的权利的言论，并且对中国也经常展开攻击。

二、日本排外意识产生的要因

（一）日本型排外主义-东亚地政学的构造

日本学者樋口直人从东亚地缘的构造出发对日本社会排外主义的特征进行了阐述。他首先批判了日本社会对通俗意义上的排外主义的理解，即败者对社会的不满而产生的排他，他认为日本型的排外主义指的是基于邻国关系认知的对外国人的排斥运动，这种排外立足于殖民地清算和冷战思维。排斥的对象主要是在日外国人，但排斥感情产生的根源与其说在于对外国人固有的偏见，其实在于日本与邻国的历史关系。[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樋口从历史的、地政学的角度把日本排外意识产生的要因归结为日本和周边邻国的国际关系上。从这一角度出发，结合如前所述的日本内阁府的调查，可以看出，日本一般民众产生排外意识的原因可以说与对邻国的历史认识密切相关。

（二）经济不安定-排外主义的源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经济的高速增长开始放缓，民众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企业推行的终身雇佣制逐步瓦解，社会悲观消极的情绪弥漫，民众对经济活动失去信心。不安定雇佣层扩大，经济的低迷也投射到民众的心理层面，对前途茫然焦虑，对现状无可奈何。放眼世界，世界不再美国一家独大走向多极化，作为邻国的韩国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长期的经济低迷和新的国际形势，使日本在经济方面的优越感备受打击，也使普通民众的不安情绪激增。就业、收入的不安和对未来的迷茫，使得人们需要有个理由来归咎，于是韩国人、中国人以及在日朝鲜人就被视为“敌人”。这些无处宣泄的被害意识使得不少日本民众加入了网络激进团体，再加上日本媒体的煽动，对排外主义的高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集团意识中的同化主义影响

众所周知，日本社会有强烈的集团意识倾向，这种集团意识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重视群体，强调个体归属集体，重视序列，重视群体的和谐统一。集团意识对日本人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意识的影响下，人们在自己所属的集团范围内思考和行动，在行动上和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保持一致。

在这一归属感的驱使下，为了更追求集体的一致性，集团内部的成员越来越具有同化主义的特征。对于集团内部成员抱有较强的信赖感，而对集团外部，尤其是外国人则抱有较强的不信感和排外感。对日本人而言，大和民族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形成了日本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外国人不能轻易被他们所接纳。可以说日本排外意识的背后可以看出日本文化的强烈的民族性。

（四）媒体的推波助澜

自新冠疫情大爆发以来，日本社会对外国人的排外歧视达到高峰。在众多要因之中，可以说媒体的报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前《朝日新闻》记者脇坂纪行写了一篇日本媒体和人权问题的文章（「日本におけるメディアと人権の問題」）、认为媒体的报道方式会影响大众对该事件的见解[5]。日本的大众传媒业处于高度垄断的状态，主流媒体存在着紧密的练习，报道立场也往往高度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取向深刻影响日本主流媒体的报道倾向和报道视角。伴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常常成为他们转嫁国内矛盾的，发泄不满情绪的对象，因此一些对华的负面言论时不时出现在日本大众媒体和舆论界。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日本民众没有客观地了解中国，对华认识也走向偏颇，所以加剧了排外意识的高涨。可以说日本媒体对日本排外意识的影响不容低估。

三、网络激进势力的增长

2000年以后，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日本网民诋毁中国、韩国的排外言论不断增多，排外主义倾向也进一步蔓延，形成了一股网络激进势力，他们盘踞在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其排外主义言论在网络上甚嚣尘上。在涉及网络激进的话题时，人们一般都会认为这些网络势力必定来自社会的边缘和底层，充满疏离和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这些势力真是来自日本社会底层么？对于这一问题，2019年日本的樋口直人副教授和大阪大学研究生院的辻大介副教授两个团队的调查结果，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参考。日本『东洋经济周刊』（2019年4月6日）刊登了两个团队的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网络右翼激进势力中七成是男性，平均年龄42.3岁，人数最多的并非低收入人群，而是经营者、自主创业者以及管理人群。他们具体具有什么特点，两个团队对其行为特点分别做了定义和分析。樋口团队认为他们具有三个特点：1.排外主义的倾向；2.参与网上的政治评论；3.赞成修改宪法第9条，政治倾向保守。他们将符合前两个条件的人定义为网络右翼。与此相对，辻大介的团队将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群体，即：1.对中国、韩国没有亲近感；2.赞成修改宪法第9条以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3.在网上发表政治主张并参与讨论的势力为网络右翼势力。[6]

“网络右翼都是社会底层”，“因为贫困所以来发泄不满”等观念在日本人心中比较普及，然而两个调查团队通过实际调查和分析打破了网络右翼激进势力的主体是年轻人，社会底层的固有印象。此外该团队还指出网络右翼群体在受访中表达出比较强烈的“本国中心主义”，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强烈的优越感，他们的情感驱动更多是源于对他国的蔑视，未必是出自真正爱国心。

四、日本排外主义的特征

日本排外主义的排外对象并不单一。从历史上看，日本由于民族成分单一，经常以单一民族国家自居，但是对土著民族的阿依努人长期实行排斥政策，民间对阿伊努人的歧视依然存在。因此可以说日本排外的对象并不是仅限定于外国人，阿伊努人、冲绳人、混血、多重国籍者，残疾人等都是其排斥的对象，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的变动以及历史的政治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日本排外主义所排斥的对象以东南亚为主，特别是韩国人、朝鲜、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是其中占有压倒性多数的排外对象。

在日本学界，排外主义这一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经常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混用。排外主义这一概念自身在传媒界和学术界的用法也稍有不同。在日本的学术数据库Cinii(https://cir.nii.ac.jp)，以排外主义作为关键词，摘要和标题进行检索的话，2000年以前的论文很少，但是2000年以后，排外主义这一用语的使用逐渐增多，从2000年到2022年有462篇论文[7]。

日本的排外和欧美的不同点在于，移民的因素并不是排外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外国移民打乱了日本现有的经济秩序，抢占了日本民众的工作而排外，而是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尤其是日本社会进入21世纪以后发生贫富分化，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沉积，只能以排外的方式找到撒气口。

对于日本人的排外，有些学者[8]认为岛国的地理环境所导致的岛国心态和岛国根性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日本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四面环海，自然灾害不断，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日本人的一种特殊的危机感和排外心理，因此日本人比其他国家的人们对周边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有着强烈的不安感和危机意识。这样的心态使得日本人对他人，尤其外国人的言行举止更加关注，很容易把诸多矛盾的根源归咎到外国人身上。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排外主义高涨，复杂的现实因素和深刻的历史原因两种因素互相叠加影响，使日本民众的排外意识的表现形式多样化，反映出了日本社会的焦躁和不安。

五、新冠疫情下日本的排外主义

新冠疫情依然在全世界蔓延，各个国家都采取了符合本国国情的防控措施，防止疫情的扩大。疫情暴发之初的2020年，身为邻国的中日两国，相互守望，彼此支援，产生了良好的互动，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在这背后一种针对中国的排外主义倾向也越发严重。日本的《产经新闻》曾多次发表煽动性的文章，试图把疫情中国化，甩锅中国，这些细节也反映出反映了日本民间的一些排外情绪。

当疫情暴发之初，全世界都在探寻病毒起源，努力抗击疫情时，欧美一些媒体将病毒起源和扩散的源头指向中国，污蔑病毒是“中国制造”，对中国大肆地攻击。日本的一些媒体也借此跟风，借新冠疫情对中国进行攻击，并把在日华人华侨看作病毒的携带者和传播者，煽动反华情绪，排外主义倾向日益严重。

在全球化的今天，排外主义以贸易保护主义、本国中心主义等多样化的形式出现，在现实中，排外主义强调牺牲他国的利益以寻求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给全球化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在疫情还在蔓延的今天，日本的排外主义意识还在不断的高涨。在应对疫情大流行的过程中不应有歧视、污名化、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实行多边主义，才能携手应对挑战，维护共同的利益。

结语

众所周知，二战后的日本，经历了经济高度增长的辉煌，让日本的国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经济的增长和日渐富裕的生活让日本重新傲气地来审视世界，俯视亚洲，然而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崩盘后，低迷的氛围笼罩着日本，整个日本社会充满消极的情绪，改变不了现状又看不到未来，经济停滞，终身雇佣制崩溃等让日本人开始对现状不满，对未来不安，这种压抑的氛围需要有新的发泄口来缓和。通过媒体的宣传，日本人重拾自己的民族自信，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另一方面，过度的民族主义又滋生了强烈的排外主义，日本人将矛头对准在日外国人，抱怨他们占据了本该属于本国国民的社会资源，享受了本该属于日本人的社会福利。而日本媒体试图通过矮化中韩的负面新闻，来缓解国民的忧虑和不安，而这些报道加剧了排外主义的高涨。

21世纪日本的排外风潮，虽说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但是排外主义无益处于日本自身的发展和消除与周边邻国的隔阂，反而损害与周边邻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在当今世界形势错综复杂化的今天，日本只有践行多边主义，正视历史，妥善处理与周边邻国的分歧，加强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共同体，才能与其他国家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

注释：

①韩国学者李圭洙在《日本“在特会”的嫌韩、排外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一文中，系统考察“在特会”在日本产生的土壤和最近活动情况，重新审视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的右倾化现象，进一步阐述了网络右翼的嫌韩、排外主义的本质特征。[李圭洙著、廉松心译.日本“在特会”的嫌韩、排外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5.]

②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高原基彰.不安型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時代[M].洋泉社.2006.安田浩一.ネットと愛国──在特会の「闇」を追いかけて[M].講談社.2012.金明秀.日本における排外主義の規定要因──社会意識論のフレームを用いて.フォーラム現代社会学[J].2015(14):36-53.田辺俊介編.外国人へのまなざしと政治意識[M].勁草書房.2011.樋口直人.日本型排外主義─在特会·外国人参政権·東アジア地政学[M].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