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0）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技术为现代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人们对技术的态度由简单到复杂，技术逐渐让人们产生困惑：技术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制造更多问题？技术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人类应该如何审视技术？为此，很多学者开始关注技术哲学，不断进行相关理论研究，对技术的发展进行批判性反思，从哲学层面探索技术相关问题。技术哲学就是试图根据人们的生活实践和技术来解读当代现象。[1]国内的技术哲学研究由来已久，如今已渗透到各个领域，包括新闻传播学。文章梳理了2011年1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技术哲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利用Citespace6.1（R3）软件分析了这段时间的研究侧重和走向，试图从技术哲学的视角出发，探索技术哲学对新闻传播领域的影响。

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主题“技术哲学”，并限定时间为2011年1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共得到2042条结果，筛去会议文章、报纸文章等非研究性结果，最后得到样本量1806篇并导入Citespace6.1（R2）进行可视化分析。

1.年发文量分析

年发文数量对应着一个领域的研究热度。据图1显示，从2011年至2022年的11年来，国内技术哲学相关研究文章发表数量相对稳定，年均研究在150篇上下浮动。

图1 国内技术哲学研究年发文量

其中，2016年182篇的发文量是第一个爆发点。当年，美国科学家首次发现引力波，证实了广义相对论的最后预言，这在当时是一件让自然学科“破圈”的标志性事件；在国内，全球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落户贵州。与此同时，计算机电子技术飞速发展，阿尔法（AlphaGo）在围棋对垒中打败李世石，成为第一个战胜围棋世界冠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走向成熟，流式数据处理成为趋势，大幅度提升了数据存储时间。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及计算机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为国内技术哲学研究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推动了新闻传播学与应用技术哲学理论发展。

胡翼青、张婧妍（2016）在2016年2月发表的文章《功能主义传播观批判：再论使用满足理论》中，借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深入批判了使用与满足理论中包含的功能主义媒介观。他们认为人具有使用媒介的主动性完全是个伪命题，媒介技术的座驾首先限制了人的全部需求；其次，使用与满足理论如同“刺激—反应”模型，将传播研究停留在现象和功能的描述层面；最后，该理论无视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对受众的重构，让传播学失去学科独特性。[2]同月，毛章清、胡雍昭（2016）发表文章《胡翼青：重新发现传播学——从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谈起》，继续探讨了胡翼青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观的理解与思考。[3]以胡翼青为代表的学者首先在新闻传播领域引起了技术哲学研究的小高潮，随后该理论研究热浪逐渐扩散至教育、经济和自然学科等领域，最后在2016年形成了近年来技术哲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

回到图1，国内技术哲学研究在2021年形成了的第二个高峰，并达到峰值190篇。其实在它前一年的2020年，相关研究已经有了大幅增长。这里需要考虑到一个特殊因素——新冠疫情。在疫情期间，公众各方面的社会活动受到极大影响。实际问题催生解决方案，人们对科技发展的要求陡然上升。于是，5G这项革命性的技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变，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VR/AR、可穿戴式设备、物联网等技术也日臻进步。

师文、陈昌凤（2021）对从2020年中英文学术期刊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论文提炼出的五大前沿主题进行综述，包括：算法与信息个人化、作为传播者的智能实体、算法中介化社会、算法的时间性和算法伦理。[4]2021年年初的这篇文章承接2020年技术哲学的研究，同时也掀起了新的一年该领域的研究热浪。

“春江水暖鸭先知”，正如伊德（1993）所说：“在这个即将结束的二十世纪时期，技术转移的主要象征物不是十九世纪的钢筋斧头和犁，而是收音机和电视机。”[5]时至今日，伊德的话仍然受用。从以上两个发文爆发点分析可以看出，各领域都会受到技术革新的影响，其中最前沿感知变革的是媒体，是新闻与传播领域。

2.关键词聚类分析

一篇文章的关键词凝练了该篇文章的研究主题与方向。将多篇文章的关键词进行集中研究，可以得出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趋势。继续使用Citespace进行共现分析，选择关键词类别，得出图2关键词聚类图谱。选取前10个聚类标签，分别显示技术哲学、技术、经验转向、哲学、米切姆、维贝克、芒福德、斯蒂格勒、存在、哈贝马斯。

图2 国内技术哲学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继续对聚类图谱进行挖掘，细化相关聚类，得到表1关键词共现聚类表。由表可得，近11年来国内技术哲学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8位学者的思想：海德格尔、马克思、芬伯格、米切姆、维贝克、芒福德、斯蒂格勒、哈贝马斯。这8位学者的思想不仅在技术哲学领域被深度研究，在新闻传播领域也被广泛推介与应用。

表1 国内技术哲学关键词共现聚类表

2.1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海德格尔作为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社会的本质是技术，社会的进步实际上是技术的进步，技术的本质是座架，现代技术是一种解蔽手段，人类借此无度地促逼自然。[6]新闻传播领域从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思想中获益匪浅，正如前文提到胡翼青认为，海德格尔对技术工具论的批判和思索，对传播技术研究如何正确把握技术与人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有警醒作用。传统的功能主义技术观指导的传播学研究已经不适应时代的潮流，新闻传播领域应与哲学建立联系以重塑学科的创造力。[7]

2.2 马克思（Karl Marx）

马克思为技术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特有的角度，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观中看到了技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作用，同时也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对人的异化现象。[8]在新闻传播领域，马克思主义有两种研究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研究；二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聚焦于政治经济学，将技术与政治经济结合，形成技术政治批判、技术经济批判。吴靖和应武通过考察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实践、意识形态斗争和社会现实勾连的互动过程，弥补了技术政治及传播技术批判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的缺席状况。[9]

2.3 芬伯格（Andrew Feenberg）

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执旗手芬伯格继承传统的社会批判理论，结合实体主义和建构主义，创造性地引入了“技术代码”概念，并辅之以“两级工具化理论”来构建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框架，他的技术设计思想提供了一种人与技术的更深层次理解。[10]李志敏研究了芬伯格对计算机技术的两重性解释——控制性和交往性，考察了他对这种传播技术的新理解。他认为在新媒体时代的媒介研究应注重具体和使用主体的自身体验，以及多加考察新传播技术与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芬伯格的思想对现今新的传播环境下如何看待和使用传播技术提供了一种新的参考性框架。[11]

2.4 米切姆（Carl Mitcham）

米切姆是当代著名的工程技术哲学研究者，他专注于工程技术的伦理问题和人文主义的技术问题，他的技术哲学思想涉及该领域经验转向后的又一重大转变——伦理转向。[12]他把技术分为四种类型：人工物的技术、知识的技术、活动的技术，以及意志的技术。[13]以电视为例，电视作为机器设备属于人工物的技术；使用电视的技能属于知识的技术；电视的生产、设计、运行、维修属于作为活动的技术；媒介权力的掌握者通过电视输出价值观就属于意志的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米切姆的技术哲学思想仍可运用于认识和理解新旧媒介，不过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领域对此鲜有研究与应用。

2.5 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

维贝克继承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技术物看作和人一样的道德主体和伦理评估对象，提出“道德物化”的概念，在设计环节将道德规范注入技术物中。他整合了技术哲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验转向和伦理转向，结合描述性维度和批判性维度，引导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第三次转向。[14]在新闻传播领域，能否对新兴媒介技术进行道德评估呢？人工智能对人类情感的学习与模仿日渐成熟；大数据新闻推送为人们浇筑的“信息茧房”仍然牢实；指纹、瞳孔、刷脸等人体识别技术让私人信息安全愈发受到侵蚀。在媒介技术不断更新换代的当下，维贝克的技术哲学理论对新闻传播领域显然有其用武之地。

2.6 芒福德（Lewis Mumford）

在面对技术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时，芒福德提出心灵优先的理念，认为人性在工具之上，minding大于making。所以他并不担心现代技术制造的社会陷阱，只要重新激发人性和心灵的力量，人们就能走出技术困境。同时他又区分了machine（指机械器具）和the machine（指机械观念和制度），并将后者归纳为巨机器（megamachine）。他强调心灵的作用，提倡回归有机地生活，以此来走出巨机器或者巨技术的困境。[15]芒福德与新闻传播领域渊源颇深，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芝加哥学派以及媒介环境学派。他看到了传播技术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作用，坚持生态伦理和文化平衡，实现人与技术、环境的和谐。[16]

2.7 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斯蒂格勒认为人自源起就是一个“缺陷存在”，这就决定了人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一个作为“代具”的技术来补充，技术是人的“义肢”，从而构成“人—技术”的结构，形成代具性的存在以便生存下去。技术具有两面性，是现代社会的毒药，同时也是解药。[17]他还突破胡塞尔的二级持存（即主体体验为第一级持存，主体回忆为第二级持存），提出第三级持存——外部的技术物。[18]在新媒体和大数据时代，斯蒂格勒警告人类主体已经完全让步于技术客体，成为数字乌合之众。[19]这样振聋发聩的技术批判和媒介批判让人们再次聚焦于当代社会科技进步带来的主体缺失及技术困境。

2.8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哈贝马斯肯定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价值，他首创性地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他重点批判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中，技术也属于交往行动范畴，因此技术必然存在于社会系统与个人系统之间的辩证关系之中，技术必然负载着人类的“旨趣”或价值。[20]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技术让人异化为机器的奴隶；二是技术本身异化为一种新的隐形的意识形态，使统治合法化。当然，哈贝马斯的理论有其缺陷，一是夸大了科学技术本身的负面效应，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只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了批判，而忽视了科学技术异化产生的外部因素；二是他没有将社会建构主义贯彻到社会存在，仅止步于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实际上强化了技术本质主义。[21]新闻传播领域对哈贝马斯技术观的运用并不鲜见，当他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批判时，媒介批判的视角也随之转向。[22]

3.突现节点分析

关键词突现节点反映了一个领域的研究演变，对突现节点进行可视化分析能够清楚感知该领域的前沿动态。运行Citespace，得到图3突现词汇图。由图可得，2011年到2022年期间，国内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共计25个突现节点。前期研究从2011年到2013年，研究前沿包括文化转向、科学哲学、本质、经验转向、存在、工程哲学、麦克卢汉、人文主义；中期前沿从2013年到2016年，研究前沿包括自然、技术理性、技术本质、职业教育、技术价值、大数据、范式；近期前沿从2017年至2022年，包括媒介技术、技术风险、人工智能、恩格斯、道德物化、结构、身体、人工物、功能、维贝克。

图3 国内技术哲学研究突现词汇图

3.1 早期前沿（2011-2013）：引介与推广

由图可知，在早期研究中，理论引介和推广仍是国内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这种特征也反映在新闻传播领域对技术哲学理论的运用。回顾当时的新闻传播研究环境，在2011年到2013年间，“新媒体”“媒体融合”成为热点概念，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渐入佳境，新旧媒体的比较和竞争愈发激烈。新闻传播学界关注到了新的媒介技术与平台并对此做出了大量研究，但很少上升到哲学层面。有学者关注到了技术哲学领域，比如莱文森、芒福德及麦克卢汉的技术哲学思想，但多数研究仍然处于理论上的抽象引介，尚未将理论下沉到具体的新兴媒介技术或媒介现象。

3.2 中期前沿（2013-2016）：关注具体技术

在2013年到2016年期间，国内技术哲学研究逐渐转向具体技术，将理论下沉至社会生活中的新技术装置和新技术现象，结合实践来进行理论深化。技术的价值和理性反思成为学界前沿，一些新技术如物联网、3D打印、大数据等成为批判的热点。在同期新闻传播领域，学者们关注到上述新技术的同时，反思媒介技术的功能主义、批判传统的传播学研究范式逐渐流行。除了前文提到的学者胡翼青，潘霁也对“使用与满足”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当今数字媒介深度嵌入人们生活实践，仍把媒介技术视为外在工具的传统理论已出现范式危机。[23]孙玮以“技术”“语言”“媒介”三个关键词为焦点，在技术哲学的视域下，反思主流传播学的理论预设，重新思考“传播”的意义，试图实现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24]这些学者借助技术哲学理论，批判反思传统的传播学研究范式，拓宽了学科自身的研究视域，为接下来的理论应用与深化做铺垫。

3.3 近期前沿（2017-2022）：具体技术与伦理问题并举

在第三个研究阶段，由图可知，国内技术哲学理论的运用更进一步，技术与人的关系、技术的伦理、人的主体地位等问题逐渐成为热点。尤其是对维贝克、道德物化等主题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技术哲学界跟随世界研究主流，出现了继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验转向、伦理转向后的第三次转向。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前沿词条中还包括“恩格斯”。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马恩思想的研究热潮也是理所当然，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强大的生命力和应用的广泛性。

在近期前沿阶段，“媒介技术”作为突现词首次出现，国内技术哲学主流研究的目光不可避免地转向新闻传播领域。与此同时，面对更多更复杂的技术现象，新闻传播学界也在向技术哲学求解。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人机结合等新技术逐渐进入新闻传播活动的全过程，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同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以及全球“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社会及技术的“风险”系数陡增，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面临的困局或能从技术哲学中受到更多启发。

结语

哲学本就是指导各学科的学科，技术哲学的广泛运用与研究既是出于自身学科特性，也是顺应科技进步的要求和时代潮流。文章梳理了近11年国内技术哲学的研究脉络，从年发文量、关键词聚类、突现节点三个方面探讨相关理论思想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影响。在技术哲学的语境中，新闻传播类研究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者从技术哲学中收益颇丰。在技术不断更新的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对技术哲学理论的应用还会有更多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