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含笑 广西师范大学

一直以来，汪曾祺的早期小说创作被研究学者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法的创作，一类是写乡土的创作。汪曾祺的早期小说创作中属于乡土创作的有《鸡鸭名家》《戴车匠》《异秉》等，这些篇目构成了汪曾祺早期的高邮世界，即他对理想中的乡土社会的表现。首先是对乡土风物的眷恋，美好的乡土风物构成了理想乡土社会的表面。其次是对传统乡土社会伦理的认同，其中体现的美好人情让人倍感温暖。最后是对乡土社会中乡民的存在状态的表现，那种和谐、自在的状态使人心生向往。现对汪曾祺早期的高邮世界的描写进行分析，了解汪曾祺理想中的乡土社会。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把中国社会定义为“乡土性”的社会[1]。“乡土性”指的是乡土社会中以农业为主的一种生产方式，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或现代城市以工业或商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在更深层意义上，它代表了一种社会结构的属性特征。因此，本文所指的乡土社会，是与现代城市对立的社会形态，并不只指以种植业为主的乡村。汪曾祺早期作品中构建的高邮城就具有乡土性。高邮虽然是小城，但是人口规模较大，手工业较为繁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邮属于传统城市，它建立在乡土社会的基础上，生产方式依旧是传统的小农生产，其不属于现代商业城市，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商业生产方式。因此，汪曾祺早期作品中对高邮的眷恋中透露出的是对乡土社会的眷恋和向往。这种眷恋也因为对现代都市的隔膜而更加强烈。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主要在上海。上海是现代商业都市，与高邮和昆明截然不同。上海是典型的都市文化，奉行的是商业资本准则，而汪曾祺没有充足的都市生活经验。在上海，汪曾祺曾借住在好友朱德熙的母亲家，睡在过道上，因为找不到工作，一度想自杀。汪曾祺曾尝试过积极地融入陌生的都市环境，对文学形式进行了创新，但是《绿猫》当中混乱的意识显然表明他的融入并不顺利[2]。当人在陌生的环境中四处碰壁时，就会本能地怀念起熟悉的故乡。《鸡鸭名家》《异秉》《戴车匠》就是他对乡土的怀念，也是汪曾祺早期的代表作。

对乡土风物的眷恋

在汪曾祺的早期小说创作中，乡土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汪曾祺对乡土的眷恋在他的创作中是显而易见的。汪曾祺想念故乡的草木和故乡的人事，故乡给予了汪曾祺极大的抚慰。这种抚慰不只源于故乡美好的记忆，还源于故乡中的乡土文化。“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汪曾祺放学后总是不忙着回家，他喜欢东看看，西望望。南北杂货店、手工作坊、布店、酱园、爆竹店、烧饼店、竹厂、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车匠店……他什么都感兴趣，歪着小脑袋，一看就是半天。”[3]这些让汪曾祺倍感兴趣的手艺人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一部分，有着浓厚的乡土性。汪曾祺也在《自报家门》中写了这些乡土社会的产物对他的影响，“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汪曾祺早期的作品中有大量关于高邮风土人情的描写。首先是对高邮城周围水边风物的描写。在《鸡鸭名家》中，汪曾祺把大量笔墨花在了描写水边的风物上，并将之穿插在对人事的叙述中。“这一带，江南江北，依水而住，靠水吃水的人，卖鱼的，贩卖菱藕、芡实、芦柴、茭草的，都有这样一条裙子。系了这样一条大概宋朝就兴的布裙，戴上一顶瓦块毡帽，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行业的。”这是对高邮特定行业的服饰风俗的描写，透露着浓浓的水乡气息。“夏天门外多用芦席搭一凉棚，绿缸里渍着凉茶，任人取用；冬天照例有卖花生薄脆的孩子在门口踢毽子；树顶上飘着做会的纸幡或一串红绿灯笼的，那是‘行’。一种是鲜货行，代客投牙买卖鱼虾水货、荸荠慈姑、山药芋艿、薏米鸡头，诸种杂物。一种是鸡鸭蛋行。”[4]这是对高邮水边小商行的描写，带有独特的高邮印记。汪曾祺还饶有兴趣地讲述了高邮养鸡养鸭人家特有的炕房，用大量笔墨详细描写了炕房的构造和用处。炕房的工序繁多，首先照蛋，确定蛋的质量，再把经过筛选合格的蛋下炕。下炕那天要举行很隆重的仪式，“下炕那天照例是猪头三牲，大香大烛，燃放鞭炮，磕头敬拜祖师菩萨”[5]。这是乡土社会中常见的情况，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祖师爷，每个行业的从业者都会在一年中重要的时刻祭拜祖师爷，希望用诚意求得一年的丰收。

除了《鸡鸭名家》中水边风物的描写外，《异秉》中城市风物的描写也很细腻。汪曾祺用大量笔墨描写了高邮城特有的食物。“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记的葫芦。切成片，很香。”“春天，卖一种叫做鵽的野味——这是一种候鸟，长嘴长脚，因为是桃花开时来的，不知是哪位文人雅士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桃花鵽’。”[6]除了对吃的描写外，还有当地独特的过年习俗。“过年赌钱不犯禁，家家店铺里都可赌钱……谁都可以来。保全堂的‘同仁’（除了陶先生和陈相公），替人家收房前的抡元，卖活鱼的疤眼……”在《戴车匠》中，汪曾祺对高邮城的房屋制式做出了详细描绘：从进门的小庭院，到长满青苔的天井，天井后有一条短短的廊道通向并排的几间黑檐屋子，屋檐上都布满绿荫，充满高邮特色。

对传统乡土社会伦理的认同

对乡土文化的眷恋让汪曾祺对传统乡土社会持认同态度，这其中就包含对传统乡土社会伦理的认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把乡土社会的特点概括为熟人社会、与泥土具有无法分割的联系、不流动性三个特点。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把乡土伦理的内涵概括为在乡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时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7]。中国传统乡土伦理中的人情伦理，在《鸡鸭名家》中表现得很明显。余老五是余大房家的炕房师傅，二人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他们之间只有东伙缘分，不讲亲戚情面”，但是二人的相处模式并不像现代商业雇佣关系那样强调契约和报酬，二人更像是朋友，彼此非常熟悉，互相信任，互帮互助。余老五是炕房里的状元，别的炕房都想挖走余老五，但是余老五并不为更高的利益报酬所动，一直都在用自己精湛的手艺为余大房赢得最好的生意，同时余大房养着余老五，让他除了掌炕外，其他事都不用管，而且还为余老五寻了一块坟地，解决了余老五的身后事。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契约的范围，更多的是彼此间互相信任、互相扶持的人情色彩。父亲与倪二的关系也是如此。老长工倪二因为租的地沙性重，难长庄稼，所以想退租不再种地，他想养鸭子维生，但是没有本钱，无法买鸭子。父亲觉得让倪二种了多年的红毛草，很对不起他，于是借钱给倪二，让他买鸭子，自己也买了一百只鸭子让倪二帮忙照顾，并贴钱给他。父亲与倪二一直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按照阶级划分，父亲应该是地主阶级，倪二是农民。如果用阶级论的角度去看，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父亲与倪二像朋友一样，倪二可以对父亲说的话不服气，父亲会照顾倪二的自尊心，不把话说得难听。因此，父亲与倪二之间虽然有着阶级的差别，但是这差别只表现在财产上，他们的人格并没有明显的尊卑。在《异秉》中，伙计陶先生因咳嗽痰喘，人也不精明，老板一直想要开除他，但是同行店伙纷纷来说情，请保全堂留下陶先生，给他一条活路，保全堂的管事最终也听从了店伙们的意见，一直没有辞退他。事实上，这并不符合药店的经济利益，但是在汪曾祺笔下的高邮里，人与人之间考虑的多是情，而非利，人们共事久了，所产生的感情与同情使得保全堂一直没有辞退陶先生。因此，在汪曾祺构建的高邮里，人与人之间是互助友爱的，有着浓厚的人情伦理的底色。

对和谐自在的生存状态的眷恋

在汪曾祺笔下的高邮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的生存状态也是和谐的。《鸡鸭名家》中，汪曾祺描写沙滩上的三个养鸭人，先写他们穿着的青布裙子，然后笔调一转，写他想要去买这条青布裙子，但是没有卖的，因为这裙子是身份的象征，是遗制。之后再写养鸭人，汪曾祺突然写道：“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这句话出自《世说新语》，原本出自魏晋文人之口，用以肯定自我价值，带有某种哲理，展现的是不卑不亢的姿态，这里却是在写养鸭人的生存状态。本是底层普通劳动者的养鸭人，他们养鸭是为了维持生计，但是在汪曾祺的笔下，养鸭不再只是带有苦涩味道的谋生，而是一种自在的存在状态，他们是已经周旋久后的“我”，剥离了劳动的艰辛，主动选择现在的生活方式。“生养于水的，必将在水边死亡”，无外界的干涉，“他们简直自成一派”[8]，养鸭人从农民这一社会分工角色，转变成了生养于水的自然之灵，与自然融为一体。汪曾祺从养鸭人身上看到的是几千年的乡土中国的影子。乡土社会是不流动的，“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因为很少变动，所以一直宁静安然。汪曾祺欣赏这种生存状态并不是想要开历史倒车，恰恰相反，对这种状态的赞美正是因为它将逝去。汪曾祺虽然与古代文人有相通之处，但他毕竟不是古代人，他身处现代社会，不可能感受不到现代社会的冲击。他虽然赞美养鸭人不受打扰的状态，但是却达不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那种完全悠然闲适的状态，因此他说：“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除了和谐的生存状态之外，汪曾祺的笔下还展现了一种几乎静止的，但是自在的生存状态，也是典型的乡土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在《戴车匠》中，汪曾祺写道：“我们那里就是这样的，一个平淡沉闷，无结构起伏的城，沉默的城；城里充满像戴车匠这样的人。”[9]“‘戴车匠’，这在我们不是三个字，是相连不可分，成为一体的符号。戴车匠是一点，集聚许多东西，是一个中心，一个底子。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格，一区，一个本土和一个异国，我们的岁月的一个见证。”戴车匠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因为长久的不变动，他已经成为一段岁月的见证，他的车床就像他一样，“那是永远也不会移动的，简直好像从地里长出来的，一个稳定而不表露的生命”。戴车匠的店面小而充实，一切物品都有固定不变的地方，不能增减或改变一点，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竹根壶也不能够少。“它供在那里已经多少年，拿去了你不是叫他那个家整个变了个样子？”戴车匠的生存状态就像是静止的，永远不会变的，一旦他离开店一会，“门外的行人，和屋后补着一件衣服的他的女人，都在等待，等待他回来，等待把缺了一点甚么似的变为完满”。戴车匠和这座沉默的城似乎没有线性时间的概念，人和事好像都不会更新，只有不断循环往复。戴车匠的店面永远不会改变，以至于人们可以一直用他当作一个方位；两个卖同样东西的老太婆，会一直在一起卖东西，直到有一天她们中一个人打死另一个或者摔倒在石头上死去。在不发生改变的城里，一切东西都是可以预见的。这种静止的生存状态是因为乡土社会是静止的。乡土社会是隔膜的、孤立的，生活在其中的大家彼此都太过熟悉，没有新的东西需要接纳，因此不需要改变。这种静止在与以快速、短暂、多变为代表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对比之下，显得沉闷，但是却自在简单，引人怀念。汪曾祺笔下的戴车匠似乎没有什么很大的压力与负担，每天只在上下午各做两个时辰的点，多做一点就可以说给自己的女人听，并得到一番夸赞。他想到什么事情可以立刻站起来就去办，这些事情都是琐碎的，但是戴车匠得心应手，该怎么做，谁要怎么办，戴车匠心里都有主意，即便没有，与老婆商量一下也就好了。戴车匠的生活是自在的，是可以自由掌控的，不会被外力所影响。这就是静止带来的好处。在《戴车匠》结尾处，汪曾祺写道：“车匠的手艺从此也许竟成了绝学，因为世界上好像已经无须那许多的东西，有别种东西替代了。”[10]没有东西能够长久存在，总会有别种东西将其替代。

汪曾祺对乡土社会的留恋是显而易见的。以高邮为代表的乡土社会，既有美好的乡土风物，也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伦理。而在乡土社会中，人们和谐自在，生活简单又宁静，不为外部环境所扭曲异化，是汪曾祺理想中的生存状态。但是现代文明的不断扩张，入侵了乡土社会，宁静也被打破了。汪曾祺为自己构建美丽的高邮世界，不只是为了怀念故乡，也是为了留住一些乡土的诗意，给自己的精神与灵魂一个永恒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