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坚持抗战到底的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彻底革除陋俗恶习，其中破除迷信、改造巫神运动，是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举措。

封建迷信的危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陕北乡村，民众普遍迷信鬼神，身体生病或生活遭受挫折时，就去求神拜佛，请巫神。所谓巫神，即是在普通人看来，似乎具有沟通人神关系能力的人。巫神使用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话语模式，通过迷惑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操纵观念世界，以骗取钱财。

  据不完全调查，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等地有神官、师婆、巫神、法师、梦仙、迁送、马脚等，统称为巫神。其中，除了马脚一般在特定庙会上以神降的方式现身说法、借口传愿外，其余皆以直接骗人的方式驱鬼治病，常常对病人身体造成二次伤害。1944年6月，到延安访问的《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发现，受低下的文化水平限制，许多民众因驱鬼治病的幻想而甘愿受巫神的摆布，而巫神亦由此在乡村社会具有特别的权威，几乎包办了民间“医药”。

  巫神以欺骗群众钱财赖以生存。据1943年5月志丹县调查，请一次巫神，要1000元巫资、1丈2尺坛布、1升小米，杀猪要拿猪头，杀羊要取羊腿，每次索要鸡一双，并且要好好招待巫神。1944年，延安全县有巫神161人，每人每年跳神36次，每次主家耗费3800元，每次招待费2000元，全年共耗费3361万元。有些群众向神灵还愿，修戏台、建庙者不在少数，浪费大量钱财。

社论《改造二流子》

  鉴于巫神对乡村社会造成的重大危害，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倡导科学，反对封建迷信。1938年7月15日，边区政府发出布告，严令取缔“一心会”等反动会道门。布告指出：“唯我边区，向因地方偏僻、风气闭塞的缘故，在一部分人民中，信神信鬼，已成习惯，在政府亦未强行禁止过。因此，大家以为求神问鬼不足为奇，岂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汉奸托匪、侦探走狗，正要利用人民还有迷信的这一点，进行其灭亡中国的工作，使信神信鬼的人民，不知不觉地上他们的恶当、中他们的毒计”“本府对人民的各种组织，其有利抗战者，无不赞助维护，使其在长期抗战中发挥他应有作用；凡不利于抗战以至阻碍和危害抗战者，便不得不分别予以取缔和裁判。”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公布，专门增加了“提倡科学知识”的内容。6月25日，边区政府民政厅就有步骤地开展破除迷信等工作发出通令，要求各级政府广泛宣传，重在教育，让群众了解有病吃药的道理，以脱离巫道迷信及其剥削；对巫神应予宣传教育让其觉悟，埋葬死人的工资最多每天不超过农村工人日工资，以限制剥削；一般的，不强迫拆庙，亦不强制禁止烧香纸等行为，在当地群众情绪高涨时，可将庙宇改为公共机关如学校机关住址，但严禁新造庙宇。《解放日报》社论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扫除边区人民迷信的、愚昧的、落后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

  改造巫神、破除迷信，离不开乡村民众的广泛参与。1941年1月后，因国民党断绝八路军、新四军军饷，陕甘宁边区民众当年的救国公粮负担猛增到20万石，引起普遍不满。此时，如果再强推反对巫神工作，强行改变业已根深蒂固的迷信观念，势必十分困难，甚至还可能引起乡村社会震动。因此，必须从逻辑上找到改造巫神的充分理由。在大生产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二流子”的改造，赢得了民众广泛支持与好评。基于同样的劳动道德，通过参加劳动，改造巫神，就有了革命正当性。

  1943年2月14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社论《改造二流子》，提到延安县蟠龙区某巫神，把三山刀打成了镢头，向群众宣布，不再骗人了，从此努力生产。该社论将“二流子”与巫神画上等号，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改造巫神的态度和基本方法。5月23日，《解放日报》进一步刊文指出，巫神是“另一种二流子”，是“最坏的一种二流子”，不但自己不劳而食，任意挥霍，还要从欺骗掠取群众财物中供养全家的生活。延属分区专署指示所属各县（市），动员全部约400个巫神一律参加生产劳动，“办法为加以说服教育，并强制‘巫神’放弃过去骗人的职业，没收有关之一切工具，援用对待二流子的办法，要他们选择一种正当的生活方式（农、工、商业），由政府按照具体情况，给予一定的生产任务，责成区乡政府并动员邻近群众进行严格的监督、推动和检查，务使他们能真正改邪归正，成为有利于社会的积极生产者”。1944年4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社论，强调“巫神最大部分是二流子，是鸦片鬼，每年消耗边区人民的钱财以万万计，害死的人也实在不少”，希望各地党政军民，一方面设法取缔当地巫神的活动，处罚伤害人命与造谣惑众的巫神；另一方面劝导并帮助当地巫神改邪归正，成为正当谋生的劳动者；并号召各地西医、中医、小学教员和有知识的人联合起来同巫神作坚决地斗争，刻不容缓地进行医疗卫生建设。

现身说法，树立典型

1944年6月18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刊登延安市东区巫神白从海的坦白书，“我从前是个二流子，不务正业，吃洋烟，天天在各处胡蹓跶”，当巫神不仅能骗人钱财，还能得到一般百姓的尊重。但事实上，“发马（起坛）”、叫魂、下阴……各种治病的方法，都是“自己假装，作出来的”，根本就是骗人的把戏。为巩固巫神改造成果，巫神赵贵章被安排做延安市卫生展览会的招待员。其中有一个展区为“反巫神斗争部”，需要“赵贵章”们向参观者报告自己过去做巫神骗人害人的事实，也就是“现身说法”，揭批自我，以动员群众讲究卫生、努力生产。

  1944年7月中旬，延安县召开反巫神大会，到会男、女巫神59人。会后，这些巫神联名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致乡亲们的公开信，以自曝家丑的方式揭露惯用骗术。在反巫神大会上，中共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强调，反巫神斗争才刚刚开始，以后要在区、乡、村推行下去；区乡干部对这个工作还认识不够，首先要做到干部反巫神，进而发动巫神反巫神，以致广大群众反巫神。

  反巫神斗爭不可能一蹴而就，延安反巫神运动的成效和影响，实际只在市区及近郊发生，离延安较远的乡村，巫神不仅仍旧存在，而且还蛊惑群众，导致一般群众不敢参加反巫神运动。因此，发动群众开展反巫神运动，必须要树立典型模范。1944年8月，三边分区专员、定边县县长与县参议会议长，带着两班吹鼓手，扛着匾额、脉枕、旗幛和各种礼品，亲自来到卜掌村崔家院子，对崔岳舜反对迷信的事迹予以表彰。崔岳舜21岁那年，嫂子得了脚漏病，请了多个“神官”来治，病却越治越重，最终死去。经历这些事实，崔岳舜识破了巫神骗人的把戏，努力学医，先后治好了多个病人，成为反对迷信、相信科学的典型。1945年春，陕北旱情严重，安塞县四区三乡固塔村群众要抬“神楼子”祈雨，区乡干部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没有采取当场取缔的强硬办法，而是和群众一起抬了几天“神楼子”，但仍不下雨。然后，区乡干部便以此事实教育群众，讲解科学道理，破除群众心中的疑惑。

（摘自《团结报》王今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