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开年之际，电影《流浪地球2》、电视剧《三体》双双热映，引发关于中国科幻的又一次现象级热议。在所有的讨论中，有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刘慈欣。在这个名字之上，人们还试图探究一个更为宏阔的主题——刘慈欣宇宙。

狭义地说，它是刘慈欣在一系列科幻小说中，以大量科学原理为支撑，描述科技发展后的未来世界，连接成一个宏大的、有硬科技之美的宇宙。无论“流浪派”还是“数字派”，无论“三体舰队”还是“地球三体叛军”，大热的影视作品都是对这个宇宙的再丰富。

广义地说，“刘慈欣宇宙”并不止于刘慈欣，而是在国家飞速发展的时代图景下，以刘慈欣为代表的中国科幻人为全世界读者和观众建构的中国式宇宙观。无论文学还是影视，中国科幻已然跻身第一方阵，这是群体性的喷涌而出和个性化的异军突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科幻的小宇宙正在爆发。

11年来，《环球人物》记者和刘慈欣四度相见、访谈，我们所见的刘慈欣宇宙，充满硬朗冷峻的气质，日月星辰、时间空间，乃至世间百态，其本质都可以由数学公式和物理定律揭示出来，人在宇宙中那么渺小，又那么敢于拯救自己和地球家园。

2023年，我们离开北京，去阳泉拜访刘慈欣。穿过太行山隧道后，就是阳泉地界，大雪让一大片沟壑纵横变成一种白茫茫的嶙峋姿态，让人极易联想到《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中那个被极寒覆盖的世界。

对刘慈欣宇宙的探索，就从这“吾乡吾土”开始。

先去看一看娘子关吧。

山西省作协副主席、阳泉市文联原主席侯讵望给记者提了建议。“每次谈到家乡，刘慈欣都这样说：我不是阳泉城里的，是娘子关的。言语间，他总是流露出得意。在他写的正式的序言或者随手的落款里，你会发现，很多都写上了‘娘子关’三个字。”

随着这股中国科幻的热潮，很多人都知道了，刘慈欣曾是娘子关发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他在这个偏僻的地点创作出大部分作品。但真正见过娘子关的人，不多。

从市区开往娘子关，要经过一大段山路。等看到依山而建的大烟囱和发电机组时，就明确无误地知道，娘子关发电厂到了。在发电厂长达一公里的围墙上，涂刷着醒目的娘子关简介，紧接着便是印着《三体》和《流浪地球》经典创意的全套壁画：红岸基地、古筝行动、面壁计划、水滴、阶梯计划、二向箔、降维打击、太阳氦闪、行星发动机……作品中的所有重要设定和情节都被详细画在这了。而围墙里面紧贴着的，是三座庞大的发电冷却塔，在正常运转时，这里蓄满了水，发出隆隆巨响。工业遗迹与科幻壁画交相辉映，诉说着奇妙的关联。

壁画围墙外就是省道，不时有大卡车飞驰而过。刘慈欣在这里创作的时候，路上堵满了从河北等周边省份过来的运煤车，无数煤厂和火力发电相伴而生，整个娘子关都是黑烟滚滚的。这些年，随着节能减排、电厂关停，运煤车锐减，但还有一些运砂车驶过，省道上依然是轰隆隆的。省道的另一侧，娘子关镇柔河的支流温河缓缓流淌，纵横的山脉与壁画隔河相望。

走进厂区，“70后”“80后”熟悉的三线大厂场景扑面而来。办公区的礼堂和男女宿舍，工人生活区的商场、菜市场、剧场，都保留着典型的上世纪80年代气质。1985年10月，大学毕业的刘慈欣来到娘子关发电厂工作，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当年他的同事有将近2200人，在电厂关停后，分流到全国各地，只剩下不到80人看守老设备。他们当然认识刘慈欣，“老实工作、话不多”是他们对刘慈欣的评价。

刘慈欣自己也说：“在工厂搞技术很累，责任也很大，写作在这里是个很小的事情。”他白天上班，晚上写作，让创作处于“半地下状态”。构思作品时，他习惯在庞大的厂区里散步，不时仰望浩渺的星空。他把本职工作干得很好，是山西电力系统专家团成员。

这看起来真不像一片诞生作家的沃土。但侯讵望说，娘子关其实是一处人杰地灵的通衢大道。上世纪80年代，阳泉号称山西的“小上海”，由煤炭而至多个工业领域，开山西风气之先河，“阳泉人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求新求变，到了刘慈欣身上，就是不安于现状。科幻文学创作对他来说，就是一条在精神世界里走出大山的路”。

“娘子关还是山西的门户，山西有句口头禅‘走出娘子关’，意为走出山西、走向世界。这也很像是刘慈欣的缩影。”侯讵望这句话，在发电厂办公楼前的宣传栏得到了印證，这里贴着一张刘慈欣的大海报，写的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内容是恭贺他2015年荣获“雨果奖”的，这是全球级别最高的科幻作品奖项之一。

站在娘子关，目睹这些静默的重型机械设备，很容易理解刘慈欣科幻宇宙里的重工业气质——一代代工业人早已在坚实的土地上认识到科技进步与国家强盛的关系，他们始终在时代的滚滚浪潮中埋头前行。

《环球人物》记者和刘慈欣探讨过一个问题：“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很科幻？”刘慈欣的回答是：“不用瞬间，我们整个时代就是一部正在发展的科幻小说。技术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的时候见到计算机感觉神奇甚至神圣，现在计算机到处都是，毫无新奇之处。当下的生活跟30年前简直是两个世界，这本身就很科幻。”

时任市文联主席侯讵望第一次知道刘慈欣，是在2005年，《山西日报》刊登了一篇介绍刘慈欣的人物通讯。

“那时刘慈欣已经蝉联了6次国内科幻文学银河奖。报道上说他是娘子关的，我赶快让人打听、联系。”很快就找到了刘慈欣，侯讵望邀请他加入市作协，并调入市文联。长期主持文联作协工作，侯讵望有一个深切的体会：“作家是很孤独的，需要鼓励，尤其是在那里默默耕耘、周围没有掌声的时候，尤其是科幻文学还小众的时候。”

侯讵望看得很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慈欣一直在“独自坚守一片无人问津的疆土”。刘慈欣清晰地记得，自己的小说处女作其实是1978年写的，但投稿后就石沉大海，当他1999年在《科幻世界》上正式发表第一篇小说《鲸歌》时，21年都过去了。

在娘子关发电厂围墙外，《三体》经典情节壁画与电厂冷却塔交相呼应。（本刊记者 杨学义 / 摄）

刘慈欣曾工作过的娘子关发电厂。（本刊记者 杨学义 / 摄）

侯讵望想拉刘慈欣一把，让他在《科幻世界》之外，还有更广阔的空间：“我觉得一位作家，就应该和我们联系起来。”但进入市文联后，刘慈欣有了新的烦恼：“科幻界和学术界谈的科幻，跟界外的人们谈的科幻，几乎不是同一种东西。”所以在《三体》获奖之前，刘慈欣还是在孤独地坚守着，不过他乐在其中。

在母校赛鱼小学的校长侯慧明看来，这种坚守在“无人问津的疆土”上的快乐，也是刘慈欣性格使然。刘慈欣在人际交往中有短板，甚至有些社交恐惧症，“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创作方式显然不适合他；科幻文学恰恰让他扬长避短，让内心想象力爆棚的小宇宙遮盖了他人物刻画的弱势，从而取得极大的成就。

后来，随着刘慈欣的视野越来越广阔，作品中对人物描写的比重才开始增加。“最初，他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仅限于发电厂里的厂长、师傅和徒弟；后来，他的社会交往多了，看到更多三教九流的人，甚至见到了总统，他对各个阶层人物的驾驭能力自然就上来了。”侯讵望说。

在这位科幻作家和文联的碰撞中，侯讵望观察到许多有意思的事。比如，刘慈欣的创作方式和传统文学创作很不一样。文学是以人物推动事件，而刘慈欣是反的，先构建一个世界、一个宇宙。“他塑造人物，只是为他设定的世界、宇宙服务的。传统作家考虑的是个体的命运，他考虑的就是人类整个族群的命运。所以人类社会某些看上去理所当然的道德、法律、理念，只要不是宇宙的规则，就会被他颠覆掉。”

刘慈欣就是这样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的：“这样的巨著更能使人体会到人类作为一个种族的整体存在。”“一部《战争与和平》，洋洋百万字，却只是描述了地球上一个有限区域几十年的历史；而一篇几千字的短篇科幻小说，如阿西莫夫的《最后的问题》，却可以描述从现实到宇宙毁灭的千亿年的时光。”相较于传统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刘慈欣把科幻小说中的细节称之为“宏细节”。短短几百字，“却在时空上囊括了我们自宇宙大爆炸以来的全部历史”。

“我一直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妙的故事，不是吟游诗人唱出来的，也不是剧作家和作家写出来的，而是通过科学讲出来的。科学所讲的故事，其宏伟壮丽、曲折幽深、惊悚诡异、恐怖神秘，甚至多愁善感，都远远超出文学的故事。”刘慈欣说。

眼下，母校赛鱼小学正在筹建“刘慈欣展览馆”，准备从母校、母亲和刘慈欣作品三个维度进行呈现——刘慈欣的母亲当年就在这所学校教书。4年前《流浪地球》上映时，学校让孩子们利用寒假好好看电影、写观后感，开学后邀请刘慈欣来给孩子们颁发奖状。侯慧明说，学校想让更多孩子像“大师兄刘慈欣”一样，成为科幻迷，在心中播下科学、文学和宇宙的种子。

这是刘慈欣乐意为之的事情。自从《三体》出名后，刘慈欣警觉地划出一条分界线，将科幻与现实截然分开，把许多媒体和社交邀约“拒于娘子关外”。但对科幻的童心，他念念不忘。在《三体》英文版后记中，他回忆1970年4月25日的夜晚。“我站在一个池塘边——池塘位于河南省罗山县的一个村庄前，那是我祖辈生活的村庄——旁边还站着许多人，有大人也有小孩，我和他们一起仰望着晴朗的夜空，漆黑的天幕上有一颗小星星缓缓飞过，那是中国刚刚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那一年，刘慈欣才7岁。“我看着那颗飞行的小星星，心中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好奇和向往。”

他永远忘不了童年那一夜，以至于多年后，当有人问起他最好的科幻作品是什么样的，他依然会激动地说：“在看完这种科幻之后，你做了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走出家门长久地仰望星空。”

“现在，赛鱼小学和阳泉的孩子，没有不知道刘慈欣的。无数童心在炙热地向往那些无人达到的星空和宇宙。”侯慧明说。

曾经有人在问答网站“知乎”上提问：“《三体》作者刘慈欣在生活中是个怎样的人？”很快就收到10多个回答，不约而同指向一个词：低调谦和。

《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姚海军第一次见到刘慈欣，觉得“本人和作品反差很大”。他翻出照片给《环球人物》记者看，是刘慈欣1999年7月参加《科幻世界》笔会时拍的，“有点青涩，照片拍得很随意”。《科幻世界》每年都会举办笔会，1999年是阿来主持，王晋康、何夕、杨平等十余位科幻作者在成都聚了一周。刘慈欣在科幻作者圈第一次露面，他穿一件短袖POLO衫，架着黑框眼镜，朴实而温和的样子。他被其他作家、编辑评价“很不一样”。比如，《小说选刊》的冯敏给大家上了一堂文学课，听完课，刘慈欣跟编辑说：“把我的小说还给我，我要拿回去改。”后来他还问编辑：“怎么把我作品中那些比较差的都先发出来了？”

姚海军说，在那次笔会上，大家给这位新人提了很多意見，包括文字特点不强、人物刻画单薄等。但从此后20年间发表的作品来看，刘慈欣显然是低调地坚持了自己的风格。

刘慈欣的小说《三体》及其国外译本。

后来“知乎”上这条问答越来越热闹，很多刘慈欣的朋友也来回答。作家陈楸帆以刘慈欣晚辈和朋友的身份答道：“他脑子里装着无数宏大神奇的创意，同时又相当的保守精明。从他的一些访谈可以看出，他不愿意改变现有的生活状态，哪怕再多的金钱诱惑。”在他的描述里，刘慈欣是一个说起科幻、军事就滔滔不绝，可以在酒桌上很晚离席的人。

科幻内容创作平台“未来事务管理局”创建人姬少亭是刘慈欣的忠实粉丝，她讲起刘慈欣在酒桌上的一个细节。有一年，刘慈欣去杭州参加科幻作家聚会，饭局上大家聊到如何毁灭城市。刘慈欣喝了一口酒，“啪”的一声放下杯子说：“先把杭州降到二维，变成一幅水墨山水画，再降到一维，变成一根细细的丝绸。”大家好半天才缓过神来，接着就是欢呼和鼓掌。姬少亭觉得，生活中看起来总是缄默寡言，但随时会说出“让宇宙为之闪烁”的话来，这就是刘慈欣。

在阳泉，更能读懂姬少亭这句评价的意思。

《环球人物》记者亲眼所见，在阳泉火车站，刘慈欣背着双肩包，穿着一身白色冲锋衣，不紧不慢地出站，周围没有一个人认出他，哪怕是迎面而来的年轻人们。这印证了刘慈欣自己所言，他每天都到菜市场买菜，不管在外地是什么状态，从回到阳泉的那一刻开始，他就追求消隐状态了，如果有人认出他，他反而感到不自在。

王计忠是刘慈欣的朋友，也是当地的童书作家。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刘慈欣是非常享受这种“隐于市”的，朋友们平时在一起，聊的都是家长里短，从来不聊科幻。“我们这群朋友里，还有人根本没看过《三体》，但这毫不影响和刘慈欣的交往。”

这随性的一面，他只展现给几个人看。刘慈欣给王计忠的《瞌睡虫奇遇记》作序，是这样写的：“现在的学院派评论家们可以用后现代解构主义之类的玄乎玩意把大读者们唬得一愣一愣的，但在孩子们面前这些东西可玩不转了，娃娃们的文学评论简洁但绝对权威：好看就看不好看就算，没什么更多的麻烦事。”字里行间就是这么天真、平凡、简单。

刘慈欣的生活欲望也很低。前两年，王计忠看刘慈欣骑着辆破自行车出来，随口说了一句：“你这辆自行车应该换成宝马牌的。”更早些年，侯讵望听到粉丝要求刘慈欣担任阳泉市作协主席的呼声，于是征求他意见，马上就被拒绝了。就连市文联成立的“刘慈欣文学院”的院长，都是别人当，刘慈欣还是这个院的专业创作员。

“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十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在侯讵望眼中，刘慈欣一直是格外笃定的。不少朋友问他最近的创作情况，他说自己刚刚把一部已经写了20多万字的小说推翻了。朋友们都懂，刘慈欣最能超越刘慈欣，他深知自己身上肩负的对中国科幻的责任，多年未出新作的他，早已到了宁缺毋滥的境界。

好消息是，刘慈欣坚守的疆土，如今再也不是无人问津了。中国科幻文学新人辈出、群星闪耀，中国科幻影视吹响“于世界舞台上响亮的鸣笛”。正如刘慈欣对《环球人物》记者所言：“中国快速的现代化发展本身就给科幻文学提供了一个很肥沃的土壤，给它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种机会最后落到谁身上，落到哪本书上，都是个偶然。但是一个国家处于快速上升期，出现对科幻的关注，包括对科幻文学和电影的关注，是必然。”

借用这句話，中国科幻人把刘慈欣构建的世界不断丰富和具象，是必然；在刘慈欣宇宙里进行新的远征，是必然；直至超越刘慈欣，翻腾出科幻宇宙的新浪潮和新高峰，更是必然。因为，中国科技的自立自强，科技前沿的不断创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接续奋斗，都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