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鹏飞

平  直

颜蕾站在九十年代的农村街头，除了小卖部一毛钱一包的辣椒丝，唐僧肉食用后留下的油渍麻花的塑料袋，果农下村贩的西瓜、苹果吃过后招了蚂蚁、苍蝇的果核，以及惨遭碾死的眼睛外突渗着血丝的老鼠，街道还算得上干净。颜蕾用小刀切开大个的金锣火腿肠，招揽邻近的小朋友。胆大的小孩敢把长虫盘在脖子上，胆小的也敢踩一脚死老鼠。这些冒着青茬的脑袋最后聚拢在我家门口，两手各掐着厚薄不均的火腿片。颜蕾是我妈，她挨个摸孩子的脑勺问：“吃好了吗？不够吃我这里还有。”

他们便齐声喊：“没有，还吃。”

妈妈用欣赏、慈爱或者别的什么眼光，看着这些孩子，她总是回家再拿一根胳膊粗的火腿肠，咣咣咣切片。孩子们跳着脚喊着：“切快些，切快些！”除了博得些微慈悲名声，我妈妈一世好像也没什么正经事。

她端着火腿切盘走出低矮的被用作厨房的东屋，太阳已经没了，漫天正是青绿色，滚动的云堆仿若万千被抛到岸上的鱼，从云彩中分明看得见死鱼眼。她带着疑惑，或许还有丝丝的心神不宁，跨出门槛时，同猛兽出笼一样赶来的婶婶撞了个激烈的满怀。盘子应声而碎，火腿肠撒了一地。

婶婶三十来岁的年纪，看上去却比妈妈老了十岁。我妈妈看着她，她大鱼脱水般喘气，喘匀了才说：“不好啦！”妈妈等着她说第二句，她四下看看卖起了关子。一拥而上的小朋友早就把地上的火腿抢了个精光，他们还要吃，嚷嚷起来。三三两两的农人扛着锄，上坡，步履缓慢，有意观望着我们家门前的盘子碎片。

婶婶终于下了决心，婶婶说：“家去说。”婶婶大步走在前面引路。

我们家没有院子，围了一圈想来还颇具特色的木栅栏，我就蹲在栅栏的这边挖土，用筛子甩出细腻、精致的一层土，倒上水便用两只小手和泥巴。把泥巴揉捏成一个个棕褐色的球，排开在石板上，这些球是要做泥娃娃的头颅的，球下插着火柴棒，连在四四方方的用作身子的泥巴上，再捏出两只胳膊两条腿，然后便等大太阳出来，痛痛快快暴晒两天。我才六岁半，却懂得用刀片给泥人修刻形体，用彩笔囫囵着上色，一整个绿人，一整个红人。茅草屋内妈妈毫无征兆地吼了一声，我吓了一大跳。有个缺了门牙的女孩靠近栅栏，踮脚张望，好像正期待屋里再吼一声。等我终于放下泥巴跑进屋，发现妈妈垂着头坐在马扎上，我问怎么了，她也不理我，细看的话，妈妈腮上滑下了硕大的泪珠。

婶婶说：“说了你也不懂，关于你爸爸的。”婶婶抱着胳膊来回走动，最后倚在一套红木的大衣柜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妈妈。

我心里默认我啥也不懂，再回到院子里，发现我所有的泥人都不见了。我问缺牙女孩：“我的泥人呢？”她像个傻子一样咯咯地笑，什么也不说。再问她，还是笑。我说：“到底是谁拿走了？我不管，我一定要找回来！”我吆喝起来，像是在给围观的小朋友表演我的愤怒，一脚踢翻了泥土筛子，还抓起一把土扬在看热闹的、离我最近的、穿着补丁衣服的男孩脸上。男孩冲我吐唾沫，说要冲进来弄死我。之后，门牙女孩跟我说：“付广利，你奶奶来啦。”

奶奶是个佝偻的小脚老太太，她径自进了屋。都说她是来出主意的，等她出好了主意，妈妈便打包了大包小包，一只手提溜着我，坐上了村头的末班车。当天晚上我们便到达了爸爸在小清河的施工队，我和妈妈、爸爸，还有一个陌生的女人睡在一张床上。女人烫了头发，浑身香喷喷的。第二天一早，女人收拾了大包小包，哭着走了。

舂  容

付倾城弄得像是电视上的上海小开，梳着油头，那会儿他还没有肚腩，不是外扎腰带，就是在纯色衬衣上绷上两条吊裤带，系着不伦不类的领带，穿着配着笔挺裤缝线的茶色裤子、尖头皮鞋。付倾城是我爸爸，颜蕾是我妈妈，两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起了言情小说里男女主人公的名字。

“地上有蚂蚁，起来。”付倾城说。

“啥叫蚂蚁呢？”我头也不抬，只管淘弄着沙子。

“就是蚁蛘，地上全是蚁蛘，爬到身上咬你。到了晚上，還要跟着你跑到床上咬我们。”

“嘿，咬呗。”

付倾城不光打扮另类，说话也偏向书面语，总是用方言掺着蹩脚的书面语。他的一切言行与我妈妈无关，都来自另一个女人。那天清晨，那个女人走了。她留在床垫上的印子依然热烘烘地喷着香气。付倾城有时候会趴上去闻闻，像我那样仔细地闻。

最让付倾城光火的是别人问颜蕾、女人、付倾城、孩子四个人怎样睡觉。白天付倾城去工地监工，我妈妈去后厨帮忙，那个络腮胡子叔叔到我们板房里喝水，他就这样问我。付倾城不让我说，我还是在床上跳着脚指给络腮胡子看：“我挨着妈妈，妈妈睡这边，爸爸中间，女人在那边。”胡子像是听到了多么好笑的笑话，心满意足地哈哈大笑。等付倾城回来，胡子就说：“呀，这样睡的。”

“他是个傻子。”付倾城这样跟人说我。颜蕾也说过同样的话。还有我奶奶，她捧着我的胖脸端详了半天，终于得出结论：“这个孩子，怎么说呢，缺了个心眼儿。”

我自己不知道我到底哪里傻，可是付倾城很会对付傻子。女人再次出现的时候，付倾城着急忙慌地拉上了全部窗帘。女人坐在床上，他站在门口，中间的晾衣绳上挂着妈妈的内衣，隔开了他和她。“钥匙还给你。”女人像是终于想起来要干什么，擎起一圈钥匙，等待着付倾城。付倾城像个斗牛士，又像个跨上马的骑士，他如临大敌的那副模样惹得我哈哈大笑。

他频频观望我，最后说：“你出去吧。”

他一只手按在我后背，推着我出了铝合金的轻薄门，还把女人钥匙环上的玩偶扯下来给我。那是个尖嘴鸟的树脂玩偶，两脚立地，两只爪子化作手臂，怀抱着一只等身高的大头毛笔。

“你去玩吧，那边有沙子、土，这里有公仔，这里还有，都给你。”付倾城舔了舔爆了皮的上嘴唇。他自己的钥匙环挂着鸭蛋大小的蛋壳玩偶，该长的五官、脖子、腰却统统没有，只是一只眼睛紧闭，一只眼睛大睁着，头顶上招摇着白白净净的手掌，像斜插着的白扇子，另一只手愣是凭空生在了腰上，紧握着拳头。没有腿，蛋壳下面垫着两只小皮鞋，材质是胶的，捏起来软弹软弹的。

我很快发现了两只玩偶之间的秘密，蛋壳玩偶的后背有个出气筒，圆形的孔洞适合插入尖嘴鸟的毛笔。我有一只比橡皮大一些的北极熊，北极熊两只胳膊两条腿向外大大地张开，连眉眼耳鼻都凹凸有致。我把它拿在手中，向同一个方向倾斜，张开的腿便做出高抬腿的姿势。当蛋壳和尖嘴鸟扑过来时，北极熊一脚踹飞了它俩。

妈妈劈手夺下，我去她手里抠，她再一次扇我耳光。她说：“那个女人几点走的？”

“不知道。”

“我叫你不知道，缺心眼儿。”见我捂着脸，她又问，“我和你爸，你跟谁？”

“不知道。”

“疼不疼？”

“疼。”

我说了疼，便揉搓起脸颊，不这样，妈妈会以为我不疼。妈妈便来抱住我，抱了许久。明明我疼的是脸，最后她却揉揉我的后脑勺。

在我的梦中，尖嘴鸟发现了蛋壳后背的洞，它把毛笔戳进蛋壳中，这样，它俩便屹立不倒。它笑出声来，一张脸鼓成了胖气球。接下来的打斗中，北极熊只是徒劳地踢蛋壳，又踢尖嘴鸟。北极熊累得吐血。我突然醒来，门窗都开着，络腮胡子领着一群人找我爸。他们人手一根木棍，蒲公英般散落在房间各个角落，各自翻箱倒柜，砸烂了锅碗瓢盆，还有人拱进床底搜寻着什么。络腮胡每抡起一次木棍，便问一句：“你爸呢？让他死出来。”

我妈从后厨跑来，络腮胡瞪大眼睛，仍然愤怒，但是眼神中又有了些茫然。他最后绕到我妈后背，想了想，给了我妈一拳。他说：“男人卷了钱跑了，让老婆孩子遭罪，什么人啊！”

我知道我爸还没有跑远，从门口看去，密密麻麻全是挖掘机，而我爸爸此时就委身在那个大一号的挖掘机中，是我看着他钻进去的。我把这些告诉络腮胡，他起初不信，等反应过来，派出所已经上门。最后闹事的几个人都被拘留了。

关于我爸漫长的挖掘机岁月，他是这样跟村里人形容的：“我指望这些破铜烂铁供养我儿子上大学。”村里人听了都晃头晃脑，咂嘴咂舌，因为我爸爸的话，没有任何可信度。我们家房子是全村最矮、最破的，屋内的家具家电却是全村最新、最贵的。爸爸也是第一个开上小轿车的，只是他的车白天从不开进村里。我问为啥我家房子破，爸爸说：“破、穷是给外面的人看的。”所以，付倾城卷跑了别人的钱，你却从他身上看不出任何富裕或者即将富裕的迹象。

不开挖掘机之后，付倾城在邻县做起了锅炉厂。建厂的时候他亲自跟着队伍，一车车拉砖运瓦，像个带头开荒的领导干部，还光着膀子在大太阳底下搅拌水泥。他坑了砖窑厂的伙计，当别人把一摞摞红褐色的砖头卸下来，堆放成一座小山时，付倾城双手叉腰说：“这个质量呀，不是糊弄大活人吗？你欺负到老子头上算你倒了霉，我们不要了。”

“哥，你刚才不说？我们都卸完了。”

“我叫你卸完的？在我的地盘摆谱？那劳驾再装回去。”

砖瓦装卸工当场抡了铁锹，要跟付倾城拼命，让众人拦下了。装卸工气喘吁吁地问：“哥，你到底想怎么樣？”

付倾城点上支烟，慢悠悠吸着：“再降八千块钱，不然你们装车，运回去吧。”他毫不掩饰满脸的得意之色。

从那以后付倾城很少回家，晚上睡在他自称比县委书记的还大的办公室里。有人专门来我家里问我妈：“付倾城是不是万元户？”我们可答不上来。我同他虽贵为父子，但一年到头也见不了几次。我小学毕业前后，农村征地，村里人不上坡了，脑筋灵活的几个汉子结伴去投奔付倾城。很快，汉子回村带回了一个立体的付倾城形象。先是说，有女人负责付倾城饮食起居；还说，有一个女人大了肚子，半夜找上门来，说是这个女人在他挖掘机时代，便已经对他不离不弃了；而负责他饮食起居的女人同样大了肚子，女人的老公是厂里会计，会计抱着铺盖卷铺到付倾城床上，说是三个人搭伙一起过日子。

付倾城难得回村，胡子拉碴，穿着民工的胶鞋，他见人便立住，堆着笑分烟。别人恭维他，好话喂了一肚子。他这个人从不咧嘴笑，笑起来无声无息，见好就收。笑容只是面皮的偷渡客。他这次回来是为挖掘机时代的女人办理婚事。女人还未婚，已经大了肚子。他把女人许配给了村南五十来岁的老光棍华舞。

女人同华舞只见过两次。第一次见面是在媒人家里：矮屋檐、千疮百孔的墙壁、矮脚桌上散落的瓜子和糖、天花板上糊着的大胖小子的年画。华舞一支接一支地抽劣质烟，露出一口布满牙结石的黑牙，重重地咳嗽，边咳边劝屋里人：“吃些瓜子，再吃些。”下午俩人便领了证。在大厅办理准生证时，她皱着眉跟华舞说别靠近她。那以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二人没再见面。

华舞娶亲的事，在当年的农村里，被炒得沸沸扬扬。华舞根据风俗，准备了三千块钱的彩礼。婚礼当天，敲锣打鼓的仪仗队经过我家门前时，付倾城就在他的第二辆吉普车里喝茶水。我跪在地上，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用铁皮盒子自制烤炉，再将泥巴糊的城墙堆在高高低低处，便是抵御外侵的万里长城。而守城人终于变成了妈妈送我的两个大兵。一个大兵弓步上前，端着半自动步枪，步枪孔洞内插着消音器；另一个大兵半蹲着，两手叉腰，屁股上一边一个手榴弹。蛋壳、尖嘴鸟、北极熊成了一伙，它们伏藏在野草丛生处，伺机攻城略地。终于暮色降临，最后一阵鞭炮响完之后，北极熊喊了一声：“攻城！”村里人从拥挤的华舞家跑出来，举着手电筒一路高呼。

“新娘子逃跑了。”

“新娘子投井啦！”

“屁，新娘子跑麦地里啦！”

“抓活的。”

变  化

新娘子在齐膝的麦地中匍匐前进。橘色月亮高悬，北极熊在迷离的月光中饱尝失败的滋味，两个大兵把它们仨扔下城墙，它们像皮球一样从坡道上滚了下去。她实在爬不动了，喘息和思考人生之余挖了一把淤泥抹在脸上。女人要出门洗衣，脸上抹泥或者锅底灰，是早年间对付进村的日本鬼子的法子。

他们捉住新娘子，没洗脸便哄叫着抬进洞房。

隔天，女人一脸倦容出门倒尿盆，付倾城依旧坐在吉普车里喝茶水。二人遥看了一会儿，中间隔着流淌着黄褐色液体的尿沟。

女人诞下的女童四岁时，她带着女童逃得无影无踪。我正在念七年级，也是在这一年辍学的。起初，老师没收了我的一套玩偶，老师明确反对我在课堂上肆意耍弄这些东西。后来，我用礼盒装的十八色水彩笔代替玩偶排兵布阵时，老师找来了我妈妈。妈妈听完老师的陈词，决定带我回家。

那时，我的玩偶庞杂，角色有军、警、匪、杀手、帝王、白雪公主、唐老鸭、狮子王、发条青蛙、关羽、弥勒佛、全套积木人、大白鲨、蛋壳、尖嘴鸟、北极熊，兵器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狼牙棒，一应俱全。在家里待了不满一年，我便把玩偶帝国升级为玩偶宇宙。可我最愁的是，我一再陷入一种攻和守的死循环。在我扩建了城堡中的粮仓后，脑子里便立马浮现出静谧的山港之夜，唐老鸭和大白鲨换班，而此时狮子王已经带着大部队穿越了原始丛林，正兵临城下。所以，仗再千秋万代地打下去就没意思了。正好那天，颜蕾去镇子上领了爸爸汇来的钱，又站在门口把一箱火腿肠分完了，便找到撅着屁股在沙坑上耍弄一把小朴刀的我。她说：“我明天去砖窑厂帮工，奶奶来照看你。”付倾城的锅炉厂时代早已结束，正在弄砖窑厂。

太好了，而我正好决定换一种方式生活。余下的日子，我便把心思放在看连环画和书上，床的一半用来堆玩偶和书。

有人来我家偷玩偶，我用肚子把他牢牢地顶在墙上，他跟我抖机灵：“大哥别打我，我妈妈买了两块BP机，两块，我想给你一块，你别打我，放我走。”我哼了一声，小兔崽子还知道BP机呢。我说：“拿来给我，不然要你人头落地。”然后，他四脚着地跑了。每次我隔着木栅栏，见他爸爸妈妈推着土车子上坡干活，而他双手垫着脖子，无限惬意地仰躺在土车中，我便断喝一声，气量十足，我说：“小王八羔子，你欠老子的两块BP机呢？”之后腆着大肚子冲到他家二老面前。他爸爸妈妈一看见我就觉得晦气。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一个十二岁的大胖子，反正书里、电视里，总得有一个傻子是大胖子。这个胖子形象误导了大千世界的老少爷们儿、妇女老妪。那个暴雨连绵不绝的夏季，总共四间屋子的老房子塌下去两间，天井里一派老鼠乱窜的景象。还有很多很多的村民冒雨看我们热闹。奶奶哭着用鸡蛋、胡萝卜砸我，跳脚骂：“傻子，你个娘咧，我连茶杯茶壶底子都擦干净了，你个不干人事的，造的什么孽呀！”暴雨也成了压垮砖窑厂的最后一根稻草，说压垮不恰当，而是暴雨冲垮了那些不成气候的红砖红瓦。

付倾城是我手中上了发条的青蛙，砖窑厂倒了，他又做起了化肥厂。这次是小作坊，生产的都是质量堪忧的化肥，卖不动的都堆积在老家，除了堆在我的卧室，还堆在剩余的那间茅草屋里。债主上门讨钱，付倾城学会笑了，脸皮干涸，笑容成了一地的碎瓷砖。他跟债主说：“我手里实在没钱，要不您搬上一车化肥？”

他的吉普车换成了劲头十足腾腾腾腾叫个不停的拖拉机，沿村叫卖化肥。一个夏天瘦了四十斤，没有大姑娘小媳妇再靠近他。秋天的时候，他住在三五个朋友家里。农村人憨厚，为他接风洗尘，前几顿饭都是用好酒好菜款待他，而付倾城掙了小钱从不回请。时日长了，朋友媳妇撵他走，他再换个朋友家住。流浪来流浪去，秋天、冬天以及翌年的春天就这样度过了。谁也没想到这只上了发条的青蛙不再在原地跳来跳去。这次他跳得最远。

化肥换来的那点钱，他全部用来垂钓了。清晨便接上两个达官贵人到河滩占位置，之后的几个小时把渔线甩进大江大河，大鱼小鱼煮一锅，倒料酒、蚝油，搭配着喝点白的。

这年闰七月，按阴历算，全年共三百八十五天。而我们的小县城也在这三百八十五天里变成了全国闻名的蔬菜基地。种麦子的农民全部建起了温室大棚。大棚里种蔬菜，便需要化肥。付倾城的产出总是不够，往肥料里面添别的，一包化肥变成三包，轻轻松松单车换摩托，摩托换路虎。大规模的场院、员工宿舍、食堂拔地而起，周边技校里十六七岁的少年全部变成了化肥厂的保安，上一天夜班，休一天白班。肥头大耳的我，也在奶奶笤帚疙瘩的催促下，加入了新时代保安队伍。

我时运好，只在西门值了半个月班，便因为认识付倾城，而成为了保安科正队长。给我打下手的是杀马特郑发发。每天晚上九点整，员工端着洗脚盆返回宿舍，郑发发一脚踹进去嚷嚷：“他妈的，什么味道！”我站在他身后，用手电筒在每一个人脸上晃来晃去，我也帮腔，郑发发说一句，我说一句。他说：“脏死了你们，臭袜子臭内裤。”我就说：“真臭，臭袜子臭内裤，我要吐啦。”他说：“拖一遍地再熄灯。”我就说：“不拖地，可别想熄灯。”我说完，没人说话，我就自己找补，嚷着：“我要臭晕啦，不拖地不准熄灯。”年纪偏大穿着泛黄的白背心的老汉问我：“你是哪根筋没搭对吧？”惹来集体大笑。

也有人私下说，郑队长不应该是“副队长”，付队长也不应该是“正队长”。

夜里不知道是谁，往我床上泼了一盆水。隔天有人传，付广利十五岁了，还他妈的尿床。

他们用比小灵通更高档的诺基亚，拍下我在车间站着睡觉的视频，相互传着看。我去食堂打饭，俩年轻力壮的小青年用一根抬水棍，从我裤裆底下穿过去，嬉闹着喊“一二三”，然后把我凌空架起。木棍断了一次，木茬子划得我大腿根都是红痕。再有就是频繁地扇我的头，谁都扇。他们问我：“爱吃肥肉吗？”我说：“不吃。”他们便往我碗里扔肥肉，扔完便依次拍打着我的头说：“爱吃你就吃个够，傻子。”最惨的一次是几个人把我按在床上，扒了裤子之后用打火机里面的电压器电得我尿失禁。我在他们的威胁下，戴着没框的眼镜，留着马桶盖发型，身子肥硕得像是挂了三个游泳圈，走路晃啊晃，罗圈腿全是肉。

我真成了傻子。

可我的傻是从哪里来的呢？比如太阳照下来，有光明面，就得有阴影，有人精，也得有傻子。两年多的时间，厂院得到更多资金支撑，更大规模地扩建宿舍、食堂、车间、办公楼，架了一圈又一圈的脚手架，铺了楼板，搭建了第二层，又搭建了第三层。北京办奥运会这年，付倾城还当了群众代表，被邀请到我们市里开大会，上了两次电视。

这几年里的春夏秋冬，付倾城坐在三楼向阳的办公室，喝茶之余，又添了看书、练书法的爱好。跟人说话时，手里捧着《管理人才的艺术》，方便对症下药。

“兢兢业业做实业十二年了，十二年磨一剑，可能会错过落日，但是永远全力以赴追逐下一个黎明。人，总得成为自己的英雄，用自己的力量和方式去赢，把青春与热血献给所爱的行业。以上献给仍在奋斗的创业者。”说这些话的付倾城新染了黑发，亲自迎接省里的网络大电影剧组，到了众筹环节，他拍了十二万现金在桌子上。

可是，人家承诺的以他为原型的电影，迟迟没做好。

伦敦举办奥运会前后，韩国的商人也把车子停到了我们厂院中央。

商人说了句什么，付倾城笑出了一脸好看的褶子。工作时间不长的女秘书往盖碗里添水，小茶几上插着五星红旗，房间四壁是千方百计淘来的大幅书画。商人起身后摆摆手，付倾城一路跟随。在大门口，中韩的人马相互拱手，韩国人也入乡随俗，用中文再三表达思念和不舍。

那年夏天，一个漫长的夜晚，当熬到整个北半球都酣睡后，我蹲坐在椅子上，台灯照耀着我的玩偶宇宙。我指挥它们披挂出动，夜色中的百十人中了十面埋伏，背后是乌江，前面是雪山，锣鼓喧天，百兽呐喊，手有百指，口有百舌，噼里啪啦，拳脚、子弹、江水、雪山……隔壁的大会议室灯火通明，付倾城拍了桌子，韩国佬也拍了桌子，几个股东也拍桌子，像是演电影，俩保安一边一个架起付倾城往外拖。

付倾城皮鞋掉了一只。

我奶奶去世后，颜蕾和付倾城终于离婚了。颜蕾留在农村。而我在颜蕾的建议下，住进了付倾城在城里买的房子。付倾城又遇到了一次变故，和他同居的女人不识数，他常常用几千块钱当几万块，打发女人。谁知道那个女人把钱全部带走了。又隔了几天，他在车间摔茶杯骂娘让小青年围殴了。

付倾城跑出去一阵子，他和我说是去找挖掘机时代的女人。每次回来都要捎一个纪念章，等半个墙壁挂满了纪念章，又不出门了。他从早晨起来就缩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中午做饭给我吃。我俩一天就这一顿饭。我到底没瘦下来。他后来懒得做饭，常带我光顾周边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饭店。

吃西餐时，他给服务员一百美元，服务员没见过这种钱，又看他一头白发，衬衣领满是油渍，瘦巴巴的肩头布满密密麻麻的头皮屑，拒收。他说：“你们不地道啊。”他买了五百张自助餐券，蹲在路边分发给看着顺眼的民工，吃得一家刚开张的门店月底关门大吉。他叼着烟问我：“你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婚姻大事解决？”我说：“我要怎么解决呢？”他说：“你不傻，大家怎么都觉得你傻？”

我说：“我不傻。”

他说：“你说一个女人，能躲到哪里去呢？”又说，“就搞不明白，你为啥中意公仔？”

只有他说公仔。而我一直觉得，他嘴巴里的公仔更具文化内涵，具有个性和人格化的一些概念。颜蕾和奶奶都是说，玩具小人儿。

我记忆中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在相亲的路途踏步，见识过各式各样的小户型和装修风格，吃过百家饭和酵母催发的奇形怪状的馒头。第二年的尾巴，付倾城想同颜蕾住在一起，遭到拒绝后，他承包了家乡大片果园，结果遇上暴雨——小县城因为发大水上了热搜。他的园艺计划泡汤。

同年，我结婚。我和妻子一共见了两次，第二次见便是我们去领离婚证。她的小腹鼓胀着，分明是身怀六甲。等人的空当儿，我从裤袋里拿出两个玩偶，一警一匪，匪徒持枪，大步流星，它说：“你再过来，我干掉你。”警歪着半边脸哈哈大笑，它说：“我是兵，你是贼，我不过去，怎么抓你？”于是匪徒开了第一枪。我自言自语，像是被附了身，吓得女孩落荒而逃。

渊  水

付倾城把越野车送给他儿子付广利那年，小县城又一次因为发大水上了热搜。老屋的房子终于塌了。颜蕾找了施工队盖新的砖瓦屋，还在队伍里寻到了苍老的络腮胡子。只不过，当年小清河工程队的络腮胡子早已不记得颜蕾了。颜蕾信了佛教，跟着村里的妇女到新建的龙兴寺磕头烧香，还买一些瓜果梨桃给村子里的孤寡老人。后来干脆剃度了。按她自己的说法，一生积德行善，问心无愧。

无人知道三十来岁的付广利忙什么营生，怎么过活，以及到底从哪里弄来的满院子的孩子，有男有女，有大胖子，有扎冲天鬏的妮子。饭后他把扎冲天鬏的妮子揣在怀里，漫步在尘土飞扬的街头。碰见相熟的他也打招呼，自己不抽烟出门也揣着烟，见人便散。有人说大胖孩子是捡来的，也有可能是从孤儿院领来的。有人说，那是一堆人偶、公仔一类的，总之不是真人。便有多事的人，夜晚耳朵贴住后墙根子，探听婴儿的哭声，以此辨别真假。是真是假呢？無人给出答案。

颜蕾终于从寺庙还俗回来，看着满院的娃娃，她双手合十，说：“你们才是我的福报。”

又隔了两年，《婚姻法》出了新规，非婚子女可以随母亲上户口。也是这一年，广利去汽修店买配件，自己把有故障的越野车拆散了架自己又组装起来，就像摆动一堆玩偶那样简单。车子照常上路。当然，也有人称付广利是神，说有神在他脑子里。

他还常常梦到一支队伍，将士均已苍老，他们沿着白雪冒尖的山头四处找寻，爬雪山，过草地，饥吞毡，渴饮雪，出发时的三五百人最后只剩下三五十人，个个成了瘦腿瘦胳膊的瘦皮猴，气若游丝。猴们还是逢人便问：“大兄弟，你可见过我们的总司令？”

“我们，找不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