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然，王诗文，胡雅婷

（兰州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一、研究缘起

对“肮脏”工作进行研究开始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西方国家，研究领域横跨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和医学等学科。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出现及地域性自然灾害的频发，“肮脏”工作开始成为国内学术界探讨的新议题。 “肮脏”工作从业者背负着负面刻板印象的污名，默默地为社会作出贡献。从社会需求角度来讲，虽有“职业不分高低贵贱”一说，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对从业者的素质要求不同以及部分工作内容有悖于大众眼里“干净和正常”的工作标准，职业便有了层次之分。社会对“肮脏”工作从业者普遍存在“隐而不喻”的社交疏离，职业之间体现出不言自明的地位鸿沟。有研究发现，人们对“肮脏”工作从业者会产生本能厌恶， 认为与他们的直接身体接触甚至近距离接近都会使自身受到“污损”。 如在向道路清洁工问路时， 人们的口语报告大多是积极的、有礼貌的，但身体却本能地表现出回避行为（即不愿意在肢体上接触或靠近）。Hebl 等认为语言报告是可以操控的，它由人的主观意识所加工，但肢体语言却是本能的、自动化的，它反映的是人们潜意识里对清洁工这类“肮脏”工作从业者的消极情感状态［1］。 碍于中国情景特有的“面子观”，这种刻意“划清界限”的受污体验不但会引发低绩效，还可能在心理层面增加“肮脏”工作从业者的自我认同危机和工作压力（如消极情绪、歧视感知等），甚至产生社会退缩行为（如职业倦怠、职业冷漠等），最终引发非期望离职。 这一系列消极结果不但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还给社会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 “肮脏”工作从业者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认同危机， 他们的心理体验动态过程是怎样的，目前学界尚缺乏实质性的探索。

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失独老人和独居老人因病就医无人陪护的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工作岗位和新生家庭（即与配偶组建的家）之间奔波的独生子女无暇照顾老人，护工便成了他们委托照料老人的首选。 然而，现有的护工人员却是鱼龙混杂，素质参差不齐。 因此，笔者认为作为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补充，对于此类人群的研究是相当必要的。 一方面，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还是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现象，都将身体照料者这一典型“肮脏”工作从业者推向社会所必需。 然而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领域，学者们历来普遍青睐拥有“体面”工作的员工群体，如大型企业的金领、白领、高精尖技术人才等，而对于从事“肮脏”工作的群体未给予充分的关注，使得“肮脏”工作相关研究在很长时间内都处于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空白状态。 另一方面，西方情境下的“肮脏”工作研究成果显然不能直接照搬到中国应用，笔者认为中国情景下的“肮脏”工作研究还需中国学者的深刻解读。

二、相关理论背景与文献综述

（一）“肮脏”工作与“肮脏”工作从业者

“肮脏”工作是指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厌恶的或有损人格的任务或职业［2］。 Emerson 等认为无论是“肮脏”工作本身还是“肮脏”工作从业者都并不肮脏，“肮脏”工作蒙受的职业污名是社会、宗教与文化等所赋予的象征，它体现了人们的主观界定［3］。 后来，Ashforth 等将“肮脏”工作进一步定义为社会必要的，令人不愉快的、鄙视的或遭受社会质疑的工作，因其违反了社会大众眼中“正常或洁净”的工作标准，所以遭受着一定程度的污名。他们将“肮脏”工作分为3 种类型，即身体接触污浊物或危险物的“身体肮脏”工作、有损个人形象的“社交肮脏”工作和与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道德肮脏”工作［4］。 随着对“肮脏”工作定义的逐渐完善，“肮脏”工作从业者的定义也慢慢清晰，即工作内容主要被“肮脏”任务所占据的从业者。 根据Ashforth 等对“肮脏”工作的分类，本研究所关注的医疗机构身体照料工作者（护工、月嫂和育婴嫂）同时占据“身体肮脏”和“社交肮脏”两种分类属性。

（二）污名与职业污名

“污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语，是烙印在人身上的一种标志。带有这种标志的人常常不受欢迎，是被主流群体嫌弃和远离的群体。1963 年，美国社会学家Goffman 创新性地将“污名”一词引入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认为污名是某个体不被信任和不受欢迎的特征， 这种特征削弱了个体的社会地位， 使其受到厌恶、歧视和排斥［5］，而且这些特征往往会占据主导地位，使受污者的其他特征隐而不现。Link 等的研究认为，在这5 种情形同时出现时污名才得以存在，即在人类群体中出现类别的区分并给予不同的标签，主流观念将被贴标签人与某些不受欢迎的特征相联系，主流群体用“我们”和“他们”的区隔与被贴标签者划清界限，被贴标签者往往处于不公平的处境，被污名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6］。 国内学者张宝山等认为污名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刻板印象，是社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异类化的标签，这种标签带有轻视、贬低和侮辱等性质，给受污者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际等带来诸多不便［7］。 吉姆·斯达纽斯等认为施加污名者往往是势力强大的群体， 他们为了巩固自身较高的地位和声望力图向弱势群体施加污名，使其成为一种“合法化谎言”，以此证明自身拥有的权力地位、获取的资源利益是合乎情理的［8］。

Pinel 等认为“职业污名”是赋予从事某种职业角色的个人或群体的不可信属性， 它是由社会构建而来的，源于社会的主流认知［9］。 由此可见，“肮脏”工作就是一种情境化的职业污名，个体一旦被污名化，他所从事的工作便是“不入流”“不正常”的，这是由于“肮脏”工作的内容和属性“违反”了公众眼中的“洁净”和“体面”标准。在现实社会中，职业污名不可避免地受个体偏见、社会环境、舆论氛围、国别和地域等因素的影响。

（三）职业认同

Stenbock 认为职业认同就是对职业规范和职业伦理的高度认同， 从业者通过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技术）或个人才能（专长）提供有用的服务［10］。 McGowen等认为职业认同是某一职业的从业者团体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职业锚、工作技能和知识体系等［11］。 Mael 等将职业认同解释为个体与职业之间的认知和情感关联， 即通过职业的要求来界定自己与之相关联的程度［12］。在国内，林丽艳等在对网约护工心理资本与其职业认同的相关性研究中认为， 职业认同是从业者对自身工作的正向性评价，这种认同与工作质量甚至患者的生命安全紧密相关［13］。 陈欣等的研究认为职业认同是从业者从连续的工作经历中逐渐形成的对自身职业认知的过程，它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状态（当下的认同程度）［14］。 一般来说，职业认同程度越高，从业者的归属感、成就感和满意度就越高，从而表现出的工作积极性就越高。

（四）“面子观”

中西方文化中都能找到“面子”一词，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所秉承的“面子观”有所不同。“面子”这一概念最早由我国人类学家胡先缙等提出，之后推及西方。 胡先缙等认为，“脸”和“面”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脸面”观，“脸”强调道德属性，即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应保持贵重品格，如果违反了道德规范，即被视为“丢脸”，“面”强调社会属性， 即对社会作出了一定贡献之后获得的美誉［15］。“面子”是一种内隐而奇妙的心理体验。 人们在交际时既渴望给予别人“面子”也渴望被给予“面子”，为了照顾彼此的“面子”，双方之间加强了沟通与往来，“面子”由此成为鼓励合作、维持和谐关系的社会“潜规则”。 中国人常把工作和“面子”联系起来，一份工作是否体面常常关乎从业者及其家人在群体交往中有无脸面。中国古代职业观就有上九流（达官贵人）、中九流（文人雅士）和下九流（商街小贩）之说。 在西方，Brown 等将“面子”定义为社会个体成员欲为自己挣得的一种在公众心目中的个人形象［16］。 西方文化将“面子”划分为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积极面子希望得到他人的赞美和欣赏， 消极面子则不希望受到他人的阻挠和干涉，充分实现个人主导，这源于西方人追逐独立、崇尚自由的特定文化情景。

（五）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对“肮脏”工作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自1999 年Ashforth 等对“肮脏”工作的定义和维度进行较为明确的界定以来，有关“肮脏”工作的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医学等领域的研究纷纷拉开帷幕，到2005 年前后逐渐稳步增多，且多学科交叉研究现象十分多见。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 学术资源库认定的国际权威期刊作为检索范围， 时间锁定为1999 年 1 月至 2022 年 4 月，输入“dirty work”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相关文献1168 篇。 初步排除医学领域等与本研究不相关的文献后， 再通过3 轮精选最终得到有效文献68 篇。 通过梳理发现，西方学者对“肮脏”工作研究的文献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管理学领域，其次是社会学、公共职业环境健康、社会心理学、经济学、劳动关系学等领域。 管理学领域的研究多聚焦“肮脏”工作的概念与分类、维度与测量、前因研究、影响机制等内容。

香港学者［17］最先将西方情景中的“肮脏”工作理论和实证放在中国情景下来研究。 后来， 张燕等从“肮脏”工作的概念、测量及对从业者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文献综述［18］。 张光磊等从中国情境视角着眼，对“肮脏”工作的类型拓展和抑制模型建构进行了研究［19］。

总体来说，学界对“肮脏”工作的研究历程还十分短暂，相关研究多数以理论分析为主，实证类研究较为匮乏， 尤其是基于中国情景下的实证研究更是鲜有发现。本文以实证研究中的质性研究方法为主，将中国情景特有的“面子观”引入讨论，聚焦兰州市某公立医院的身体照料工作者 （护工、 月嫂和育婴嫂），通过对回收的数据进行现象学分析，探究“肮脏”工作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动态演进过程及其情绪体验和情感变化，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三、研究方法

（一）方法选择

现象学关注人们对于所经历事件、 生存环境等方面的主观感受，而非对经历本身的客观观察，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揭示一些“看不见的现象”。 考虑到本文研究对象受教育程度普遍低、 不受社会重视等实际特点，且研究主旨又是围绕“肮脏”工作从业者心理层面的职业认同过程，因此，本研究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的方法，试图挖掘研究对象群体内隐的、鲜有被揭示的现象。 研究技术路线包括: （1）限定研究对象，即兰州市某公立医院的身体照料工作者（护工、月嫂和育婴嫂)。 这与以往的实证研究有很大不同，以往的某一项研究当中同时囊括多个“肮脏”工作种类，如既有清洁工、农民工，又有护工、司机等职业，研究结果缺乏针对性和信效度。（2）设计问卷题目和访谈提纲。 （3）回收、归纳数据。 （4）展开基于数据的现象学分析。

（二）数据收集

为延伸研究对象的纵深维度， 本研究聚焦兰州市某公立三甲医院的134 名“肮脏”工作从业者（护工、月嫂和育婴嫂），他们虽然所属科室和工作内容不同，但都统一归该医院下属的护理公司管理，处于相对统一的研究情境之中， 这有利于保证研究结果的信效度问题。在经过院方同意之后，研究团队向所有受访者阐明了研究目的， 对访谈内容的私密性作了保证。 调查形式既包括从护理公司获得从业者相关人口学基础数据，也包括混合型问卷调查（134 名研究对象均参与了问卷调查， 问卷回收率100%）和半结构化个人访谈。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敏感心理和现象学分析方法所关心的问题， 研究团队认为在发放调查问卷的基础上， 与从业者进行一对一的私密访谈也是十分重要的。

考虑到参与者个人意愿、时间安排等因素，研究选取了其中的18 名进行了一对一半结构化访谈。 访谈在相对隐秘、舒适的场所进行，每场访谈约40 分钟，对访谈进行全程录音以便后期提取文字资料。隐秘的访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受访对象的隐私， 也促使他们在完全放松的情境下畅所欲言。 半结构化访谈只设计了粗线条的访谈提纲， 对于访谈过程中受访者谈及的其他相关问题， 都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询问，旨在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研究对象情感和心理等方面的动态变化过程。

（三）数据分析

现象学分析是一种基于“参与者”的经历体验从而生成理论的研究方法， 契合本研究的逻辑依据和递嬗脉络。对“参与者”的经历体验进行现象学分析，旨在回答以下4 个问题： 第一， 对现象和经历的描述；第二，对所叙事物的主题识别（即共性提取）；第三，所叙主题的主观反映；第四，提取现象本质或生成理论。

通过对调查信息的整合，本研究共获得18 位受访对象932 条完整语句， 剔除与研究内容不相关的语句，最终得到538 条语句。 研究首先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开放编码（限于篇幅，过程从略）。为使每条数据都能充分显现出从业者的态度、思想和行为，研究尽可能使用受访对象的原始语句。 编码的目的是通过对这些语句进行分解、 提炼和重组以便探寻其内在逻辑关系， 概念化和范畴化之后的信息以语言单位的形式出现，大大提高研究效率。 根据开放编码，研究小组对“肮脏”工作从业者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初步了解。

编码工作的第二、 第三阶段分别是主轴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限于篇幅，过程从略）。主轴式编码要求找出初始编码中反复出现的高频代码， 并利用这些代码对访谈语句进行大规模筛选， 旨在挖掘和提取初始编码背后的深层次主题以及更加隐匿的信息，使得编码更具概念化。选择性编码的主要工作则是通过对数据的整合和浓缩， 分析出研究结果的关键词，即“核心类属”。 基于上述工作原理，研究小组先后举行了5 次会议， 对意见不一致的主轴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进行记录并反复修正， 直至讨论结果趋于一致。

四、研究分析与发现

根据对收集数据的现象学分析， 本研究按照时间维度将受访对象的职业认同过程划分为4 个动态阶段，分别是职业认同被动期、职业认同阵痛期、职业认同主动期和职业认同升华期。 研究重点聚焦随着工作时长的积累和工作阅历的丰富， 从业者在不同阶段所体现的职业认同状态， 尝试从各个阶段从业者的心理特征、应对策略的视角进行分析，并由此建构理论框架。

（一）职业认同被动期：碍于“面子”的污名回避与抵抗

受访对象大多来自省内农村地区，受家庭经济状况、生存地域环境等影响，认知和文化水平“双低”的从业者选择来到省城务工，不少人凭借同乡情或亲情选择从事“肮脏”工作。 除了身体健康，这些工作几乎不需要任何门槛，只需遵照医嘱来对病人进行日常照料即可。 但由于传统“面子”观念的影响、 家庭角色观念的灌输以及现实状况与自身发展意愿的冲突，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肮脏”工作从业者面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常常感到羞愧、回避、受歧视，表现为不愿主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职业、当别人问起工作相关信息时躲闪回避或是更为激烈的污名反驳。在这一阶段，“肮脏”工作从业者总是在被动地认同自己的职业，对“肮脏”工作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现象。具有社会属性的“面子”观念，会迫使从业者将公之于众的社会形象进行评价， 由此产生自身及其家人“自尊被削弱”的心理感知。值得注意的是，此阶段向他人隐瞒职业等污名管理行为会给从业者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因为除了让人“羞愧”的工作本身， 他们还产生了来自害怕被揭露的紧张情绪和认知负担［20］。

（二）职业认同阵痛期：“肮脏”工作使命的重新扫描

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以及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现状，再一次将“肮脏”工作推上历史舞台。“肮脏”工作从业者眼见由于宏观环境或不可抗力带来的行业“落寞”，再加之家庭经济原因等因素驱动，逐渐意识到现有的工作并非“最坏选择”，开始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逐渐放下“面子”开始接受自己的工作。 在此阶段，他们对“肮脏”工作没有完全认同，也不存在完全不认同（因为仍需从事此工作），这种来自认知失调的模棱两可状态也被称为“矛盾认同”或“精神分裂式认同”。

这一阶段既检验从业者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和速度，也决定着与下一阶段的衔接连贯程度。 赵德雷的研究结果显示，能力在降低污名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21］，也就是说，“肮脏”工作从业者无论具备多么强的业务技能，也无法摆脱公众欲与之“划清界限”的社交疏远。 因此，从业者需另辟蹊径来降低职业污名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从业者被框定在从事“肮脏”工作情景下，职业污名带来的社交敏感虽仍无法避免，但根据认同分离理论（即个体主动选择从消极群体认同中分离出来，以此保护自身免受刻板印象带来的伤害）， 从业者可以通过工作使命的“重新扫描”强化社会分工的基本属性，刻意保留积极的群体认同，分离消极的认同［22］。 比如，在受到冒犯和语言暴力时，从业者不断告诫自己工作内容受工作使命的限定， 自己只是履行了应尽的义务，以此来缓解“被贴标签”带来的消极情绪。职业认同阵痛期是从业者“破茧成蝶”前必须经历的间歇性“疼痛”阶段。 中国传统“面子”观念的烙印和工作的神圣使命不断加剧从业者的内心矛盾，这期间从业者需要不断扫描工作使命来协助强化职业认同过程。

（三）职业认同主动期：“肮脏”工作的脱敏与驾驭

在这一时期， 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从业者对每天接触的“肮脏”事物早已习以为常，对工作方法也驾轻就熟。 此阶段， 从业者可以完全抵御来自主流价值观的歧视和厌恶，达到“脱敏”状态。 这是因为在遇到偏激的言语和行为时， 此阶段产生的群体认同可以强化从业者对所处群体的积极认同， 从而冲抵感知到的偏见对个体自尊的消极影响。 处于该阶段的从业者， 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对于语言行为偏激的病患及其家属也“见怪不怪”，可以很好地调节自身的心理状态，面对需要处理的“肮脏”业务和必要的社交往来也能做到游刃有余，主动驾驭。如一位受访者表示，刚开始工作的前两年，总是被动地接受病患家属的询问， 对于一些冒犯性的问题也是一五一十回答。 可随着工作经验的累积， 后来她在处理这些“不友好”的问题时，能够以开玩笑的形式成功将话题转移到对方身上， 反而令对方对于自己的“侵犯性”提问感到尴尬、惭愧。 对“肮脏”工作的脱敏与对“肮脏”工作的驾驭还体现在，此阶段的从业者会主动给新来的或者经验不足的护工热心地介绍经验、方法，而不再是呈现出回避、缺乏自信的状态。

（四）职业认同升华期：“肮脏”工作职业意识形态的主动构建

该阶段是“肮脏”工作从业者的职业认同理想状态阶段， 它需要借助媒体主动塑造有意义的职业意识形态和建立高尚的职业群体来实现。 这是因为媒体提供的各种形式的资讯信息深深地影响着社会大众对职业的认知、态度和信念。 如宣扬奉献精神、牺牲精神、仁爱之心等，向社会构建出“品德英雄”和“引以为豪”的职业属性，向大众输送正面的认知内容。这种构建可以通过两种渠道来完成。一是提高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是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指人对控制环境、实现个人目标的胜任能力的相信程度。想要实现较高的绩效期望就必须有“自信感”，而自信是职业认同的基础组成部分。二是利用集体导向。高凝聚力的职业群体是“肮脏”工作从业者拥有的宝贵集体资源， 是可以用来确定和证实自身工作意义的有效资源。 场域理论强调影响从业者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组织情境， 因此可以通过提高组织凝聚力和声望或增强组织对员工的关爱来增进员工的身心福祉，从而建构员工积极的职业意识形态，使其获得积极的社会确认。与此同时，从业者可以通过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勤勉、躬身等中华传统美德，来塑造“真善美”的职业意识形态。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基于“面子观”视角的“肮脏”工作从业者职业认同过程4 阶段模型

通过上述研究分析，笔者认为，“肮脏”工作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是随着工作时长、 工作经历与周遭环境变化不断动态演变的，大致会经历职业认同被动期、职业认同阵痛期、 职业认同主动期和职业认同升华期4 个阶段。基于此，笔者构建了基于中国“面子观”的“肮脏”工作从业者职业认同过程4 个阶段的模型， 具体如图1 所示。

图1 基于中国“面子观”视角的“肮脏”工作从业者职业认同过程4 个阶段的模型

（二）理论贡献

目前，对“肮脏”工作的研究主要涉及前因变量、影响机制、测量工具等内容，几乎包含了情感的、认知的及行为的所有心理层面。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对“肮脏”工作的实证研究仍以单一行业为研究边界，由于地域、文化、经济、观念等方面的差异，研究结论缺乏聚焦度和针对性。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第一，本文拓展了“肮脏”工作对从业者心理层面的影响研究。 在本文的研究情境下，护工、月嫂、育婴嫂属于典型的身体和社交双重“肮脏”的职业从业群体，是较为理想的研究对象。 他们在“看不见的角落”默默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但在社会交往中却屡屡遭受歧视和排斥， 其心理层面的表现亟待探讨。 第二，本文纵向延伸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即重点关注兰州市某一医疗机构的“肮脏”工作者从业群体， 这样的对象选择有利于纵向深度探讨其职业认同的动态演进过程， 挖掘理论资源以廓清 “理论内涵”与“理论外延”之边界，为本土化的研究提供借鉴。 第三，实证分析研究结果丰富了职业认同理论。本文发现了“肮脏”工作从业者的职业认同状态，并构建了基于“面子观”的“肮脏”工作从业者职业认同过程4 阶段模型。 模型清晰揭示了从业者从被动认同、 矛盾认同、 主动认同到认同升华的4 个心理阶段，较以往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第四，本文将“肮脏”工作研究放置于中国情境下，将“面子观”引入讨论，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研究内涵。

（三）实践启示

首先，本研究肯定了“肮脏”工作从业者的社会价值。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群体，他们是真正的“品德英雄”。 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帮助“肮脏”工作从业者提升工作满意度、认同度和归属感，缓解职业倦怠和消极情绪。其次，本研究为医疗机构如何保留和管理好“肮脏”工作从业群体提供了启示和借鉴。随着我国医疗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深， 再加之疫情防控时期医院对病患陪护人员的限制，全社会对身体照料者的需求日益增加。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 对该职业群体的管理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因此，组织可以通过提高工资保障、 福利待遇等来降低身体照料从业者的离职率； 通过增加对此类群体的情感投入和人文关怀来提升他们的职业认同，以此缓解“肮脏”工作给他们带来的负面感受； 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来建立积极的职业身份，改善公众对“肮脏”工作从业者的认知； 通过定期的团队建设和文化建设活动来强化从业者的归属感，共同抵御污名带来的伤害。

（四）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第一，研究群体的代表性存在一定局限。本研究仅选取了一家医疗机构的“肮脏”工作从业者作为研究对象，但同为身体照料者，不同机构的护工、月嫂与育婴嫂的收入差距甚大，他们的自我认知、 心理状态、 受污名程度等也势必不同，单一样本研究结论的信度效度有待进一步验证。今后的研究可以扩大职业群体的样本选择， 或做细分职业的比较研究， 使得研究结果更有聚焦度和说服力。 第二，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存在一定局限。 不同地域特征下的文化差异不容忽视。 本研究受访对象大多来自甘肃，同一地域群体文化、观念等方面具有一定趋同性， 因此本研究结果无法很好地解释其他地区的“肮脏”工作从业者相关状况。 今后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的地域范围，以避免同源方差的影响。第三，本研究仅讨论了“肮脏”工作本身及从业者个人的主观感受，未涉及场域理论及组织层面的影响。今后的研究可以借鉴集体主义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从组织的角度探讨“肮脏”工作从业者的职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