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星海

梁明捷*

近代以降，西方思潮的浸润给中国城市园林营建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无锡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之一。公花园(又名锡金公园、无锡公园、城中公园)始建于1905年，后数易其名，相关部门于2005年百年华诞之际征集民意，恢复园名“公花园”。朱震峻等在《论无锡近代园林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指出：锡金公园建设时间之早、自创性之高、公享范围之大、影响力之广，在全国可谓屈指可数[1]。

近年来，中国近代园林史研究范式与史学热点被重新关注[2]，城市公园作为中国近代园林史上的3个重要标志之一[3]，引发了大批学者的关注[4-6]。以无锡公花园为研究对象，刘雨喆、董璟璟等着眼绿地有机更新[7]、景观原型[8]、空间叙事[9]等视角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颇丰。然杨清原、邱冰认为1949年后的几次扩建改造，未能达到理想的状态，旧有图景不可避免地衰退与消逝[10]。经王耀元、吴佳佳论证[11]106-106，公花园的百年沧桑历史脉络可分为4个阶段：公园初创期(1905—1949年)、公园建设期(1949—1979年)、公园复兴期(1979—2003年)、公园发展期(2003年至今)。或因1949年前相关史料的碎片化，难以着墨，多数学者聚焦于后3个阶段，公园初创期关注度明显不足。沙无垢[12]曾感慨公花园几经增益后今日园貌已失去原真性，“池馆已随人意改，旧貌依稀如梦来”。公花园“旧貌”于1922年公园二十四景确立时就已经形成沿袭至今。“老树不知岁、名园别有天”①，公花园经历尘嚣的“洗礼”的事实或已无法逆转，但其代表性、历时性、典型性的初创期“图景”确为中国风景园林发展史中不可磨灭的一段遗痕。本文在前辈学者的成果铺垫下，通过爬梳1920—1949年《申报》《新无锡》《锡报》等报刊的公开报道，择取与近代公花园产生交集的园林活动加以归纳，结合民国地图与旧影，以期窥视百年公园被忽略、被冷落的初创期历史图景。

1 公园“名实”之辨——“华夏第一公园”

20世纪初，西方城市人居环境思想开始楔入中国的市政建设之中，一系列声势浩荡的近代公园建设运动全面铺开。近代公园指位于城市、民众可以享用、符合市民游休憩及进行各种文化活动的公园[13]3。据朱钧珍先生考证，1840—1910年外国人在华建造的第一批公园有33个，中国在1878—1908年间自建的公园有11个，其中占地面积可考的只有济南商埠公园(5.14hm2)、无锡公花园(3.30hm2)、昆山马鞍山公园(2.67hm2)、齐齐哈尔仓西公园(2.00hm2)、安庆皖江公园(13.00hm2)5处[13]89-92。被誉为“华夏第一公园”的无锡公花园于1905年起由民众捐资筹建，与近代租界公园、侨商花园相比，其秉承着“天下为公”的民主思想基础，践行着“公众性”“平民性”的建设初衷[11]7-14，体现了“公花园”之名与百纳为“公”之实，彰显了奋发图强的民族自尊与自信，是近代中国城市公园文明的起点和里程碑，从这点来看，第一公园“名实”之辨已无关它的年龄。

1.1 “共筹”与“共享”——公园建设初衷

“公园，在城中公园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就洞虚宫之荒开辟”[14]。1905年公花园建设起步于玉皇殿后的数弓之地，场地内只有白水荡(传楚相黄歇行宫遗址)的一处古代遗迹(图1)，并逐步扩大至占地面积50余亩(约3.6hm2)。公花园为我国近代第一个由社会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群策群力兴建的公园[11]41。通过梳理主要园建的筹建史料线索绘制出公园初创期的主要建筑营建时间线(图2)与筹款明细一览表(表1)，可知1905—1934年间园内主要建筑如清风茶墅(1918)、池上草堂(1920)、西社(1921)、兰簃(1922)、天韵社(1922)、嘉会堂(1930)、九老阁(1934)等先后竣工，至此，公花园初创期的兼并扩容已基本完成。

图1 1881年白水荡与洞虚宫方位图

图2 公园初创期主要建筑营建时间线

表1 1909—1920年公开发布公园筹款一览表

初创期公花园建设最突出的特点是民间自发行为，而非政府行为，具有民间各阶层群体参与的公众性[11]7。经费主要由耆儒②乡绅自发集资与公园运营收益两部分组成。公园除特定展会收取门票外，其他时间均免费开放。1921年10月16日《晨报副刊》记：“公园完全开放，各界人士，一律出入，不像北京贵族式的中央公园。”无锡公花园初创期大众筹建、全面开放的建设初衷便是全民“共筹”“共享”的一个缩影，体现了开放包容的近代文化特征。

1.2 “公辖”与“公管”——初创期的管理运营

儒家经典《礼记·礼运》记载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耕植于传统的公私观中。公花园初创期虽隶属市管委会管辖，但实际公园管理经营权却由富有声望、热心公园的地方人士落实。据1934年6月21日《新无锡》载：“管理公园，在民国15年(1926年)前，遂有俞仲还、周寄媚等诸君；民国16年(1927年)后，除现在公园管理委员会诸君不计外，共有管理委员会三次，市款产会兼管一次。”关于日常运营，鱼房、茶座等租费，统归公园收储支出。市公所虽约定每年补助修理费500元，亦早分文无着。1927年无锡公园仿照北京中央公园办法，组织董事会，推举正、副会长，主持园务。1930—1935年间公园管理权曾发生巨大争议，据1934年6月23日《申报》载：“近市管委会奉令撤销公园管理主权，发生各方争议。”主要争议如下：华艺珊等认为应依据历史由公园管理委员会管理；第一区公所认为公园属于市产，应由区公所管理；县教育局认为以公园为社会教育之一，应由教育机关管理。后因种种原因，三方管理权争议不了了之。直至1945年11月26日《大锡报》刊发了“废止公园管委会，另设公园办事处”的报道，至此公园近10年的管理权之争落下帷幕，公园管理权正式划归政府教育科主管。初创期由耆儒乡绅筹建的管委会虽被废止，但纵观其发展历程来看，协议组建董事会参与园务、理事会通讯选举等一系列公园管理尝试是无锡近代公园公众管理权意识的觉醒，耆儒乡绅以文化自觉的主人翁心态参与到城中公园的建设运营实践之中，是一次多元性、开放性的“公民自治”权益的启蒙尝试。

2 “园景”之辨——图像与游记中的公园胜景

公花园“园景”辨析依据华锦甫等1912年实测绘制《无锡实测地图》及上海国光舆地社1949年发行的《无锡城郊新图》为参考，绘制出1912、1949年公花园平面猜想图(图3、4)。从园中旧影及图2园建营造时间线索可知，园景围绕“中式-日式-中式”的规划风格之变展开与建设稍晚的武汉市政公园规划相较，均为本土精英主导并实践完善的后外发生型现代化理路[4]51。建园肇始，从洞虚宫与僧舍的合并，到推筑土岗，营建多寿楼、池上草堂、涵碧桥等园建均为传统园林山水理法的延续。此后，秦毓鎏、俞仲还、丁芸轩等一批精英人士，引入洋枫、樱花等东洋植物，聘请日本造园家布置监造，公园植景开始呈现出异域风情。公园规划者吸收先进经验的同时，秉承着“公听并观”的态度，展开了本土化“园景”营建路径的探索，并将传统山水观影响下胜景品题观念融入园中。借助图记、游记和图像，可粗略勾勒出公园初创期的“园景”想象。

图3 1912—1920年园内旧影及1912年公花园平面猜想图

2.1 日式园景与中式阁楼

1917年钱基博撰《无锡公园创制记》[15]131-132提道：“惟兹园也，始美于邑人俞君复、丁君宝书，绳徽于裘君廷梁……华君鸿模等，而大恢廓于秦君毓鎏长邑民政之日。”公花园初创期规划始于俞复、丁宝书、裘廷梁、林志熙、华文汇等人，其中俞复于1912与1927年任无锡县长，丁宝书为国画家，裘廷梁为“梁溪七子”之一，华文汇善绘花石，华鸿模为晚清举人。他们均为无锡本土各界精英人士，以不同身份介入公园实践，促成了园景带有多元化的集体主义意识。公园大发展肇始于在无锡革命党领袖、民政署民政长秦毓鎏任内，“盖君为人，强毅敢任事，力锄豪者，籍不义所取入俾之，俞君得借手以经辟是园”。秦毓鎏于1902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受过西式教育的熏陶，任内主持筹设图书馆、扩大公花园等市政工程，其教育背景及生活经历为公花园改造扩建埋下伏笔。从1912年《城中公园全景图》(图3)中可见园内主要建筑虽仍为中式风格，但天绘亭草坪一带已展现出浓郁的日式风貌。1921年俞仲还、丁芸轩等还聘请日本造园家松田进行布置监造，园内引入大量的樱花、洋枫、铁蕉等花木，在园林造景上纳新、探奇。1931年公园南门(图4)可见园门及围墙均改为东洋风格设计，但日军侵华后，国内民族情感陡转，公花园日式风格也备受诟病，1949年前后公园风格整体已整理为中式。公园初创期日式园景的规划探索是对传统园貌的拓展与丰富，体现了百纳为“公”、兼收并蓄的无锡近代地域特征。

图4 1920—1949年园内旧影及1949年公花园平面猜想图

2.2 《无锡公园图记》中的四时胜景

曹景范1922年撰写的《无锡公园图记》[15]134-138描绘了建园17年后的公园全貌，图绘的初衷是仿明代文徵明拙政园图记体例，可惜二十四景画册及照片是否出版或佚失尚不明晰，笔者根据大概的方位关系绘制了园内二十四景位置推测图(图5)。从文字记载来看，公园颇具规模“已成城市山林矣”，杂花、碧草、桃柳、棠梨，一派林枫绚彩，岩桂飘香之象。从图记可知园内植景四时不同：春观“芳堤柳浪”“松崖挹翠”“樱丛鸟语”“桃林披锦”；夏临“西社赏荷”“藤荫逭暑”；秋赏“枫径斜阳”“小苑天香”“东篱品菊”；冬至“杉亭咏雪”“石崦问梅”。春日园内长堤植柳数十株，春风冶荡，柳丝摇曳。芳堤尽处，突起危崖，崖巅虬松离立，忽泻翠涛。公园初辟，樱花为海东嘉种，由日人松田氏购数十本，丛植于多寿楼西，暮春花发，奇艳莫匹。出天绘亭北望，碧桃吐艳，灿若锦城。夏日，西社后池遍植荷花，红白相映，尘气尽涤。园之西面有白藤数架，夏日着花，弥望如雪。秋日，归云坞之北，列枫成围，一径西风，枫叶点染。九老阁丛桂初放，香溢满园。寒冬凌冽，园内西北隅杉林夹道，小阜隆起，茅亭嵌隙，效仿苏轼咏雪。石崦在园东松崖之阴，植红白梅数十株，疏影横斜，清芬四溢。

图5 公花园二十四景方位推测图及1929—1935年园中旧影[20]

2.3 民国游记中的公园想象

随着民国公花园的建成放开，越来越多的旅行者来到无锡，于《申报》《锡报》等留下了不少指南、游记、摄影等实录。如1923年独鹤《雨中游记》、1929年俞剑华《记无锡公园所见》、1930年荆梦蝶《公园赏雪小纪》《踏月寻芳小纪》③等均从个人视角描绘了游园体验。

独鹤与同学邀饮于公园饭店，从1929年《无锡指南》[16]中广告可知公园饭店在公园路三号(图5)，从阳台眺望公园风景绝佳。“黄沙铺路，碧草如茵。园之一隅有大池(图5白水荡)，池边梳垂杨，垂条拂水，摇曳生姿，极饶兴趣”。饭店上菜间隙，顺道入公园，冒雨游行。“园内杂植各种花木、亭榭及假山之属，点缀风光，亦颇不俗”。俞剑华游览描绘了公园动物展的场景：“有印奴弄虎者，乃购劵入观，其中虎一、豹一、狼一、鹿一、鹦鹉二，虎豹与狼，咸藩以木笼。”1930年1月荆梦蝶与老友邱伯平、聂文杰相携摄影机，偕往园内。雪后园内“楼台亭榭，尽成玉宇，婆娑老木，顿变琼林……至旧日之草地球场，已成茫茫雪海，银涛万顷”，可见冬日园内风光亦为奇景。1930年4月荆梦蝶与常州老友相邀公园饭店，“席间，丈自谓顷尝散步园中，见百卉飘零，惟几树海棠，尚盈盈含笑，大可人意……席终，遂偕诸客下楼入园，曲折而赴海棠花下”。游记中将暮春三月踏月寻芳观赏垂丝海棠的感受描写得极为生动。从以上游记可知公园植景为公花园初创期园景塑造的重心，这与《无锡公园图记》二十四景中植景占一半以上不无关系。

3 “体用”之辨——3类文化现象的萌发

“体用”指事物的本体与现象，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17]。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迸发是近代公园建设“体用”开拓的催化剂。中西方文化的缀合，萃聚了一系列领异标新、前卫新奇的文体活动，成为近代公园各类文化现象的萌发的重要推动力。公花园初创期相继举办了画展、花会、国货展、防空展、体育赛事等活动，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以及城市市民对公园新功能的需求。公园功能不断被拓展的同时，民族文化的基底在“体用”之辨的角力中展现出坚定的精神力量。大众美育、公园展会、公共娱乐等文化现象相继萌发，从公园“体用”的形式来看，已远超“四季赏花、暑夜纳凉”的休闲场所本体，成为苏南地区各类文化现象萌发的“展台”。

3.1 大众美育现象：“花卉节事、雅集赏画”的沿袭

中国古代的花卉节事活动历史[18]悠久，既有着“花神节”这类约定俗成的民间活动，也有着“万花会”这类官方主导的庆典盛事，赏花消遣之风延续至今。公花园管理委员会与市公所也会定期筹办一些花事展会，收取劵资反哺公园建设。1918—1937年《新无锡》《申报》等报刊报道了公园举办了7次菊花展与兰花展，其中展会开始前还在无锡周边城市发文征集名花，其中以无锡县为中心的名花征集地就有十余处，包括江阴寄园冯宅、常州张家花园、扬州平山小筑等地。公园20世纪30年代的名流花会[19]盛行，“艺兰”会、“艺鹃”会、“艺菊”会等民间组织的相继建立，促进了地方优质观赏植物品种的鉴赏、保护与培育，为近代公园花艺品鉴、推广、运用的一个缩影。而传续千年的文人雅集则不同于西方的画展沙龙，多为雅士小规模的品评、鉴赏、收藏行为。民国初年，西方美术思潮的引入，促进了美术教育的蓬勃发展，个人与团体画展逐渐增多。据统计1922—1949年间《申报》《新无锡》中公开报道的公园画展就有15次，涵盖个人与集体画展(荣玉立、尤韵泉、陶冷月、局怀民、碧山书画社、锡山书画社等)，展览多集中在5—9月，展品既有传统国画，也有油画与水彩画。展期一般为3～5日，园内池上草堂、嘉会堂、多寿楼、清风茶墅等处均曾布展过画作，这些活动备受当地人士欢迎。公花园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场域，赏画与花事传统沿袭，突破了传统的观瞻与品评方式，通过不同主题画展、花事活动的征集，拉近了大众与高雅艺术的距离，集高雅与通俗为一体的展览形式，促进了近代无锡的大众美育与艺术传播。

3.2 公园展会现象：“公园搭台、展会唱戏”的兴起

近代无锡的民族工商业快速崛起，迅速发展为东南地区商业重地，“公园搭台、展会唱戏”的展会现象应运而生。通过梳理报刊发现1929—1934年在无锡公园内至少举办了4次国货流动展览会(图6)，会期为1～2周。其中1929年10月的国货展览会筹备报道最为详尽(表2)。筹备委员会由13个机关及团体代表组成，分宣传与筹备2个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根据场地情况分立游艺场，制定开放时间，优化人流动线。并发行会场日刊，为公园展会宣传造势，拟定票价优惠及商户拆账方案。筹备委员会同时也确定了不同的公园展览场所方案。以上筹备细节展现出初创期的公园展会组织工作已相对成熟。此后，国货展览会的规模及布展频次均有所增加，如1934年10月国货倡导社主办无锡国货展览会将临时建筑会场拓展到公园南门公园路，原定场位六十余间，因厂商纷纷申请加入，不敷应用，及决加以扩充，场位合计一百十余间。从社会反响来看，以公园展会为代表的“展会品牌效应”已经形成。除国货展销会外，《申报》还刊发了1936年9月—1937年4月中央防空巡回展及工业安全卫生展的情况，2次展会布展涉及多寿楼、西部芦蓆棚、同庚厅等处，发挥了近代公园作为科技普及场域的作用。无锡公花园初创期的“公园展会现象”是中国近代公园发展史上的一个特例。“公园搭台、展会唱戏”的模式不仅可以快速积聚展会人气，促进国货推广，而且能增进民族情感、宣传科技知识。公花园“展会形象”的传播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但其极大地激发了大众对民族、地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体现了公园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

表2 1929年10月无锡公花园国货展览会筹备明细一览表

图6 公花园1933年国货展园门旧影(引自《无锡县立民众教育馆二十一年度概况》)

3.3 公共娱乐现象：“体育娱乐、公园宴饮”的勃兴

近代长期的战乱导致国家经济孱弱不堪，市政经费的匮乏导致体育场所建设的滞后。然而西方近代体育及休闲娱乐思潮的传入，逐渐推动着传统节庆、庙会等大众娱乐休闲活动的革新，诸如体育活动、电影展映、餐饮服务等给近代公园空间布局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为满足市民的娱乐需求，1910—1948年间(表2)，公园通过临时开辟户外闲置场地及转换建筑使用功能承办了体操、乒乓球、篮球、网球等一系列体育活动，取得良好的民众基础。园内早期户外场地多集中在草坪或建筑前空地，虽容纳了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但尚未形成明确的体育分区概念，只是园林空间的延伸。公园明确形成独立体育场地是在1946年11月，《锡报》报道了公园西北角篮球场即将竣工的消息，新球场花费5 000多万元，有七级水泥看台，可容纳观众3 000余人。开敞的户外空间一方面强壮民众的身体机能，另一方面成为宣扬民主爱国思想的政治舞台。1928年11月14日《申报》“民众为庆祝先总理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一文就详细记载了：上午于同庚厅开庆祝大会，下午在公园内开游艺大会，并于晚间在公园内燃放焰火以志庆祝的实况。1929—1949年间公园兴起了“同庚春宴”④之风[11]98-101，地方士绅把个人庆寿改为集体举办的“公寿”“公宴”，具有一定的革新意义。除此之外，公园多寿楼、兰簃、嘉会堂、兰簃、池上草堂、清风茶墅等还举行过县公团公务宴请、县教育会公宴会员、寿宴、鹿鸣宴等宴饮活动。随着近代公共娱乐活动的普及，公园体育与宴饮活动的勃兴，初创期的公花园拓展为市民认同、功能多元的公共社交场所。

表2 1910—1948年公开报道的园内公共娱乐活动

4 结论

“园成公界，当具公心”⑤。公园历史信息是制定遗产保护策略的一面镜子，无锡公花园百纳为“公”是商贾邑人在天下为公、变法图强思想引领下的一次探索，公花园“公民自治”“公听并观”“公诸同好”的思想烙印已初步具备现代公园“公平性”的雏形，其初创期的公园胜景与遗痕是留给后辈的宝贵园林遗产。

1)公园管理权“公民自治”的初步尝试。公园管理权虽曾于1930—1935年间引发三方(公园管委会、区公所、教育局)争议，并于1949年废止。但公园初创期以耆儒乡绅为主体的公花园管委会的主体实践无疑是近代公园“公民自治”的一个缩影。管委会成员秉承着“共筹”“共享”的建设初衷，践行着“公辖”“公管”的运营体制，以主人翁心态参与到无锡公花园的建设与运营实践之中，制定了“董事会参与园务、理事会通讯选举、场地租赁反哺公园建设”等一系列管理营收策略，展开了一段多元化、本土化“园景”营建路径的探索，在中国近代园林史上具有标志性的示范意义。

2)园景规划“公听并观”的思路探索。从建园肇始时推筑土岗，营建楼堂等实践均为传统山水理法的延续。直到引入洋枫、樱花等东洋植物，聘请日本造园家布置监造，公园开始呈现出异域风情。在列强欺凌、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特定背景下，公园规划者在吸收先进经验的同时，也展开了本土化“园景”营建路径的探索，将传统山水观影响下的胜景品题观念融入园中，“二十四景”的确立为公花园初创期“园景”的巅峰时期。

3)公园文体活动“公诸同好”的价值取向。“公诸同好”出自三国曹植《与杨德祖书》：“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寓意将个人珍藏的东西拿出来与人共赏。1906—1949年间，“花卉节事、雅集赏画”的沿袭，“公园搭台、展会唱戏”的兴起，“体育娱乐、公园宴饮”的勃兴将大众无意识从传统的时间消遣观念中脱离出来，参与到各类活动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一系列启蒙性、教育性的新思想在公花园这片沃土播撒，各类文化现象相继萌发，开启了近代公园“泛教育化”的先河，成为民国政府及社会精英宣扬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教育前沿阵地。

4)公花园初创期的发展与变革中还涌现出一批倍日并行、百纳为“公”的有识之士(俞仲还、曹衡之、丁芸轩、秦毓鎏等)，他们没有照搬西方经验，而是不断摸索、勇于尝试，体现了自立自强的民族气节，为公园设计、管理制度的本土化、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是无锡近代史的忠实记录者，为今天的城市公园建设管理提供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与思想源泉。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

注释：

① 公花园西北侧，有一土阜“归云坞”。时著名画家吴观岱集句题联云：“老树不知岁，名园别有天。”

② 耆儒：出自《后汉书．卷五六．张晧传》《清史稿·礼志一》等史料记载，泛指年高德劭的儒者，文内代指为公园建设发展出谋划策、躬行实践、年高博学的文化精英群体。

③ 4篇游记发表于《申报》：1923年41期独鹤发表的《雨中游记(续)》，1929年4月22日俞剑华发表的《记无锡公园所见》，1930年1月21日荆梦蝶发表的《公园赏雪小纪》，1930年4月23日荆梦蠂发表的《踏月寻芳小纪》。

④ “同庚春宴”为公园初创期形成的寿庆习俗，将60、70、80等寿诞的老人聚在一起于公园同庚厅摆寿、祝寿。

⑤ 为晚清举人华艺三为园内多寿楼所提楹联：“园成公界，当具公心，望游人护云系铃，务使长春不老；楼以寿名，允宜寿事，愿来者纪筹延算，同为大陆真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