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鹤 谭西早 陈宣孜 张晓丛 徐争争

(1.国家核安保技术中心,北京 102401;2.中华女子学院,北京 100105;3. 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河北石家庄 050021;4. 河北省核安保技术创新中心,河北石家庄 050021)

0 引言

术语是在特定专业领域中一般概念的词语指称,概念是人们根据客体特性概括而得到的构想。概念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术语是概念的集合,是用来表达或限定科学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术语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言行。但人们还是有可能会受到社会或文化背景的影响,而不一定能够深刻、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现象,进而做出片面甚至是错误的决策,导致最终的行为结果偏离初心和预期——在学术研究上出现舍本逐末的现象;在工程实践中,不是刻舟求剑就是推舟于陆,不但错失了发展机遇,更甚者会严重贻误事业发展进程。

术语概念标准化,就是要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恰当定名,做到概念内容明确、边界清晰、名称规范。避免“头小帽子大”、一义多词或一词多义等混乱现象。

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可能因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工业安全领域的工作中,关于中文术语“安全、生产安全和保卫”和英文术语“safety”和“security”[1]之间的对应关系,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具体工作的认知混乱,从而导致这样一种认知——“安全”是指“生产安全”,而“保卫”是“生产安全”的组成部分。基于此形成的对于具体工作的普遍认知就是——“生产安全”管理是技术类工作,而“保卫”管理属于行政类工作,不属于技术类工作。这也进而导致了长久以来,工业领域中的企事业单位里从事“生产安全”管理的工作人员,可以申报工程师系列的职称评定;而从事“保卫”管理的工作人员,只能申报经济师或者政工师系列的职称评定,最终导致在工业领域里,尤其是在关键基础设施中,“保卫技术”发展迟滞,不但创新动力不足,而且保障能力有限。

众所周知,和其他领域一样,在工业领域的“生产安全”所涉及的技术复杂性也意味着保卫工作将面临的潜在安全威胁的复杂性。在所有安全工作中,保卫工作的代价并不低,忽视安全保卫必然会付出相应的代价,甚至有可能是更沉重的代价。

目前,在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中,从事“生产安全”管理的工作人员在设计、运行和维护生产工艺系统时,都不同程度地缺乏保卫意识,而且没有掌握保卫相关的专业知识,从而导致生产工艺系统中缺乏有效应对恐怖袭击的防范措施;而从事“保卫”管理的工作人员,大多只负责生产区以外的安全保卫管理,对工艺系统的运行机制、操作规程和可能存在的设计缺陷、漏洞等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无法研判恐怖分子利用缺陷对生产工艺系统实施破坏活动这一类治安保卫风险,因而工艺系统缺乏应对恐怖袭击的防范设施。在工业领域尤其是在关键基础设施中,当下的认知已无法满足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大背景下安全(反恐与保卫)工作的需要。

就目前的国际国内安全(反恐与保卫)形势来判断,未来一段时期的安全(反恐与保卫)环境可能会更趋复杂。在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作为安全内涵的两个方面——反恐与保卫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尤为突出。在工业领域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对于安全领域中的反恐与保卫方面的意识形态能力亟待提高,对其具体工作中潜在风险的识别能力和应对措施亟待加强。同时,为强化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工作,进一步充实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内容,当下非常有必要在国家安全学的学科框架之下,创建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反恐与保卫)学学科,务实开展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为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工业化健康发展和下一阶段的生态化健康发展,以及全人类的和平事业,树立正确的安全意识形态观念,营造正确的安全意识形态环境,并提供可信的安全保障措施,彰显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贡献中国方案。

1 安全、安全(防护)和安全(保卫)

中文“安全”一词的概念比较宏观而宽泛(完全涵盖了英文“security”和“safety”[1]两个词的概念),而在目前的英文词汇里,没有意境到位的单词与之对应。

所以,在工业领域的安全工作中,中文词汇中的“安全、安全(防护)和安全(保卫)”与英文词汇中的“safety”和“security”,经常发生“窜用”现象,甚至有时候给人以“头小帽子大”的感觉。譬如,在同时使用中英文交流工作的场景下,如果“safety”已经被中译成“安全”,那么在对“security”进行中译的时候,为避免词义混淆,只能另外选择“保卫”“保安”或“安保”作为中译文。但这却容易让公众甚至安全工作相关从业人员不同程度地对“安全” “安全(防护)” “安全(保卫)”的关系形成认知混乱,甚至无意识地“指鹿为马”。因此,笔者首次提出,建议在本领域采用“安全”的拼音“An-Quan”,作为英文词汇与之对应,这既是在本领域对英语专业词汇的补充和完善,也是扩大中华文化话语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次有益尝试。这样的话,今后在工业领域安全工作的国际交流中,中文词“安全”对应的英文词为“An-Quan”;中文词“安全(防护)”对应的英文词为“safety”;中文词“安全(保卫)”对应的英文词为“security”,三者的词义界定将更加清晰。

从“安全”的本质来进行分析,安全问题涉及的对象范围是人、生产工具和生存环境[2]。安全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通俗来说,包括三个部分,即“内忧” “外患”,以及“内忧”和“外患”之间的关系。

1.1 防护和保卫都是安全工作的组成部分

在工业生产活动中,“内忧”考虑的主要是人的非主观故意行为导致的安全风险,潜在的实施主体可能是与工业生产相关的内部人员或辅助工业生产的外部人员[3]。这类问题主要源于经验主义、偷懒投机、精神萎靡和/或身体疾患等,防范这类诱因的总体措施是预防保护,杜绝事故,目的是提升发展能力。所以,“内忧”问题本质上属于“安全”中的“安全(防护)”范畴。

而“外患”考虑的主要是人的主观故意行为导致的安全风险,潜在的实施主体可能是与工业生产活动相关的内部人员或辅助工业生产活动的外部人员,甚至是与工业生产活动无关的外部人员。这类问题主要源于恶意报复、偷窃走私、蓄意破坏等,甚至是冲突或战争。防范这类诱因的总体措施就是保家卫国、打击犯罪,目的是营造和平环境。因此“外患”问题本质上属于“安全”中的“安全(保卫)”范畴。

综上所述,安全(防护)和安全(保卫)都是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对某项工作进行安全研判时,既要从安全(防护)角度去考虑,也得从安全(保卫)角度考虑,除此之外还得充分考虑防护和保卫之间的关系及平衡问题。

1.2 “防护”和“保卫”的安全表征转换

凡事总有主次之分,而这样的主次关系也会随着时势而发生动态变化,安全工作亦是如此。不同安全形势下,人们对于安全问题的关注重点不同,这就会发生“安全”的表征转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映人们对于“安全”的态度,即在有的阶段安全(防护)是当务之急,而有的时候安全(保卫)更为重要[4]。只有在动态变化的安全形势下,找准安全问题的关注重点,安全工作才能确保“无忧”,安全事业才能在快车道上发展,并且才能在安全形势再次发生变化之前或出现新的安全问题之前确保“相安无事”。

人类对于安全的认知,大多是在“意外”事故发生后才形成的。因此,我们需要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意外”呢?究其根源,就是在外部环境的安全形势发生变化后,人们对于工作中的各类安全因素的关注范围和重视程度没有及时做出调整和转变。例如,在二战时期,虽然马其诺防线的崩溃直接导致整个法国国内和民众抵抗意志瞬间崩溃,但其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当时的法国最高统帅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军事思想已经严重落伍。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亦是如此。国家的政权安全和经济的发展安全都是国家的必选项。如果外部安全形势已经对国家的政权安全形成了巨大威胁,我们却把对于安全的关注重点更多地放在经济发展上而忽视国家安全,最终结果不言而喻;如果外部安全形势长期渐好,而我们却把安全的关注重点还放在国家安全上而忽视了经济发展,那么我们必然会错失发展机遇。

以核工业为例,纵观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于核工业“安全”的认知和定位,就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下国际和国内安全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的。

第一个阶段是“保家卫国为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威胁。在这样的安全形势下,国家最初发展核技术、制造核武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和强化核安全(保卫)能力,来捍卫国家安全。目的是既能“守得住一个和平”,也能“打得出一个和平”。

第二个阶段是“一心一意谋发展”。“两弹一艇”后,国家安全有了根本保证,核电技术已成为国家建设过程中的重要能源保障。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国际安全形势总体和平稳定,且我国的常规武器支撑下的国防军事实力也在持续增强。因此,在这个阶段,对于核电站来说,国家对核安全的关注重点,从重点发展捍卫国家安全的核安全(保卫)能力逐渐调整成为重点发展核安全(防护)能力,即避免工艺安全事故,将核电站生产事故的发生风险降到最低,确保经济建设的能源供给[5]。目的就是既能“让人民拥有金山银山”,也能“让人民享受绿水青山”。

第三个阶段是“团结奋斗再复兴”。为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反恐形势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目标,2014年3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上首次公开提出了“中国核安全观”。同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了核安全是构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核安全观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阶段,国家对于核安全的关注重点是:既要维持和与时俱进地创新核安全(保卫)能力,夯实国家安全基石,在伟大的民族复兴事业进程中营造和平环境,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同时还要持续提升核安全(防护)能力,抓牢发展机遇,为伟大的民族复兴事业提供强劲、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总体而言,就是通过“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举措,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随着俄乌冲突爆发,国际社会对冲突期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核安全(防护)与核安全(保卫)”问题高度关注。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下,新时代核安全(保卫)工作,将根据新的反恐安全形势动态持续地做出调整和完善。在当下经济发展机遇期和安全风险上升期,核电站的安全(保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鉴于此,对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工作,应该给予高度关注,及时更新认知,筑牢理论基石,强化手段创新,防患于未然。

从术语概念的角度,建议对于工业领域安全工作中的“安全” “安全(防护)” “安全(保卫)”的定义做如下调整,这有助于公众和从业人员对本领域具体安全工作的理解。

(1)安全(英文名:An-Quan,鉴于英语中没有同时包含safety和security的英文单词,因此采用安全的全拼作为其英语名):确保工业设施实现正常生产经营的措施。

(2)安全(防护)(英文名:safety):防范自然灾害和人的非主观故意行为导致工业生产事故的措施,确保工业设施的系统、设备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

(3)安全(保卫)(英文名:security):防范人的主观故意行为导致工业生产事故或影响工业设施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措施。

2 安全(保卫)与安全(反恐)

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会导致“安全”的表征不断发生转换,这是因为我们对于安全的关注重点发生了变化。如果部分人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个内在规律,就会产生错觉——主观片面地认为“安全就是安全(防护)”,从而导致忽视安全(保卫)工作;或者认为“安全就是安全(保卫)”,从而轻视安全(防护)工作。

同样,安全(保卫)的表征也会因为外部安全(保卫)形势的不同,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2.1 “安全(保卫)”表征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对于工业领域的关键基础设施,其“安全(保卫)”的关注重点是“外防外部势力的军事威胁,内防潜伏敌特的破坏活动”。在这个时期,“安全(保卫)”的表征更多地体现于“捍卫国家主权和反间防谍”,应当算作当时的“反恐”,但更多的是防范赤裸裸的国家恐怖主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工业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较低,所以涉及工艺系统的破坏行为其水平也简单粗暴,技术含量低,破坏行为的隐蔽性较差。因此,在具体的保卫工作中,针对工艺系统缺陷和漏洞等的保卫技术研究没有深入开展。

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安全形势长期平稳,在工业领域,对于“安全(保卫)”认知的关注重点发生了变化,即更侧重于处理单位范围内的治安隐患和问题,及时处置发生的治安案件、涉嫌刑事案件等。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安全(保卫)”的表征更多地体现在“内部治安保卫”。在此阶段,工业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蓬勃发展,可能因涉及工艺系统的破坏手段还不成熟,或者恐怖分子认为实施破坏的性价比不高(代价大,破坏影响较小)。因而在此时期并未出现比较典型的针对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或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破坏事件[6]。因此,在具体的保卫工作中针对工艺系统缺陷和漏洞等的保卫技术研究也没有深入开展。

进入工业4.0的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工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相对成熟,人们利用先进的数字科技为社会创造了更高效、更绿色环保的工作模式,持续改善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大众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丰厚成果。

但同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当前阶段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威胁越来越大。针对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实施的有组织或有国家背景的恐怖破坏活动时有耳闻。恐怖分子也不同程度地掌握了先进的工业和信息化技术,处心积虑地研究着工业生产的工艺系统和信息化系统,甚至利用系统和设备的固有缺陷和漏洞实施破坏活动。这些破坏活动有的特征明显容易发现,有的却极其隐蔽。譬如,伊朗纳坦兹核设施遭受的利用“震网病毒”实施的破坏活动,不但技术含量高,而且隐蔽性极强——潜伏周期长,破坏循序渐进;更有甚者,曾有黑手伸向了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关键基础设施实施破坏活动(譬如俄乌冲突期间被人为破坏的“北溪1号”天然气管道)。

综上所述,在现阶段,对于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的认知和关注重点,亟须做出转变。一是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强化认知,划定“红线”,清晰地界定“什么是恐怖主义行为”——人们主观故意实施的针对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的所有破坏行为,都应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而不能与(最终导致生产事故的)人的非主观故意行为和(针对非关键基础设施的)人的主观故意报复性破坏行为混为一谈,简单地根据事故后果,认定事故罪责了事。二是要不断提升反恐研判能力,持续提升反恐手段和创新技术。三是要积极推动国家安全学科框架下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的反恐安全学学科建设,完善体系研究和人才培养环境。

基于对前两个阶段逐渐形成的对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的认知,以及对现阶段“反恐”新形势的理解,针对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的内涵已经更为丰富,既包括防范外部敌对势力的恐怖破坏活动,也包含防范“内外勾结”形式的恐怖破坏活动,还得综合考虑防范内部个体或小团伙(因利益或恶意报复)实施的破坏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犯罪活动等[7]。因此,在工业领域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安全(保卫)”的表征已经因为概念内涵的丰富凸显为“反恐”。

因此,为了切实指导和实施好今后的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中对外的反恐和对内的保卫工作,避免造成概念混淆,本领域的关键术语 “安全(保卫)”,也应该因时制宜、因势制宜地更新替换为“反恐”,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减少对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视。

2.2 安全(反恐)的内涵公式推论

长久以来,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于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保卫)”的认知,大多不够全面,这也致使安全(保卫)方面的工作缺乏足够重视。甚至在很多人的概念中,安全(保卫)的公式是:

安全(保卫)≈公共安全(保卫)

这导致对现有工业领域的关键基础设施里的安全(保卫)工作的技术和管理措施,还仅仅停留在“公共安全”的技术防范层面。工业领域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反恐技术和管理措施也仅仅属于常规、外围的治安保卫管理。而对于工艺系统是否应该考虑设置反恐措施,从结果上来看,人们在意识形态和工作认知上都还比较淡薄,亟须更新和改变。

对于前述公式,在专业领域里,如果不考虑“外患”的情况,上面的公式可能是成立的。可是“外患”问题是现实存在且无法忽视的。因此,安全(保卫)的公式应该为:

安全(保卫)=公共安全(保卫)+专业领域的安全(保卫)

对于专业领域的安全(保卫),应该至少增加三方面的内容:(1)对于工艺系统“运行工况”的保卫;(2)关于人员安全(来自内、外部敌对人员以及内外勾结等)的保卫;(3)对新技术应用的保卫。在对“运行工况”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要素辨析前,可以参考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核设施实物保护建议方案中的术语概念“vital area”,国内有些专家译为“要害区”,我们通过调研分析,认为翻译成“要害部位”更为恰当,因为“要害部位”既可以指一个相对独立的“要害区”,也可以指处于要害区内或独立于要害区外的需要采取保卫手段的某一个关键设备、系统或房间,又或者是较小范围的一片区域。

在实际工作中,确定“要害部位”必须基于对工艺安全(防护)风险点及其风险等级的分析结论,然后从内部治安保卫和反恐的角度,对整个工艺系统和工艺安全(防护)的风险点进行研判,最终确定要害部位及其风险等级[4]。而此类工作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之前都开展得极为不足,主要原因在于目前从事工艺安全的专家缺乏保卫的专业知识;而从事保卫工作的专家也缺乏工艺安全的专业知识,而且欠缺培养二者兼备的专业人才的环境。

因此,对于安全(保卫)内涵的表达公式应为:

安全(保卫)=公共安全(保卫)+运行工况安全(保卫)+人因安全(保卫)+新技术安全(保卫)

鉴于前述内容,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中的“反恐”内涵的表达公式应为:

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反恐)=公共安全[反恐(含内部治安保卫)]+运行工况安全(反恐)+人因安全(反恐)+新技术安全(反恐)

因此,从术语概念的角度,对工业领域安全工作中的“安全(反恐)”的定义做如下调整,可能会更有助于公众和从业人员对本领域中具体安全工作的理解。

安全(反恐),英文名:counterterrorism;定义:防范以恐怖袭击为目的的人的主观故意行为导致的工业生产事故和影响工业设施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措施。

鉴于工业领域的关键基础设施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和其发生安全事故后产生的社会舆论影响,笔者在此建议,国家应将工业领域的关键基础设施内发生的所有涉及偷窃、破坏、伤害等人为主观故意的行为升级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而不是简单的社会治安或犯罪事件。

3 反恐(防务)与反恐(兜底)

目前,关于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的“反恐”的认知,仍停留在“公共安全”的传统认知阶段。“国家安全”这一概念的出现及“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推进要求我们改变这种认识,从公共安全的认知提高到国家安全的角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相对独立的专业反恐体系。要认识到应用于“一般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概念,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期“工业领域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反恐形势和反恐要求。

在工业生产管理方面,国际社会已经普遍认识到工艺系统“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重要意义。因此,针对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的反恐工作也必须与时俱进地开展“全生命周期管理”方面的研究。“反恐工作全生命周期管理”是一项体系化和专业化的工作,既包括对人为破坏性质的突发事件的研判、反恐系统措施的功能性维持、反恐应急处置以及反恐系统措施的更新,也包含对突发事件造成的保卫措施失效后的功能性恢复的等效补偿。

在此,我们提出两个新概念,即“反恐防务”和“反恐兜底”。其中,“反恐防务”包括对突发事件的研判、反恐系统措施的功能性维持、反恐应急处置以及反恐系统措施的更新等内容;“反恐兜底”包含对突发事件造成的保卫措施失效后的功能性恢复的等效补偿[7]。

反恐防务技术和反恐兜底技术是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反恐安全管理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3.1 反恐(防务)

反恐防务技术,侧重于过程管理及对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是贯穿反恐工作全生命周期的反恐功能的维持管理,其内容主要包含:对反恐体系和措施的规划与实施;计划性维护保障、非计划故障补偿、日常监管,对反恐隐患的梳理和预防;反恐应急处置;根据新的反恐形势导致的新的反恐风险隐患的安全防范体系和措施的更新等。

反恐(防务)的公式如下:

反恐(防务)=反恐形势及措施研判评估+反恐措施的功能性维持(维护、维修、运行)+反恐应急处置+功能更新

对应英文公式为:

Counterterrorism Policing= RA(Research &Assessment) + MRO(Maintenance, Repair &Operations) + ER(Emergency Response)+ UPD(Updating)

本公式中选用的“policing”,在公安领域中经常被译为“警务”,用于表述警察维护治安或治安保卫相关工作;但同时它还有另外一种释义,即“对行业、活动等的监督、管理和检查”。在本文所述的工业领域的关键基础设施反恐安全中,无论是从概念内涵还是工作形式,选择“policing”作为“防务”术语的英文都较为恰当和妥帖。

从术语概念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其定义如下:

反恐(防务),英文名:counterterrorism policing;定义:指在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中对反恐工作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对反恐形势及措施的实时研判和评估,对现有反恐措施的功能性维持和管理,对反恐应急处置功能的维持以及依据反恐风险评估结果对现有反控措施、应急措施的升级更新。

3.2 反恐(兜底)

反恐兜底技术,侧重于整个反恐体系部分或全部失效后所进行的功能性恢复的等效补偿,以及反恐体系的功能完整性的持续保障,是全生命周期中反恐功能的兜底保障。

鉴于反恐体系和措施的特殊性(即必须保证“全年+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管理要求之特性),为确保任何不可预判的反恐风险,反恐体系和措施要始终能够保证持续有效(即反恐体系和措施在处置突发事件期间和事后,一旦现有反恐体系和措施受到影响,始终都能够通过等效的补偿措施,确保整个反恐体系和措施持续有效,保证反恐管理不断档)。

基于此,“反恐(兜底)”中,兜底=功能性恢复的等效补偿,英文译文为:

Fallback = EC(Equivalent Compensation for functional recovery(rejuvenation))

Fallback与ER(Emergency Response)是有区别的。ER只是对当前突发事件的有效处置和终止,并不包含功能性的恢复和维持;而fallback是保证在现有反恐体系和措施失效的任何情况下,始终能够提供功能性恢复措施和备用措施,予以补偿失效的部分,以确保整个反恐体系和措施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同时还要确保恢复性措施和备用的措施始终能够与之前的反恐措施保持等效的反恐功能(即功能性恢复的等效补偿)。

从术语概念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其定义如下:

反恐(兜底),英文名:counterterrorism fallback;定义:确保在任何不可预判的反恐风险下,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的反恐体系和措施始终能够保证持续有效(即反恐体系和措施在处置突发事件期间和事后,一旦现有反恐体系和措施受到影响,始终都能够通过等效的补偿措施,确保整个反恐体系和措施持续有效)。

4 结语

在以往的一般认知中,企事业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更偏重内部治安保卫管理。随着国内国际安全反恐形势日趋复杂,以及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下,对于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工作,亟须因时应势地更新认知(比如将术语“安全(保卫)”更新升级为“安全(反恐)”),并根据安全形势的变化,不断丰富和更新安全(反恐)的术语名称和概念内涵,并进行相应的术语概念标准化工作。同时,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也需要及时、准确地更新反恐认知,找准定位,对安全(反恐)工作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思考。

首先,我们要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指引下,积极转变安全(反恐)意识形态,深刻领会和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工作的主动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将“被动的安全防御”提升为“主动的安全预判”,深入开展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理论创新实践研究。根据安全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安全(反恐)关键术语的概念开展切实的基础性和前沿性研究以及标准化工作,创建新时期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反恐)理论体系和国家安全学学科框架下的专业安全(反恐)学学科,为安全工程实践夯实基础,补齐短板。

其次,我们需要更加深刻领会和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概念和丰富内涵。不仅要在本国的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中构建和完善持续有效的安全(反恐)体系,而且要在高质量构建“一带一路”的具体实践中,为工业项目的输出提供“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全(反恐)方案;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导下,不断创新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全(反恐)理念”,为全球反恐事业、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

最后,2021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两年时间里,部分高校已陆续获批“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主要涵盖科技、政治、国家管理、地区治理、公共管理、反恐怖主义、军事等安全领域。但是对于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的反恐保卫及其应急管理工作关注尚显不足。以核电站为例,虽然美国“9·11事件”和伊朗“核设施瘫痪事件(震网病毒)”让国际社会(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共识——需要对核电站的反恐和保卫工作给予高度重视,但由于核电系统工艺复杂、专业性强、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于其工艺系统的反恐和保卫方面的安全风险及应对措施的研究,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更是属于“蓝海学科”。工业现代化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而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工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工业安全的现代化,这包含对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的反恐与保卫能力的现代化。因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全(反恐)理念,更要求我们在工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反恐和保卫工作中加强对潜在安全风险的预判,以及对全面安全决策应对和合理的安全投入等方面的安全保障能力研究,从而构建行之有效的安全能力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