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玉 涂涵钰

摘要：近年来，乡村短视频受到广泛关注，乡村创作者通过乡村短视频展现丰富多彩的乡村场景、生活和文化，乡村借此获得可见性，重塑着人们对乡村的认知。在乡村短视频持续走红的过程中，乡村的景观化建构日益成熟，但同时景观化的乡村与乡村现实之间的悖反使乡村面临新的困境。文章采用文本分析法，对乡村短视频的内容进行分析，探究乡村短视频景观建构的层次特征及乡村景观化面临的问题。研究发现，乡村短视频从物、人到关系三个层次对乡村景观进行层层递进的建构，在乡村景观中呈现出乡土符号和现代元素之间的斗争与融合，通过乡村的关系互动与精神文化为乡村景观注入情感内涵，还原“拟自然”的乡村，与受众建立起更深层次的联系。但景观化的乡村在虚拟空间中彰显乡村存在的同时，也催生着乡村存在的表象化、乡土想象的浪漫化，同时形成对乡村群体主体性的隐性控制和剥夺。

关键词：短视频；景观；技术赋权；乡村社会；数字乡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3）01-0001-06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深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58.8%[1]。随着农村大步迈进数字时代，在新媒体的技术赋权下，在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上，“新农人”通过乡村短视频的内容创作积极进行自我表达，将乡村的风土人情、农家生活、饮食文化通过镜头带进互联网，建构起丰富多元、拟真立体的乡村景观。

在乡村景观建构中，既包含创作者的自我表达，又面临来自受众的凝视和资本与流量的裹挟，乡村短视频成为乡村主体性抗争和景观化存在博弈的“战场”。随着乡村景观建构的拟真性不断增强，速成化、表面化的景观乡土与乡村现实存在的冲突日益显现。在乡村短视频中，不同景观层次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景观建构的矛盾反映了乡村短视频生产的哪些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本文旨在分析乡村短视频中乡村景观建构各层次的特征，探究乡村景观化面临的困境。

一、作为景观的乡村短视频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2]3作为“情境主义国际”的重要代表人物，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提出了“景观”的概念。景观社会中，“如今几乎所有事情，倘若不登上媒体或新闻的事件，似乎就不存在”[2]17-18。由此产生了一种“让人看到”的生产逻辑，而这种“看”将会导致存在的表象化，景观的在场成了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2]14。现实的表象化存在统治了一切，而以短视频为代表的视频媒体使各种景观的展现变得更加便捷，当短视频成为人们足不出户了解世界的方式时，景观对社会的统治和规训就变得更加显著。

乡村正以短视频的形式实现新的景观构建，越发精细逼真的乡村景观通过短视频实现“可见”，重塑人们对乡村的认识，同时也在改变乡村的发展。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为探索乡村短视频对乡村的景观建构提供了思考路径。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开展研究，选择抖音乡村短视频博主“蜀中桃子姐”“闲不住的阿俊”“严素”的短视频内容作为研究对象。截至2022年6月20日，三个博主在抖音平台上的粉丝量分别为2140万、1865万、935万，均具有较高的关注度，保持了一年以上活跃的作品发布，并且在地域、性别、年龄等方面呈现出差异性，能够更全面地呈现当前的乡村短视频内容生产样态。在视频内容的抽样方面，遵循景观“让人看到”的生产逻辑，主要关注曝光量更高的视频内容，因此在每个博主的全部视频内容中随机选取20条50万次以上点赞量的短视频内容进行文本分析，以“景观社会”为理论视角，讨论当前乡村短视频景观建构的层次及特征，分析多层次景观建构与现实存在的悖反。

二、物、人、关系——乡村短视频的多层次景观建构

（一）物：“乡土味”与“潮流款”相遇

物作为景观中首先被视觉捕捉的部分，在景观建构中处于最浅表化的层次，物的出场是对景观主题的明晰，也是对景观叙说的铺垫。在乡村短视频中，物的出场是建构乡村景观最表层的层次。要实现对乡村景观的建构，首先要对乡村地域、文化符号进行展示，将受众带入区别于现实生活的乡村场景。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乡村中的“物”是乡村文化符号的具象化体现，同时也是建构乡村景观中的“舞台装置”，赋予了乡村叙事合理性。

在对目标样本进行文本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乡村短视频在物这一层面上的景观建构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物以展现乡村的“乡土味”为主，包括户外空间下和家庭空间下两类，确定了乡村景观的基本主题，以在场的方式充分展现乡村的物质性存在；另一类物则是与传统乡村景观相异的城市元素和潮流商品对乡村的闯入，原本不属于乡村的物出现在乡村场域中，凸显出乡村景观中的主流文化基因。

在户外空间中的要以乡村中的自然景观、建筑及公共设施为主，如农田、河流、瓦房、草屋等。通过这些物的景观化表现，乡村以静态的方式将自身的存在转移到短视频中，从而使乡村景观呈现出似自然的面貌。

乡村短视频以记录农人生活为主，相较于乡村户外开阔空间中的物，在家庭空间中的物既是其展现生活的主要道具，又是承载亲缘关系和家庭互动的乡土符码。乡村中与城市中的家庭空间有很大不同，对大多数人而言，城市的居住空间是封闭的，一个家庭空間永远是另一个家庭空间的黑暗之所[3]。而乡村短视频通过影像将家庭空间中的物呈现出来，实现对乡村家庭场景的景观建构，提供乡村熟人社会和家庭关系的视觉隐喻[4]。

在“蜀中桃子姐”的短视频中，先后呈现了家庭空间中的小院、厨房、饭厅、卧室及其中的各种物品，通过物不断将景观推向更隐秘的家庭空间，邀请观众从乡村的户外进入家中，打开了原本处于“黑暗”中的后台，将其转变为乡村景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乡村家庭之物是对家庭空间的再生产，因其与家庭生活的因果临近性，在建构空间的同时，也映射着乡村的家庭文化和关系互动。对家庭空间中的物的呈现是模拟全景的、细节的，从小院中晾晒的谷物到厨房里的炊具灶炉，相较于户外空间，家庭空间下的物不再是远景，而是使乡村景观更为逼真的细部。

如果“乡土味”的物的呈现是从多维度还原人们想象中的乡土，以使乡村景观在物质性层面达到“似自然性”的效果，那么在短视频中的城市元素和潮流商品则是城市文化和消费商品在乡土景观中进行的异域嫁接，带来了强烈的冲突感和戏剧性。这些与乡土联系松散甚至破坏原有乡土氛围的物主要分为三类——食物、被赋予仪式感的物品以及消费品。

汉堡、寿司、牛排、红酒、奶茶、帝王蟹等代表城市元素的食物出现在乡村景观中，但这些食物的出场与在城市中迥然相异，乡人并非直接购买成品，而是通过在乡村厨房中的模仿制作还原这些外来食物，在模仿的过程中也对这些食物原本指代的意象实现解构，将“乡土味”融入其中。同时，短视频通常还着重表现就地取材以及仿制食物外观上的相似，以饮食证实乡村对城市模仿的成功。

其次，乡村通过赋予物品仪式感将城市文化移植到乡村中，“闲不住的阿俊”为父母结婚纪念日制作花束、布置气球，这部分的视频内容作为日常生活的调剂，获得了较高的点赞量，在这种文化融合的景观中，受众的凝视激发着创作者继续进行同类型的生产。

以上两种外来物品能够与乡村较好地融合，是乡村对城市生活的解构与再编码，建构出的乡村景观因此呈现出猎奇化、碎片化。但消费品的出现往往引导出广告植入，对景观的统一性造成破坏，常常显得生硬，难以融入乡村景观。

在物的层面，乡村景观的建构主要是以乡村的物质性存在实现景观中乡村的出场和还原，同时在“乡土味”与“潮流款”的相遇中实现对主流文化的重构和嫁接。在这一层面上，乡土景观仍是静态的、浅表化的。

（二）人：双重凝视下的身份重构

人作为乡村短视频的主角，相较于静态的物对乡村景观的铺陈，短视频创作者通过对农民身份的操练实现对乡村景观更深层次的建构，农民身份的视觉化是乡村短视频的主要内容。对乡村中人的呈现建立在物的秩序基础之上，是乡村景观建构的核心，也是彰显短视频创作者风格特色的主要元素。

来自乡土的凝视使创作者们保持着传统农村人的形象，展现出勤劳、孝顺、乐观、热心等品质。在三个博主的样本短视频中都呈现出尊老爱幼、勤劳能干的传统美德。“闲不住的阿俊”常常为村中的孤寡老人煮饭送物，“蜀中桃子姐”除了料理家中事务外，还主动承担农活。通过这种理想化的农人形象，向乡村景观投射出道德含义，传递中国乡村的美好品格和传统文化中的为人处世之道，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乡村景观的精神价值。

此外，在乡村短视频中，创作者们还通过展示独属于乡村的身体技能来彰显乡村身份，比如锄地、采摘、劈柴，这类身体技能的展示一方面充实了景观对乡村的还原，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和怀旧心理，另一方面，乡村短视频创作者也借此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证明。

在以传统农民身份为底色的人物形象来建构乡村景观之外，乡村短视频中的农人也受到来自城市陌生受众的凝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呈现出对都市审美和社会观念的迎合。短视频中创作者们展现出不同于传统印象中的乡民形象，在外在形象上，“桃子姐”脱下干活的衣服，穿上婚纱；“严素”变身乡村时尚达人，骑机车出行；“阿俊”穿潮牌、抹发胶。创作者在乡村景观中演绎来自城市的潮流风尚。

除外在形象外，乡村短视频中对人物性别的刻画一改乡村中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桃子姐”掌管家中经济大权，对家中大小事务都有很高的话语权；“阿俊”则成为“主内”的男性，家中的厨房事务都由他来完成。与此同时，农人们不仅在展现农村的身体技能上下足功夫，而且还纷纷学习来自城市的行为风尚，无论是“严素”对传统乡村菜肴的创新，还是“阿俊”对食物装盘的审美考究，都与传统农村人讲究实惠量足的饮食文化迥然相异。

从外在形象到身体技能、内在品质，乡村短视频创作者的人物形象都呈现出双面性，一方面扮演着最为乡土化的农民，以更贴近农民的身份，适应乡村社会和文化的凝视；另一方面在受众的凝视下尝试表演市民，以实现对城市话语和网络潮流的迎合。

（三）关系：对乡村关系想象的满足

乡村短视频中的乡村之物和乡人展演是有限的，同时在乡村短视频日益增加的过程中，难以不断开拓上述两个层次的景观来实现内容上的创新，容易造成审美上的倦怠。对农村群体而言，乡土身份不是孤立的，家庭、乡邻间的亲缘性都是组成乡土社会的重要关系，是乡村的非物质形态存在。通过对乡人关系互动的呈现，乡村短视频的内容得到了丰富。乡人们作为妻子、母亲、儿子、朋友，在短视频创作中进行积极的关系景观建构，增加景观建构层次。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已跌破“三口之家”的数量底线[5]。核心家庭成员外的家庭关系的疏远使人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疏离，情感上的缺失、身份中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人们对“传统大家庭”热闹氛围的渴求[6]。当人们把目光投向乡村，受众对乡村的关系想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

乡村短视频在景观的建构上回应了这种关系想象，景观化的鄉村家庭展演出美满和谐、联系紧密的中国传统大家庭。在乡村短视频中，家庭成员各司其职，组成剧班，在关系的景观化中为都市受众提供一场场传统家庭的生动演出。

在乡村短视频中对家庭关系的景观化体现在家庭成员的出场上。在家庭成员方面，样本短视频中常态化出现的家庭成员数量在三个以上，并且经常出现其他家庭成员的探访。“蜀中桃子姐”一家六口，在视频中常常呈现兄弟、妯娌间的热络来往；“闲不住的阿俊”走在村里就能遇见兄弟、阿婆，堂妹则是家中最常造访的“不速之客”。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成年之后依旧与父母住在一起，在结婚后与公婆处在一个屋檐之下。乡村短视频通过家庭成员间关系距离的呈现，就乡村传统大家庭的景观初步展现在观众面前，接下来通过成员间的关系互动，实现对理想化关系景观的打磨。

“桃子姐”与丈夫包立春一人负责煮饭，一人负责烧火，夫妻间相互合作，共同承担家庭事务，这种合作关系不仅呈现在做饭方面，在完成农活时，“桃子姐”全家出动，一起在田地里分工劳动，欢声笑语。家庭的紧密关系在生活、工作各项事务的分工协同之间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家庭成员全时性地环绕在乡人周围，为乡村中大大小小的物和人渲染上家的色彩。此外，在三个博主的每一条短视频内容中都有一家人一起吃饭的场景，体现了每天家人都相聚在饭桌上，家庭间的相互陪伴在“餐桌文化”中得到集中呈现。乡村短视频中家庭成员间其乐融融，建构理想化的家庭关系景观，不断满足人们对乡村家庭关系的想象。

除了家庭关系，乡村短视频还会展现邻里之间的亲近和热心，相较于城市中关上防盗门，甚至不知道邻居姓甚名谁，农村中人与人之间相互熟识、相互照应。“阿俊”常常帮助邻居孤苦老人，为“豆腐阿婆”送菜做饭，老人也以豆腐、青菜回礼，展现出乡村熟人社会中的温情和真挚。

在乡村短视频的乡村关系中，不仅呈现出美好的情感互动，而且还通过动态的互动场景使乡村风光和平面化的人物生动起来，以关系互动呈现乡土价值观和乡村社会共识，相较于新奇独特的乡村风光，展现更具温度的人情冷暖，实现对乡村景观更深层次、抽象化的建构。在打动人心的关系互动中，受众得以与遥远的乡土建立更牢固的情感联结，使乡村景观成为抚慰乡愁孤独、现代性焦虑的心灵原乡，乡村短视频对关系想象的满足使其对乡村景观的建构达到更深的层次，实现对乡村乌托邦更拟真的还原。

三、乡村景观建构中的悖反——逼真景观与幻景乡村

通过乡村短视频对乡村景观的多层次建构和调和，乡村作为一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世界，被逼真生动地再现。乡村短视频不断优化镜头语言和关系叙事，以“拟自然性”获得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认同，在乡村短视频中“造访”乡土。景观化的乡村被当作乡村的现实，以弥漫的状态充斥在乡村短视频中，而层层递进的乡村景观更新了人们对乡村的认识、拉近了乡土叙事的距离。对受众而言，由于乡村短视频景观化的本质，在接纳与认可乡村短视频的同时，景观的出现使真实的乡村开始远离受众的视野，遮蔽乡村的现实困境。而对乡村及乡人来说，在新媒体的技术赋权下，乡村变得“可见”，乡人成为短视频传播中的主体，但景观的建构遵循互联网话语体系及商业逻辑，乡村与乡民仍然是客体，乡村景观的生产对乡村群体产生新的控制。

（一）物：复古的“桃花源”与潮流的“入侵者”

短视频技术的出现为乡村获得“可见性”实现了技术上的赋权，但在新媒体技术赋权下的景观建构难以改变乡村和乡人的客体地位。尤其是在物景观的层面，反映出乡村景观在互联网话语体系及商业逻辑下所受到的支配。

创作者在选择乡村景观中呈现的物时，对物所具有的符号价值有精心的考量，为了更加逼真地还原乡村，往往使用农耕时代、前工业化时代的物来表征乡村，在短视频技术赋权下的乡村景观中，乡村是尚未祛魅的，与城市受众的日常审美呈现强烈的异质性，在强化这种异质性的过程中，乡村和乡人必须持续展现出“过时”的一面。例如在“闲不住的阿俊”的短视频中，频繁出现河流、炊烟、草屋、田间小道，景观中的乡村维持着“桃花源”般的纯净和天然。而在“严素”的短视频中，常常出现对传统农具、厨具的展示，虽然生产效率更高的工具早已走入乡村，但视频中仍偏向于展现这些功用价值相对较低但符号价值极高的物。虽然城市建设飞速发展，但短视频中的物仍装点着乡村的复古面貌。

事实上，乡村同样也在随时代发展，并非一成不变。但为了增加乡村景观中的乡土属性，景观中的乡村注重对空间和物品的复古刻画，景观建构迎合受众对乡村的复古想象，在这一层面上，景观中的乡村是不变的、古老的。

当乡村短视频通过复古的乡土之物搭建出越发逼真的乡村，一个已经逝去的乡村便借由技术赋权下的复古景观再次归来，成为受众对乡村的印象。人们观看乡村景观，就是在接受和肯定景观中的乡村。正如德波所言：“景观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实证性，既无可争辩又难以企及。”[2]6-7新媒体技术赋予乡村可见性，但其可见性以城乡景观的差异性塑造为前提，乡村景观得到展现的同时，乡村的真实存在距离越来越远。这是乡村短视频建构的乡村景观与乡村本身的悖反其一。

其二在于，这种诗意复古的乡村景观建构难以实现叙事上的统一，博主们因流量和变现的需要，在精心打造最具“乡土味”的乡村景观的同時，必须迎合主流话语，将商业元素和城市文化引入复古的“桃花源”想象，这既是迎合受众，又是迎合资本。

乡村少女“严素”穿着网红服饰在田埂上漫步，“桃子姐”用柴火灶制作薯条、寿司，“阿俊”在乡间小院中制作爆米花、看露天电影。来自商业资本和消费文化的入侵，以物的形态最直观地冲击着原本“桃花源”般的乡村景观。乡村短视频通过商品文化和城市元素在乡村场景中的轮番展演，培养受众对这类外来元素在复古的乡村景观中频繁出场的接受能力，为乡人在乡村场景下给球鞋、时装、网购平台等商品打广告增加可能性和合理性。在样本的60条短视频中，有26条短视频有不同形式的广告植入，商业元素对乡村景观的入侵扩大了乡村短视频的带货范围，提供了更多变现的机遇。

当代表时尚、潮流、商业化的物出现在复古的乡村之物中时，一部分通过对乡村的解构和戏仿得以生存，但乡人以模仿和加工的形式参与其中消费品的融入显得尤为困难，始终避免不了景观上的突兀和叙事上的紧张，破坏了原有的乡村景观秩序，乡村景观在物的层面上的建构出现矛盾。

在受众通过乡村景观将乡村视作田园牧歌和质朴生活发生的场域时，乡村的主体性同时也在遭遇这些概念与表征的控制，通过乡村的景观进入真实的乡村变得比较困难，景观内部的矛盾反映出景观与乡村现实的割裂。

（二）人：凝视下的权力不平等处境

乡村短视频的出现赋予了乡村群体前所未有的媒体接近权，乡村短视频成为乡村进行话语表达、形象自塑的重要渠道。乡村景观实现可见性的同时，创作者也在获得可见的机会。乡村短视频使乡村的自我表露打破了他塑的局面，通过乡村景观的传播实现发声和自塑，但技术赋权下的乡村短视频创作者作为出镜的“表演者”，他们既是景观的创造者，又是景观的一部分，难以避免地始终处于凝视之下。

在乡村景观中，对乡村中人的建构存在两种范式——都市与乡村，相互分裂的身份认同在景观建构中不断谋求统一，在乡村景观中展示出一种“分裂的统一”。以“严素”为例，一方面，她通过展现熟练的烹饪和屠宰技能、乡村传统美食制作能力，建构出能干务实的乡村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她在短视频中打扮时尚，常常穿着网红服装，在每一条视频中都画着精致的妆容，塑造出都市女性精致骄矜的形象。

在双重凝视之下，创作者们借由新媒体技术所获得的赋权无法用于自主表达，他们在传统农村的乡民身份和网络空间的市民身份之间，不断调整身份表演的策略，短视频中的人物或是突出自身与城市人的差异来确认身份，或是以他者姿态介入乡村生活，这个过程实质上是将自我置于他者的掌控之下。

“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2]4在这样的关系中，景观由少数人生产，被多数人观看，并带有少数人的意识形态色彩。乡村短视频中生产乡村景观的是创作者们，但背后的资本力量才是真正统治景观的少数人，创作者依旧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受到流量和变现能力的支配。因此在乡村景观中，人的塑造因“可见性”的需求遭受制宰，“可见性”越是得到成功的实践，景观化的人越发脱离创作者的掌控，沉溺于对“少数人”权力的迎合与妥协。创作者们作出的判断受到了资本、流量、媒体的操控，以他们的价值判断、审美趣味和身份想象来修正自我表露，呈现出迎合想象的姿态，沦为自愿转化的客体[7]。

对受众而言，想要通过乡村景观中的人切近乡民变得难以实现，而对乡村与乡人而言，乡村短视频为记录乡村提供了技术基础，但在景观化的过程中远离了乡人真正的日常生活。被景观化的人既难以被受众真正接近，又不能承载乡民的主体性。

因此，虽然乡村短视频的火爆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乡民们话语权，但乡人在凝视下完成的景观化面临着新的控制和支配，他们依旧作为客体存在，为了打造凝视所期待的“人设”不断规训自我，乡村短视频中人的展演使乡人成为审美和景观意义上的“人”。而真实的乡人在景观的统治下，在“可见性”的范围中更加式微，技术赋权未改善其遭受的权力不平等状况。

（三）关系：关系互动的浪漫化遮蔽现实问题

乡村短视频不仅通过物和人的景观化来展示乡村，乡村中人的关系互动也使乡村实现了一种流动的“在场”。但乡村景观中的关系互动存在浪漫化和片面化的局限，它以数量上的充盈和扩张占据人们的视野，使人们难以关注真实的乡村关系及其所反映的问题。

以前文讨论的乡村短视频中的家庭关系为例，样本内容中的家庭关系作为视频内容中最为普遍和重要的关系，是乡村景观中所有关系互动的基础。视频创作者们常年陪伴父母身边，上孝长辈，下养子女，向人们展现出传统家庭中的天伦之乐。然而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家庭结构的变迁不仅影响着城市中的家庭关系，同时也影响了乡村。

我国农村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的数量达到了2179.39万，占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数的32.69%[8]。在农村户口的学生中，双亲家庭的比例为59.8%，远低于城镇户口学生的69.5%[9]。大量的劳动力流向城市，外出务工的农村子弟孝而难养，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困境、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长期困扰着农村地区。但在乡村短视频对农村关系的浪漫化建构中，这一切都被和谐的家庭关系景观遮掩了。乡村景观呈现出与城市家庭关系不同的温馨景象，以获得更多受众的依恋和向往，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结。

乡村中的关系互动不仅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展示乡村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暴露乡村问题、突显乡村困境的一道窗口。但乡村景观中的关系呈现同样以“让人看到”为目的，在通过浪漫化的方式呈现乡村关系景观的过程中，真实存在于乡村的现实问题和困境只能退居幕后。乡村短视频作为技术赋权乡村的产物，使乡村的面貌“可见”，却难以为乡村的困境“言说”，使乡人获得“自塑”的机会，却使其“自塑”常常沦为娱乐与审美满足的客体。

乡村景观对乡村关系的浪漫化呈现遮蔽了乡村存在的实际问题，同时也压缩了乡村困境在社会中的话语空间，遮蔽着农民和乡村底层疼痛的厚重与真实[10]。当景观化的乡村成为人人梦想的理想家园，这些土地上仍然挣扎、困窘的现实议题被乡村景观抛在脑后，也将面临遭到人们遗忘和远离的危机。

四、结语

乡村短视频通过物、人、关系三个层面的景观建构，使乡村以更加“拟自然”的形态出现在媒介空间里，不断精细化景观对乡村的转录。乡村短视频创作者通过乡村的物质存在铭刻乡土符号，通过非物质层面的乡土关系、文化书写乡土记忆，与受众之间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和文化上的互动，使受众与乡村短视频建立起更持久、牢固的联系。

随着乡村景观建构的层层深入，一方面乡村短视频越来越受到关注和喜爱，拟真立体的乡村景观以不容拒绝的力量建构着观众对乡村的认知。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乡村短视频景观化的本质给乡村现实和乡村群体带来新的困窘，乡村以景观化为代价换取“可见性”，造成了关于乡村切身经验的远离。技术赋权下，乡村短视频通过乡村的景观化彰显乡村存在的同时，也催生着乡村存在的表象化、鄉土想象的浪漫化以及对乡村群体主体性的隐性控制和剥夺。在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使乡村短视频更好地服务乡村发展，赋权乡村群体；在乡村短视频花团锦簇的背后，乡村的公共议题如何打破“泛娱乐化”的景观建构，反抗景观化对乡村现实的消解。在乡村短视频爆火的背景下，学界需要更多关注乡村在景观社会中的生存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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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愈晓，王鹏，杜思佳.变迁中的中国家庭结构与青少年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18（2）：98-120，206-207.

[10] 杨彪，郭昊天.农民的“出场”：短视频中的乡村振兴图景与话语表征[J].新闻爱好者，2021（2）：48-50.

作者简介 董小玉，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传播。 涂涵钰，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融合媒体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