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辉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25)

1998年4月,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出版,但因边缘和小众作家身份,并未引起强烈反响。1999年《天涯》杂志在第5期开设“刘亮程散文专辑”,邀请李锐、蒋子丹、李陀、南帆等学者撰写评论文章,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对刘亮程专访,使刘亮程的散文掀起一股讨论热潮。2000年《南方周末》、《书屋》、《大河报》、《重庆晨报》、《深圳晚报》等报刊相继推出刘亮程的散文,刘亮程也就被称之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自然文学大师”、“乡村哲学家”。2002年3月新疆人民出版社汇集相关批评文章,出版《乡村哲学的神话——“刘亮程现象”的反响与争鸣》一书,之后刘亮程散文研究热潮逐渐消退,但并未停止。

刘亮程最初写作诗歌,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由于诗歌一直不被重视,转型散文和长篇小说创作,陆续出版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长篇小说《虚土》《凿空》《捎话》《本巴》。由于“在场式”与“原生态”的经验书写,再加上频频获奖,使得刘亮程研究在近些年成果丰硕。

针对刘亮程及其作品,李垣璋曾在《刘亮程研究十年综述》一文中,以1999年至2008年相关文献为例,从内涵、内容题材、语言风格、创作方法等研究视角出发,对刘亮程研究进行综述。以此文研究结束的时间点起,笔者选取2009年到至今有关刘亮程的研究文章,根据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进行分类,通过从文本细读视角、中外作家作品比较研究视角、多元学科交叉研究视角,试着整理刘亮程创作的基本概况和研究思路,并对未来刘亮程研究给予期待。

一、文本细读视域下的作品研究

文本细读作为研究中外作家作品的一种解读方式,它能从作品更细处和深处挖掘作者所传达出的思想观点。在刘亮程创作的相关研究中,文本细读是学者较常用的一种解读思路。在2009年到至今的刘亮程相关研究文章中,学者多从生命书写、意象书写、乡土书写以及语言风格研究出发来理解作品的深刻内蕴。

(一)作品中的生命书写研究

在刘亮程的创作中,他以细腻、温婉、诗性的笔触,或雅致、或俚俗、或庄重、或诙谐的语言,向读者刻画了一个充满乡土气息和理想主义情怀的乡土世界。刘亮程笔下的村庄拥有广袤的自由氛围,清新的泥土气息和万事万物的勃勃生机,这一切都在真实还原乡土世界中饱胀的生命意识和纯粹的生命形态。

在赵玲玲的《刘亮程散文中的生命焦虑意识考论》中,作者认为其一刘亮程以对自然生命完全的尊重与平等,展现人与动植物之间没有贵贱高低之分。其二刘亮程对生命的脆弱和有限,对生命的伤痛和荒凉,感受着自身作为个体的无助感和对生命的焦虑感。张淋珺,张春梅的《论刘亮程作品中的生命意识》一文中,作者结合柏格森提出的“绵延”和“生命冲动”的概念,认为时间是生命的本质,生命本身只同时间有关[1]。时间的“慢”是乡村与城市的最大区别。刘亮程作品中的“慢”时间、“慢”生命是基于个体生命的存在体验而建构的。死亡则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同“生”一样有尊严和仪式。

汪娟在《新疆当代散文的关键词:生命、边缘、焦虑》中,认为刘亮程用善意爱惜的眼光看待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对所有的生命都充满着善意与悲悯。他的生命意识始终穿梭在字里行间之中。边缘书写、边缘心态与边缘经验成为作家的优势,使刘亮程笔下的黄沙梁成为全中国独一无二的村庄。焦虑作为新疆当代作家的共同言说主题,它主要来源于对边缘地域的思考。刘亮程的诗意村庄,深深体现着现代性焦虑,是一种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碰撞交织下的焦虑,是古老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互补与碰撞下的焦虑。

兰浩,陈居静的《乡土世界生命和死亡呈现:<一个人的村庄>二重叙事》中,作者以乡土世界生命和死亡现象的惯例叙事、白描呈现和复杂情感意向三个层次分别论述。一是刘亮程在庄子“方生方死,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的思想影响下,通过乡土生活的素材来源,以生命现象和死亡意识的叙事模式加以呈现。二是在没有理性语言、世俗化的乡村美学和乡愁叙事、农民贫困愚昧的社会学主题的情况下,以白描式的语言,留给读者无限想象空间。三是刘亮程对故乡生死世界的复杂情感意象。他对乡土生命的无奈,对死亡的恐惧,做到以死观生,以生观死,以情观物,以物表情。

刘亮程在作品中化身为一个村庄中的“闲人”,与大自然互爱互敬的伙伴身份,传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给予自然生命无限地尊重。他也在借助城乡抉择、死亡叙事、伤痛经验、焦虑孤独来表达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生命追求与生存抉择,以此激发读者对生命精神的敬畏、审视与反思。

(二)作品中的意象书写研究

意象在西方文论里主要是针对诗歌而言的。韦勒克认为:“在心理学中,“意象”一词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瑞恰兹认为:“人们总是过分重视意象的感觉性。使意象具有功用的,不是它作为一个意象的生动性,而是它作为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组合的特征。”庞德认为:“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2]借助深厚的乡村生活经验,惊人的洞察力和艺术创造力,刘亮程在作品中擅长书写动植物,这成为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表达作者生活经验和生命思考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通过对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词频统计,发现这部散文集书写动植物的频率极高。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动物词“马”220次,“牛”197次,“狗”154次,“驴”145次,“鸟”96次,“虫”72次,“羊”69次,“蚂蚁”57次等。植物词“草”197次,“树”130次,“麦”123次,“花”52次等[3]。对以上动植物词频的统计,可以了解到刘亮程对动植物的关注程度以及喜爱程度。有关刘亮程作品中的动植物意象书写,在近些年也成为学者研究的一大亮点。学者们借用相关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观点,阐述意象书写的深刻意蕴。

2012年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李雅娟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刘亮程散文中的乡村意象》一文,从乡村意象、乡村意象的建构,乡村意象建构的意义出发,看其背后所生发的内蕴。一是从现实意象(自然意象、生命意象、生活意象、死亡意象),虚幻意象(无意识的梦意象)中看刘亮程所构筑的一个有机且不可分割的乡村世界。从别致的视角,活跃开放的思维,诗性自由的表述,展现对原始生命力和淳朴生活的追寻。二是以智性叙述高扬生命的审美建构,乡村时间的把握,生死观念的表达,探讨刘亮程在构筑乡村意象时的精巧。三是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到展现生活的信仰与追求,再到用生存哲学去寻找永恒精神。刘亮程借种种乡村意象,倾诉着对生存状态、生存模式、生存意义、生存方向的思考。

2015年广西师范学院杜真真的硕士学位论文《刘亮程散文的诗性建构》中,从刘亮程散文的意象世界概观,意象的文化内涵的诗性,意象营造的审美诗性三个方面来探讨散文意象的诗性建构。一是通过“驴”、“牛”、“狗”三个乡村动物意象,表达刘亮程乡土情结中的崇拜意识。刘亮程对驴的崇拜作为对人性上的崇拜,自称是“通驴性的人”,他把驴看做是与他同等的生命体,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牲畜。在《城市牛哞》中,由牛在城市中的悲惨命运窥探城市文明中人的欲望膨胀与人的本质力量软弱的反差,从而希望人们去反思现代的生活方式。“狗”作为村庄代言人,刘亮程借助狗对村庄的守卫,表达对家园的回归与自我出走的反思,以及影射自己对家园的背叛。二是通过“路”与“树”的思考,反映人性在两极中的囚禁挣扎。“路”的延伸代表出走的人性,“树”的守恒代表人性的坚守[4]。“路”的时空流动,“树”的始终坚守,一方面对应人的热情与奋斗精神,另一方面又表现人性中寻求稳定的需要。

李泳臻在《探析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中的狗意象》中,通过狗意象在散文中的体现、狗意象的生活意蕴和生命意蕴进行解读。从生活意蕴上来看,狗作为童年生活的玩伴,在童年记忆中尤为深刻,同时狗异于其他牲畜,但它又始终是牲畜,它的根本属性就是服从于人类。刘亮程从狗身上清楚看到人的影子,在现实生活中受挫妥协。在生命意蕴中,狗总是和村庄一起出现,刘亮程将狗的生命力视为村庄的生命力。在《狗全挣死了》一文中,村民不断向城市迁移,剩下来的村民肆意开垦破坏村落,狗作为村庄的守卫者,长时间的吼叫,因劳累最后全挣死了。村民的出走与村落的衰败,意味着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也成为个体生命意义的价值何在,村庄未来命运将会如何的一道道难题。

不管是刘亮程的诗歌、散文或长篇小说,文中非常多见动植物意象,这些意象的出现次数比描写家乡人民出现的次数都多得多。这也是因为刘亮程对乡土的认识多来源于原生态的地方生活体验,他以一个“闲人”的身份去观察体会与思考大自然万事万物给予人类的馈赠,以此生发出这些动植物意象背后的深层次意蕴。

(三)作品中的乡土书写研究

近些年,乡土题材成为作家写作的一个主题,同时乡土文学的流变和乡土作品的细读也成为了学者关注的一个方向。在刘亮程创作研究中,像乡村书写、乡土书写是学者关注的一个方面。张华的《刘亮程:另类乡村经验书写之突围》中,认为刘亮程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另类,充满异质色彩的乡村。小说《虚土》中的原初乡村图景,借五岁孩子的视角,用虚实相间,梦幻与隐喻交错的手法展现乡村中的时间、生命、孤独与死亡的体验[5]。《凿空》则以感觉经验出发,描写阿不旦村的驴和坎土曼被拖拉机和挖掘机逐渐取代,乡村遭遇现代文明的冲击,这种讲述带给读者强烈地陌生化体验。

在蔡郁婉的《乡土或异域:认同的焦虑——刘亮程小说论》中,以《虚土》、《凿空》为例,认为刘亮程对乡土的建构是一种异域的建构,虚土庄带有地域的魔幻,阿不旦村中驴与坎土曼的作用逐渐失效,退出大众视野,被拖拉机和挖掘机所取代,使虚构乡土变得现实化和世俗化。

乡土书写作为众多现当代作家书写的题材以及研究者批评讨论的视角,从最初的对乡土题材、乡土意象、乡土风格的解读,再到近些年随着理论的深入,多学科的借鉴,出现了众多新颖独特的研究成果。在上述的两篇论文中,作者都通过从建构异域的乡土出发,对刘亮程的小说进行个性化的解读。

(四)作品中的语言风格研究

语言风格研究是学者进入作家写作世界的一种方式,在研究界该视角多常见。2012年新疆师范大学尹倩的硕士学位论文《刘亮程散文语言风格研究》一文中,作者借用语言风格学理论,将刘亮程散文语言风格定性为朴实、简约和明快。论文从朴实、简约、明快以及语言风格形成原因四章入手进行解读。一是散文大量运用口语词、常用词、地方色彩词以及生活气息浓厚的喻体。二是散文常用短句,篇章开门见山,句子结构紧凑。三是散文多用单音节词、谚语、顺口溜、省略关联词,较少使用辞格。四是从作家生活经历、个性特质、文化修养、当代散文的生存环境出发,分析散文语言风格的形成原因。作者认为朴实、简约与明快的语言形成正是与这些原因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吴若愚,程如铁在《刘亮程作品中的新疆汉语方言语用特点与审美意蕴》一文中,通过从名物词语、动词、风俗词汇出发,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来鉴赏刘亮程笔下的新疆汉语方言的独特性。如名物词语(方言人名:刘榆木、驴师傅阿赫姆;方言地名:黄沙梁、阿布旦村;方言物名:坎土曼、马灯),动词(方言动词:叼、撒欢;近义动词:溜(遛)达、谝串(传);动词性熟语:牙长一截截路),风俗语汇(形容词:老到(攒劲);重叠式形容词:好端端、红兮兮;四字格俗成语:黄皮寡瘦、舞马长腔;数量词、拟声词:一趟子、叽昂叽昂叽;詈词:跟屁虫、贼娃子)。刘亮程多个作品中借由方言来深刻体现地域中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和人情风韵,以此让读者做到“听闻其声,便知其人”。

刘亮程用裹挟着“牛粪味”的语言进行着文学创作。深受新疆地域方言影响的他,在散文和长篇小说中,用一种收放自如的姿态来传达新疆地方生活的点点滴滴。接地气和原生态成为刘亮程作品中的语言特点,他用这些语言元素生动展现天地万事万物间的交流互动。他在运用新疆汉语方言方面,在当代新疆文学中是较为出色的一位。

二、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作品研究

不同时空,不同时代的作家可以通过作品进行对话。假设将整个人类社会中的文学作品看做一个“大作品”,并且它是由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共同完成。但这个“大作品”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因为时代的发展,作家的不断创作。然而在这一“大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在写作面向和研究价值上总会出现相关、相同、相异的局面。刘亮程作为60后作家,在起步诗歌写作后开始散文和长篇小说创作,他结合自身经验书写,在表达乡土、书写自然、感受生命,体蕴哲学等方面有独到之处。而正是这些独特的地方,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成为作家作品比较的重头戏。

刘涵华在《苇岸、刘亮程散文创作同异比较》中,通过作家生活和创作背景,对都市的态度,思想渊源,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比较。苇岸与刘亮程的散文创作均着眼于农业文明面向现代的一种转化。刘亮程与苇岸对都市的态度都是进行激烈批判,这侧面反映出从农村进入都市的作家身上带有的某种“通病”,即都市文明的欲望,乡村文明的古朴。在思想渊源方面刘亮程的创作思想多来源于老庄思想,但是刘亮程认为影响深刻地是新疆这片土地给予他无限地灵感。相比刘亮程,苇岸的文学眼光更广阔,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他,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尤其热衷于阅读托尔斯泰、梭罗、普利斯文的作品。这些作家的写作也在影响着苇岸。在艺术风格方面,刘亮程与苇岸都是从写诗开始,诗歌之后的一系列作品,从音律美的角度看,带有一种诗歌的节奏美。他们的文字是诗性的文字,精当、含蓄、富于联想,不受常规约束而经常跳跃变化。

陶思莉在《回归自然与逃避都市——叶尔克西与刘亮程散文创作的相似性研究》一文中,以《永生羊》和《一个人的村庄》为研究对象,从哲理思辨书写、生死观书写、回归自然与逃避都市书写这三个面向来进行对比研究。一是二人擅长通过动植物来影射人类生活状态,在琐碎事物中感悟哲学之思。二是借自然万物与人类的生死抒发从容豁达的生死观,生命就像自然界昼夜更替,四季轮回,死亡只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6]。三是在对乡村与都市生活的态度上,尽管二人都受到过都市文化的熏陶,但似乎都对童年和青年时期生活过的村庄和牧场百般依恋。城市的喧嚣,现代化的节奏给予他们慌乱与不适。村庄和牧场才是心灵栖息之地,安居之所。

孙霄在《乡村叙事中“自然”情怀的分野——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与梭罗<瓦尔登湖>之比较》一文中,结合弗莱对乡村叙事中的“自然”观点,以“外在自然”(自然原型),“人性自然”和“艺术化的自然”为参照系,对二人作品进行解读。一是梭罗借助山水、四季、动植物、黎明、黄昏、黑夜,这些原生态的意象进行书写,而刘亮程则将自然物与人类紧密结合在一起,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是梭罗叙述“外在自然”时常常能对人性进行必要的反观,从而最大可能地使人性与自然交织融合在一起[7]。刘亮程擅长将自然意象拟人化,或者将叙述者物化,挖掘自然物与人类之间的联系。三是在“艺术化的自然”中,刘亮程在外在自然书写中“主观介入客观”过多,在尚未客观再现自然物时,刘亮程借表现手法进行表现,使得艺术化不够自然。而梭罗则将主观情感降至冰点,借艺术化了的自然物进行在场式自然书写。

汪娟在《生命、边缘、焦虑——周涛、刘亮程、李娟散文的共同言说方式》中,三位新疆作家在同一片大地上生长,用同一种言说方式诉说着生命、边缘与焦虑。一是作品中生命内蕴是丰富复杂的,并且带一种感性、灵性与悟性。他们以平等和善的视角看待每一个个体生命,对所有的生命充满关爱[8]。二是由于新疆的地理位置偏远,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边缘,致使他们始终书写自身的边缘经验。周涛笔下的北塔山边防连,刘亮程笔下的隐没在国家版图,没有名字,没有经纬度的黄沙梁,抑或是长篇小说中呈现的虚土庄、阿布旦村等,李娟笔下的春牧场、前山夏牧场、冬牧场。“边缘”一方面构成了作家创作上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作家创作的张力。三是“焦虑”是新疆作家在作品中普遍性的情感表达。由于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的多重边缘,使得他们不得不进行焦虑写作。周涛的作品对焦虑的言说表现在对文化的思考。刘亮程更多的是生命意识的焦虑,是在后工业化时代下乡村丢失的现代性焦虑。李娟的焦虑在于恶劣的天气,匮乏的资源,家园的漂泊,亲情的失散的共同作用下,凸显生命的渺小与脆弱。

刘荣华在《沈从文与刘亮程创作中的乡土意识的比较》一文中,通过“乡愁”试图进入沈从文和刘亮程的创作。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警惕和审视态度,以乡村的优美回应现代文明的冲击,认为乡村图画即将消失,安静稳定的乡村秩序即将土崩瓦解[9]。刘亮程以“乡村哲学”治愈都市的“文明病”,书写与无数动植物亲密接触的乡村生活,以此来映照对城市生活的不认可。

张永辉在《鲁迅、刘亮程、刘慈欣在“故乡”层面的异时空对话》中,从故乡角度解读鲁迅的《一件小事》,刘亮程的《对一朵花微笑》和刘慈欣的《带上她的眼睛》。作者认为故乡有三个层面:第一故乡是人文故乡,隐喻意义上母亲是第一故乡。第二故乡是自然故乡。第三故乡是精神故乡[10]。鲁迅的《一件小事》中作者认为由于鲁迅祖父的入狱和父亲的生病,使鲁迅缺失了第一、二故乡,由此鲁迅通过漫长的时间去建构属于自己的第三故乡,证明鲁迅与自己身外的世界之间有一种血肉相连的亲密感和归属感。刘亮程在《对一朵花微笑》中,将一片鲜花和一片青草的荒芜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因黄沙梁贫瘠恶劣的环境,无法承载第三故乡,所以刘亮程建构了自己的第三故乡,即一片广袤辽阔的“原野”。刘慈欣的《带上她的眼睛》中,作者认为其建构了第二故乡的两种形态:“我”的第二故乡在现实生活中复活,“她”的第二故乡在想象世界中复活。由于“我”带上她的眼睛才发现了“她”的第二故乡,所以第二故乡的发现,是精神世界新能源的发现,由此人类重新复苏对宇宙世界的勇气。

张延国在《潜在的共鸣与对话——雍措与刘亮程的乡土书写》中,认为两者在题材处理、意象选择、思维观念、语言策略与结构模式上,呈现一种鲜明的对话关系。乡村书写的题材,人、畜、灵共存的图景,万事万物的和谐相处构成他们笔下的乡土世界。由于两位作家都追崇万物有灵论,强调灵性,在写作中注重视觉和听觉效果,反复使用拟人、拟物、通感、夸张,反讽等修辞手法,因而具有一种魔幻怪诞的艺术风格。两位作家因自身所处环境,文化传统的不同,在创作上也有不同,一是对万物有灵论的不同认识,刘亮程受庄子、屈原、《山海经》的影响,他的万物有灵中带有一种玄学化和哲学化色彩,与此同时少了一些人间真实。雍措的万物有灵是带有情感的,既有对世界万物有情的救赎,也有对普通人生活生存的温情关怀。二是对传统、现代和自我的不同态度。两者都感受到了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样态。但刘亮程更多的是表现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抗压。雍措则是通过时代、社会、民族、宗教信仰、自我命运隐喻时代变化下城市文明更迭乡村文明的担心与忧虑。

中外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作为一种文学作品解读的方法,通过多方面比较能够直观了解两者间相同或相异的地方。刘亮程作为乡土风情、自然哲学、新疆地域书写与文化传播的代表,与不同时期、不同种族、不同国度、不同流派的作家进行比较,是一个值得深度挖掘的问题。这种研究思路在近些年刘亮程研究中成为一股讨论热潮,尤其在硕博学位论文中,体现较为明显。

三、学科交叉视域下的作品研究

随着近些年文化创新的进步,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深入,西方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多元互鉴,人文社会科学间的交叉紧密,青年学者的涌入,使得文学界研究成果丰硕。有关多元学科交叉视角,在刘亮程作品研究中多有涉及,如刘亮程的哲学化书写研究、人文地理学视野下的刘亮程散文研究、生态视阈下的刘亮程作品研究、区域路径下的刘亮程小说研究、刘亮程的诗化小说研究以及空间叙事学下的刘亮程小说研究等等。

1998年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出版。2001年再版,封面加印“后工业化社会的乡村哲学”标签[11]。“哲学”成为评论刘亮程散文经常使用的字眼,也成为刘亮程散文研究的一大方向。于祎在《存在之痛:论刘亮程的哲学化散文写作》中,通过以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为媒介,以时间、死亡、孤独、牛、马、驴、狗、老鼠、蚂蚁、虫子、花朵、韩老二、冯三、冯四等要素,表现乡村生活的宿命感和虚无感。在作品中,刘亮程没有简单将要素直接公之于众,或者直接表达个人情愫,而是借用哲学化的方法展现自己的世界观、生命观与人生观。这也正贴合了刘亮程“乡村哲学家”的美誉。

刘晓钰在《“地方”与“自然”——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刘亮程散文》中,以地方书写和自然书写视角切入,将“地方”作为进入地域的一种方法,从最初的黄沙梁到沙湾县、乌鲁木齐、库车,最终到新疆,给予了刘亮程一个看全疆视角的机会。空间范围的逐渐扩大,空间性质的逐渐变化,不同人地关系下衍生的生命体验,使得刘亮程作品呈现不同的面貌。在自然描写上,刘亮程是“游走在新疆的代言人”[12],黄沙梁的景是私人生活的印记,是自己的独家记忆,是个人热情、热爱的见证。除黄沙梁之外的自然物,是带有历史感和文化感的自然物,是理性思考背后的产物。

叶继群的《论新疆作家的生态视阈和自然思想》一文中,通过列举刘亮程、李娟、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温亚军的作品,表现他们把自然作为存在者的整体,每一个具体的自然物,既是地球家庭成员的统一,也是自然与历史的统一,体现出一种人与人、人与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13]。作者认为刘亮程把自然当做家园看待,追寻时间与空间的意义,追寻生命与灵性的光辉,把握生命成长中的每一次体验,充分享受生命情绪的变化。

区域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深入了解地方文化现象的路径,在近些年文学界掀起讨论研究热潮。薛亘华的《刘亮程小说<凿空>艺术世界中的新疆特色》一文中,作者从新疆民俗风情的艺术环境、人驴共处互生的幽默情节以及地域性现代性交响的叙事语言出发来看《凿空》中丰富的地域特色。一是小说借地洞、麻扎、清真寺、巴扎,在空间上构成一种连接,象征人与物之间的心灵沟通。二是小说以拟人化的驴作为人主体意识上的“他者”,将人与驴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让人的生活回归到大自然中。三是小说大量方言词汇的使用,带有鲜明地地域感,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何英的《诗化小说的可能性——评刘亮程长篇小说<捎话>》一文中,作者认为《捎话》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扭转了之前用散文体写小说的方式,成为当代诗化小说的新成果。文章从小说形式感,从语言到声音的审美哗变,感觉的撕裂与缝合以及诗化小说的可能性四个方面加以论述。小说在结构上,从最开始的毛驴谢与库的视角交叉叙述,之后鬼魂妥觉进入现场,到最后沿着地名向前推进,直达回乡之路。小说中刘亮程建构了一个人与万物生存的声音世界,鸡鸣、狗吠、驴叫,均以色彩为形状,传达“声音高于文字”的韵味。小说中的妥觉、人羊、乔克努克、骡子、驴人,这些形象在小说中撕裂与弥合,彰显一种矛盾统一的哲学命题。刘亮程借通感、隐喻、象征手法,以诗的言说方式来写小说,体现其思想的深邃和观察视角的奇特。

刘凯丽、张凡的《试论刘亮程小说的空间叙事特征》一文中,从小说空间叙事的意象化、仪式化、梦幻化和孤独化四个方面分析小说的空间内涵。一是小说中出现像虚土庄、地洞、母腹,梦境等空间意象,具有深刻的隐喻性。它一方面体现一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也是作家在作品中体现的符号学意味,带有象征色彩。二是小说中出现的诸多仪式,如《捎话》中的墓地祭祀,《凿空》中的割礼仪式,《本巴》中的赞歌仪式,青春酒宴等,皆通过在场的方式传达新疆各民族生活的缩影。三是小说中大量的梦境与幻想书写,如《虚土》中的白日梦,黑夜梦游。这一方面给读者制造陌生化效果,另一方面增添想象空间的奇特和神秘色彩,朦胧意境以及“梦”背后对时间本质意义的思考与反思[14]。四是小说中人物内心的孤独主题,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和周围环境的封闭,让人物在身体和心理上饱受孤独和焦虑,再加上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双重影响,使人与人之间产生隔膜感,使人心甘情愿成为孤独的个体。

在近些年公开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可以发现,研究视角越来越走向多学科交叉。进入21世纪,在刘亮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虚土》出版发行之后,有关刘亮程研究,也慢慢转向这些视角。上述所提及的是近些年刘亮程作品在多学科交叉视域下的研究成果。这在深入理论知识,拓宽学科视野,加强交流互鉴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上论述是从2009年到至今刘亮程作品研究的大致方向,关于刘亮程的研究自1999年以来就不胜枚举,有关诗集、散文集和长篇小说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评论家的关注,国内外针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刘亮程创作研究的独特性和异质性。近期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本巴》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这是新疆作家首次获得这一中国文学最高奖项。此次获奖,也能让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到边缘地域作家的创作。

遗憾的是,在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中,较少或没有从史料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视野对刘亮程散文和小说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但笔者相信在随着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不断深入,文学研究视角的不断创新与开阔,再加之所获荣誉的影响,未来有关刘亮程的研究一定会大放异彩,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