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靓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广西玉林 53700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可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经济振兴和文化振兴同等重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缺一不可，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2]。乡村文化振兴，离不开乡村阅读[3]，除了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乡村文化的硬件水平，还需要用阅读来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提升乡村群众的文化素质，加强乡村文化的内涵建设。对于民族地区的乡村而言，深化民族文化出版物的阅读推广，不只是丰富民族地区乡村群众的精神世界，令其见识更广阔、改变乡村面貌的底气更足[4]，更是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对民族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核的赓续。新媒体时期，多元化的传播媒介为民族文化出版物的广泛深入传播带来了契机。新媒体采用文字、图形、图像、音频、视频和超文本等多种形式，突破了传统民族文化出版在表现形式与容量上的局限，不仅使民族文化出版物的呈现和表达更符合新媒体时代广大受众的需求，而且促使其受众群体扩大[5]。新媒体以其轻松语境、草根风格，善于把学术话语转化为新媒体话语，善于运用喜闻乐见的网言网语、声像文字并茂的微图微视，已基本成为当下阅读方式的重要构成。如果能充分利用新媒体特性，同时融合民族文化纸质出版物的阅读活动，对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将从精神实质上有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令乡村文化活动“形神兼备”。本文以广西毛南族聚居的乡村地区为例，就新媒体时期民族文化出版物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这一论题展开研究。

1 研究方法与调查分析

笔者对广西毛南族聚居区的乡村文化建设情况展开调研，具体调研内容为：

（1）广西毛南族聚居区域乡村文化设施的建设、利用与管理情况。

（2）乡村文化活动组织情况：关于毛南族文化的传承方式主要有哪些，其效果如何。

（3）现有传承方式下，毛南族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深度及广度。

（4）毛南族文化出版物在毛南族群众中的影响力如何。

（5）新媒体的运用在毛南族文化传承活动中所占比重。

（6）如何将毛南族文化纸质出版物与新媒体技术相结合，为受众提供集音频、视频、线上服务为一体的资源与服务，从而实现媒体融合，深化毛南族群众对本民族文化内涵的认知、加深文化认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等。

针对以上调研内容，笔者通过问卷星小程序设计了一份题为“毛南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调查问卷，向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部分微信群发放问卷100 份，收回有效问卷92 份，有效率92.0%。

1.1 调研对象分析

调查对象中男性、女性占比分别是60.0%和40.0%。年龄主要分布在18—30 岁和46—60 岁，占比分别为42.5%和40.0%。接受调查者中毛南族人占32.5%，壮族人占65.0%，其他民族占2.5%。其文化程度为高中（中专、技校）的占比最多，为50.0%，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25.0%。调查对象职业分布广泛，其中在家务农者占12.5%，外出务工者占17.5%，乡村干部占2.5%，乡村文化工作者占2.5%，学生占20.0%，教师占15.0%，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占10.0%，个体经营者占10.0%，其他职业者占10.0%。

总体来看，调查对象性别比例差别不太大，接受调查者以中青年为主体，样本主体类别多样，调查对象职业分布比较广泛。该样本覆盖面广，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效度。

1.2 调查结果分析

1.2.1 毛南族聚居区的乡村文化建设情况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建设规划，72.5%的调查对象表示“比较了解”，15%的人表示“很清楚”，只有12.5%的人表示“完全不知道，不了解”。可见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各项举措已广泛深入乡村民间，呈现出显著成效。

关于乡村文化场馆及文化设施，如村民文化中心、乡镇综合文化站、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馆及乡村文化礼堂等，分别有70.0%、52.5%、50.0%和40.0%的调查对象表示其所在村屯具备上述文化场馆（设施），另有22.5%的调查对象表示其所在村屯有农家书屋、村史馆等文化设施。由此可知，自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乡村文化生活呈现出繁荣景象，各项文化设施比较齐备。

关于乡村文化场馆（设施）的使用频次，调查对象中有52.5%的人表示“有时使用”，37.5%的人表示“较少使用”，10.0%的人表示“经常使用”。可见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不懈努力下，虽然乡村文化建设成绩斐然，各项硬件设施逐步到位，但是因缺乏可持续性有效投入，“建、管、用”三方面有失平衡[6]，文化软实力还有待提升。

1.2.2 毛南族聚居区的自发性乡村文化活动组织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在毛南族聚居的乡村地区，对山歌（唱山歌）、毛南族传统节庆活动和毛南族民间歌舞是群众自发组织频次较高的文化活动。调查对象中有67.5%的人表示自己居住地的群众常自发组织对山歌（唱山歌），57.5%的人表示常自发组织毛南族民间舞蹈演出，62.5%的人表示适逢毛南族传统节日会有自发的民俗节庆活动。由此可见，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民间自发组织的毛南族传统文化活动比较频繁、活跃，毛南族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活态传承进行得较好。

同时，调查结果也显示，只有20.0%的受调查者表示有关于毛南族文化的书籍在乡村图书室或农家书屋流通。可见毛南族文化出版物的阅读推广活动在毛南族地区自发性文化活动中处于较弱地位。

1.2.3 政府文化机构推进的毛南族文化保护项目或活动情况及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受调查者中90.0%的人表示自己所居住区域经常有文化机构主导的毛南族传统节庆活动，60.0%的人表示有文化机构主导的毛南族民俗展演活动，57.5%的人表示本村屯有政府组织实施的传统非遗项目保护措施，25.0%的人表示本村屯有政府设置并推广的毛南族文化研学基地。由此可见，政府部门对毛南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是高度重视的，从多方面对毛南族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保护，并且群众的认可度极高。

不过，只有7.5%的受调查者表示上述由政府主导开展的文化活动有新媒体展开同步传播。可见政府部门在文化传播方面，还需加大力度建设数字平台，借助微信、App、抖音、短视频等新媒体，利用新媒体的轻松语境和表达习惯，运用声情并茂的视频作品，助力毛南族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

关于上述毛南族传统文化保护方式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有37.5%的受调查者认为加深了对毛南族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加强了文化认同感。但是也有62.5%的调查对象表示节庆盛典和民俗展演从形式上来看确实是热闹火爆，但对毛南族传统文化的内涵挖掘还不够深入，文化认识也略显单薄。因此，政府文化机构不仅要从广度，更要从深度探寻更好的文化传承与保护路径，令毛南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形神兼备”。

1.2.4 受访者对于毛南族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和认识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者中只有12.5%的人看过与毛南族文化相关的纸质出版物，30.0%的人对毛南族传统文化内涵了解一些，62.5%的人表示了解很少。由此可见，虽然民间自发或是政府主导的毛南族传统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但是人们对其中包含的文化神韵、精神意蕴却并未深刻了解。

1.2.5 建立“形神兼备”毛南族传统文化保护模式的策略

如何建立“形神兼备”的毛南族传统文化保护模式，35.0%的受调查者认为新媒体语言短小精炼，图文形式喜闻乐见，传播毛南族文化可做到形散神不散。50.0%的人认为结合新媒体与纸质出版物，进行融媒体传播，利用二者各自优势，发挥最大合力。也有15.0%的人认为，新媒体传播碎片化、娱乐化，令群众倾向于零碎、感官式接收信息，不利于文化的可持续传播。由此可知，有85.0%的受调查者是肯定新媒体在传承与保护毛南族传统文化方面的传播功效的。

2 调研结论

2.1 乡村文化建设成果

根据调查情况可知，在广西毛南族聚居区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毛南族传统文化保护措施得当，乡村文化建设成果显著，具体表现在如下3 个方面。

首先，毛南族聚居地乡村文化建设成果显著。绝大部分受访者知晓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及乡村文化建设规划。大多数乡村建设有村民文化中心、乡镇综合文化站、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馆及乡村文化礼堂等文化场馆，设施齐备。部分乡村建有农家书屋、乡村图书室及村史馆等文化场馆。这些都是多年来乡村文化建设的卓越成果。其次，群众自发组织的毛南族传统文化活动频繁、活跃。对山歌（唱山歌）、毛南族传统节庆和民间歌舞等是群众自发组织频次较高的文化活动。最后，群众对由政府文化机构推进的毛南族文化保护项目及活动，认可度很高。

2.2 乡村文化建设不足

尽管毛南族聚居区乡村文化建设成果颇为显著，但是也存在以下4 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乡村文化建设硬件设施虽然比较齐备，但使用频次不高，乡村文化软实力有待提升。其次，毛南族文化出版物阅读推广活动在乡村文化活动中处于较弱势的地位。再次，新媒体的运用在毛南族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和传播手段中还是短板。最后，目前的毛南族文化保护活动虽然形式火爆，却未能深刻传达毛南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意蕴，保护活动未能做到“形神兼备”，乡村文化活动还应从内核上提振群众的精神面貌，从精神实质上实施乡村文化振兴。

3 新媒体时期民族文化出版物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策略

通过调查分析，对广西毛南族聚居区的乡村文化建设概况有了基本了解。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广西毛南族聚居区的乡村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何进一步赋予毛南族传统文化保护方式以更深刻的文化内涵，令毛南族文化传承活动“形神兼备”，深化群众的文化认知、认同，从传承文化内核和精神意蕴等更深层面来提升群众的文化素养，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工作。

3.1 深化阅读，持续开展毛南族文化出版物的阅读推广活动

3.1.1 阅读推广之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在乡村地区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对于改变人的精神面貌，提升群众文化素质，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有着重要作用。乡村群众从阅读中获取与产业振兴相关的知识技能，从阅读中沉浸式体验乡土文化所带来的乐趣并能从精神内核上实现文化的传承与赓续，从阅读中获得改变乡村面貌的智慧和勇气，乡村生活才能生发诗情画意，乡村文化建设才能取得实效。

3.1.2 深化毛南族文化出版物的阅读推广工作

深入开展毛南族文化出版物的阅读推广活动，是传承文化基因的重要途径，是从提升精神内核上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取得新成效、新进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传承毛南族传统文化、强化文化认同感、赋予乡村旅游以厚重文化内涵从而助推乡村振兴等都有着重要作用。

田菲、徐升国在其《新时代乡村阅读推广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若要让阅读扎根乡土，并呈现顽强的生命力，就需要乡村阅读推广人将阅读推广与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日常生活文化融合。如将阅读活动与写对联、舞龙舞狮、皮影戏、宗祠文化等乡土文化建设相结合，农村居民可以更容易地找到精神的原乡”。毛南族文化出版物的阅读推广活动也是如此，出版物的内容及推广活动的组织形式都应与乡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传递与群众日常活动息息相关的民俗文化内容，这样的阅读活动将会深入人心，真正起到文化浸润的效果。

3.1.3 联合出版机构，深耕阅读活动

联合知名的出版机构，借助专业的力量深耕阅读活动，也是时下颇有成效的推广阅读活动之举措。商务印书馆一直致力于乡村阅读的建设和推广，不止建立了河北省武安市阳邑中心学校等“乡村阅读中心”，还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等多地设立《新华字典》奖学金，并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麻江小学、阿里孔繁森小学捐赠图书，为“宁夏乡村教学名师”图书阅读室捐赠图书等。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知名出版机构在深入推广乡村阅读上均有极具影响力的建树[7]。可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出版社深入毛南族乡村开展毛南族文化出版物的阅读活动，以出版机构的专业力量指导群众进行阅读，共话民族文化，分享阅读心得，以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浸润群众心灵，推动乡村文化在更深层次的振兴。

3.2 毛南族文化出版物结合新媒体，形成合力，融合传播

3.2.1 新媒体特点

新媒体具有即时性与交互性、个性化与分众化、数字化与虚拟化、全球化与跨媒体化等特点。交互性与个性化、分众化的特点决定了任何拥有互联网终端的个人既可以是信息的接受收者，也可以是发送者，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性地交流信息，真正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交流。人们对信息不仅有选择权，还有控制权，可以改变信息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新媒体为大众提供个性化内容，有利于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而数字化与虚拟化特点则决定了新媒体中传播者和受众的角色大部分是虚拟的，交流双方的信息对彼此都是未知的，身份的隐匿会导致一些不良信息在虚拟化社区中的传播速度和影响随之增加[8]。新媒体的上述特点，使在运用新媒体的时候，既要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其负面影响。

3.2.2 利用新媒体开展毛南族文化出版物的阅读推广活动

田菲、徐升国在其《新时代乡村阅读推广的思考》一文中指出，短视频平台除了为乡村居民提供新的产品销售渠道，还为乡村居民提供了新的阅读方式——视频讲书。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在我国成年国民青睐的诸多阅读方式中，除纸质图书阅读、手机阅读等主流阅读方式外，有1.5% 的成年国民倾向于视频讲书的阅读形式。这种略显小众的数字化阅读方式不仅为成年人所接受，也符合青少年群体的阅读发展趋势。这是因为相比传统的文字阅读、听书阅读等方式，视频讲书更为直观且互动性强，视频内容的作者还可以与受众在线互动，契合当前青少年群体媒介使用习惯的同时，也满足其阅读需求。而乡村青少年普遍缺乏专业的阅读指导，通过视频讲书的形式为青少年提供专业人士对图书内容的解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城乡青少年阅读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同时，对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乡村成年居民而言，短视频平台除了能够满足娱乐、经商需求，还能够以视频化的方式开展阅读活动，较纸质阅读来说更易接受[9]。基于此，结合短视频等新媒体运营平台开展毛南族文化出版物的阅读推广活动，以视频讲书形式对毛南族文化出版物进行深入浅出的专业解读，是易为乡村群众接受的。

3.2.3 对新媒体进行有效管理

结合新媒体进行毛南族文化出版物的阅读推广活动，必须对新媒体进行正确引导和有效管理。一方面，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媒体信息发布和接收主体的多样性，以及信息传播的自由性、隐蔽性和交互性，形成了一种多层次、多渠道、‘无归责’的新媒体自由言论空间，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监管和控制”[10]，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统领新媒体，引导其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另一方面，严格审查内容，加强对新媒体刊发内容的审核把关，同时也督促新媒体提高自身发布、接收和传播信息的自审能力，从源头上杜绝不良信息进入新媒体空间。

4 结束语

本文以广西毛南族聚居区为例，通过对其乡村文化建设情况的调查分析，发现毛南族聚居地乡村文化建设成果显著，群众自发组织的毛南族传统文化活动频繁、活跃，群众对由政府文化机构推进的毛南族文化保护项目及活动，认可度很高。同时也发现乡村文化建设还存在软实力较弱、毛南族文化出版物阅读活动较少等短板，毛南族文化保护活动虽然形式火爆，却未能深刻传达毛南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意蕴，保护活动未能做到“形神兼备”。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结合新媒体持续开展毛南族文化出版物的阅读推广活动的措施，从文化内核的传承上提振群众的精神面貌，从精神实质上实施乡村文化振兴，这种举措对于其他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振兴也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