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逸飘，刘明月

（1.大理大学经济研究所，云南大理671003；2.大理大学党政办公室，云南大理671003；3.正大管理学院，曼谷10700）

一、研究背景

长久以来，宅基地及农房作为农户主要的资产积累与财产体现，既蕴含了制度安排上宅基地无偿取得的保障属性，又体现了实践中房屋建造投入的经济属性。但更为突出保障属性的宅基地制度，使具有较大资产价值的宅基地及农房长期沦为一种沉睡资产，农户“只得其用，不得其价”，长此以往，大量农民长期因发展资本不足而陷入传统单一生计的“内卷化”状态〔1〕。而要实现生计转型则必须要打破发展资本不足的桎梏。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加强宅基地管理，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宅基地“三权分置”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激活农村发展动力，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2〕。于农户而言，“三权分置”的实质是对宅基地使用权的一种强化，这种强化一方面体现为对财产属性的凸显，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保障属性的坚持〔3〕。随着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农户的基本生活保障已得到全面提升，但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农户发展的内生动力还需持续激活。而作为农户重要资本的宅基地和农房，通过推动使用权流转实现其财产价值，将为农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农户的生计安全与质量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关注的重心，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农户生计问题成为关注焦点〔4〕。农户的生计系统可概括为农户的经济活动、拥有的能力以及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可及性。因此，对于农户生计问题的研究，学术界也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户的生计资本，它包括个人拥有的能力、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资产（包括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以及个人行动〔5〕。农户作为一个在脆弱性背景下生存和谋生的主体，更加依赖于本身所拥有的生计资本，以达到其生计目标〔6〕。其二是生计策略，它由各种生计活动所组成。农户的生计策略除受到经济、社会和资产的显著约束外〔7〕，还受其生计资本的影响。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丰裕程度会对农户的生计策略向农业、兼业与非农方向变动产生不同的影响〔8〕。而互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嵌入能够打破生计资本匮乏的束缚，帮助农户实现生计转型〔9〕。现有文献在涉及生计策略与土地相关的研究中，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农地流转与农地整治两个方面，研究表明两者都会对农户生计转型产生一定程度的显著影响〔10-11〕。

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理论基础

（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与农村环境重塑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能够同时释放农村的发展空间与资源，借此吸引更多的社会工商资本、专业技术人才和新兴科学技术流入农村。尤其是乡村休闲旅游业和乡村生活性服务业等新型产业的发展壮大更是需要以宅基地作为基础支撑。因此，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有助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调整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韧性，优化产业结构。其次，我国农村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使由亲缘和地缘关系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典型的封闭、固化等特征，因此借助社会网络获取资源的能力极为有限。然而，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红利通过吸引一批返乡和入乡创业人员，能够重塑农村社会网络。返乡创业人员由于早期常年在外务工，逐渐形成了脱域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回到家乡后与本乡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叉联结，实现了社会网络的拓展与延伸。而入乡创业人员由于本身具有异质性社会关系网络，因而在入乡创业时能够为农村带来更多的异质性资源，进而拓展农村的社会网络。此外，随着乡村产业的发展壮大，农村传统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也必将遭受冲击，尤其是最需借助宅基地发展的乡村休闲旅游业，在文化生态上将会形成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时尚的碰撞与革新，进而重塑农村的文化生态环境。

（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与农户资本积累

宅基地作为一种稀缺的土地资源，又含有农户修建房屋所投入的大量资金，因而蕴含了巨大的资产价值，但价值实现方式却极为有限。归根结底，我国宅基地制度的特殊性，导致作为土地资源的宅基地，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渠道难以打通，长此以往使其成为了虚耗的资源、沉睡的资产、僵化的资本〔12〕。同时也导致农户无法像城镇居民一样获得应有的财产性收入，制约了农户的原始资本积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一方面能够增加家庭的流动资金或储备资金，进而强化农户的金融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能够激活用地市场，吸引更多的经营主体入驻农村，发展壮大乡村产业。而在宅基地流转过程中，农户将与更多本乡以外的经营者形成契约关系，进而拓展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源，进一步增强农户的社会资本积累，这尤其是在一些乡村旅游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比较明显。总而言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将通过打通宅基地从资源到资本的转化通道，从而使生计能力羸弱的农户获得更多的资本用以发展。

（三）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在由资产、脆弱性背景、制度过程及组织结构、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等要素组成的生计系统中，生计策略是微观家庭唯一的可控决策行为。其中，制度过程及组织结构是影响农户生计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它决定着农户与外部资源的交换条件。除此之外，农户资本存量及组合状态作为个体可持续发展能力和自我生计保护能力强弱的核心体现，是其进行生计决策的逻辑基础，也是实现预期生计目标的必要前提〔13〕。换言之，外部经济社会环境与农户生计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转型的两大重要因素。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农村环境重塑效应与农户资本积累效应，一方面通过改善外部环境影响农户与外部资源的交换条件，提高了资源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也改善了农户的自身禀赋。而内外条件改善正是农户生计转型的必要基础，当环境重塑效应与资本积累效应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会使农村和农户逐步发生分化，进而增强农户生计转型的内外动力，最终致使农户的生计策略向农业、兼业与非农方向不断转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理论基础见图1。

图1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理论基础

三、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

文章的核心问题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会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怎样影响，所选调查地区为宅基地制度改革示范区——大理市。笔者于2020年5月至8月对大理市内6个镇的农户展开了“一对一”的入户访问调查。共发放农户问卷700份，回收农户问卷700份，回收率为100%。为了避免调查数据因缺失或异常值对研究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剔除了不符合要求的农户问卷92份，最终获得农户有效问卷608份，有效率为86.86%。

本次调查的样本农户中，男性户主比例为50.82%，略高于女性户主的49.18%；已婚人口占77.80%，未婚人口占22.20%；4人以上规模的家庭累计比重为56.58%；50岁以上的累计比重为46.55%；文盲与半文盲的农户所占比重为52.62%，同时大专及以上高学历的农户所占比重为21.22%。此外，在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上，将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70%以上的农户定义为农业主导型；将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10%～70%的农户定义为农工均衡型；将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10%以下的农户定义为非农主导型。样本农户中非农主导型所占比重为83.72%，农工均衡型所占比重为14.97%，农业主导型所占比重为1.31%。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生计策略。由于样本农户中农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农户较少，因此我们只考察农工均衡型和非农主导型两类生计策略。核心解释变量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主要包括转让和出租两种流转方式，若以任何一种方式流转宅基地使用权的则取值为1，否则为0。控制变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户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态；另一类是家庭特征，包括人口规模。具体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赋值与描述性统计（观测值＝608）

（三）模型构建

1.基准模型

由于农户生计策略类型为二值虚拟变量，因此主要选用Probit模型来研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式（1）中，Yi表示农户的生计策略类型，Transferi表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Individuali表示农户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Housei表示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α为待估系数，εi为误差项。

2.内生性检验

现实中，由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决策是基于农户自身家庭因素和外部风险的“自选择”结果，这些因素往往与农户的生计策略有关，若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无法解决自选择性所导致的偏误。为解决农户自选择性偏误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尝试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来解决。其核心思想是在未流转的农户中，为每个流转的农户挑选出一个或多个相似的农户进行匹配，这些匹配成功的农户之间除了流转宅基地的选择决策不同之外，其他特征均相似。这样通过匹配后得到的估计结果能够减少因农户选择性偏误而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具体步骤为，首先获得每个农户的倾向得分p（Xi），并将流转宅基地的农户跟与自己得分相近但未流转的农户进行配对，用控制组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来近似替代已流转宅基地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通过对比匹配成功的农户估计值，便可计算得到处理组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值），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式（2）中，Pbi＝1表示农户流转了宅基地使用权，Y1i表示农户流转宅基地使用权之后的生计策略，Y0i表示未流转农户的生计策略，由此可得（Y1i-Y0i）表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估计

表2为控制农户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对其生计策略的影响效应。考虑到Probit模型的非线性特征，本文所汇报的结果均为平均边际效应。由表2可知，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对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农工均衡型生计策略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有助于提高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选择的概率，但却降低了农工均衡型生计策略选择的概率。结合样本农户的生计策略类型可知，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有助于使农户生计策略从纯农向兼农再到非农转型。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只有年龄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对于不同生计策略的影响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对农工均衡型生计策略的影响为负，而对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影响为正，说明年龄越大的农户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更高，而年龄越小的农户选择农工均衡型生计策略的概率则更高。

表2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的估计结果（观测值＝608）

（二）内生性处理

首先利用Logit模型估计倾向得分，从没有流转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户样本中寻找与流转农户家庭经济条件相似的农户，接着对各变量倾向得分匹配的数据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匹配后各变量的偏差值均小于10%，说明变量可以被接受，同时所有变量的P值匹配后均大于10%，意味着接受了检验的原假设，表明经过匹配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农户和非流转农户的其他特征变量已无显著差异，倾向得分匹配通过了平衡性检验，且检验结果较为理想。

表3 匹配结果的平衡性检验

接着利用自助法获得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的标准误差，自助抽样次数为200次。并通过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三种方法估计获得平均处理效应（ATT）。由表4可知，在消除自选择偏误之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仍有显著影响。以最近邻匹配方式为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对农工均衡型和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74 1和0.815 2，说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户比非流转户选择农工均衡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要低17.41%，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则要高81.52%。半径匹配与核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与最近邻匹配相近，验证了结果的稳定性。

表4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的净效应估计结果

五、研究结论

（一）结论

本文利用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大理市的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有助于提高农户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但却降低了选择农工均衡型生计策略的概率，在消除自选择偏误后，该结果仍然稳健。并且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农户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比未流转农户高81.52%，选择农工均衡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比未流转农户低17.41%。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大理市在洱海治理导向下的土地流转政策安排。2017年以来，为加快洱海流域土地流转，推动规模经营，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行农作物绿色生态种植，打造“洱海绿色食品牌”，落实洱海保护面源污染减量行动等，由大理市环洱海生态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导环洱海土地流转和生态种植奖补工作。在此过程中，生态公司以2 000元每亩每年的租金从农户手中流转土地，并统一规划用作生态治理和二次流转开展生态种植，同时对于没有流转的农户，尤其是种植大户，若按要求进行生态种植，将给予主体每亩每年折合1 200元的生态种植奖补。除此之外，大理市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农旅结合的新兴旅游业态也对土地有着更大的需求，因此在政策实施和产业发展的双重驱动下，农户大概率地选择了同时流转土地和宅基地，并以就近务工为主，实现了生计策略从纯农到兼农、最后到非农的转型。

（二）讨论

目前，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虽然仍在不断探索与深化，但从实践来看，宅基地使用权的价值实现方式以及流转方式无论是在模式上还是范围上仍然比较狭窄。就大理市而言，在转让方面虽然从本村的集体组织成员放宽到了本乡镇，但在转让的流程、监管和规范层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其对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效应还没有完全展现。在抵押方面由于村镇级金融供给和信贷投放不足、抵押担保规模受限等问题，宅基地的财产价值并未能充分实现。在出租方面，由于承租人主要是外地租客，对于租赁事宜参与较多的主要是本地的中青年农户，而老年农户因为文化程度较低，根本无法参与租赁事宜。总体而言，“三权分置”改革虽然放宽了宅基地使用权入市流转，但是现阶段对不同层次农户的自身情况考虑不足，未来还应该进一步深化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积极探索实现方式，并从乡镇一级的层面积极引导并加大对农户参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帮扶，以此提升农户的生计资本，推动农户生计转型。具体而言，一是要加强农村集体在宅基地流转中的主体性作用，充分发挥监督管理职责；二是要加快深化宅基地“一户一宅”的政策优化与落实；三是要分类处置化解宅基地使用的历史遗留问题；四是要进一步探索宅基地使用权的价值实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