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刘 火

黄德海撰：《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作家出版社2022年出版

金克木（1912—2000），一个现代学术史上绕不过去的大师，一个经历无比多采又有许多艰辛的行者，一个与众不同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奇人，要为其编纂年谱，几于登天。但是，青年学者黄德海凭着与金先生一样的坚毅和聪慧，撰成一部25 万字的金克木年谱《金克木编年录》（作家出版社2022 年6 月，下简称《编年录》）。

从来，撰写年谱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宋人文安礼在《柳文年谱后序》说：“予以先生文集与唐史参考，为时年谱，庶可知其出处，与夫作文之岁月，得以究其辞力之如何也。”编年谱，一要知道谱主所留文章的出处和写作时间，二要对其谱主所留文章做公允评论。

仅其两桩，不仅费神费力，而且许多时候不讨好。史料选择的困难，或者说史料禁忌，就可以让可能完成的年谱得不偿失，尤其是史料禁忌太多的社会和时代。此其一。其二，对谱主的“知人论世”，或者说对谱主的人品和文品的总体把握。特别是像金克木这样一个百科式的大师，其作涉猎太多太广，上达天文下至地理，几无没有金克木所不关心的，如何着手这样一部不同于传统年谱的年谱，这是考验撰写者的智慧、学养以及毅力的重大试题。

黄德海在年谱撰写的方法上，虽然谈不上是开创性的，但是，是做得极好的。黄德海文前的《说明》里讲道：“以金克木的回忆文字为主，间以他人涉及之文，时杂考证。”尽管我们知道，既便是当事者，回忆也有可能有误，但是再有误，也不是第三者的，尤其不是第三者的杜撰。这一点，基本保证了谱主经历的真实和历史。为了弥补谱主回忆的差误，黄德海很重视“间以他人涉及之文”。这一点可以避免史家所说的“孤证不足以为证”的缺陷。让我们来看《编年录》这么一段历史。1935 年，24 岁的金克木经沙鸥介绍，入北京大学图书馆，黄德海引金文《一点经历，一点希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职员，和一位同事对坐在出纳台后，管借书还书。那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是我学得最多的一段。”然后在脚注引第三者吴晓玲《话说那年》关于这事的补正：“出纳柜台负责借书和还书的是现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金克木教授。他偷听邵可侣教授的法文课，成绩高出正牌选课学生，邵氏把他邀到自宅里住，介绍他到图书馆打工。由于我经常和他隔着柜台交道，竟成为直到90 年代的五十多年的朋友。我还记得他跟我说过的一段传记式的旧事：当年有人给他推算生辰八字，预言他将来官运亨通，要掌‘印把子’。他指着手里攥着盖在借书或还书的借书证上的橡皮图章说：‘看，算命先生算得还算准，这不是掌了印把子！’”再如，金在北大图书馆曾遇一穿旧长袍的借书者，所寄之古书均为金不知，金后来以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关节——“知道对古书的版本常识。”金后来回书：“我真感谢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给我用一张书单上了一次无言之课。”谁是“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呢？金没讲，黄德海在脚注里引张昌华《我为他们照过相》一文里的金木婴（按，金木婴为金克木之女）讲：“写条子的应该是胡适，借书的是刘文典。”黄德海补充说“此教授可能是刘文典”。我是一位讲脚注比读正文还上心的人，因为脚注往往比正文还费功夫，因为它涉及史学的一个重要表征即“考证”，即黄德海所说的“时杂考证”。“考”即对已知的史料做筛选，“证”即对已知史料做认定。任一写史人，或许不可能穷尽史料，但是对已知史料的考证，则是对所写历史和所写历史中人的尊重，尤为对谱主的尊重。因此，在我看来，黄德海的脚注也可作如是观。

对于黄德海来讲，《编年体》还有一个难题，在相互印证来自不同角度、不同记录者的史料时，黄德海要面对谱主在某一事上的是非、取舍和判断。1938年，谱主27 岁，黄德海在编年时引了谱主的《风义兼师友》：“作《戏拟（抗战春秋）题词》《调寄西江月》,《自注》云：“拟作小说写在‘一·二八’‘八·一三’上海两次抗日战争中之军民。十九路军抗战失败后，曾闻当时请缨报效为蔡廷锴将军幕外之宾之大学生杨景梅口述逸闻，故而于抗战全面爆发时动念，实无此能力，只作诗词引子。”对于此事，黄德海脚注：据《希望者》，杨景梅口述逸闻如下：“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十九路抵抗日本军队时，他以学生身份去支援，认识了蔡廷锴将军。蔡还让这位广东同乡青年去办一件不便叫别人办的事：到租界上去见一位外国老太太。他回见蔡传话后，蔡沉默了好久。说出两个字：‘晚了。’不久就传出十九路军调离上海和局部抗战结束的消息。《南渡衣冠思王导》系两诗于1937 年，《挂空垄》系于1938 年，暂此。”黄德海一句“暂此”，表明对谱主在《风义兼师友》的某些记录的存疑。这种“时杂考证”的脚注，让我看到《编年体》一书著者的求真存疑的大史家精神。黄德海敢于正视不同的史料、不同的角度去叙述和记录同一件事时遇到的尴尬。

历史从来就不是只有一面的，人也从来就不是只有一面的。而正是两面或多面，历史才成为历史，人也才成为人。尤其是面对像金克木这样不一般的人。写好这样一部《编年体》真算得上是一桩善举和一桩壮举。所谓“善举”，是说像金克木这样一个似无专业（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似无专长的大学者、大杂家，怎么来构建一部金氏的编年体，真不是一件易事！所谓“壮举”，金克本在语言文字学、版本学、印度学、哲学、东方学、儒学、佛学、道教、中外历史、文化学、比较文化学、系统论等都有涉猎，而且多有建树，一个当代的青年学者，如何在一部《编年体》里将此呈现出来，这不是仅仅靠善举就可以实现的，这得靠著者费时费力费神的壮举才能实现。譬如书中所蒐集的未入《金克木全集》的佚文，自金克木写文以降的每年，几乎都有。蒐集未入《金克木全集》佚文此举，不仅是善举也是壮举。

这部《编年体》的体例，或许为当代人写当代人年谱提供了一个可以仿效的个案。如是，那更是功德无量的事。如果要说一点对这部书的建议，那就是分期问题。黄德海将金克木一生分为三期：上编：学习时代（1912—1945）；中编：为师时代（1946—1981)；下编：神游时代（1982—2000)。在我看来，金克本27岁时（1938），至香港谋生便开始了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即从原来的学生完全进入社会，而且是进入了一个中国近现代史最为动荡最为关键的时代即抗日战争时期。而在这一时期，金已经在多地担任教师（大学的和中学的，外国和本国的）。再者，在这一时期，是金克木作为印学学者和东方学学者，尤其是梵语等多少已经死亡语言的学者，初出茅庐并斩获成就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应从“学习时代”剥离出来单独成编。这样，既可以如实地披露谱主的早熟早慧，也可以展示谱主在颠沛流离中的坚忍坚毅。

随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到来，知识和学术越来越细化，然而金克木却成就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师，就如金克木的学术指路人之一的陈寅恪期望的“通识之人”。读了黄德海的《编年体》之后，我们就会知道，金先生是如何炼成的。

壬寅年二伏翌日于叙州田坝八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