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燕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院，天津 300387)

美国华裔文学(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是指“有中国血统的美国公民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①。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译介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年，《外国文学》杂志第1期刊登了江晓明的文章《新起的华裔美国女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将马克辛·洪·金斯顿(Maxine Hong Kingston，后译汤亭亭)的小说《金山勇士》(ChinaMen)和《女豪杰》(TheWomanWarrior)介绍到大陆。同年，《世界图书》第5期也刊登了凌彰的《美国华裔女作家洪婷婷》，并对汤亭亭(即洪婷婷)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简单介绍。由此，美国华裔文学开始进入大陆学界，并逐渐成为其译介的重要内容。从时间上看，大陆对美国华裔文学的译介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零星译介到90年代的大幅度增长，进入新世纪后，已成蔚然之势。而美国华裔文学在这逐年上升的译介趋势中，其译本选取、译介形式、译介时间以及译者身份也具有了新的特征，但仍存在译介作家作品集中、译本“孤本即权威”现象以及译作体裁较为单一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政治意识形态与出版政策及机制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美国华裔文学在大陆的译介与接受；另一方面，网络媒介的发展及全球少数族裔问题的热增，以及大陆华裔文学研究学术环境的成熟也对美国华裔文学在大陆的译介与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本文通过对新世纪以来美国华裔文学在中国大陆的译介概况、译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梳理与分析，进而探讨美国华裔文学在大陆译介兴盛的具体原因。

一、美国华裔文学在中国大陆的译介概况

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对美国华裔文学的译介无论在数量还是水平上都不断提高，形成一定的译介规模，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译介形式

2.译本选择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关注多以作品在海外主流文学圈中的认可情况作为译介选择标准。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中外学术互动亦愈加便捷，中美在信息同步的同时，也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译本选择的多样性。首先，译本原作的海外获奖情况依旧是大陆学者选择译介的重要参考。比如，哈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等待》(Waiting)于1999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2000入围普利策奖小说类决赛名单，2002年，该作品由金亮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伍绮诗的《无声告白》(EverythingINeverToldYou)一经出版，便跃升为《纽约时报》畅销书，还获得包括美国亚马逊网站在内的多家媒体评选出的2014年度最佳图书的称号；2015年，该作由孙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2017年，伍绮诗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小小小的火》(LittleFiresEverywhere)被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读书网站Goodreads评为年度最佳小说，同时获得2017年美国亚马逊年度小说殊荣，2018年，该作亦由孙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2019年，美国当代科幻小说家特德·姜也备受关注，他的《呼吸》(Exhalation:Stories)由耿辉等译，译林出版社出版。其次，对作家创作的持续性关注越来越成为大陆译介作品的重要依据。谭恩美于2013年出版的《奇幻山谷》(TheValleyofAmazement)并没有获大的奖项，却依旧是大陆译介中重要的关注对象，该作在2017年由王蕙林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这一方面由于谭恩美在美国华裔文坛的地位深远，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大陆学界对谭恩美研究的持续性关注，进而影响其作品的译介。同理，伍慧明的《望岩》(SteerTowardRock，陆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裘小龙的《红旗袍》(RedMandarinDress，鲁创创译，新星出版社，2012)、《石库门骊歌》(WhenRedisBlack，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在大陆的译介也离不开这些作者先前的文学影响及大陆对他们创作的整体性关注。而从性别来看，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凸显，成为近十年来大陆华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也是美国华裔文学在大陆译介的重要特征。

3.译者身份

新世纪以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者身份更加自由多元，他们大都非专业翻译出生，且社会身份多样。“非专业、年轻”是新世纪以来美国华裔文学译者的重要特点，反映了文学传播与接受的自由化与开放性特征。金亮(1958—)是电视记者和制片人，《等待》是他首次翻译的作品。王光林(1962—)、张龙海(1968—)、陆薇(1962—)均是大学教师，目前分别任职于上海外国语大学、闽南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匡咏梅(1969—)是《世界文学》杂志编辑，蔡骏(1978—)则是悬疑作家。他们在译介相关作品时，年龄基本都在30—40岁之间，比如，《外滩花园》出版④时，匡咏梅34岁，《典型的美国佬》出版时，王光林38岁，《华女阿五》出版时，张龙海36岁，《沉没之鱼》出版时，蔡骏28岁。

4.译介时间

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势头的高涨，大陆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时间间隔也逐渐缩短。尤其是近十年来，学界对于美国华裔文学新作的译介时效性加强，从原著出版到大陆译介出版基本都在四年之内。比如谭恩美2013年的新作《奇幻山谷》，2017年在大陆出版，间隔4年；伍绮诗2017年获奖的小说《小小小小的火》于2018被译介引进，间隔仅1年。大陆对美国华裔文学译介时间间隔的缩短，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外文学互动的便捷与同步，也开拓了大陆海外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二、美国华裔文学译介中的问题与不足

虽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华裔文学在中国大陆的译介有其新特点，但也存在着问题与不足，具体表现为：

2.2 有形成果 调查了对照组和观察组的重症监护病房MDRO感染终末消毒处置资料并列于表2。两组比较显示：所有的缺陷项目（擦拭方式不规范，操作流程不规范，标准预防不规范，医疗废物处置不规范及其合计），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一) 译者译介策略不同，“孤本即权威”割裂了原作与译本之间的联系，影响了读者对原作的真实性接受

由于美国华裔文学在大陆的译介多是单行本，这不免会造成译介作品的“孤本”现象，加之多数译者并非翻译专业出生，对原作的误读现象严重，进而也影响了大陆学界对华裔文学的真实理解。首先，译者的身份及自身的译介策略对于作品的译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为悬疑作家的蔡骏将谭恩美SavingFishfromDrowning译写为《沉没之鱼》，意在突出小说的“神秘”“悬疑”主题，一方面忽略了原著的“Saving”(拯救)主题；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对原著的改动较大，与谭恩美创作此作的原初思想差异较大，引起学界不少争议。而译者李美华、肖锁章针对汤亭亭作品中关于中国故事的“错误”改动，不仅偏离了作者的本意，而且还影响了读者的接受。比如，原文“he told himself the story about the Spinning Girl and the Cowboy.....”[1]129，李美华在翻译中仅翻译“织女”而省略了“牛郎”；原文“The three friends were reunited and fought until they secured their rightful kingdom”[1]149，肖锁章在翻译中，将“rightful kingdom”译为“蜀国”等等。因此，为保持译介的真实性，译者对于原文本中的错误，只能“将错就错”，而不能“自作聪明，妄自修正”[2]。其次，译介中常常出现的知识性错误也误导了读者对于华裔文学主旨的正确认识。虽然多数华裔作家都以中国文化作为创作素材，但译者在知识、文化、经历与作者之间的隔阂，使其译介中出现不少误读，进而影响了文学接受的真实性。比如，将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horse”“sheep”和“earth”译介为“骏马配金鞍”⑤，将一些历史事件“Burlingame Treaty”(“蒲安臣条约”而非“柏林盖姆条约”)、“queue tax”(“辫子法案”而非“排队税”)进行直接的字面翻译显然忽略了其历史内涵。还有对中国方言的误读，比如《女勇士》中，将“Wah Q,Gum Sahn Hock”(“华侨，金山客”)译作“阿Q，金山货”，将“Ho Chi Kuei”(“好似鬼[仔]”)译作“好奇鬼或好吃鬼”等，都在一定意义上误导了读者对原著的正确理解。再如，《喜福会》(TheJoyLuckClub)的原文“This time I did not look for fear my head would burst and my brains would dribbleout of my ears”[3]246，在程乃珊译本中译为“我又想起那个不听长辈话的孩子，不过这次我可不怕脑袋会从耳朵里掉出来”。在此，“脑袋会从耳朵里掉出来”难以理解，也影响了读者对文本的正确理解。而“Now listen. You can also say the name of Taiyuan is Bing”[3]203一句中，“Bing”的译介有多种，有“太”(吴汉平、贾遂山、郭泽明译) 、“晋”(田青译)、“并” (程乃珊、严映薇译)三种。而正是《喜福会》多个中文译本⑥的出现，才让读者意识到这种误读，从而更加正确的解读作者的真实意图。因此，由于译者译介策略及译介水平的不一，“孤本即权威”是译介学中较为常见的问题，这对译者知识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的同时，也将这种普遍的误读现象引入文学研究，成为翻译领域探讨的重要话题。

(二) 译介作家作品“扎堆儿”现象依旧严重，译介呈“快餐化”状态

由于大陆对美国华裔文学译介多以该作家在海外主流文学奖项中的获奖情况为参考标准，致使学界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译介较为集中，呈现出作家作品“扎堆儿”现象。比如，汤亭亭、谭恩美、任璧莲、哈金等大多是被美国主流社会认可的华裔作家，而“中国学者在中国社会是主流地位, 当然认同美国主流社会所认同的事物, 研究资讯有赖美国主流学术报道与传媒信息。”⑦这种译介作品的“扎堆儿”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仍然是大陆外国文学译介中存在的重要问题。而随着网络媒介的便捷化与中外学术互动的频繁化，国内外的学术动态基本实现同步，这一方面便于国内学界及时跟踪美国华裔文学作家作品的最新动态，另一方面也为译介对象的选择带来了难度。在大量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对于所译对象选择标准的不定性，带来了文学译介的“快餐化”现象。尤其是在信息浪潮的快速更迭下，很多优秀的美国华裔作品还没来得及被关注就被新的文学作品掩盖。同时，大陆对单个作家作品译介并没有形成一个系列，缺乏对作家作品译介的时序性与整体性，从而影响了学界对单个作家及其创作研究的全面性。比如，哈金早期的诗歌作品《沉默之间》(BetweenSilences，1990)、《面对阴影》(FacingShadows，1996)、《残骸》(Wreckage，2001)至今尚未有中文译本。同样，大陆对于汤亭亭的关注也集中在《女勇士》和《中国佬》，而她的《第五和平书》 (TheFifthBookofPeace，2004) 至今尚未有完整的中文翻译。对单个作家缺乏系统性译介造成了该作家在大陆学界研究的片断性，也反映了译介中的话语禁区。

(三) 体裁单一，主要以小说为主，忽略了戏剧、诗歌等体裁作品的译介

大陆学界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译介在体裁上多以小说为主，对于诗歌和戏剧体裁作品的译介较少。其实，在美国文学史上，美国华裔诗歌的成就一点都不逊于小说，且多数被收录到美国权威的《诺顿文学选集》(NortonAnthologyofAmericanLiterature，2007)中，以李立扬(Li-Young Lee，1957—)、宋凯西(Cathy Song，1955—)、陈美玲(Marilyn Chin，1955—)的诗歌作品为代表。同时，很多美国华裔小说家在诗歌、戏剧创作上也多有涉略。比如哈金早期的诗歌创作较多，汤亭亭在2000年也出版了诗集《成为诗人》(ToBethepoet)。但大陆学者对于华裔诗歌的译介较少，一方面与“诗难译”相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小说的“可读性”特征。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于美国华裔诗歌的译介较上个世纪有所改观，出版了华裔诗人李立扬的代表作《在我爱你的这座城》(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而对其他的华裔诗人依旧是选译或者零散的介绍，并未形成规模。同样，美国华裔戏剧作品在大陆的译介也相对较少。就连好莱坞和百老汇最活跃的华裔剧作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1957—)的《蝴蝶君》(M.Butterfly，1986—)也只是作为“译文戏剧馆”丛书中的其中一本，由张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出版。作为美国华裔戏剧的代表人物，黄哲伦的创作除《蝴蝶君》外还有《新移民》(FreshofftheBoat，1979—)、《舞蹈与铁路》(TheDanceandtheRailroad，1981—)和《家庭挚爱》(FamilyDevotions，1981—)、《金童》⑧(GoldenChild，1998)、《黄面孔》(YellowFace，2007)等等，大陆至今尚未出现完整中译本。赵建秀(Frank Chin，1940—)虽最早以创作戏剧起家，但对他的关注仅局限在小说创作上。可见，对美国华裔诗歌与戏剧译介的忽略是大陆美国华裔文学译介的重要缺陷，有待学界的进一步关注。

三、美国华裔文学译介兴盛的原因

总体而言，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译介越来越重视，这与美国华裔作家及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双重特性相关，也体现了新世纪海外华裔文学发展的新面貌。但从新世纪的社会背景及文学大环境来看，大陆对于美国华裔文学译介趋势的上升首先得益于新的政治环境与多元宽松的出版政策及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兴起、中美关系的缓和以及大陆改革开放的推进，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打破了原来闭关自守的狭隘界限走向开放和多元, 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的新格局。”[4]而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而言，少数族裔文学的兴起更凸显其多元化的文化特征，一大批的美国华裔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由此而生，他们的出现在丰富美国文学的同时，也为中美文学之间的交流搭建了平台。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变得愈加必要。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格局中，文学“翻译以文化媒人的身份在各民族文化对话及交流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5]。但对于美国华裔文学而言，因其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文化的书写与重构”的独特性，使其在被译介时，要有一定的“具有颠覆性的政治文化策略”，而不能简单的以“归化”与“异化”来进行，这是“译者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伦理选择”[5]。因此，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和党中央一系列拨乱反正方针政策的推行，大陆的翻译出版行业也逐渐打开“窗户”，突破“禁区”，积极引进西方的作家作品。而新的翻译出版政策的扶持及出版业的市场经济化导向，也为美国华裔文学在大陆的译介提供了较宽松的环境。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形势下，国内出版业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出版社自主性逐渐加强、出版积极性颇高，加之我国《著作权法》(1990)的颁布与加入“世界版权公约”(1992)的实现，国内翻译出版前景也随之繁荣向好。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与三联书店“学术前沿丛书”不仅增加了当代名著的译介比重，而且还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获奖小说和一些具有前沿思想的西方著作，这些都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大陆翻译行业的发展。自此，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80年代“文化热”的氛围中，大陆的翻译出版政策与环境也逐渐宽松，翻译图书已不存在“内部发行”了。据统计，“1978—1990年我国出版翻译书2.85万种，年均2 192种；1995—2003年增为9.44万种，年均1.05万种，年均增幅大约4倍。这期间不仅翻译总量大增，翻译出版的门类、体裁、题材、出版形式等等，更是琳琅满目，空前繁荣。”[6]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的兴起，网络翻译的开放程度也逐渐增强，在以市场为主导的作用下，大陆的翻译出版市场更加自由灵活，翻译作品的数量与质量都呈上升趋势。一系列优秀的翻译出版机构，如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等，开始根据市场所需，将视角转向国外一些小众的、冷门、畅销的作家作品，而美国华裔文学以其自身的独有的跨文化性与文化交流功能，成为大陆译者译介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网络媒介的推动、全球少数族裔问题的热增，以及大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学术环境的成熟，也为美国华裔文学在大陆的译介提供了机遇。具体体现如下：

(一) 网络媒介的推进

新世纪以来，网络媒介的兴盛不仅促进了信息间的交流，而且将信息资源的“共享”也推向了简单化。首先，国内外文学动态基本实现同步，国内学者可以第一时间掌握美国华裔作家及其创作的动态，无论是美国国内的官方奖如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奖，还是由美国笔会设立的福克纳奖、索尔·贝娄奖、纳博科夫奖，国内读者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并给予关注，这对于美国华裔文学在大陆的译介而言显然是重要的。其次，网络的便捷化也促进了译者身份的多元性，翻译不再是官方的活动，而是具有私人化的特点。在这些私人化的翻译中，译者多毕业于英语专业，有国外留学、访学经验，可以熟读英文原著，是兼译介与研究于一身的学者型译者，比如陆薇、张龙海、赵文书、刘葵兰等。同时，也有一些译者在专业学历方面都与翻译无关联，比如，哈金《小镇奇人异事》的译者王瑞芸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后获美国俄亥俄州凯斯西方储备大学艺术史硕士学位，主要从事现当代艺术研究；金亮⑨主要从事媒体制作；蔡骏则是当下有名的悬疑作家。他们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译介或与兴趣相关，或与自身的海外生活经历相关，但无疑为海外文学译介注入了新活力，是新世纪以来大陆华裔文学译介的重要力量。

(二) 少数族裔问题的热增

新世纪以来，少数族裔问题越来越成为全球文学中的重要内容。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而言，其少数族裔的问题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就文学界而言，随着20世纪90年代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作品获奖，“美国华裔作家”这一群体便备受关注。尤其是谭恩美的《喜福会》及同名电影的热映，更是将美国华裔文学置于中美学界的交流中，这不仅影响了美国华裔的地位，也彰显了中国文化的深厚性。随着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政治、生活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机会也逐渐增多，这一方面加强了他们与主流作家的审美认同；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开始走出自我创作的小领域，开始关注身份、族裔、跨文化、生态环境等问题，从而使其创作呈现出一种更加丰富的、带有强烈世界主义的意识。虽然美国华裔文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血脉联系，既是其“独有的特点，也是翻译的难点”[7]，但美国华裔文学的内涵及视野不仅使其逐渐成为与“美国黑人文学”“美国犹太文学”相类似的一种显学而进入美国文学史和美国大学课程设置中，而且也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在中国大陆译介的兴盛。

(三) 大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学术环境的成熟

新世纪以来，随着留美热潮的持续，很多学者通过留学、访学经历对海外华裔作家及创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将华裔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成为大陆华裔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主要有吴冰、张子清、郭英剑、赵文书、陆薇、刘葵兰、张龙海等，他们多位身兼译介与研究的双重身份，是大陆美国华裔文学译介的重要力量。大陆关于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机构、刊物及学术会议的召开，也为美国华裔文学的译介提供了机遇。2003年，“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心”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这标志着“华裔文学研究”成为中外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而独立出来。随后，该机构与国内外学术机构连续召开的一系列国际会议和大陆其他高校组织召开的关于华裔文学研究的会议，为华裔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与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一系列学术刊物也对美国华裔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助力颇多，其中《华文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重阵，从二者对于华裔文学的发文量可以看出大陆学界对华裔文学的重视及其学术环境的成熟。另外，大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学位论文、专著及国家课题的增加也推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的译介。据中国知网统计，从2000—2020年，关于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学术论文近千余篇，其中硕、博士学位论文比重较大。在专著方面，“南开21世纪华人文学丛书”系列著作、《美国华裔文学评论集》(郭英剑、王凯、冯元元主编，2018)、《突围异托邦：华裔美国文学的话语范式与文化认同研究》(寇才军，2018)等书的出版是大陆对海外华裔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术成果。近年来，关于海外华裔文学研究的国家基金项目也在不断增加，比如暨南大学蒲若茜“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范式与理论关键词研究”(2009)和“比较诗学视野下‘X一代’亚裔美国诗歌研究”(2017)、南京大学刘俊“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复合互渗’现象研究"(2012)和“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4)、重庆师范大学陈富瑞的“21世纪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2017)、天津大学郭海霞的“华裔美国文学的空间书写与国族认同的建构研究”(2019)等等，这些基金项目的申报与获批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在大陆的译介与研究。可见，学术队伍、研究论文、学术专著及基金项目的层出不穷, 不仅营造了大陆美国华裔文学译介浓厚的学术环境，也进一步促使美国华裔文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而备受关注。

总之，中国大陆对美国华裔文学的译介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孕育，到了新世纪已进入译介的繁华期。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在大陆的译介现象进行梳理与研究，既可以系统全面地掌握美国华裔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与发展，又可以管窥海外华裔作家的真实生活状态，在促进中外文学学术互动的同时，也不断提高华裔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可以预期，美国华裔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将会愈加凸显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并继续为国内文学研究注入活力。

注释：

①目前中国学界对于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主要有3种译法：华裔美国人文学、华裔美国文学、美国华裔文学。本文主要参考王理行、郭英剑《论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中文译名及其界定》(《外国文学》，2001年第2期，第91页)，将其译为“美国华裔文学”。

②包括任璧莲的 《典型的美国佬》 (TypicalAmerican)、汤亭亭的 《中国佬》(ChinaMen)、雷祖威的 《爱的痛苦》 (PangsofLove)、赵健秀的 《甘加丁之路》(GungaDinHighway)、黄玉雪的 《华女阿五》(FifthChineseDaughter)、伍慧明 《骨》 (Bone)、李健孙的 《支那崽》 (ChinaBoy)和《荣誉与责任》 (HonorandDuty)8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

③已出版林露德的《千金》《木鱼歌》和伍慧明的《骨》《望岩》4部作品。

④此部分的年龄计算按译作的中文译本出版时间来算。

⑤在此，谭恩美TheJoyLuckClub(1989)英文原文中的“horse”“sheep”和“earth”意即中国文化中的属相“马”“羊”与五行中的“土”，在程乃珊、贺培华、严映薇译介的《喜福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9页)中将其译成“骏马配金鞍”，与原意有出入。

⑥《喜福会》在大陆译本有：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田青译本；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吴汉平、贾遂山、郭泽明译本；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程乃珊、严映薇译本；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胡向华译本。2006年, 程乃珊重译《喜福会》, 该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10年再版。2017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李军、章力译本。

⑦详见徐颖果：《跨文化视野下的美国华裔文学——赵健秀作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⑧《金童》(汤卫根译)在《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2006年第2期有译文，并没有独立出版的中译本。

⑨译著有：哈金的《等待》(Waiting)《新郎》(TheBridegroomStories)、《池塘》(InThePond)等。

⑩2006 年 5 月，“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心”与美国圣·托马斯大学联合举办 “21世纪亚裔美国文学国际学术会议”; 2009年6月，该中心和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共同主办 “2009亚裔美国文学研讨会”;2012年6月，该中心同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裔美国研究中心一起召开“变换的边界与路线的重塑: 亚裔美国文学国际会议”；2014年12月，该中心与厦门大学外文学院一同承办了 “第四届美国亚裔文学国际研讨会”等等。参见：张龙海、张武：《新世纪中国大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