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 200062）

小 引

从中国文化亲缘的角度来读金庸小说，可以有五个维度，简单来说就是：

其一，“国史”通“侠史”的维度，即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与武侠史的贯通。金庸小说与其他武侠小说不一样的特点在于其纵贯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从先秦的越女到清代的韦小宝），是富于中国历史本身的书写，也可以说是奇幻文学加史诗文学的宏大文体。其15部小说有两个公认的创作系统：一是时代写实性的，二是虚构隐喻性的。从空间上来看，我个人以为，其武侠地图亦有三个板块：一是西北边疆板块，二是中原板块，三是东南板块。在最后一个板块中，又有江南与岭南系统的互动。①金庸作品中，时代性较确定的是：《飞狐外传》《雪山飞狐》《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鹿鼎记》《书剑恩仇录》《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碧血剑》；虚构性强的是：《鸳鸯刀》《连城诀》《笑傲江湖》《侠客行》《白马啸西风》。地域上看，西北板块包含丐帮、十八金刚的西藏僧侣、乔峰、虚竹、摩尼教、契丹等；中原板块包含少林派、武当派、全真教、华山派、长乐帮、五岳派等；东南板块包含明教、天地会、江南七怪、峨嵋派、白莲教、红花会、郑成功等。

其二，近代史的背景。明末清初到抗战时期。复仇的时代主题。从晚明至20世纪40年代，有一种深入中国知识人骨血的沉痛情结，即民族复仇意识：上接明清痛史，下贯抗日救亡。王夫之在湖南徭洞中著书30年，顾炎武在45岁后流浪考察中国北方达26年，黄宗羲抗清失败后避居乡间著书讲学亦30余年，诸老皆怀抱亡国之痛，并深思亡国的原因所在，欲为民族留一口气。顾炎武《与杨雪臣书》自述其所以著《日知录》，乃“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思辨录》（陆桴亭）、《黄书》（王夫之）都含有此种用心。后来曾国藩刊布《黄书》等，亦是不避讳此种用心。到孙中山、章太炎，这一口气便化而为文化行动与革命事业。虽然“五四”的科学主义在给这一文化命脉注入新血的同时，又将其拉向另一向度的生长，但孙中山、章太炎的民族文化意识，仍然是近代中国知识人最深厚有力的思想动源之一。救亡不是单纯的政治行为，其背后更是文化的慧命相续与国魂的贞下起元，此即所谓“政教一元”。抗日战争中，民族文化意识的自觉，更是中国一流知识人读书人的大心事。陈援庵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通鉴胡注表微》，皆属表彰民族复仇精神的名著。杨树达在抗日战争期间写的名著《春秋大义考》，标示着两项春秋精神，一是辨华夷，二是复仇精神，正是有感而发。在史学领域里，“明清痛史”成为近代史学的大宗。金庸小说与这些一流知识人读书人的情怀息息相通，可以说是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了中国近代以来知识人读书人的一大心事。这一点，还没有哪一位文学家像他这样大规模做过，所以无论文史读书人或科学知识人，均喜读金庸小说，从中获得三百年悠长的文化气脉的鼓荡。

其三，当代史的背景。华夏招魂、文明复苏的时代寓言。金庸小说为什么有着一般新武侠小说所不具备的大气象大境界？为什么这一批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小说，在70年代的海外华人社会引起轰动，在80年代的中国大陆引发“金庸热”，在90年代再度引发热潮，成为“有华人处便有金庸”的文化景观，持续到21世纪更进入欧美文学阅读视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小说的传播时间，与整个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屡经挫折、屈辱而不断新生、精进的现代精神史心灵史在时间上是同步的。这就不单单是一个小说艺术的阅读与接受问题，而是一种小说文化现象在历史—社会—个人这一整幅文化图景中的移动。如果大胆提出一个新的解释，可以说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的“招魂曲”。20世纪60—90年代以及21世纪，整个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力量的上升与其背后华人文化意识的逐渐醒觉，华人地位逐渐由边缘化转向中心化、凝聚化，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中国大陆文明复苏与经济崛起，金庸小说从中国香港走向内地、从小说走向影视、从民间走向学院、从中文走向译本、从文学走向网络游戏及数字文创文旅——由“花叶飘零”到“灵根自植”，从“文化中国”的海外构想，到“文化自觉”的学界认同，再到“文化自信”的深入人心，正是真切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背后文化心灵的苏醒与文化理想的提揭。我们不难看出，金庸小说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与集体心理，与此一历史脉络对照，不仅具有前瞻预见，而且与其进程息息相关。所以，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招魂曲”来解读。

其四，价值系统的关联。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儒道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概括来说，就是金庸小说的民族文化涵义特别丰厚。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每一个文化群落中单独的个人，从童年时期开始，都在文化符号的层面上经历了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而一切民族文化都把它最简单、质朴、基本的情感和感觉投入其心灵深处，而这些情感和感觉就随着人的成长继续潜存着（譬如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即使是最杰出的艺术作品，也扎根于这一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深处，而一切真正卓越的艺术家的心灵生活中的这一潜存的底层情感都要比其他人更为丰富、更有力量，因而更能真正激活那久远深邃的文化原质，并涌入现代日常人生的心理层面。这是金庸小说能给人广泛而又深长的回味与共鸣的原因之一。

其五，生活世界的百科全书。金庸小说涵盖诗词、书法、音乐、武术、中医、建筑、绘画、饮食、园林、山水、宗教、城市商业等诸多领域。

本文拟从明末清初的江南系统开始，论及其他维度中表现文化精神的内容。

一、 《越女剑》及其江南侠女谱系

江南侠情，在金庸小说中体现比较集中的，是故事背景一古一近的两部代表作品：古代的是《越女剑》，近世的是《书剑恩仇录》。《越女剑》源自《吴越春秋》等野史，极富鲁迅先生所谓“报仇雪耻之乡”的越文化骨血。据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记：

（范蠡曰）“……今闻越有处女，出于南林，国人称善。愿王请之，立可见。”越王乃使使聘之，问以剑戟之术。处女将北见于王，道逢一翁，自称曰“袁公”，问于处女：“吾闻子善剑，愿一见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隐，惟公试之。”于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竹枝上颉桥，末堕地，女即捷（接）末。袁公则飞上树，变为白猿。遂别去，见越王。越王问曰：“夫剑之道则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无道不习，不达诸侯，窃好击之道，诵之不休。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佛仿，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即见。”越王即加女号，号曰“越女”。乃命五校之队长高才习之教军士，当此之时皆称越女之剑。［1］

《越女剑》中的放羊女阿青，即此“窃好击剑之道”的越女。在金庸笔下，她娇弱美丽又天真无邪，在八名吴国剑士的围攻之下，她手持竹棒，施展精妙剑术，将八人兵刃一一击落，又将每人的一只眼睛刺瞎。她的师父竟然是白猿，这是作家根据《剑侠传》等野史所做的进一步加工。阿青练成天下无双的绝妙剑术，因范蠡知遇之恩而生情，亦演绎江南女性在西施绝美之外，更具刚烈之性与侠义之情。阿青在越王的剑室里先后与八十名越国剑术高手对招，没有一个人能挡得住她三招。但其后阿青突然不辞而别，范蠡四处寻找，仍是一无所获。这更是凸显了江南女性美女、侠女而兼神女的殊胜风致。而与她对过招的八十名剑士，以及由此掌握了越国无敌剑术无敌的勾践，终于在三年之后兴兵伐吴，经过两次大战，大败吴兵，吴王夫差自杀身亡，都城姑苏被越兵攻破。然而胜利之时，阿青因一心爱范蠡而返身入宫欲杀西施，家国事了了私情，纯直无曲。但当她正欲痛下杀手之时，西施之天姿绝色使阿青深感震撼，杀气渐消，而沮丧、而惊奇、而羡慕、而崇敬、而黯然神伤，遂破窗而去，永不见范蠡。这个结尾与《世说新语》中南康公主见李势妹喊出“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2］一样，有当下即是的美的肯定与直观。显然，金庸的这部早期女侠小说中，交织着两种力道、两种抒情。一是家国至上、卧薪尝胆、慷慨复仇之英雄气；另一是私心相授、宛转多思、感伤唯情的女儿心；一是剑力，一是美力。然而，阿青虽然未下重手刺下那一剑，带来的剑气却已经伤了西施，此处又与“西施捧心”这个典故相连，这一结尾也分明是暗喻江南的美，具有刚与柔之间内在的紧张联系。“越女”所开启的谱系，由聂隐娘、红拂女、梁红玉、李香君、葛嫩、柳如是甚至白娘子等所继承，完美诠释了江南侠女集才、情、气于一身，以及江南以美为至高境，道艺双修、刚柔互济，转暴戾为美典的核心价值。

二、 《书剑恩仇录》与江南士人复活文化的精神

复活精神包含两层涵义，一层是民族复仇的意识，一层是文化心灵的复苏。先说“复仇”。金庸小说与一般武侠小说的最大区别，即复仇思想的层次不同。一般小说讲述的常是个人或家族的恩恩怨怨，而金庸小说的复仇意识，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历史立场上的，所以具有纵贯宏深的文化意蕴。

我们就从他的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讲起。“恩仇”二字，实际上是偏义复词，即复仇，故事的主题即反清复明。①晚清民国年间出现了一批反清复明主题的武侠小说。如：张凌飞的《江湖剑客传》写明帝后裔朱念慈等一批反清志士的侠义事迹；陆士谔的《八剑十六侠》写明末清初侠士反清复明刺杀康熙的故事；赵唤亭的《英雄走国记》写明末祁彪佳父子与魏耕等奔走各地抗清复明故事，以及《惊人奇侠传》写明末清初黄向坚万里寻亲的故事；蔡陆仙的《江南三大侠》《飞剑游侠传》《侠义江湖》叙明末清初江湖武林人物结仇复仇故事。但总的来说，这些小说的艺术成就与思想内容都不够丰厚饱满。小说写清乾隆年间，江南武林帮会红花会为反清复明，与清廷斗智斗勇的故事。红花会虽起源于福建，但主要的活动地点是江南。在金庸小说中，《书剑恩仇录》的成就并不算高，但我觉得是很值得重视的一部。因为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而且一出世就引起轰动，显示了金庸不同凡响的创作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复仇”二字。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他的高祖父是清代著名诗人查慎行。海宁查氏是江南的大族，人才辈出。清代雍正时期的文字狱，主角之一就是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雍正说其试题“讽剌时事，心怀怨望，为语多悖逆”，致他下狱病死，死后还戮其尸泄愤，并因此停止浙江人的会试。所以从家世来看，金庸在小说中表达的反清复仇的春秋大义，可以说是渊源有自。家史与国史相通，更是因为他的家乡海宁流传一个跟清宫有关的陈阁老的故事。历史上，乾隆六下江南曾四次到海宁盐官，而且据史实，每次都驻跸陈家安澜园。尽管乾隆的主要目的是视察海塘工程，但民间传说，陈阁老的儿子刚出生即被清宫雍正同时出生的女儿调包，前者后来成为乾隆皇帝。小说围绕着这个传说中的清宫秘辛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其中的情节设计，至少有几点线索具有隐含的国史意味：一是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与乾隆为兄弟，而天地会又是坚持百年的反清复明活动中最强悍的民间力量，这一悖论暗喻“江南”在清王朝恩威并施的统治下决定中国的命运；二是乾隆六下江南，捕风捉影、费尽心机欲掌握自己的生世之谜，最后还是落入红花会的手中，表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引导着他走向“汉化”的最后归宿；三是乾隆为保全性命，达成与红花会里应外合颠覆满清政权的协议，然而又背信弃义，最终弃红花会而保大清，表明在儒家政治伦理的逻辑中，忠（保君王）与孝（保血统）不能两全，其结局依然是回到儒家正统，以华夏文明为最高的政治认同。何以保大清是回到儒家正统？因为在乾隆甚至在康熙时代，清王朝实际上已经逐渐在大多数华夏知识人心目中，具有了相当稳固的合法性与政治正当性，它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朝廷，尽管其身份是外来异族，但同时又是一个已经获得并保有天命的新的历史王朝。［3］在儒家忠君的观念里，一个儒家知识人理应忠于这个王朝——夷狄之入中国则中国之，在文化中国的原则面前，民族血缘并不是最高的原则。这正是以华夏文明为最高的政治认同。小说中，高宗知道了自己的江南士人身世之后，不仅没有最终陷入纠结分裂，而是从焦虑、疑惧转而很快就认同了自己的汉族身份。因为他所受的教育、所依的学问、所爱的文艺，正是汉文化。尤其是上述第三点，如果读者将“乾隆”置换为“外来文明之政统”，那就可以理解乾隆不可能与红花会缔约，即“外来文明之政统”在分立的情况下，依然可能回到“华夏文明之道统”。乾隆所隐喻的“外来文明之正统”何以有回到“华夏文明之道统”的可能性，其中关键即回归文化，回归人心、人道。这分明是昭示了自晚清以来中国某种现实的政治正当性逻辑。

其实从历史人心的角度来说，乾隆调包传说跟“董小宛入清宫”而成为董鄂妃相似，这个口耳相传的故事，正是江南士人心目中汉人取代清人成为精神正统的潜意识心理的替代性补偿。①有趣的是，有科学家通过清皇室后裔的基因比对，证明了乾隆与其祖先没有血缘关系。参见李辉：《分子生物学视野下的清高宗身世问题》，《现代人类学通讯》2010年第5卷。而读者如果将“清人”置换为外来文明，恰恰体现中国文化借金庸武侠之手，将华夏招魂隐喻为化敌为我、转夷为夏、消化西学、回归本土的一个民族复兴大愿。因此，金庸不仅将新武侠小说提升到明末清初历史文化的高度，而且将其提升到现代民族国家精神寓言的高度。金庸为什么要写武侠小说？其思想缘由可以在这部小说中找到，因为它作为金庸作品的开端具有一种典范意义。《书剑恩仇录》中的主角叫陈家洛，洛是指洛阳，东周文明的所在地，表明曾经是“郁郁乎文哉”；另一人物文泰来，则隐示民族文化的否极泰来。这些人物不仅是大侠，不仅是遗老，还是文化遗民。金庸可以说是以遗民的骨血，写“新兼旧”（陈寅恪语）的明清痛史。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民间传说是小说的故事主干，这个故事的文化意蕴，可以说是恢复汉民族的正统地位，使清朝的历史文化生命找到自己血宗的“家”。《书剑恩仇录》最后写到一个人物——香香公主，她面对乾隆的淫威，宁死不从，后来听从红花会首领陈家洛的劝告，含泪答应苟且偷生，以争取乾隆参加反清复明。之后，她发现乾隆并不想反清，于是以自杀来向红花会传递消息。这个人物令人想起晚明的一些著名女子，如柳如是、卞玉京等，这些名妓都是美女而兼国士的人物。《书剑恩仇录》的结尾写到，众人赶至香香公主之坟，打开后只见一摊碧血，香香公主的尸体已化为一缕香魂。陈家洛挥毫题上“香冢”二字，飘然而去。这个结尾，不禁令人想起陈寅恪先生的诗句：“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销魂。”“艳魄诗魂若可招，曲江波接浙江潮。”《书剑恩仇录》实际上是招香香之魂，招民族文化之大魂。或许，香香公主的故事，更能表明金庸对清廷的看法？

三、《鹿鼎记》与江南士人文化

《鹿鼎记》的故事依然发端于江南。金庸笔下的江南侠情，一个重要的展开就是跟江南著名读书人如顾炎武、黄宗羲和吕留良的同盟。一方面是侠义中华，另一方面是反清复明，特别是在1663年之后，庄廷鑨的明史案后，鳌拜派遣亲信对顾炎武等人进行监视和抓捕。后来由天地会出手救了顾炎武，此后天地会就获得了江南大儒的衷心支持，顾炎武等人一直奔走四方，在读书人的圈子里扩大天地会的影响力。

《鹿鼎记》的主角韦小宝，是扬州妓院丽春院中一个风光不再的老妓女（似隐喻清代的江南）的儿子，不知父亲是谁（似隐喻南明政权先后出了四位皇帝，分别是弘光、隆武、永历和绍武）。从喝酒赌钱，到坑蒙拐骗、渔猎女色，他无所不精，而且做得心安理得，是反英雄的典型人物。他撕破面具，唾弃道学，是自由自在的精灵，又是至情至性、绝不虚伪的真人，真侠士不自知其为侠士。他是道家式的侠客，是金庸对江南士人的一种典型创造。《红楼梦》第二回，借贾雨村之口，作者说：

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4］

韦小宝就是这样正邪两赋的江南人物。他的能量极大，下至天地会、神龙教、王屋派等江湖帮派，上至康熙帝、顺治帝、鳌拜、索额图、吴三桂、陈圆圆、李自成等重要历史人物，都与他有种种复杂关系，简直就是像江南的水一样无所不入的人物。在《鹿鼎记》第一回，金庸用很大的篇幅去写江南志士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查伊璜等，立志反清复明。书中，顾炎武说：“如此江山，沦于夷狄，我辈忍气吞声，偷生其间，实令人悲愤填膺。”吕留良说：“清兵入关以来，在江北横行无阻，一到江南，却处处遇到反抗，尤其读书人知道华夷之防，不断跟他们捣蛋。鳌拜趁此机会要对我江南士子大加镇压。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除非他把咱们江南读书人杀得干干净净。”黄宗羲：“是啊，因此咱们要留着有用之身，和鞑子周旋到底。”但是到这本书的结尾，黄宗羲、顾炎武、查伊璜、吕留良主动跟韦小宝见面，韦小宝提及康熙如何认真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并大为称赞。黄宗羲颇为感动，说：“原来鞑子皇帝倒也能分辨是非。”这其实就是文化高于种族的观念。有人认为：“金庸在这里狠狠地讽刺了中国汉族的大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有一大群知识分子拥戴一个流氓人物做皇帝。”［5］江南大儒不仅高度看好，居然还要拥戴韦小宝做皇帝。然而我并不认为如此简单。一方面，作为一个正邪两赋、清浊同体的江南士人，这里最大的隐喻是“道家侠情”（无用之用、无功之功、无为而治、有无相生、自由无羁，包括金庸自己说的权力轮换）以及发泄家国之恨，不同于江南七怪培养的儒侠郭靖（《射雕英雄传》），也不同于寄望儒家的仁义之道，却也依然是对华夏文明传统的另一种招魂。另一方面，小说写到韦小宝表扬康熙，说康熙自认为比明朝的皇帝好，清朝统治天下太平，百姓生活优于明朝，顾炎武等四人想到明朝历代皇帝不是残暴就是昏庸无能，不禁也默默点头许可，这一头一尾的对照，依然是文化高于种族的儒家深义。①金庸在“三联版”《天龙八部》序言中说：“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其实，民族观是表面的，骨子里是文化高于种族的观念。

有人认为《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其偷拐骗杀、荒唐滑稽的一生体现了小说的喜剧性，但是其中潜藏的却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表明了金庸向他昔日创造的武侠英雄的告别。韦小宝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鹿鼎记》一书，而成为一种标志和象征。“这个无武无侠却又无往而不利的小流氓的登场，实际上宣告了金庸笔下那个铁胆豪情、快意恩仇、风流潇洒的书剑江湖世界的消失，宣告了郭靖、萧峰、陈近南为代表的侠者的死亡。”［6］但是我认为，这样简单化的观点过于抬高了《鹿鼎记》在金庸小说系统中的地位，也未能深入了解韦小宝文化面向的复杂性。我认为，韦小宝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寓言，大约有三层意涵：第一，韦小宝可以对任何人都撒谎无信，假话说尽，但是唯独对他所敬重的师父陈近南忠信无比，甚至连他费尽心机得到的有关八旗的宝藏和大清国运龙脉的绝密《四十二章经》，也毫不相瞒。这表明：在黑道世界、权力系统、道家人生无法用一般世俗是非善恶观念来判定的标准之上，分明还有一个更高的标杆，即来自儒家道统。其实，《鹿鼎记》只不过是一种补充、平衡以及调适，是对过于恩怨分明、道德至上的侠义世界的某种补偿。第二，金庸通过韦小宝这样反英雄、反道德的主角，其实也有可能是要表明：一个崇拜英雄主宰人间的时代，已经不再是现代史的主流价值，靠一个圣贤来拯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观念，已经成为荒诞的神话。第三，韦小宝是道家为主的江湖世界对于儒家为主的秩序世界、道德世界的补充，如果认为华夏之魂只剩最后的韦式流氓侠魂，就太过于颠覆金庸，也太过于后现代了。

四、《碧血剑》《倚天屠龙记》与“文化神州”的复活

《碧血剑》也是一部复家国之大仇的小说。书中主角袁承志，是明代著名抗清将领袁崇焕的儿子。晚明至近代，广东出了两个大英雄，一是孙中山，一是袁崇焕。袁崇焕被昏君崇祯皇帝杀害，《碧血剑》正是将此一报父仇杀昏君的故事，放在明清之交的大关头来写。昏君葬送了国家，杀昏君，正是为国为家复仇。所以全书贯穿着一种中国文化中所谓“贬天子”“诛独夫”“兴家国”的大义凛然的精神气质。在《碧血剑》的后面，附有金庸写的一篇《袁崇焕评传》，他在写到明万历初年时，有这样一段话：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万历十年是公元1582年，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直到八十三年以后，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一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7］

读了这段话，我们可以理解袁承志复家国之大仇的文化意识与思想深度。

“复活精神”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文化神州”的复活。有别于上述民族复仇意识的是，这里不一定以真实的史事如明清、两宋为依托，而是指整个中华文化的复兴、复苏、复活。“复活”一词是借用《圣经》中的一个用语，即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最后复活。耶稣的复活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精神的永生，基督教精神普及人间；二是指犹太民族文化的复活，是犹太民族亡国之后，一个流传甚久的秘密预言和潜藏人心的信念。据胡适的讲法，中国历史上在殷周时期也曾有过这样一个秘密的复活信念和预言，即《孟子》中反复提及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大预言。孟子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8］意思是说，从孔子以来直至今日，有一百多年，离开圣人的时代像这样近，距离圣人的故乡也像这样近，但是如果没有后继者，就再也看不到后继者了。胡适说：“这样的低徊追忆不是偶然的事，乃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传说几百年流行的结果。”［9］43他在《说儒》这篇大文的结尾说：儒是殷民族灭亡后的遗民，这些遗民一代一代地在暗地里积蓄着力量，坚守民族文化复兴复活的信念。殷亡国到孔子出生，正好五百年，孔子即殷民族悬想久矣的圣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即文化生命的复活。［9］81-82

晚清国学宗师俞曲园也有一个关于文化复活的预言，即《病中呓语》。他的重孙俞平伯曾作过解释，20世纪30年代曾纷传于世，陈寅恪先生当时也在《清华周刊》上作过肯定的解释。《病中呓语》写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最令人惊叹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竟一一验证了文中所写。如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北伐战争、国内革命战争等。预言的最后结果是中国文化历经种种大劫大变然后复兴，“六龙一出乾坤定，八百诸侯拜殿下”。

我认为金庸小说的精神气质，也是一个文化的预言，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古老信念潜潜相通。第一个证据是他的全部小说都以中国文化的儒释道基本价值为精神龙骨，而且以高度的热情表彰这些价值，因而可将其看成一部大型的寓言，讲述中国文化复活的伟大传说。不仅如此，金庸小说广泛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文学、艺术、宗教、医学、教育等，从高深的生命智慧到日常人生的处世经验，应有尽有。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能够在如此成功地显示对于中国文化的丰厚学养、浓厚兴趣和强烈认同的同时，做到使古老文化的源头活水涌入现代人生活的自觉意识层面，从而点醒沉睡于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文化心灵。第二个证据是他的全部小说都有一统天下的圣贤信念，由群龙无首、诸侯割据，到贞下起元、乾坤大定，这是其他新武侠小说所缺少的。金庸小说都有一个基本相同的舞台背景，即厚重的乱世风云，读金庸小说有一种由血雨腥风走向雨过天青的感觉。这跟中国文化中的由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拨乱返正，五百年一乱一治的大预言等，有一种思想逻辑上的联系。所以，读金庸小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联想到诸侯割据、列强蜂起、弱肉强食、民不聊生的中国旧社会，于是也就自然而然把协和万邦、天下太平的圣人理想寄托在金庸笔下的英雄大侠身上。这是稍具历史意识的中国人的基本阅读期待，也是一种文化心理期待，期待民族由衰亡走向新生。这是读其他武侠小说所没有的快感。第三个证据来自他的代表作《倚天屠龙记》。主人公张无忌是个前所未有的儒侠，特别善良温厚。他从小就中了玄冥神掌深浸肺腑的寒毒，往后在成长的人生途中几乎一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他的故事的最大悬念在于他的重病究竟能不能治好。可是在后来的治病过程中，由于各种奇遇，张无忌成了一代武林宗师，可以说，他的绝症以及他的恢复，都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没有那入骨的寒毒，就没有他挣扎后的苦尽甘来；没有他一身的绝症，就没有他千回百转的生命机缘。这就是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复活过程。后来，张无忌在明教禁地练就乾坤大挪移心法之后，仗着绝顶神功，一人击败了六大门派高手而成为明教的首领，这个故事读起来令人非常痛快。而张无忌最大的性格特点即心善，心善正是儒家生命哲学的精义。他正是靠着这一点做人所“几希”者，逢凶化吉，无为而无所不为。譬如，他为那只百岁老白猿治病，因而得到天下至尊的《九阳真经》，这不正是“仁者爱及万物”的果报？我猜想金庸写这样一个一反武侠旧模式的人物，正是要说出这样一种智慧。其背后的深层意蕴，是想表达民族文化的一种预言。金庸小说正是在这种地方，超出了纯粹娱乐消遣的小说范畴，可以作为更富价值意味的文化符号来解读。

五、 王阳明式的豪杰精神

在中国文史的词汇中，不是随便可以称一个人为豪杰的。为人排难解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侠义精神；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持操守和气节，这是烈士精神；在乱世中乘机而起，夺取权力，扭转历史方向，主宰群雄格局，这是奸雄，这些都不是豪杰。在历史的大关头，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解生民于倒悬，涤浊世为清平，这才是豪杰精神。只有具备了国身通一的文化品质，才能做出豪杰事业。譬如历史上的王阳明，就是一个豪杰。王阳明在青年时代就精于兵法，热心骑射，不同于一般书生的腐儒。他中年入仕，冒死抗谏，反对宦官，受廷下狱，谪至贵州的龙场驿，在极其艰困的生活环境中，千死百难，豁然悟道，终于创立良知之学。47岁时，为平息宁王之乱，王阳明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凭其卓越的谋略和过人的胆识，仅35天就一举平息江西十万大军叛乱，生擒宁藩朱宸濠，被史家誉为“才兼文武”“奇智大勇”。他的功绩，真正实现了中国儒家以书生手段行圣王事业的大抱负。

以此标准来衡量，金庸笔下的大侠正可以称为豪杰，可以与一般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区别开来。如郭靖、张无忌、乔峰、杨过、陈家洛、陈近南等为人熟知的大侠，都有一番不同凡响的豪杰功业，都是在历史的大关头，临危授命，以武侠手段行圣王事业。从“国身通一”的标准来看郭靖，他的一生，是与外患频仍、国事多难的两宋时代密不可分的。郭靖是梁山英雄郭盛之后。郭靖未出生时，家庭即遭巨变，父亲郭啸天被与金人勾结的南宋汉奸害死，母亲李萍被迫流落蒙古。后来郭靖经过各种大磨难，成为一代武学大师级的人物。但是郭靖身上最发光的生命特征并不是他的武学造诣，而是他的国身通一的民族文化精忠之魂。比如，郭靖与成吉思汗私交甚笃，成吉思汗对于郭靖母子的照顾之情，他铭心难忘。他也曾为成吉思汗打金国立下了大功。但是一旦成吉思汗想侵吞自己的父母之邦大宋国时，郭靖即与他反目成仇。他向情同手足的拖雷行刺，也是出于同样的民族大义。《射雕英雄传》令人信服地写出了郭靖生命中的这一发光的内核。保卫襄阳是郭靖生命内核的最后闪爆。襄阳是南宋极为重要的前哨阵地，背后即是江汉大平原，元兵一旦顺江而东，再无可守之地，南宋也就灭亡了。郭靖知道守城的结局注定是悲剧，无论如何也挡不住蒙古的铁骑，却依然抱着与危城共存亡的信念，最终在城破之后杀敌无数而壮烈殉国。小说中这一段写来惊心动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是郭靖的座右铭。郭靖是一个气味纯正的英雄，任何现代西方心理分析方法用于这个人身上都显得龌龊小气。他的身上有着久远的文化血脉，接通着中国古代的圣王气象和豪杰意境。这样的意境，在当代文学中的确是再难出现了。

豪杰的另一义是刚健。《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中国文化崇尚一种刚猛有为、百折不挠的生命品质，在艰苦卓绝的生存修炼中达成金刚不坏之身。在金庸之前，中国现代文学中似难以找出与海明威的硬汉小说《老人与海》相媲美的作品。金庸的出现，使这一现象成为过去。金庸笔下的大英雄，每一个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看到“汉子”这一词语，我们首先会想到令狐冲。令狐冲一生惊心动魄，是一位伤痕累累、身负奇耻大辱、独步江湖的英雄。令狐冲在金庸笔下磨难越重、经历越惨，越是显出他刚健不衰的生命品质。比如，从他的感情生活来说，他不像郭靖那样幸运，有黄蓉的相依不舍，更不像张无忌得四个姑娘的痴心。他痴恋师妹岳灵珊，却得不到师妹的爱。从社会地位来说，师父还将他逐出师门，放言武林正派人人得而诛之，真可以说是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可是他却矢志不渝地一心想求师父的谅解，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归师门。他受了重伤，又被桃谷六仙滥施救治，比张无忌更惨。他带着重伤去救任盈盈，又受少林寺方僧的围攻，滚下山去，伤势愈重，成为不治。最后与岳灵珊比剑，他为了感谢师妹而有意失招，不幸长剑穿胸，重伤倒地。金庸将他放入最惨的环境中磨炼，可以称得上金庸小说中的第一硬派小生。读了《笑傲江湖》，可以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大丈夫，可以使青年人懂得，没有吃尽天下苦，就做不了大丈夫。《连城诀》中的狄云，经历也极惨，吃苦也极多。开始只是因为他的师妹被别人看中，他就被仇人打入死牢，用铁链穿了琵琶骨。后来在死牢中又被丁典误认为是奸细，天天受毒打，打得他上吊自尽，又被丁典以神照功救活。后来，狄云逃出监狱与仇人格斗时，几乎与对方同归于尽，醒来已在长江边的一只小船上，船漂到一个破庙，他因为无意中误穿了恶僧宝象的僧袍，又被水笙误当作坏人，纵马踹断了一条腿。后来在川藏边界的一座大雪山中，狄云与仇人、恶人展开一场殊死恶战，这是金庸小说中场面最激烈、最惊心动魄的恶战。金庸写狄云这个人物，不仅肉体受无情的摧残，而且精神受巨大的创伤，其内心创痕之深，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为什么？因为其人与生俱来的命，就是一个摆脱不了的“恶”。换句话说，小说的全部情节就建立在狄云被世人视为“恶人”的基础上。狄云最为可贵之处在于，尽管如此，他不行恶，为了洗清自己蒙上的罪名而奋斗不止，象征着中国儒者被厚诬、被符咒也决不放弃行善的本色。可杀而不可辱的人格精神，是刚健生命的精神源头，也正是在最艰难的困境中依然保持人性的高贵和生命的正气。

六、中国文化的天地良心

中国哲学家说的“天理”和中国老百姓说的“天地良心”，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历史中的理性精神，人性中的理性精神。而最大的“理”，贯穿历史、宇宙、人生的“理”，就是“善”。金庸小说为什么久读不衰？为什么上至教授学者，下至引车卖浆者流，皆喜读其书？因为金庸总是在讲一个最古老的故事，讲一个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传诵的故事，那就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善良终将战胜残暴，干戈终将化为玉帛，人性终将归于天理。这是金庸小说的大气象、大境界，在这里，有无限的庄严、无限的美，有一种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美。这是金庸小说通向中国文化心灵深处的精神命脉。

金庸小说不是为打而打，为杀而杀，为武功而武功。透过江湖上的血雨腥风，武林中的恩恩怨怨，背后总是看得见人类的道德心情，历史的理性之光。金庸小说写人性的恶，也写到了极致，但是我们并不会感到他是在展览丑恶、渲染暴力。人性的恶，恰恰反衬了人性的善的可贵。如果仅仅是以情节的离奇惊险、场面的刺激感官为目的，金庸小说是不会如此使人血脉偾张、如此回肠荡气。从大处说，它满足了读者更为深层的道德感、正义感和做人的尊严感。所以我们会觉得有一种真正的穿透力，透过感官的震荡，直达人性深层的感动。

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曹操其人，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乃是一奸雄、小人。而金庸笔下的人物，则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无论遭遇怎样悲惨的折磨，无论遭受世人如何的误解，绝不会改变内心所秉持的道德精神和做人的正直态度。如郭靖、黄蓉、令狐冲、张无忌、狄云、胡斐、苗人凤、段誉、虚竹……几乎没有不被人误会为恶人的，几乎没有不被投入兽性的环境中的，但是他们的生命没有往下沉沦、往下飘坠，可以用古人的“择善固执”一语，来概括所有大侠的人性精神。人们往往用“择善固执”来形容屈原，而金庸笔下的人物，就令人想到屈原，都是那样的孤愤耿介，那样的孤苦无告，那样的举世非之而九死不悔。屈骚的精神，也就是择善固执、九死不悔的精神，这应当是金庸小说所追求的壮美的源头。孔子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什么？只因为要对得起自己的天地良心。

同时，读金庸小说，又往往令人联想到佛家的大慈悲心、大悲愿心。不是自利的小乘，而是普渡众生的大乘佛学。我认为，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与儒家人性善的精神是相通的，所以金庸笔下的高僧，都具有真正第一流的境界，与儒家圣贤的境界潜潜相通。比如《天龙八部》中的虚竹和尚，公认是金庸小说中心地最纯良、纯美的一个小和尚。他没有一点机心，却有无限的同情心。在各种生死关头，从不想到自己的性命，只想到救人，在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面前，也迂腐地讲不能杀生的道理。正因为心地善良，他得到了他本不想得到的一切。比如为了救走火入魔的段延庆，虚竹出手捣乱棋局，却解开了玲珑棋局，从而得到逍遥派掌门人无崖子一生的功力，成为逍遥派的掌门人；为了在众人面前救出一个可怜的小女孩，他不顾性命，背起这小女孩翻山越岭，谁知这小女孩竟是天山童姥，他因此而得天山童姥传授武功秘诀。又比如说《笑傲江湖》中的方证大师，是一位慈悲为怀、宽厚待人的长者，连魔教枭雄也佩服他是真正的武林领袖。再比如说《神雕侠侣》中的一灯法师，甘冒武功全失、终生残疾的凶险，以毕生功力救治垂危的黄蓉，可以说体现了佛经中“割肉贸鸽”的慈悲精神。裘千仞是一灯大师的宿敌，早年为个人野心所驱，入大理国王宫行凶，造成一灯大师终身不幸，但当裘千仞在华山顶走投无路被迫跳崖之时，一灯却出手挽救了裘千仞。事后，裘千仞皈依一灯大师座下为僧，法号慈恩，但由于尘缘未尽，凶气难除，他屡犯佛门戒律，有一次终于向他的恩师痛下杀手。一灯大师甘愿以血肉之躯，承受铁掌重击，重伤呕血之后，又将裘千仞点化，使他终成正果。这真可谓佛经中所说的“舍身饲虎”的精神。另一个“舍身饲虎”的高僧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少林寺方丈空见法师，他点化谢逊的故事成为金庸小说中一个动人的经典段落。谢逊28岁时，师父假装喝醉了酒，奸污了他的妻子，杀了他的全家，从此谢逊就走上了愤世嫉俗、滥杀无辜的道路。因为在江湖上杀人过多，他成为十恶不赦的大魔头。少林寺高僧空见为了解救江湖上的灾难，找到谢逊劝说。谢逊说：“你如果真能承受我三掌，我宁愿出家少林寺，拜你为师。”空见法师宁愿以一己之身，换取天下人的幸福与安宁。在接住谢逊的三掌之后，成为废人。而谢逊终于成为少林寺僧徒，后来终日听高僧说法，回首往事，由悔恨而得彻悟。

金庸小说中人性向善的其他表现还有：恶人的性格发展方向，不少是趋向善，注重人物性格发展中“良心的发现”，譬如谢逊听见殷素素临盆时婴儿啼哭声，唤醒良知；突出表现女性的心地善良，譬如《笑傲江湖》中的仪琳与令狐冲，《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与杨过，《飞狐外传》中的胡一刀与其夫人等。女性的爱情在这里也都具有超乎男女之情的崇高意涵：或是默默忍受一切、冥冥中期企对方的幸福为最大幸福，不以得到与占有为最终目的；或是以十几年甚而毕其一生的痴恋、畸恋，来证明人类情感世界所真正具有的无限、深广。 这些从文化精神上说，都通往中国儒家人性精神深刻的要义，即人性善的根本义谛。

七、中国伦理的友道之美

读《笑傲江湖》中刘正风与曲洋的故事，不禁让人联想到六朝时一篇小说《广陵散》。小说描写一个深夜里，晋代名士嵇康，一个人在沉寂的荒郊野外，偶然和一个提着自己头颅的鬼魂相遇。这个鬼魂是数千年前死于非命的古代音乐家，由于喜欢嵇康的乐曲，他不顾“形体残毁”，真诚相见。于是，一个生人和一个断头鬼在一片茫茫夜色之中，促膝谈心，论琴讲艺，志趣投合，完全不以异类为非。就在两人如此情真意笃的友情之中，这个古人鬼魂将自己数千年来从未传授的千古名曲《广陵散》传给了嵇康。这篇小说，奇特怪诞，作者仅用了三百多字，写孤夜，写荒郊，写鬼魂，写琴声，描出一幅清冷、古朴、奇幻的意境。在这意境之中，完全是毫无遮掩的灵心的相通和人性的照面。可以说，这篇小说之所以营造出旷野孤魂的意境，是为了剥去一切世俗的社会价值和一切人为的外在规定，在一种完全的心与心的相通之中，完成人性的崇高之美。这篇小说久负盛名，成为中国文学中最优美的经典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广陵散》这支音乐，已经亡佚了，但这种人性精神的美，却似乎从未亡佚过。《笑傲江湖》中的同名乐曲，不正是可以作为《广陵散》的化身吗？刘正风与曲洋，一个是正派的高手，一个是魔教中的四大长老之一，因为音乐，他们成为生死不渝的知音。正是心灵与心灵的相通，超越了一切正邪界限，一切宗派的偏见。刘正风说：“言语文字可以撒谎作伪，琴瑟之音却是心声，万万装不得假。”通过琴瑟之音的沟通与倾诉，达到心心相许的境界，这正是《广陵散》的真精神。刘正风被五岳剑派迫害得家破人亡，依然认定：“此辈俗人，怎懂得你我以音律相交的高情雅致？”最后，二人均受致命之伤，却置性命生死于度外，于衡山脚下一座悬崖边上，一个吹箫，一个弹琴，合奏《笑傲江湖》一曲，二人各尽平生怀抱，曲终握手双双跳崖而死。古罗马美学家朗吉努斯认为，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笑傲江湖》通篇充满着、回荡着这种伟大心灵的回声，我以为这是金庸小说中最震撼人心、最美，又通往中国文化精神的场面之一。

文学作品的欣赏，当依据一个整体模式，简言之，即历史—社会—个人的连续有机体。历史过程包括文学体裁与母题的历史重建及其嬗变过程；社会过程包括文学的社会支援机构，对文学的态度、趣味和信念，传播途径与场合，文学教育与训练等，总之是指社会架构、文化精神、时代心理与文学的关系；个人的过程则指个人的创造、体验与接受的个性化因素及其认识结构。这三个过程是辨证有机双向的不孤立的关系。

如果从这个模式看，金庸的成功当然是全方位的，但重心却不在后一环节，也不在前一环节，而在中间环节。他充分满足了他所在那个社会的精神渴求：文与武、权与道、情与理、恩与仇、雅与俗、革命与不革命、政治与文学、民族复兴、文化自信……从场合到时段、从底层到精英、从思潮到潜意识心理深处。

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作为文化符号的金庸小说现象，是怎样与他的社会产生一种亲和力，起到一种纽带和脐带的功能，一种“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的作用，这就是本文的主题—— 一种超越并包含命缘、地缘、血缘、时代因缘在内的更重要的缘：“文化亲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