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祥

(江苏省委 党史工办，江苏南京210036)

一、题引

王国维的七言古诗《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以下简称“送行诗”)，是其归国翌年(1917)写赠来上海访学的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1866—1934)的，其起句“安期先生来何许”，以古代神仙“安期先生”称许内藤，足以引发读者联想到李白落笔即以“仙人东方子”(1)按：东方朔。破题写赠行程数千里来访的魏万五言古诗《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李白的“落帆金华岸，赤松若可招”，热赞相传于金华赤松涧得道成仙的赤松子；而王诗的“赤松洪崖为伴侣”，则径自让“赤松子”做了内藤的“游伴”。有所差异者，李白诗题有“并序”——所谓“序”，殆即该诗之写作缘起；(2)李白诗《序》曰：“王屋山人魏万，云自嵩松沿吴相访，数千里不遇，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后于广陵相见。美其爱文好古，浪迹方外，因述其行而赠是诗。”见《全唐诗录》卷二十一。而王国维则删除了加长版的原有诗题。兹将载于《观堂集林》的“送行诗”转录如下：

安期先生来何许？赤松洪崖为伴侣，蹴踏鹿卢龙与虎。西来长揖八神主，翩然游戏始齐鲁。陟登泰山睨梁父，摩挲秦碑溯三五。上有无怀所封土，七十二王文字古。横厉泗水拜尼甫，千年礼器今在不？雷洗觞觚爵鹿柤，豆笾钟磐琴瑟鼓。何所当年矍相圃？南下彭城过梁楚，飙轮直邸黄歇浦。回车陋巷叩蓬户，袖中一卷钜如股。《尚书》源出晋秘府，天宝改字笑莽卤。媵以《玉篇》廿三部，初唐书迹凤鸾翥。玉案金刀安足数，何以报之愧郑纻。送君西行极汉浒，游目洞庭见娥女。北辕易水修且阻，困民之国因殷土。商侯治河此胥宇，洒沉澹灾功微禹。王亥嗣作殷高祖，服牛千载德施普。击床何怒逢牧竖，河伯终为上甲辅。中兴大业迈乘杜，三十六叶承天序。有易不宁终安补，我读《天问》识其语，《竹书》谰言付一炬。多君前后相邪许，太丘沦鼎一朝举。君今渡河绝漳滏，眼见殷民常黼冔。归去便将阙史补，明岁寻君道山府，如瓜大枣傥乞与。我所思兮衡漳渚！(3)“送行诗”初刊于1923年王国维手定之《观堂集林》(二十卷本)卷十九，后编入《遗书》本《观堂集林》卷二十四。标点则为笔者拟加，盖古风有异于律绝，自1980年代以来，各家编录此诗，标点非尽一致，实缘于对诗句解悟不同耳。

在笔者所撰的《王国维年谱》中，为《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加按语云：

此诗原题《湖南先生壮游赤县，自齐鲁南来，访余海上，出赠唐写本古文〈尚书〉残卷(景本)，赠诗志谢，并送其北行》(注：据日刊本《遗墨》)[1]203-204(4)按:所“注”日刊本《遗墨》，殆即王氏“自沉”翌年，标有日本昭和三年(1928)七月刊印之《王忠悫公遗墨》，辑集影印了包括“送内藤”诗在内的王氏遗墨20种；现有王亮作序，卷首弁“丙申仲冬月安化王氏据日本昭和三年印”本，参见《王国维先生遗墨二种》(中华书局，2017年影印)。

须作说明的是，继拙作《王国维年谱》之后面世的《王国维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长编》)亦谱入此诗题，改称为“序题”，而将题中“壮游赤县”误录为“北游赤县”；[2]236又继后面世的《王国维诗词笺注》(以下简称“王诗《笺注》”)则将“北游赤县”之“序题”改移于诗尾，亦即由“序”变成了“跋”。[3]“赤县”实即“赤县神州”之略称，“壮游”则谓其“始于齐鲁”的中国之行，任兴而游，当然也不限于南北了。

二、“送行诗”写作史事辨正

那么，王国维这首“送行诗”，究竟作于何时、因何而作？这就关涉“湖南先生”中国之行的行程、动因、抵沪时间及随行人员等，并且要追溯到赵万里的《王静安先生年谱》[4](简称“赵《谱》”)之相关论述。

先看作诗时间。影印于日刊本《遗墨》的此诗手稿，款署“丁巳十月朔，国维稿”，亦即王氏自署作于1917年11月15日。白纸黑字，无可置疑。赵《谱》中，王氏丁巳四十一岁“编年诗”内载有“《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一首”，虽无写作时间，但有对内藤来访的记述：

赵君是否亲睹王氏写赠内藤的“古风”手稿，无从揣测；惟上述《年谱长编》、王诗《笺注》，皆误“壮游”为“北游”，看来应“出典”于赵《谱》之“自北方来游”了。但其根本之误，则在于将内藤湖南与富冈谦藏之“来游上海”，合而为一；在后起的“长编”年谱内将各不相谋且先后到访的富冈、内藤“游上海”作了有悖史实的捏合。这就有必要查证现已刊布的罗振玉、王国维二人就富冈、内藤来沪的相关书信及其他史料，还原真相，予以辨正。

(一)接访富冈谦藏

实情是，富冈来沪，乃单身独行，并未绕道“北方”；富冈先于内藤到访，有罗振玉致王氏书信为证：

富冈不日赴沪，将访公。弟意似宜以酒食答之，主客各一人可耳。前请公绍介诸人，弟已各致小物，以尊名赠之矣。[5]245

(二)接访内藤湖南

王国维在沪接待“始齐鲁”的内藤湖南来访，是在1917年11月中旬，距富冈谦藏赴沪达8个月之久。这也有罗振玉致王氏书信为证：“此间寺内仍不改助段政策。昨招湖南博士往东京，闻将至我国一行，匝月而返，又一密使也(请守秘密)，不知湖南所蓄何政策。”罗氏此信作于1917年10月12日，亦即在内藤来沪前约1个月就发了“预报”，并请王国维将此信息转告“乙老”(沈曾植)，“并属勿泄可也(因湖南系密使)，因前有木堂游历之说，殆恐人注意，故改虎公”。据信后“继祖按”，有“寺内指寺内正义，时为日本首相，为政局，特遣内藤虎次郎(湖南)至中国作密探”之语。“木堂”即之后曾为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因其地位高，恐人注意，故派内藤为密探”。[5]298-299

以上所谓“为政局”，殆指该年7月1日，张勋、康有为等拥宣统帝溥仪在京复辟一事(称宣统九年)。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通电讨贼；12日，“讨逆军”占领北京，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史称“张勋复辟”或“丁巳复辟”。[11]罗信所称“助段政策”，是说日本当局支持扬言“再造共和”的段祺瑞执政(国务总理)之北洋政府。

在此，笔者就内藤湖南其人及其学术行径补述数语。被戏称为“虎公”的内藤与罗氏同龄，属虎，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他与狩野直喜、桑原骘藏并称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三巨头。但内藤并非“纯粹学者”，而是报社编辑、记者出身，曾任《大阪朝日新闻》政论记者，得以结交日本政学各界要人。内藤曾先后十次造访中国，广结新老政学名人：老者如严复、文廷式、刘鹗、沈曾植、柯劭忞、张元济等；新者如胡适、郭沫若、梁漱溟等。罗振玉、王国维的“辛亥东渡”，内藤是力邀者之一。不过，若论内藤与王氏交情，按照陈寅恪排序，“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王观堂先生挽词》)，内藤位居“第三”；而郭沫若则特别注意并引录了“送行诗”：“所谓‘多君前后相邪许，太丘沦鼎一朝举’，这更足以看出王氏的自负和对于内藤评价的分寸。”[12]事实上，内藤“游赤县”，皆有其特定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并趁机劫掠、盗取中国的古籍、文物，包括唐宋碑帖、敦煌文书、满文档案等，可谓劣迹昭昭、书不胜书。

罗氏反复嘱以“守密”“勿泄”之后，又于10月18日致信王国维，正式告知内藤行程及接访注意事项：

顷湖南来，言廿一启行，先青岛，次上海，次湘，次苏(6)按:应为“燕”。。至沪欲访公与乙老、杨子勤，并至翰怡处观《旧五代史》辑本、《宋会要》。见乙老时请告乙与(7)按:“与”前疑夺一“勿”字，当为“勿与”。大放厥词，告以真正社会情形可也。……到青岛尚须谒素、劳、刘诸君，属弟为介绍，故知之。弟意渠欲知宗、革、政三方情形，故弟甚愿乙能多方破其迷也。[5]301

信中嘱托王国维，“渠在沪，请公为介绍一切”，并且强调，“此君到沪，请与乙商，宜借学问为名周旋之，不可冷淡为宜，渠讳言政府所派，谓不可舐破”。[5]301

好一个“舐”字！内藤既为“密探”，或者说高级文化特务，最忌被说破露真；之所以特嘱“乙老”(沈曾植)对内藤“不可冷淡”，因为此公于“复辟”中“受职学部尚书”，故甚怕他会“大放厥词”而得罪了“助段”反“复辟”的日本当局“密使”啊！

然而，“游”兴至高的内藤，“偏何姗姗其来迟”呢？王国维乃以“南下彭城过梁楚，飙轮直邸黄歇浦”咏其“南下”行踪，盖“邸”者，抵也，古通用；“飙轮”当取意于梁·沈约“因戒倦轮飘，习障从尘染”(《八关斋》诗)之“轮飘”，喻飞驰于津浦线的火车；“黄歇浦”者，上海也，相传黄浦江乃战国时楚相春申君黄歇开凿，故又名“春申浦”，上海简称“申”，殆亦自此而来。[13]11月8日，内藤抵沪当天，王国维致书罗氏，告以“今日湖南博士来此”，云：

渠等自青岛行登泰山，谒孔林，济南、金陵又复小住，故至今日始到。在青晤素、潜二公并严先生(8)按:罗继祖注：严先生指肃亲王。。惟韧老，在青时人言返曲阜，至曲阜又云在青，故未及见。……今日同往访逊老(9)按:乙、逊，均指沈曾植。，但谈学问，不及他事。明日往刘翰怡观书，后日逊约晚餐，当可畅谈。[6]311

是日，王国维为内藤往访又致书刘承干(翰怡)，转录如下：

旧友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博士(虎次郎)顷以调查学术至沪，与其弟子、议员高桥君及稻叶君俱。内藤君系日本汉学大家，稻叶君亦专门研究本朝(10)按:指清朝。史事者，久仰收藏之富，欲一观插架。拟于明日午后三四时奉诣，乞为介绍。[14]

这样，内藤湖南及其随员一行三人，于11月8日抵沪，王国维则忙着写信介绍、陪同访学等，至11月15日写赠“送行诗”，前后接访耗时，亦当一周。

(三)完全“离谱”的添改

然而，在《年谱长编》内，内藤湖南来沪，原为“三人行”，却被添加为四人；访期本在11月，却被改成3月——所谓“年谱长编”，这就完全“离谱”了。

谨按：何谓内藤来沪“三人行”？既有王国维致刘书信为证，更可佐之罗振玉预报内藤“廿一启行”的致王书信，告以“从行者为稻叶君山，又一代议士”，[5]302“又一”者，殆即王氏致罗书信中所说“议员高桥”，而《年谱长编》却作了如下“介绍”：

日本友人内藤虎次郎及高桥、稻叶、富冈谦藏等来上海，先生介绍内藤博士等与刘翰怡相见。[2]202-203

显然，如此“介绍”，只是为了将内藤与富冈的上海之“游”捏合在一道，故在王国维“介绍内藤”与刘承干(翰怡)相见的书信内添加富冈谦藏，使之做了“从行”者。不惟如此，王国维这封“介绍内藤等”与刘相见的书信，落款“廿四日下午七时”，未署年、月，参证罗、王书信，可确证为丁巳九月廿四日(1917年11月8日)；[14]482而《年谱长编》却标为“二月二十四日(3月17日)”，以使之与王氏款署“闰月朔日”(11)按:丁巳闰二月，即1917年3月23日。告知“富冈君到后”的致罗书信日期相衔接。如此擅改日期，可谓误莫大焉！

那么，以罗氏致王、(12)罗振玉致王氏书信，告知内藤行程，除上述预告“将至我国一行”“廿一启行”两信外，尚有：10月22日“湖南来，昨夕启行”(按，“昨夕”即10月21日，是可知罗氏预告之“廿一启行”，乃阳历10月21日，见《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305页)。王氏致刘书信互证，内藤来沪时间为1917年11月。此时间之确信，还可参证郑孝胥1917年11月的相关日记：

(11月9日)得长尾雨山来书及一绝句，由其友内藤虎次郎带来，友永同来访，余适出，未晤。(13)按:“永”者，殆即王国维，“永观堂”之省称。

(11月10日)晨，与大七同过东和洋行访内藤虎，客座遇张菊生。内藤号湖南，为日本名士，颇博雅，赠余玻璃板《真草千文》一册，杨惺悟跋为唐摹智永；内藤据大东寺长物所记“《右军千文》二百三行”与此相符，定为唐人摹拓右军真迹。

(11月17日)内藤虎复来访，不遇，留字而去，云：今夕赴汉口，将来可通信。[15]

郑氏以上三日所记，殆可确证内藤来沪时间为1917年11月，可补罗、王书信未及之数端：一是内藤在沪下榻于日本东和洋行，既为政府密使，其行止阔绰，自非独行讲师富冈可比；二是内藤离沪时间是在王国维作“送行诗”后两日(即11月17日)，进而可落实其在沪活动起于11月8日、讫于17日，足为10天；三是王氏“送行诗”中的“送君西行极汉浒”，盖“汉浒”者，汉江之滨，由内藤访郑“留字”，可指实其“西行”之地为汉江。

(四)完全落入了杜撰

然而，《年谱长编》于“10月26日(九月十一日)，《跋魏毋邱俭丸都山纪功刻石残卷》”称：“此日本友人内藤虎次郎所赠”“初稿手迹影印于陈乃乾所编《观堂遗墨》卷上”，并抄录了“跋说”，引录了王国维就此刻石致罗氏书信。紧接着“谱”入了“是日，又撰《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诗一首)”，并据《王忠悫公遗墨》，录入其误为“北(14)按：应为“壮”。游赤县”的“序题”，抄录了“诗说”；问题是，在内藤3月抵沪相隔近8个月之后，怎会于10月骤然“又撰”“送行诗”呢？此“送行诗”怎会与彼“刻石跋”撰于“是日”(即“同一天”)，诗跋二者，关联何在？

谨按：王国维“此魏毋邱俭纪功刻石残字”跋称：“此刻出土十余年(15)按: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即1906年。，世罕知者，日本内藤博士(虎)以此本贻余，因书其下”，款署“丁巳重阳后二日”(16)按：即1917年10月26日。，旋补书亟赞此刻“可谓人间之瑰宝”的“次日又题”，[16]并致书罗振玉云：

昨日以魏毋邱俭纪功石刻影照拓本装成，漫书其上，得千字，将来可修改为一跋。此刻可贵乃至无可比拟，不知原石在何处？或已为日人得之。[6]309

王国维此信写于10月28日，介于内藤湖南启行(10月21日)至抵沪(11月8日)之间，那正是内藤“翩然游戏”齐鲁，兴致昂然登泰山、谒孔庙之际啊！由此书信，可知内藤“以此本贻余”之“此本”，殆即“影照拓本”。“贻”者，赠送，但不必当面赠送。而王氏送内藤诗手稿原题则谓“访余海上，出赠唐写本古文《尚书》残卷(景本)”。盖“出赠”者，“见面礼”之谓也，亦即当面赠送。然则，“石刻影照拓本”既装裱题跋于内藤来沪之前，则其“贻余”必当更前于“访余海上”；且内藤“访余”面赠者为“影照”的唐写本古文《尚书》残卷，与此“石刻影照拓本”，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尚须说明的是，王国维自言“修改为一跋”的这篇跋文，不是“略加修改”，而是充实重写(17)按:删除了“日本内藤博士(虎)以此本贻余”。，凡千七百余言，以《北史》《魏志》所记与此刻石残字互证，足显其为埋藏地下的宝贵文献，故深为原石可能佚散海外、“已为日人得之”而欷歔不已。[17]《年谱长编》抄录“跋说”，则是录“遗墨手迹”之“题”，而抄王氏改定之跋；同样，其抄录“诗说”，乃录“遗墨序题”，而抄王氏改定之诗，这样随意以“跋”配“诗”，搭抄诗文，实乃“随编”。尤其是，《年谱长编》将王国维“漫书”于“残石拓本”下的跋文手稿所署“丁巳重阳后二日”及书赠内藤湖南的“送行诗”手稿所署“丁巳十月朔”概予删除，揆其所以留头(题)斩尾(落款)，盖为掩没真实的写作时间；所谓“是日，又撰《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就成了杜撰！“长编”于其杜撰的“是日”条下，特加按语，照录如下：

[按]《王谱》系此条于11月15日，疑误。[2]236

此处还有一点要说一下：在《年谱长编》内，凡引录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者，多标以《赵谱》；然则，此“《王谱》”究指何谱？谛审“系此条于11月15日”，殆指拙撰《王国维年谱》所谱“纪功残石跋”，实录王氏原署“重阳后二日”(10月26日)；“海上送内藤”诗则为该月(即十月)朔日(11月15日)，[1]203亦即悉据王氏落款所署月日；“长编”所谓“疑误”，实乃自行坐实了其所谱“是日(即10月26日)又撰”之王氏作诗时间纯系杜撰。

三、“送行诗”赏读及史事辨正

那么，应该怎样赏读王国维的这首“送行诗”？有的王诗“笺注”称：1917年3月，内藤“携其弟子高桥、稻叶与富冈谦藏来华作学术考察”，由青岛上岸，经山东、江苏至上海；10月，“内藤复北游，静安赋此诗赠别”，并评述其诗称“诗中想象内藤在中国的游踪所见，并感谢其到访送礼。后半段议论殷代古史，可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同读。”[3]显然，“笺”中内藤“来华”之人员、时间等，悉数照搬了《年谱长编》的记述，而以“复北游”加以链接；这样，“复北游”就成了“关键词”!问题是，内藤“3月来华”，何能流连忘返、延宕至10月“复北游”？显然是欲借此“关键词”来弥缝自3月至10月的“时间差”，以使之“笺假成真”，结果却是与“内藤来华”真相愈“笺”而愈远。所以，有必要围绕“送别诗”文本，辨明王氏为内藤之行赋诗之真意。

(一)“送行诗”之诗题与文本

王国维的这首“送行诗”，曾被编入了最新刊布的致沈曾植书信中，不妨全文照录，以存其真：

日本内藤博士(虎次郎)漫游赤县，自齐鲁南来，访余海上，出赠唐写本古文《尚书》景本，欢然道故。复将泝江西行，遵陆北上。赋诗志谢，并送其行。录呈东轩先生大人削正。 国维[7]67

谨按：这封书信标为《致沈曾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并有题注称：“此札后附《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诗，该诗手稿自注作于‘丁巳十月朔’。原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这表明，王国维确以“录呈”以求“削正”的方式，将此诗抄寄沈曾植(东轩)，惟署大名“国维”而未具时日，故其“录呈”时间，非必“自注”作诗之日——这是应予说明的。但更有甚者，还在“赋诗志谢，并送其行”所加的注语：

此后附王国维《海上送内藤博士》诗，文字与《观堂集林》本及日本博文堂版《王忠悫公遗墨》影印件颇有不同，因未得全帙而省略。[7]67

请注意此处的“未得全帙”！所说“未得”，指王诗“全帙”已佚，抑或“藏”方未肯出示王诗手稿？如属后者，乃为学术资源垄断，责在藏者；如因全诗佚散不全而“省略”，实为学术失责。须知：王氏之作，如同其论清真“诗之存者，一鳞片爪，俱有足观”，[18]怎可任意“省”而“略”之？实则，王国维“录呈”沈氏者，乃是诗题，合之以“后附”者，殆为“送行诗”全璧，不可任意“省略”。

不过，如同李白写赠“王屋山人魏万”的“送行诗”原题(即“并序”)“云自嵩宋沿吴相访，数千里不遇”，又有“云自嵩历兖，游梁入吴，计程三千里”的“义同文异”之“另题(序)”；[19]王国维写赠内藤与“录呈”沈氏，亦一诗而二题，非惟“义同”，且可异文互补。一是称名的不同：前者写赠本人，故讳其名而尊以“湖南先生”；后者则直书“虎次郎”本名，并标示其为“博士”的学者身份。二是中国之行的称谓：前者称曰 “壮游赤县”——盖“壮游”者，怀壮志以远行，这当然是对负有“政治调查”使命的“国家级密使”(实即为文化特务)内藤之行的显扬；后者则称“漫游”，亦即无拘无束、任意而游，正是因为以“学术访问”掩饰“政府所派”的真实身份，并补以“欢然道故”——所谓“欢”者，表示老友相聚，谈学话旧，当然无关罗氏书信中所言的“宗、革、政”了。“录呈”诗题中更增添了内藤自上海“泝江西行，遵陆北上”——“泝”为“溯”之异体；“西行”就是乘船坐江轮逆水而上；“遵陆”则是自汉口循铁路北上。罗振玉致王氏书信中曾多次转告“次湘、次燕”的行程，即离沪后去长沙、 到北京。看来，内藤原有“到湘欲谒王葵老(18)按：王先谦。”的“预设”，终因奉命出使、“匝月而返”的政府指令而取消，王国维曾释甲骨文 “旬”字，说“殷人盖以自甲至癸为一旬”。(19)即十日为旬。[20]“匝”者，环绕一周曰一匝，“匝月”殆即自朔(初一日)至晦(月之最后一日)整一月；准此，可知其“录呈”沈氏“送行诗”题所标示之南来、西行、北上，不惟“路线准确”，且按“线”计“时”，其“匝”虽破而时差不会过大，当然更不可能有前后相距七八个月的“南来”“复北”了！

通过赏读并试析误录为书信的“送行诗”题，进而由上述“省略”的诗注，展现了王氏“送行诗”文本有三：一是王国维改定并编入《观堂集林》之定稿本；二是王氏“自沉”次年(1928)影印于日刊本《遗墨》的题赠内藤本人之手稿，这是原初的手稿本；三是录呈沈曾植的修改本。

趁此，吁请收藏者，无论此修改本是否“全帙”，都是王国维研究的至关紧要的学术资源，切莫“省略”。

(二)西来南下沪相会，《玉篇》书迹想初唐

“西来南下沪相会，《玉篇》书迹想初唐”，这应该是王国维这首“送行诗”的第一乐章，谨再录原诗以为赏析：

安期先生来何许？赤松洪崖为伴侣，蹴踏鹿卢龙与虎。西来长揖八神主，翩然游戏始齐鲁。陟登泰山睨梁父，摩挲秦碑溯三五。上有无怀所封土，七十二王文字古。横厉泗水拜尼甫，千年礼器今在不？雷洗觞觚爵鹿柤，豆笾钟磐琴瑟鼓。何所当年瞿相圃？南下彭城过梁楚，飙轮直邸黄歇浦。回车陋巷叩蓬户，袖中一卷钜如股。《尚书》源出晋秘府，天宝改字笑莽卤。媵以《玉篇》廿三部，初唐书迹凤鸾翥。玉案金刀安足数，何以报之愧郑纻。

谨按：诗以“安期先生”起兴，落笔就把我们带入了“谪仙人”李白神游的仙境。盖“安期”即安期生，古称“老而不死曰仙”(《释名》)，安期号称“千岁公”，是“秦皇汉武”心目中的“老神仙”：秦始皇与之促膝谈心三昼夜，“赐金璧数万”，他却悄然遁入了蓬莱山下；[21]汉武帝闻“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急欲见面不可得，故司马迁赞他“合则见人，不合则隐”。[22]还有“洪崖与松子，乘羽就周王(20)按:周穆王。”(陈·阴铿《咏得神仙诗》)，而王国维则从郭璞的《游仙诗》请来寿千岁、“炼五石”的安期先生，更让“赤松(21)按:“神农时雨师”。临上游”“右拍洪崖肩”，结伴随行，这又是何等壮观！

当然，以“安期先生”指称内藤湖南，只是托喻“来何许”？传说，渤海中有“三神山”：蓬莱、方丈(22)按:亦作方壶。、瀛洲；日本旧称东瀛，赴日曰“东渡”，则化身为安期的内藤自日来华，当然是“西来”，而非“北游”。他“南下彭城过梁楚”，“彭城”殆即徐州，“梁楚”实指开封，古称大梁，都是兵家必争的重镇。“丁巳复辟”时，张勋就是在徐州召集军政要员议定率“辫子军”北上的；而内藤正是在这样的“翩然而游”中探取军政情报，上海又成了他“壮游”(或“漫游”)的中转站。

实际上，王国维早年曾引进近代西方美学理论中的“游戏论”，以文学为“游戏的事业”，认为“诗人视一切为外物，皆游戏的材料也”。[23]王国维的这首“送行诗”，思接千载，驰骋笔墨，写内藤之游“始齐鲁”，而行起“蹴踏”，则语出《维摩经·不思议品》，云：

凡夫下劣，无有力势，不能如是逼迫菩萨。譬如龙象蹴踏，非驴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智慧方便之门。(23)见《维摩诘所说经》卷中之《不思议品》。

值得注意的是，“蹴踏”一语，手稿作“三蹻”，语出《抱朴子·杂应》，云：

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游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龙蹻，二曰虎蹻，三曰鹿卢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则以一时思之；若昼夜十二时思之，则可以一日一夕行万二千里。[24]

就这样，王国维以“游戏”的笔触，取佛典、道经，挥洒自如地实现了释、道二家的“无缝对接”。盖“蹻”，即后起通行的“跷”之本字。实则，被道家说得玄之又玄的“三蹻”，原是“我本江南人”的王国维早岁亲历的江南乡间庙会中高难的游乐节目“踏高跷”。

当然，游戏还只是开头。“秦皇汉武”显扬其大一统的泰山封禅之举，那是何等威严赫然？而诗以“睨梁父”一语尽之，又是何等轻巧！？“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梁父(亦作梁甫)不就是泰山下一个小山包么？诸葛亮在他的曾为泰山郡丞的老父过世后，常以《楚调曲》吟唱《梁甫吟》，凄苍悲凉，至今仍是其山东老家(原籍沂南县)乡亲们乐道的传说。[25]

当然，太史公笔下之封禅，还不止于此，且看：

秦穆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22]206

无怀原是伏(虑)羲、神农的前辈。是故，“摩挲秦碑溯三五”，追溯三王五帝，“上有无怀所封土，七十二王(24)按:手稿作 “七十二家”。文字古”，“无怀”才是“七十二王”之首。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笺注”王诗，引《管子·封禅》房玄龄注 “云云山在梁父东”，摒弃《史记·封禅书》，而径引《管子·封禅》之“管子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3]252不知房玄龄在注《管子》时，于《封禅》特加题注云：

元篇亡。今以司马迁《封禅书》所载管子言以补之。(25)见《管子》卷十六之《封禅》。按，“《管子》注出房玄龄(或云出唐国子博士尹知章)”，见戴望的《管子校正凡例》，引自《诸子集成》(五)(中华书局，1954年版)。

经笔者查对，《管子·封禅》起自“桓公既霸”、讫于“于是桓公乃止”，一字不漏，悉数抄录“司马迁《封禅书》所载管子言”。而弃《史记》而改引《管子》，实属妄笺、谬注，应予勘正。

内藤一行自齐入鲁登泰山，敬神之后就来到曲阜尊孔拜仲尼。孔子曾夸口“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论语·卫灵公》)，王国维就仿“昔仲尼，师项橐”的《三字经》之“匏土革”“乃八音”体例，以更为轻快的游戏之笔，从立于孔庙的礼器碑文精妙的汉隶中拈出“雷洗豆笾，钟磐鼓瑟”等十数字，(26)见《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立，隶书，16行，被誉为汉隶精品。不由得使我们遥想这位老夫子当年“祭神如神在”的那种虔诚。诗又云：“何所当年瞿相圃？”史称“孔子射于瞿相之圃”，郑玄注：“瞿相，地名也。”(27)按:其地在兖州曲阜县南三十里。那么，何谓“圃”？郑失注。孔颖达疏其音读。孔子则自谓“吾不如老圃”(《论语·子路》)，盖以“老圃”指称种菜老农：“圃”者，专指菜园，泛指园子。《诗经》有“九月筑场圃”(《豳风·七月》)，是其谓也。而孔子“游于艺”(《论语·述而》)，“圃”应该是教授诸生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学园，并且设有“靶场”，进行“实弹演习”；孔老夫子曾亲自操演自己的强项——射箭，成为轰动一时的游艺新闻！2500余年过去了，而“观者如堵”，至今仍是鲜活如新的成语。

以上说的是，内藤西来南下，终于到了上海，王国维收受了其“见面礼”——唐写古文《尚书》残卷(影本)，并且依然用游戏笔墨咏之：“天宝改字笑莽卤。”所说“改字”，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有论述如下：

若唐玄宗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乃以当时俗书改隶书，与汉时今文不同。《文献通考》曰：汉之所谓古文者科斗文，今文者隶书也；唐之所谓古文者隶书，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27]

谨按：手稿作“开元开(天)宝笑莽卤”，殆指唐玄宗之二次“诏改”。开元十四年(726)，玄宗以《洪范》“无偏无颇”声不协为由，诏改其为“无偏无陂”；天宝三年(744)，又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28)见《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之《今文尚书》十三卷注文。而《文献通考》则概之曰：“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 又颇改其辞，如旧‘无颇’，今改‘无陂’之类是也。”(29)见《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经籍》四：《尚书注》“晁氏曰”。然则，被称为“明皇”实乃昏君的李隆基之“莽卤”，岂仅对《尚书》古文之“不喜”“颇改”？按照鼎堂郭氏生前所遗书中描述，开天之际，文恬武嬉，以致“铠甲兵器都锈坏了”，安禄山一朝叛乱，“盛唐”顷刻“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李白《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韦良宰》)“诗仙”之哀，岂夸大哉！[28]

这就无怪乎王国维要“千秋郅治想贞观”(《题敦煌所出唐人杂诗六首》之五)，并且要借“媵以《玉篇》廿三部”的内藤陪送之礼，热赞“初唐书迹凤鸾翥”了。对此，罗振玉影印此书残卷跋中云：

原本《玉篇》残卷，起言部讫幸部，日本田中伯(先显)所藏，今赠早稻田大学文库。遵义黎氏已刊入《古逸丛书》中。乙卯秋，予始因小川简斋翁，得见原本，展卷不数行，已惊其书法之劲妙，洵出初唐人之手……知黎氏乃展转传摹上木，未得见原本也……黎本虽改字，然皆精确。予尝语吾友内藤博士，谓黎本与原本当并行，以资互证，且应存唐贤妙迹，博士韪之。[29]

谨按：《玉篇》，梁·顾野王编撰，成书于梁武帝大同九年(543)，是现存第一部楷书字典。今本《玉篇》共30卷，采用《说文》部首，凡542部，实有22 000余字。罗《跋》所说“遵义黎氏”即黎庶昌，清光绪年间出使日本，曾以其所见《玉篇零卷》言部至幸部共23部为一卷，即原书第九卷，印入《古逸丛书》。[30]书法“劲妙”，显示了唐开国之初国势威武的气象。为让读者感知日本“《玉篇》零卷”与“今本《玉篇》”之差异，兹录举“言”部“谦”字说解于文后(参见附录二)。至于“唐贤妙迹”，诗既以“金刀”“玉案”喻其贵重，又借“愧郑纻”答谢，不复赘述。

(三)西行北上寻殷土，怀商思禹谱写王亥颂

内藤一行离沪西行，这是王国维“送行诗”的第二乐章，实乃由“序曲”而转入了正题：送行。先转录原诗如下：

送君西行极汉浒，游目洞庭见娥女。北辕易水修且阻，困民之国因殷土。商侯治河此胥宇，洒尘澹灾功微禹。王亥嗣作殷高祖，服牛千载德施普。击床何怒逢牧竖，河伯终为上甲辅。中兴大业迈乘杜，三十六叶承天序。

谨按：王国维以诗“送君西行”，行向何方？内藤启行前夕，罗振玉即书告王氏：“湖南博士行程，先鲁，次湘，然后入燕。”[5]304而其实际行程，如前所述，因受“匝月而返”的“密使”使命制约，“泝江西行，遵陆北上”，到了汉口就转道向北，并无“入湘”之行。而诗云“送君西行极汉浒，游目洞庭见娥女”，却依然循着“入湘”路线而行。盖“游目”出《离骚》“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而“娥女”则为娥皇、女英之“合名”。实则，“游目洞庭”，乃是王国维以屈原“《九歌》之曲”中的《湘君》《湘夫人》奏其“送行”乐章的最为精彩的神来之笔。“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这是《湘君》中的名句，郭译“飞龙”为“龙舟”，[31]259倒恰可与“蹴踏”“龙蹻”对应；郭释“君”字云“古人女子亦称君，如寡小君、湘君即其例”，[31]274甚确。而《湘君》之“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人间词话》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30)见《〈人间词话〉手稿之四三》，参见陈鸿祥编著的《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210)。殆即拈出于此。那“留兮中洲”之人为谁？王逸注云：

尧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从而不反，道死于沅、湘之中，因为湘夫人也。所留，盖谓此二女。(31)见《文选》卷三二之《湘君》《湘夫人》，王逸注。按，以下引文，具出此二篇注语，特予说明。

并且注明：“要眇，好貌也；修，饰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饰也。”又于《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注云：

帝子，谓尧女也；降，下也。言尧二女：娥皇、女英，随帝不反，墮于湘水之渚，因为湘夫人。

复于“目眇眇兮愁予”加注：“眇眇，好貌也”，“尧二女仪德美好，眇然绝异，又配帝舜，而乃没命水中”。值得注意的是，《湘君》《湘夫人》具以“聊逍遥兮容与”结尾，注称“逍遥、游戏”，又谓“聊逍遥”“聊且游戏”。面“送行诗”以内藤赤县之游为“始齐鲁”的“翩然游戏”，或即取意于此欤！

还须指出，王逸以“湘君”为湘水之神，而“湘夫人”为娥皇、女英；刘向则以娥皇、女英为“湘君”(《列女传》卷一《母仪》)；在其他古籍中又有“湘妃”“湘陵妃子”“湘娥”诸名。此盖神话传说，各持所见，各逞其说。看来，王国维是比较倾向于《楚辞》王注，“娥(皇)女(英)”者，湘夫人也，实乃传颂千秋的中华女神！于是，“驾飞龙兮北征”，驰骋想象的“北征”与“北辕易水”的“入燕”接轨，并且进入了另一个神话世界——《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困民之国”：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郭璞注云：

《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32)见《山海经》第十四《大荒东经》之《郭璞传》。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之《王亥》章，移录了“《大荒东经》曰‘有困民国’”的全段记述及郭注全文，云：

此《竹书纪年》真本，郭氏隐括之如此。[32]

王国维何以如此无保留地赞赏郭氏“隐括”(非原文)之“真本《竹书》”？因为被称为“汲冢书”的《竹书纪年》出土于晋太康二年(281)，(33)《晋书·束晳传》记晋太康二年(281)“竹简十数车”，盗发于汲郡(今河南省汲县)魏王古墓中，而杜预的《寿秋左传集注》则谓“晋咸宁五年”(279)。王国维赞“汲冢书”乃殷墟甲骨文字出土以前的最大考古发现之一，并据清代学者朱右曾所辑《汲冢纪年存真》，参校群书，撰《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而郭璞(276—324)生当其时，适可见“真本”；而被列为“神仙”的郭璞，虽以创制《游仙》诗著称，却非“老而不死”；他以卜筮谏阻“镇南州，欲谋大逆”的王敦而被杀，(34)《太平广记》卷十三，引录《神仙传·郭璞》。尚未及“五十之年”耳。他周识博闻，除了注释《山海经》之外，所注《尔雅》也很有名，并被刊入《十三经注疏》，王国维曾引“《尔雅》郭注”之“逖”“逷”异文同义，以考定《天问》“有狄亦即有易也”，即其一例。此当须说明者一。那么，“北辕易水”与“困民之国”，又有何关联？盖易水，古属燕，源出今河北省易县，因燕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慷慨而唱的《易水歌》(《战国策》卷三十一之《燕》三)著称于史。王国维考“王亥毙于有易”，称“其国当在大河之北，或易水左右”，并据古书考殷商都邑，谓“殷之在河北，不在河南，则可断也”。[33]古称黄河曰“大河”，所谓“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者是也。然《山海经》所记“困民国”之“有易”，其地殆在大河之北、易水左右。此当须说明者二。其三，按照罗振玉预告，内藤湖南“先鲁后湘，然后入燕”之宗旨是作“政治调查”，其所告之“燕”指北京(旧称燕京)，“入燕”则是为探问“张勋复辟”以后之政情动态，寻访参与“复辟”的伯潜(陈宝琛)、节庵(梁鼎芬)诸人，并无所谓“考察殷墟甲骨文卜辞出土地”之类的“访学”计划。而王国维之“首先由卜辞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之“二考”及其“轰动了全学界的大论文”《殷周制度论》，(35)“二考”即《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以上“二考”“一论”之赞语，出自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不复详注。皆刊于《广仓学宭学术丛书》第二集，署“民国六年，丁巳十月编”，正值内藤湖南抵达上海之时，故其落款“丁巳十月朔日”作诗为之“送行”，非“金刀”“玉案”所能比拟的贵重礼物，即此“二考”“一论”。据最新披露的学术信息，在日本发现了王国维送给内藤湖南的“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合在一起”的“最初手稿”，称《殷周制度论》“大体就是《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结论部分”。[34]所谓“结论部分”，实即初刊于《广仓学宭学术丛书》第二集，而编入《观堂集林》“删落不遗一字”(赵万里语)之《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附著之”《余考》；[35]而王国维据初刊本对此《余考》作了逐字逐句的校改，故非为“最初手稿”，而应是精心抄录赠送内藤之“录赠稿”。愚见以为，如取以校勘初刊本，盖其学术价值亦在于此。